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一点说，自我的迷恋就是爱上自己不能自拔。如果说身体自恋与精神自恋是从文本的叙事立场、叙事声音、人物形象、主题思潮等层面渗透出创作者的自恋情结，那么自我迷恋则进一步表现为作家对自我的整体性的过度迷恋。自我的迷恋介于前二者之间，近似于弗洛伊德之“自我”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但它却是自恋更为复杂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点在“80后”写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带有强烈自我原型情结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出身高贵、才华横溢、相貌出众、举止高雅、备受艳羡的王子公主型人物，“从巷子里穿过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那是一种隆重的检阅。我觉得自己是个引人入胜的孩子，于是神采飞扬”；“等到我长大之后才明白，我真正迷恋的是从我家到那个人身边的这一段路。它像极了我的一场表演，一场我精心打扮的演出。”（张悦然《这些，那些》）

　　在这方面，女性写作则呈现出复杂的态势。在自恋的女性主义那里很难分清其身体自恋与精神自恋，往往是种种因素混沌不清的混合。伊蕾、翟永明、唐亚平等女性主义诗歌毫不掩饰对自我身体样貌的仰慕与崇拜：“顾影自怜---/四肢很长，身材窈窕/臀部紧凑，肩膀斜削/碗状的乳房轻轻颤动/每一块肌肉都充满激情”；“我欣赏我吸烟的姿势/具有一种世界级的美感”。在陈染、林白笔下，“她们”不但“外貌美丽绝伦”，拥有“细嫩得可以挤出奶液”的白皙皮肤；气质更是“超凡脱俗”：“独自倚栏，一袭长裙，一双素手，一杯上好的碧螺春，一本中式线装书，一双秋水满盈的眸子，目光里似怨似嗔；若虚若实”(林白《回廊之椅》)。更多女性叙事者直接将自身当作日常生活最具审美性的表现对象。林白在《说吧，房间》中宣言：“自爱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词”，“我既爱我的身体，也爱我的大脑，既爱我的大脑，更爱我的心灵，我爱我的意志与激情，我爱我对自己的爱。”在以卫慧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自恋被推向高潮：“我从来都比较容易可怜自己，自恋正是我身上最美的气质”（卫慧《上海宝贝》）。

　　叙事的自恋

　　在自我的迷恋中，叙事主人公虽然带有强烈的自我原型倾向，但是作者与叙事者、叙事者与故事之间毕竟还相隔一层纸；那么叙事的自恋则完全打破了这种隔断，不但表现为对个人经验的执著与叙事能力的自负与依赖，而且更直接出现在文本表述中。

　　这种自恋形态从表面看也许不如以上三种明显，但它是自恋的变种，其艺术上的自恋倾向也更为隐蔽。从上世纪80年代马原所说的“我就是那个叫作马原的汉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叙事者乃至于作者本人再也不肯默默躲在文本情境编码背后，总是要有意无意地跳将出来，做一个似乎可有可无的亮相，类似“住院的详情，将另辟专节叙述。现在让我们回到灯光昏暗的厕所”（荆歌《粉尘》）；“我已经为钢笔灌满了墨水……我的构思早就烂熟于胸了”，“《捕蝉》写完了，我得给《作家》寄去”（刁斗《捕蝉》）；“故事到此就应该结束了。真的，应该结束了，让我们停……”（韩东《反标》）等等的例子不胜枚举。早些年莫言的《酒国》在故事套中设置一个名叫“莫言”的大作家，并且还不忘暗示“此公非彼公”，此后他却在一片“莫言”声中省略了这种“仪式”。

　　当前确有作家特别喜欢在作品中公开写作时的构思过程，乃至于将自己的日常状态写进作品，这一点在叶兆言的笔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在《采红菱》中借助叙事者这样夫子自道：我写小说通常先有小说名字，然后才有了要写的内容。我无端地喜欢上了“采红菱”这三个字。续写或重写《采红菱》这篇小说，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关于厕所》则声称：“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厕所的小说。有一个叫高晓声的小说家，谆谆教导我说，要写小说，首先要从自己感受最深的问题着手。这只是他无数唠唠叨叨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面对写作中呈现出的这种自我暴露、自我诉说、自我沉溺、自我炫耀等文学特征，拉斯奇进行了批判，称之为“利用自己的声名，在作品中大段大段地夹入了要不是因为出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的话就引不起任何注意的东西”（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从而成为一种“大言不惭的自我表露”。这一批判不无严苛，但确有警醒作用。

　　自恋叙事伦理亟待矫正

　　以上四点自恋形态主要是从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现象中梳理出来的，当然它们并非绝对无关，而是彼此也有交叉，不过其各自的内在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总起来看，从肉体到精神，从作家主体心理到叙事模式，它们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自恋情结的叙事伦理及其审美系统。

　　众所周知，在建国以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自我与个性的声音在民族国家伦理的宏大叙事中并不强大，自恋的问题也不明显。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人的启蒙与主体性的觉醒也以“积极自由”的叙事伦理为主，自由、自尊、自爱和自我实现成为普遍性的审美诉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自恋”大异其趣。然而，时至上世纪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近年来，文学上却产生了大面积的自恋，并渐成一种情结。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的膨胀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又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

　　从上所述可见，自恋主义倾向已然成势，它所带来的问题已无可回避，如果当下的文学生态、创作惯性与理性空间不发生一场变革，如果自恋主义潮流汹涌而至，必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它会将自我的蒙蔽与自我的觉醒间的界限搅混，从而吞没我们时代文化建构的动力源，也将动摇我们时代关于自我认同与自我叙述的思想理论根基。（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