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三件大事———西部边陲居延汉简的发现、敦煌石窟藏经洞的洞开、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及其殷墟遗址的确定。这极大地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专家学者。他们大都是高官和富商，很能说明这一时期收藏界的特点。其中有两江总督端方、驻日公使李经方、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上海房地产巨商周湘云、山东实业家丁斡圃、交通总长叶恭绰，还有考古学家罗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于省吾、琉璃厂古玩店老板黄伯川、孙秋帆等。他们的收藏，动辄数十器、几百器，有不少是承继前辈的遗藏，而更多的是出自新出土的“新坑”。他们之间常常互通声息，赠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证，著录结集成书，互相作序、题跋，形成一个不大的却高深莫测的收藏圈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即美国传教士福开森（1866—1945），中国名福茂生，在华居留近60年，参与过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编著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被学术界视为工具书。他在收藏界广交朋友，称为“中国通”。他将别人的不少青铜器珍品卖到中国，自己的藏品却有不少留在了中国，现归南京大学收藏。

　　 本世纪上半叶的私人手里的青铜器，后来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如1890年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须皿)、克钟等共计120余件，其中克钟共有5件。克钟出土一个世纪下来，最后归入上海博物馆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1件，流入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1件，日本(艹腾)井有邻馆1件，然而此套克钟上的铭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钟上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和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所藏器为上半篇铭文，而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艹腾)井有邻馆所藏器为下半篇铭文，这就为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如器物本身与器盖分离两处，同属一组的器物分散在多处。

　　 解放初，国家鼓励收藏家捐献文物，各地建立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于是青铜器涌向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博物馆，私人收藏青铜器者成了凤毛麟角。最著名者为李鸿章五弟的一个孙子，名叫李荫轩，藏器百余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物馆。

　　 80年代国内收藏热再度兴起的时候，热的是字画、古钱、瓷器和紫砂壶，而青铜彝器却没有恢复昔日的辉煌。海外文物市场上，常有绿锈斑驳的“新坑”出现，国家不得不花大价钱再买回来。本世纪初的北京琉璃厂，一件周代铜鼎可以换一堆乾隆官窑瓷器，而现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烟壶的价格也要高于一件周代青铜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与世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关。青铜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花钱、费力、占地方不说，就是考辨真伪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来？中国台北文物研究学者、作家郭良蕙说得透彻：“也许受商业价值观影响，古物市场也不断起变化，收藏家越来越放弃艺术而以投资和增值率着眼。同样昂贵的价格，谁不愿意把玩小小的鸡缸杯，而去购买一件搬运费力的铜器？尽管罕见的三代（即夏商周）铜器乃稀世之宝，但其售价还赶不上一件清代官窑瓷器，实在可悲可叹！”这或许就是青铜器的“世纪末现象”吧。

　 青铜器最早的出土记载源于汉代，封建王朝视为瑞祥之物，将其载入史册，“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汉书·武帝记》）。和帝永元年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数尺。”不论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兴趣，此物便值了钱。到了宋代，有的青铜器物价格已高达数十万钱。大批的青铜器出土以后，不断地涌到了皇帝身边。两宋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重文轻武，嗜古器成风。宋徽宗赵佶，不仅是书画方面的行家里手，而且嗜好金石，驱使天下臣民，为其搜罗铜器。大观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铜器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间，皇宫里的收藏已达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亦无不唯收藏是嗜。据北宋《考古图》和南宋《续考古图》称，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而不见著录者则应更多。著名者诸如寇准、文彦博、刘敞、苏轼、李公麟、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等等，无不以收藏青铜器为无上荣耀。苏轼的书房里就“清供”着鼎鼎大名的楚王钟。刘敞是集贤院学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记》，开两宋时期青铜器专书的著录先河。他最为珍视的11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诫后辈：“我死之后，不要忘记用它们来祭祀我。”可见一代文人学士之风尚。

　　 宋代学者吕大临著的《考古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青铜器图录，成书于1092年，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铜器148件。后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记录了宋徽宗内府藏品凡20类，著录铜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传铜器之大成。后又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上古至汉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收录商周彝器275件，汉唐杂器70件，共计345器。

　　 两宋时期，是我国文人学士及达官贵人收藏和鉴赏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期，当然盗墓之风亦愈趋烈，青铜器的收藏价格亦自然“水涨船高”了。铭文越多，价格越贵，金石文字的考证之学愈加成为学界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后世王国维就称赞宋代学者的成就为“凿空之功”，清代研究铭文之学只是“奉为准则”而“不能出其范围”。

　　 元朝人与宋人相反，尚武轻文，“只识弯弓射大雕”。对青铜器的兴趣大减。明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学者只是高谈性学哲理，加之社会相对安定，市民文学兴起，需要相当考证功夫的青铜器鉴赏之学，自然也不成气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时代，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又空前火热了起来。除了宫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就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直到本世纪初1900年庚子之变后，八国联军从劫掠的中国文物中，初识了青铜彝器的夺目辉煌，致使青铜器价格扶摇直上。从北京、上海、武汉开出的通往欧美、日本的贩运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达起来。同时，伪造古铜器业已成为一门专门的行当。再往后，不仅是皇宫内廷遗老遗少和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就连一些太监、富商、银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国人吃饭的买办，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诗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图》的式样，编撰了一部《西清古鉴》，甲乙编各20卷，著录清宫所藏铜器1436件，摹绘形制，记录款识，虽收伪器不少，但毕竟是皇家专藏，对后世有着标榜旗帜的作用，故影响很大，后来又有王杰等编撰《西清续鉴》，甲乙又是各编20卷，共著录宫廷藏器1642件。后来又将宁寿宫里的古物统计汇编，成《宁寿鉴古》16卷，体例与《西清古鉴》同，共收青铜器600件，铜镜101面。此先后三部大书，大体反映了乾隆时代的宫廷铜器藏品。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的收藏则更具考据意味。钱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4卷，收录商周青铜器25件，总共49件，钩摹铭文，图像考释并举，被认为是考证金文较有成就的一部书。

　　 阮元（1764—1849），乾隆进士，嘉道时曾任户、兵、工部侍郎、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收藏编入《积古斋藏器目》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书，前者收录钟、鼎、卣、敦、彝等青铜器共74件，后者收录商周青铜器达446件，其他古物105件，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间罕有可比。其中齐侯(晶缶)大小两具，后归吴县吴云，吴云因此称其居“二轩(晶缶)”，历来被视为珍品。阮元告老隐退扬州后，专事整理和研究古书古物，其《商周铜器论》和《商周兵器说》两文，为后世研究彝器者视同工具书。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竹甫皿)斋，山东潍县人，也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编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竹甫皿)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竹甫皿)斋藏古目》、《(竹甫皿)斋藏古玉印谱》、《(竹甫皿)斋藏镜全目》、《(竹甫皿)斋藏古册目》、《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竹甫皿)斋金石文考释》等，还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铜器及秦汉古印名播天下。

　　 后来，又有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3卷，著录商周铜器及其铭文1334件。吴大澄撰《(客心)斋集古录》26册，著录商周青铜器1048件，另有《吴(客心)斋藏器目》著录青铜器211件。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著录青铜器47件。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著录60件。吴云《两(晶缶)轩藏器目》著录60件；《两(晶缶)轩彝器图释》著录103件。丁彦臣《梅花草龛藏器目》著录37件。叶志诜《平安馆藏器目》著录161件。张廷济《清仪阁藏器目》著录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录54件。刘喜海《长安获古编》著录商周秦汉礼乐兵器79件。方氵睿益撰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尤其详细，不仅著录商周青铜器达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铭文都附有考释，卷首有《彝器说》三篇，上篇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对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传情况，均作了珍贵的记录。

　　 从上述上个世纪的收藏家的籍贯来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籍或在吴县久居的人士，几乎占了一半，有如吴大澄、曹载奎、吴云、潘祖荫，后来还有叶昌炽、刘公鲁等人。苏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铜器，却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涌现了这么多收藏大家，这在中国收藏史上是不多见的有趣现象，值得后世研究。

    1942年夏天，陕西省扶风县任家村的一个徐姓农民，正在自家的麦收场上碾麦子，碾着碾着，场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块，徐氏向前探看，发现下面像座地窖，隐隐约约堆放着不少东西，于是赶紧将洞口遮蔽，到了夜里才陆续把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原来这是一窖西周时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铜器，排在中间的由于未沾黄土，偶有几点铜绿，居然仍灿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达百余斤，经细细清点，竟有120余件。徐氏将其陆续卖出后，收藏界为之轰动。经专家考证，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类似这种青铜器集中出土的事情，从上世纪末以来并不少见，有的是因年深月久，土层剥蚀，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坏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阳古墓陆续被盗，其中有一个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器。当事人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后来从当时一位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的著述（《洛阳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说，那次出土古物起码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铜器、食器、乐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战国乐器：氏编钟，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寿县东南朱家集一带洪水泛滥，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于世，乡民们纷纷前去挖宝。后因出售这批青铜器引起了矛盾，甚至发生械斗，当地政府索性命令全部收缴。仅那一次收缴的青铜器和各类古物就达718件。而据当时参加挖宝的人说，他们看见地下有个五丈多长的木架上，层层叠叠地堆放着各式铜器，估计总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几年，著名历史学家陈梦家曾游历欧美各国，考查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结果仅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收藏来看，中国青铜器就达近1000件。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北发掘妇好墓，墓主妇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武丁的配偶，随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铜器具齐全，共挖出了460件。

　　 据陕西省文物部门统计，仅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陕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多件……

　　 如此众多的古代青铜器具，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作为称量货币使用了，同时也作为财富贮藏。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青铜被铸成各种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并且作为祭祀的礼器，有的重器还刻上精美的花纹和具有相当历史价值的铭文。统治者死后，青铜器带入地下，深藏厚埋，以求永久占有。

　　 我国黄河中下游厚厚的黄土地，为我们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铜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夏代晚期（考古上称为二里头文化）开始，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亲国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东西。他们或是寿终正寝带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仓皇中来不及带走就埋入地下。他们总希望这些宝贝能够永久流传下去，所以青铜器铭刻上常常有“子子孙孙永保用”、“子孙享用”、“万年无疆”等语。

　　 青铜器时代刚刚一过，汉代就有人开始挖掘盗取。本世纪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联合清理河南氵睿县的古墓群，6个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过的竟占三分之二，汉代以来总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学术界费了不少劲，但至今仍没有个确切的说法。有的说“见诸著录的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总数达2万件以上”，有的说：“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达1万件以上，当然有铭文的青铜器毕竟是少数”。事实上，目前青铜器仍在不断地出土。尽管国家已经决定，为保护地下文物，不再对尚未挖开的古墓进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们从媒体不断披露的走私案件，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在海外重金购下青铜器捐献国家的情况看，可知古代青铜器的数量远大于上述的估计。

杜岭方鼎（乳钉纹方鼎）

　　让郑州挺进“中国八大古都”的重要力量

　　“就一眼，直刺心底——郑州，确实是一座王者之都了！一米来高、３５００多年前的两尊青铜方鼎，这，绝对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贵族能够使用的，只能属于商代王室的重器！何况不是一个，而是成双成对！就是之后，成双成对出现的，一般王室使用的也比较多。即使是一个大鼎，也必然与商王室祭祀有关，何况两个大鼎非常有序地安放在一起！自打那一刻起，几十年来，在我心中，郑州商城遗址就永不再是一座普通的商代城市遗址，而是一座真真切切，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王者之都了！”

　　３０多年已经过去，谈到１９７４年９月借着微弱的灯光、在黑乎乎的地道里看到锈迹斑斑的杜岭方鼎后的“第一反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育彬先生脱口而出的就是“王者之都”——“两尊青铜大鼎，破土欲出，峥嵘乍见，这种不言自威，这种冲天霸气，非王莫属！”

　　“郑州商城”、“郑州商城”，如此这般叫了二三十年，甚至都约定俗成了，但考古工作就是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尽管自１９５９年郭沫若先生猜测“郑州商城”有可能是商代都城后，考古工作者就极力寻求“郑州商城”作为王都的证据，但直到１９７４年，考古工作者还是只能把“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的一座普通的城市遗址。

　　１９５９年７月４日，郭沫若先生专程到河南，考察了郑州商城遗址。当他看完考古工地后，非常震撼，随即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中丁之所都。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有殊……”但郭老的这种“疑似”，毕竟只是“科学猜想”，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认知——尽管他猜测“郑州商城”可能是商王中丁所迁的　都，但却拿不出什么“黄金白银”作为证据。

　　而杜岭方鼎于地下沉睡３０００多年后重见天日，不期而遇地与当代考古学家乃至科学家的相见，才让郑州商城遗址逐渐由“混沌”走向“清晰”，对它的认知，也因此而一步步“升级换代”：郑州商城，一座商代早期的普通城市遗址——郑州商城，“疑似”中丁之都，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中丁　都，一座商代早期的王者之都，中丁迁都于此——郑州商城，商汤亳都，一座商王朝开国之君成汤营建的国都——郑州商城，一座３６００年前营建的当时世界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商王朝的心脏与王都。有了郑州商城的存在，因“断代”而看似年轻的郑州，一跃而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挺进中国大古都俱乐部。

　　这一系列“嬗变”，都是从杜岭方鼎的被发现开始的；或者说，是杜岭方鼎，挺直了中国学者认知“郑州商城”的腰杆！——“郑州商城”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王都。它布局严整，气魄宏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享誉世界的商文明，就在这里起步。它的发现，不仅为安阳殷墟找到了文明的源头，而且为寻找先商文化和夏文化提供了依据。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探索中，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礼器，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铸造花纹之精致，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在郑州商城时期，中国古代文明已经进入初现辉煌的时期。”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郑州商城先后出土青铜器，都是商王室遇到突发事件，仓皇逃往（郑州西北的）小双桥（商代遗址）时，临时埋藏起来的。我看，倒未必如此。这些青铜器，埋藏得相当规整，如遇突发事件，哪会埋得如此从容呀？它们，很可能，还是与商王祭祀有关！”杨育彬先生说，“１９７４年，杜岭街出土第一批青铜器，两尊青铜大鼎，一尊高１００ｃｍ、一尊高８７ｃｍ，但在土里，两尊大鼎的口沿在一条水平线上，这显然是有意而为之；１９８２年，顺城街出土第二批青铜器时，我又发现这儿的青铜器的下面，铺有一层木板，这，当然还是有意而为之；１９９６年，向阳食品厂出土第三批青铜器时，就更奇怪了——整头牛（骨架），就和青铜大鼎在一起。这，就只能是祭祀了

        今天我们所说的青铜器错金、错银，古代叫金错、银错，如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记载“金错蜀杯”。《汉书·食货志》记载：“错刀以黄金错其文”。西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司马彪《后汉书·舆服志》：“佩刀……诸侯王黄金错”。谢承《后汉书》：“诒赐应奉金错把刀”。曹操《上杂物疏》：“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铁镜一枚，皇后杂物用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皇太子杂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秦汉古籍所记古代金银错器物都不称错金银，所以，本文在论述古代青铜金银错工艺时，仍遵古称。

       金银错是我国青铜时代一项精细工艺，但它出现比较晚，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它是青铜工艺发展了一千多年以后，即到春秋中晚期才兴盛起来的，它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一出现，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战国两汉时期，金银错青铜器大量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流行，考古发现战国汉代的金银错青铜器以千百计。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于中国的青铜时代来说，它只不过是一抹绚丽的晚霞。

     什么叫“错”？

       无论古代说的“金银错”，还是今天说的“错金银”，金银二字容易明白，但“错”字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汉字是世界上含义最丰富的文字，而“错”字又比一般汉字的含义，还要丰富得多。据《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书的解释，它至少有十多种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金银错，这个“错”字，就必须和金银联系起来才能说清楚；同时，还要以金银错流行的那个时代的人对错字解释为准，否则，上下数千年，海阔天空地谈论，那就会“月迷津渡，雾失楼台”，什么都不用说了。

       汉代是我国金银错工艺最盛行的年代，那个时期人们是怎样说的呢？汉代有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学问家许慎，他编了一部叫《说文解字》的大字典，该书对“错”字，只有一种解释：“错，金涂也，从金，声”。

       金银错最流行的汉代，对“错”字的全部解释，就只有上述八个字，说明那时所说的金银错，就是把金银涂画于青铜器上的意思。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注释说：“涂，俗作涂，又作，谓以金措其上也”。所以，广义一点说，就是凡是在器物上布置金银图案的，就可以叫金银错。如用金钱绣成图案花纹的背心，汉代就叫“金错绣裆”(《西京杂记》卷一)。在漆器上做金银图形的，叫“金漆错”。(《后汉书·舆服志》)中华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辞海》，对“错”字的第一解便是：“错，用金涂饰”。饰，就是纹饰。《康熙字典》对“错”字的解释，是引《集韵》：“金涂谓之错”。所以，在二千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去解释金银错，都应以二千年前，也就是金银错最流行的那个年代对它的解释为依据，何况，古今字典的解释也是完全一致的。

                                                       

　　莲鹤方壶，我国春秋时期青铜礼器，壶盖之鹤，既是莲上之鹤，又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被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这对堪称青铜时代绝唱的莲鹤方壶“姐妹”，现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另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并蒂莲花劳燕分飞

　　莲鹤方壶1923年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此壶原为一对，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现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另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的发掘与保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23年，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一批钟鼎重器在经历了两千年风雨后，惊现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村一个普通的菜园。经过发掘，“郑公大墓”出土了完整的青铜器近百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数百件文物，是中国当时空前的特大发现。其中的近百件青铜器更为引人注目，史称“新郑彝器”。专家们认为，这批文物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可能是郑国国君子婴。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历经周折辗转的青铜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开启了河南文物事业之路。有人这样说，“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国宝免遭劫掠、破坏，“新郑彝器”又几经辗转，费尽周折得以保存。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指示“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行政院分令教育部、河南省政府遵照办理”。仓促之中，莲鹤方壶等河南古物被打箱运抵重庆机场，马上就要登机飞往台湾。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如神兵天降，救下了莲鹤方壶！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打箱封条，还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里。即便如此，还有部分“新郑彝器”被运到了台湾。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近126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两尊莲鹤方壶分置两处。

　　2、青铜时代的绝唱

　　专家认为，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是春秋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承前启后的器群，它承西周凝重敦厚之绪，启春秋战国清丽开放之先，它的出土使人们对中原文化的认识超越了传统金石学和古代文献的束缚，为新生的中国现代考古走向实证、系统、区划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田野资料。

　　古人在宗庙祭祀、飨宴宾客、婚事丧事中都要用酒，壶是古代青铜酒具的一种。新郑出土的两尊莲鹤方壶造型和花纹装饰及大小几乎完全一样。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个高125.7厘米，口径横31.8厘米、纵26厘米。藏于河南博物院的一个高124厘米。莲鹤方壶是河南博物院13万多件文物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收藏品，被公认为这个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河南博物院专家告诉记者：莲鹤方壶之所以闻名天下，主要是因为它造型巧异精妙，铸造亦很工致。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青铜艺匠对鹤的铸造尤为成功，它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似乎若有人猛喝一声，就会振翅惊飞。

　　专家介绍说，高大奇伟、纹饰新颖、结构复杂的莲鹤方壶，堪称春秋时代青铜工艺的佳作。它是用泥土作模型，经焙烧，翻制陶范，零件分别预铸，整体合铸而成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二十莲花瓣预铸，再与盖的主体范拼合浅铸，双耳及杯、腹四角飞龙，颈前后蟠龙以及二龙足，都是预先铸成，再与器的主体合铸。这种技术始于商代，春秋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莲鹤方壶是中国铸造工艺史上的杰出成就。

　　有人说，莲鹤方壶唱出了一曲青铜时代的绝唱，因此，在2003年邮票《东周青铜器》中，莲鹤方壶赫然位列这一套七枚的“国家名片”的首位。

　　3、鹤舞莲池，引领时代新风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变化。郭沫若先生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郭沫若先生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是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的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

　　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人们个性张扬，崇尚浪漫情怀。东周青铜器作为这一时代风貌的“物化”反映，器形由厚重变得轻灵，造型由威严变得奇巧，手法由浓厚的神秘色彩而趋向写实，装饰纹样也变得易于理解和更接近于生活。莲鹤方壶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是活跃升腾的精神力量的形象体现。

　　4、朝晋暮楚，体现文化交融

　　以莲鹤方壶为代表的“新郑彝器”，还向我们展现了郑国青铜器的特征。读过《春秋》经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郑国居于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在夹缝中求生存，形势十分艰难。春秋中期以后，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也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在青铜器上。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既有接近于以晋墓出土器物为代表的中原色调，又有接近楚墓器物的楚文化因素。可以说，它是中原文化南传和楚文化北传的第一驿站。

　　楚地浪漫的风格，使许多受这种风格影响的器物具有一种流动、飞扬的韵致，这种韵致与中原商周青铜器的肃穆、威严不同，洋溢着一种运动的生命力。反映在艺术造型上，表现出一种舒扬升腾的美感。这件莲鹤方壶正是东周这一艺术风格转变时期的代表作品。

    因为夏商周各个朝代在河南建都的关系，目前出土的最精美的青铜器都在河南。比如饕餮纹大方鼎、我国目前形体最大的玉璋、原始瓷尊、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玉钺以及绿松石嵌兽面纹铜牌饰和铜爵等，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饕餮纹方鼎                                          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爵

     还有商代的“祖辛”卣，整个器物以云雷纹为底，饰纹或鸟纹。上腹部有竖瓦纹，提梁两端饰兽头，盖内及器底均铸 “祖辛”二字铭文。庄重的造型配以华丽的纹饰，使整个器物充满浓重奇诡之感。

     在青铜器中知名度最高的司母戊大方鼎，是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外，还有在淅川丹江楚墓出土的云纹路铜禁，新郑郑公大墓中出土的莲鹤方壶，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玉面罩和玉佩，也都是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文物。
    
            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莲鹤方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