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困惑

　　到了柬埔寨喝不上水，这是中国“蓝盔部队”中很多人始料不及的。
　　好在李金勇早有所料。水，映着他的精细。
　　先遣队临上飞机赴柬的前一天，李金勇反复过滤似的思量，突然他想起一事，立刻吩咐杨再联：
　　“上街买15个大塑料桶，明天灌满水装上飞机。”
　　飞机装载。30人的先遣队往2架大型运输机里装进指挥车、电台车，装进罐头压缩干粮……没有地方装水了。
　　“挤一挤，能装多少装多少。”李金勇坚持着硬往机舱里装进了10桶水。机场上，空军的官兵感到不理解。“蓝盔”先遣队的士兵也满脸疑惑，心里纳闷。他们在参加出国教育时，就知道了柬埔寨的天文地理。
　　柬埔寨是一个多河流湖泊的国家。柬埔寨又是一个多雨的国家。一年只两季，雨季有半年。再说，到柬埔寨去修路修桥，哪条公路没有跨水而过的一二十座桥梁？会缺水吗？
　　先遣队一下飞机，官兵干渴的口唇就自然解开了这个谜。柬埔寨连年战争，水源缺乏治理，流行着十多种传染病：肝炎、疟疾、登革热……
　　先遣队住进联合国临时安排的难民接待中心，在荒野上临时搭成的茅草棚里，根本别想见到一寸自来水管。
　　第2天，李金勇带人来到景色如画的湄公河、洞里萨河之畔，叫人取水化验，水质污染不能喝。进金边上街联系饮用水，金边自来水只能供应20％的市民使用。市民们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喝水是上街买小塑料瓶里装的净化水，外形很像中国市场上出售的瓶装矿泉水，打开就直接喝。可是李金勇被告知，这净化水并没有达到直接饮用的卫生标准，仍需烧开了再喝。李金勇算了一帐，部队来了，一瓶瓶的买净化水烧开了再喝，这开支如何承担？
　　先遣队到金边的头5天，全靠带了10桶北京水。每人每天分配25公升，量着用。
　　水，困扰着初来乍到的中国官兵。大部队快到了，北京水也快喝尽了。李金勇到磅逊港迎接大部队，临行前留下唯一的指令：“继续找水源。”
　　找水源，分头找水源。
　　一路，通过当地群众找，化验后不能饮用。
　　一路，通过华侨找，化验后仍不能饮用。
　　一路，带上武器沿联合国通报的“最不安全”的公路去找，一化验，还是不能饮用。
　　中国驻柬代表处不忍看中国官兵干渴得喝不上水。傅学章代表说：“到我们这来拉水吧。”
　　中国“蓝盔部队”的一辆水车开进了原中国大使馆。
　　原来大使馆的自来水也无法饮用，代表处喝的也是从街上买来的净化水。外交官们打开塑料瓶子一瓶一瓶往水车里倒。九牛之一毛。中国外交官们省下来的水，倒多少瓶才能装满一水车啊！中国“蓝盔部队”不忍喝本国使节掏钱买来的水。
　　打井！大队“前指”和两个中队的官兵驻进斯昆。县城根本没有自来水，县机关门前有一口井，早已枯竭见底。官兵们找水不易，江述钊果断决定：自己动手，深掏枯井。
　　星期天，“前指”的指挥官黄敬忠、袁相平、李进伦、率先用绳子系着吊下十几米深的井下。一镐一镐地凿，一筐一筐地装。几十名官兵组成的打井队，一天就把老井向下挖了3米多。井水逐渐由浊变清，水位由浅至深，可是取水到金边的大队指挥所一化验，有污染。
　　再挖新井。
　　各种机械各显神通。先在干硬的地面挖一大坑，再在岩石上一镐一锹地挖。手，打出了血泡。人，变成了泥人。
　　新井挖出7米深，眼见着清凉的地下水源源涌出。官兵们的心被润甜了。可是没几天，水又变浑，井又见底。水，又重新困扰中国“蓝盔部队”官兵。
　　上街买净化水喝！一天125美元，找联合国报销。
　　几天后，“安泰克”嫌这样喝水开支太大了，给中国“蓝盔部队”联系到一个小水厂蓄水池拉水，“安泰克”定期来结帐，这要省钱得多。张明仍不放心，带卫生所的医生来水厂化验。这是怎样的水厂啊？小得像个作坊，所谓蓄水池，就是平地里挖了一个露天的小水塘，里面的水仅仅经过一遍初过滤，绝不是中国国内自来水厂的概念。
　　化验后，他们嫌卫生标准低，但这是到金边后见到的最好的水源了，拉回去用净水车处理一遍再用。水厂的人不理解：
　　“中国人为什么对喝水要求这么高？”
　　“为了官兵的身体健康。”“老黄牛”张明认为，道理很简单嘛。

　　也要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蓝盔部队”卫生所里，来了3名外国医务军官：德国少校、印度少校，马来西亚上尉。
　　他们看到小小的卫生所开设了门诊室、化验室、心电图室，处理食物中毒有洗胃机，诊断跌打损伤有X光机，抢救伤病号有野战手术车……。他们感到惊讶，小小卫生所竟有这么多医疗设备。但是，还有一样设备，他们想看：“你们是用什么仪器进行水质检查的？”
　　各国部队的医务军官都知道，“联柬”维持和平部队对水源能进行高质量检验的，只有两家：“联柬”机构医院和中国工兵卫生所。
　　“联柬”医院有德国卫生勤务部队从他们发达国家带来的光谱、激光等现代化仪器。中国工兵用的是什么仪器，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谜。
　　潘进拿出一只小黑箱子。3个医务军官非常惊奇：这么小的仪器，竟能与“联柬”医院现代大设备媲美。他们的职业告诉他们，这便携式的小黑箱子，使用起来一定很方便，很经济，非常野战化。
　　“能否打开看一下？”
　　潘进打开黑箱子，里面是6个文具盒大小的小匣子。
　　3个医务军官拿出照相机，以商量的口气问：“能否再打开，让我们照张像？”潘进不得不用外交辞令婉拒：“很抱歉，我们曾向国内的科研单位做过保密的承诺，请谅解。”
　　他要保护中国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

　　用美元买回一筐瑞尔

　　中国“蓝盔部队”初来乍到，“联柬”供应系统还未运转起来，头两月要自供。
　　中国“蓝盔部队”的集装箱，带来了数吨重的中国大米白面和各种肉菜罐头，也带来了上街买新鲜菜吃的美元。
　　头发已经开始歇顶的军需官闵志新少校，湖北人氏。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可谓精明者也。他揣着300美元，随张明到金边做市场调查，试买一次菜。
　　一个是“老黄牛”，一个是“九头鸟”，一对巧搭档。
　　他俩懂得，要先把美元换成柬埔寨的货币：瑞尔。
　　他俩还想到，在国内兑换货币有个“双轨制”，金边会不会也有官价市价之分？果不其然，进银行官价是1美元兑换500瑞尔；进私人开的黄金首饰店，只见各店黄灿灿的组合柜台里，都有一个柜台专门卖的是钱。玻璃柜橱里搁满了一扎扎用橡皮筋捆好的纸币，市价为一美元换800瑞尔。
　　他们当机立断，换。300美元抛出去。换回210000瑞尔。钱多得抱不住，只好用买菜的筐子装满了钱。
　　第一回上街买菜，买回了当地一大筐钱。他俩并没占便宜，金边钱价比物价涨得快。在这个没有中央政府的国家里，金边政权掌握着钞票的印制发行，并在全国流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政治派别的色彩。
　　柬埔寨的市场，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市场。
　　“老黄牛”和“九头鸟”从通货膨胀的市场上悟出了一个道理：市场天天在波动，钱价最波动。从而为各个司务长定了一个明白的新规矩：每天买菜先买钱，侃好钱价再买菜。
　　在闵志新的帐本上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买菜发票。
　　发票本应是卖方提供的凭证，而这却是买方自制的。摘要、金额、日期只占票面的一半，各种签字人占另一半。数一数，一张发票要有10人签字才有效。
　　这又是他们针对柬埔寨市场的一种发明，一种对应。
　　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市场上，金边市没有发票，没有税务盖章，全是白条子。这怎能符合中国“蓝盔部队”在国内就遵守的严格财经纪律？
　　于是，一种自带发票去买菜的凭证设计出来了。这实际上是规范了如何买菜的后半套程序：一旦买菜成交，需在自制的发票上，供方签字、翻译签字、经手人签字、付款人签字、炊事班验收人签字，大队后勤机关领导签字、分管后勤的大队领导签字，大队主管签字、会计审核签……足见管理之细。
　　这种看似烦琐的手续，是第一支用美元买菜吃的部队，在完全放开价格的生疏市场上极其小心翼翼的心理写照。
　　他们希望每一个美元，都能真正吃到官兵肚子里去。

　　吃联合国的饭，竟是一场“商战”

　　2个月后，联合国对中国“蓝盔部队”接供。
　　一张“联合国营养比例表”颇使闵志新伤脑筋。
　　联合国讲究“吃大卡”。“营养表”上列出近百种主副食品，要求各部队每人每天按比例挑够3．9公斤吃下去，保证热量在4000大卡以上，至于吃了多少钱，那是联合国机关的事，部队不用管。
　　中国“蓝盔”官兵在国内是“吃经费”。一人一天一元几角钱的伙食费发到连队。至于每天吃的是什么饭，自己采购调剂，上级不管。
　　“联柬”供应处的会议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吃法冲突了。
　　闵志新提出：“能不能把每天3．9公斤的伙食费拨给我们自己采购？”
　　“？”供应处官员不理解：市场物价是波动的，天知道伙食费是多少？
　　“能否匡算一个伙食费标准，拨给我们自己采购？”
　　“NO”。供应处官员说，联合国1947年以来就一直是按这种方式供应的，从未改变过。
　　“现在能否改革一下？”
　　“NO”。供应处的官员又说，供应方式是联合国总部制定的，若想改革，请给纽约写报
　　闵志新仍解释：“我们自己采购，可以吃得好些。”他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可以发动官兵像在国内那样“房前屋后、种瓜点豆”，伙食费用省一点。
　　供应处官员也进而解释：“联合国避免冲击柬埔寨市场，食品要尽量到外国采购。”他也半句话没有说出口：部队没有这个采购能力。
　　闵志新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又回过头研究联台国的“营养比例表”。
　　主食类每人每天可选850克，折合国内1．7市斤，但主要是面包，白色面包，褐色面包、水果面包，好在有“面包替代品”：面粉、大米。
　　肉类可选用300克，合6两，真不少，除了腊肉、熏肉、罐装肉，还有新鲜猪肉、牛肉。
　　蔬菜类略有问题，虽有22种，但罐装的7种，冷冻的7种，不知怎么玉米也占1种，剩下的新鲜蔬菜只有6种可供选择了。
　　调料类矛盾突出，有中国官兵没吃过的蚝油、沙拉油、咖喱粉、柠檬酸，没有中国官兵做菜常用的花椒、大料、五香粉、甚至没有酱油、醋……
　　这张“联合国营养比例表”里，隐匿着一场中西方食文化的结构性冲突。
　　这回，闵志新学精了。他到附近澳大利亚、德国、加纳等“老外”的部队去走访了一圈，渐渐明白了许多：
　　不给伙食费怎么采购食品？
　　向承包商招标。
　　“营养表”不合中国人口味能不能变？
　　可与承包商协商。
　　能协商通吗？
　　人家是来争着做生意的……
　　闵志新终于发现，吃联合国的饭竟是一场“商战”。这种实物供应制度看上去像一种“按需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玩熟了的市场经济方式。各国部队报上来的“本国营养比例表”，供应处交采购处，采购处又向承包商招标，并不需要各国部队去一分一厘算计着花，而是靠市场自由竞争来厉行节约。澳大利亚通信分队赴柬早，承包商来得少，每人每天3．9公斤的食品，承包商以17．8美元中标。待向中国“蓝盔部队”供应时承包商已蜂涌而至，纷纷压价抢生意，同样份额的食品以7．8美元中标。难怪供应处官员说：“联合国从1947年就实行这种供应制度，不能改。”
　　闵志新脑子更开窍了，吃联合国的饭，是承包商考虑如何花钱少，部队只管吃得好。
　　供应处约中国军需官与承包商见面，闵志新带上了他开列的“中国部队营养比例表”——一周的食谱。

　　CHINA不好供应

　　吃饭还要先谈判，要签合同。中国第一支吃美元的部队，必须经历这个市场经济的全新场面，必须掌握市场竞争的共同法则。
　　谈判对手是来自美国的承包商罗伯特·艾伦。
　　他已经同时夺得为欧美几个国家的部队采购食品的生意。他接过闵志新开列的食谱，叫苦不迭：
　　“CHINA不好供应。”
　　美国承包商抱怨中国人的口味太刁钻。欧美各国部队天天吃面包不变样，蔬菜多是土豆胡萝卜，一周采购一两次就行了，中国部队的食谱是天天不一样，顿顿不重样，需一天送一次来。
　　“贵国部队要的品种超出了联合国营养表的项目。”承包商感到为难。
　　“我们有增有减，总量不超，这是《出兵国政府指南》允许的。”闵志新背诵得出来：“该比例可按各国饮食习惯和宗教饮食习惯进行修改。”
　　闵志新非常清楚现在双方谈判的位势。我是7．8美元的主人，你是7．8美元的雇佣，是商人就总会来抢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