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间道（一）
　　
　　发表者: duoyu
　　
　　近日文章多烟火气。即日起，收心养性，不再作文，续帖我新整理之“史间道”。
　　
　　抗战胜利后，汪精卫坟墓被炸毁，据说陪葬品惟有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和一本手书诗稿，其中有一首《自嘲》诗，字迹歪斜，想是绝命之作：“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1922年6月，北洋政府徐世昌总统下野，乃回乡隐逸，诗酒自娱：“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此中有飘然出尘的快意
　　
　　
　　当年袁世凯意欲称帝，其次子袁克文呈上一诗云：“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彰德隐居时，韬光养晦，故作淡泊洒脱状，作有《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有“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句，险些将其心思说破。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遭失败，七十二侠士枉洒青春热血。黄兴痛不欲生，为祭奠英烈，填《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词一阕：“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相传黄兴当年常配一印，印文曰：“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
　　
　　
　　孙中山曾说：“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我是第二。”
　　
　　
　　“文革”中，林彪红极一时。徐海东病中卧床，见一传单言林彪“出生贫农”，徐以掌拍床曰：“放屁！”“胡说！”夫人急劝之：“林彪现在是副主席，可不能乱说。”将军说：“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红军时期，我打过林彪家的土豪，四五间新瓦房，十几台织布机，怎么会是贫农?”
　　
　　
　　1934年春，徐海东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彭玉麟面容清癯，声音细微，但每一盛怒则令闻者不寒而栗。某次，彭巡阅长江水师至皖，遇有乡民状告李鸿章的侄子李某抢夺民妻。彭大怒，立刻命人将其逮来。当地官员闻知此事，赶紧上门求情，皆不准。有安徽巡抚某公也来打招呼求见，彭一面接待，一面暗中吩咐人等将李某杀头。巡抚前脚刚走，李某即已人头落地。彭又给李鸿章修书一封，内言：“令侄坏公家声誉，想亦公所憾，今我已替公杀之矣。”李鸿章只得复书言谢。
　　
　　
　　林则徐遣戍伊犁时，王定九以其熟悉水利，特请留下一起督办河工。河工合龙之日，王宴客，忽传圣旨到，则曰林则徐于合龙之后仍需往伊犁。王与众宾客皆惊骇不已，独林公神色自若，即日怡然就道西行。
　　
　　
　　李鸿章虽久居显要，但有当面提意见者，亦能深自引咎。李曾在签押房手书一联云：“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某次，某县令觐见，行半跪礼。李拈须仿若未见其人。既坐定，李问来人何事求见，某令说，听说中堂最近患目疾，特来省视。李嗤其说荒谬。令说，刚才下官向中堂行礼，而中堂视而不见，恐怕目疾已深。李一听，为之举手谢过。
　　
　　
　　王文绍与刚毅同在枢密为官，某次，刚毅在拟定的奏折旁加上“毋蹈积习”四字，却把“蹈”误写为“跌”。王见之，乃取朱笔将“跌”字圈出，并在旁边楷书一“蹈”字，辞色始终不变。
　　
　　
　　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欢谄媚之徒。有一次，张的小妾染病，素为张所看重的某人乃设香案于家中，天天为之祈祷。张闻之曰：“我素爱其才，乃不知其德。”言至此遽止。自此，虽貌似重之，但已不如以往之殷挚矣。
　　
　　
　　黎元洪做大总统后，以段琪瑞为内阁总理。一日，段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议事，意见不合，段拂袖而去，某阁员亦咆哮大怒。而黎却神色悠闲，若无其事。
　　
　　
　　光绪年间，日本进攻台湾，沈葆桢奉命巡台，与日本司令官西乡从道相见。沈说，中日两国海军放在萌芽状态，不宜开战，否则会让西方列强看清各方底蕴。不如各自撤军，二十年之后再见高下。西乡大为感动，遂罢兵。二十年中，沈葆桢为筹措海军军费费尽脑汁，而慈禧太后却移尽北洋军费修筑颐和园，南洋军费也被左宗棠移作治理河工。甲午一战，清兵大败。战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犹在。他告诉翊清说：“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彭玉麟评价俞樾说：“其淡如菊，其洁如莲。”
　　
　　
　　左宗棠好以诸葛亮自比，自诩料敌如神，能明见万里之外。与人书札，也往往自署“老亮”。某属吏调侃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诸葛自比者甚多，“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氏闻之，甚不悦。
　　
　　
　　戊戌年间，光绪帝奋发自强，欲广求人才。一日，光绪问翁同龢：“卿与康有为相比以为如何？”翁曰：“康之才胜臣百倍。”
　　
　　
　　曾国藩驻军安庆，有戚某前来投靠，衣服蔽素，行李萧然，沉默寡言，一看即是由田间而来。曾国藩爱其才，将其留下任事。某日会餐，戚某碗中有一稗粒，将其捡出后方食之。曾国藩看在眼里，随即遣人将其送走，并说：“此人本是一乡人，辍耕来营不过月余，而即有此举动，我怕他见异思迁，日后反受其累。”
　　
　　
　　黎元洪在鄂为协统时，曾写一春联曰：“大泽龙方蜇；中原鹿正肥。”其豪情奇气已跃然笔端，识者料其绝非池中之物。
　　
　　
　　吴研人自号我佛山人，神宇轩然，一望便知为高逸之士。吴氏下笔千言，不加点窜，且往往静夜写作，写爽了才稍作休息。传其以酒代粮，往往一个多月不吃一顿饭。
　　
　　
　　袁世凯额广颧高，目光威严，躯干宏伟，算得上一美男。然而他两腿甚短，不成比例，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时人戏称为“半截皇帝”。
　　
　　
　　易实甫自称“三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甲午战时曾两度赴台帮助刘永福抗日。工诗词、骈文和联语。自谓“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 晚年曾筑一屋在庐山上，榜其门曰：“纳于大麓，藏诸名山。”
　　
　　
　　彭玉麟在咸、同诸帅中，人格颇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颇有功成辞爵之概。又好与名流酬酢。其没也，王闿运哭之以联云：“诗酒自名家，更兼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价；楼船欲横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血战”而不“忍说”，言外之意，不赞同其残杀同胞之功矣。
　　
　　
　　张之洞之死，朝野痛惜，挽章极多。惟王闿运一联言之哀怆似有馀痛：“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晚清王公贵族嗜戏成癖，肃亲王善耆亦未能免俗，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亲王饰石秀，杨小朵饰潘巧云。当演至巧云峻词斥逐石秀之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斥曰：“即令你是王爷，也非逐你出去不可！”闻此，满座皆惊，而独小朵谈笑自若。
　　
　　
　　胡雪岩大富之后，骄奢淫侈，其居住之杭州元宝巷，养姬妾极多。胡宅筑长巷数条，诸妾以次居其中，各占一室。每晚，侍婢捧出储满牙牌的银盘，胡随手拈得一牌，侍婢即按牌上所刻之姓名，呼入侍寝。
　　
　　
　　袁世凯预谋帝制，时蔡锷尚在京师，袁防之颇严。蔡于是日日纵情邪游，待防备渐熟，以计脱离虎口。当袁听说蔡锷已至日本，乃抚膝而叹曰：“悔不早扑杀此獠也！”
　　
　　
　　沈增植为官清介，任安徽布政使时，有以苞苴进献者，沈严拒之，说：“我一日在任，你就休想作此事。”众皆缩手相戒，不敢再作尝试。
　　
　　
　　袁世凯慷慨好施，寒士多依其为生。某次，徐世昌（字菊人）往游其别墅。门人外出，袁正在书斋读书，徐直接闯入，与袁交谈，二人互相倾服，遂定交。徐家贫，袁资助他入都应试，成进士后，对其更加器重，尝对人说：“菊人，妙才也。”
　　
　　
　　丁宝铨曾为清末疆吏大吏，晚年侨居淞滨，课读诸子，不问世事。袁世凯做总统后，任命丁为水利局总裁，丁坚辞曰：“老朽不堪为世用，毋相逼太甚。”
　　　　
　　
　　宋教仁幼丧父，家贫，刻苦好学。长游日本，历十余年未曾回国。其母年七旬，思子情切，常写信促归，谓其“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宋往往捧书涕泣，长夜不眠。
　　
　　
　　袁项城征沈家本任司法部长，沈婉辞，袁曰：“这是大家的意思，若不将君名列于国务员单内，恐失人望。”沈曰：“若实在没办法，就注明以病坚辞。”不多久，袁使其长子克定再次敦劝其出山，沈正色曰：“宁死不做官。”
　　
　　
　　张謇曾卖字助学，有人问他：“公何处不可搜集些钱来，而必靠腕力以成事，何也？”张说：“我哪里是不想他人来助？但必须先竭尽我本人的力量，方可再求助于人，如此我心才安。”
　　
　　
　　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有八不之规约：不吃烟、不饮酒、不食肉、不狭邪、不赌博、不置妾、不作官吏、不为议员。但最后坚守弗渝者实在罕见。
　　
　　
　　宋教仁任农林部长后，有一次去见袁大总统。袁见他西服敝垢，问：“君着此服已几年？”宋说：“留学日本时买的，已穿十年了。”袁感叹良久，赠以银摺扣，说：“钱不多，可为君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何故，宋说：“贫者士之常，今骤然富贵，哪能忘其本？衣服虽褴褛，但尚可蔽体，没必要太华丽。”袁叹曰：“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也。”
　　
　　
　　刘师培随端方入蜀，端遇害后，刘闻风逃往沪上，仇党追杀之，章太炎为之鸣冤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刘因此得免。
　　
　　
　　袁世凯治军严明，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群卒闻之悚然。
　　
　　
　　赵秉钧曾误呼陈宧为宦，闻者皆窃笑，赵顷刻悟出，乃说：“我口拙，此是一缺点。”
　　　　
　　
　　《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
　　
　　
　　伍廷芳对狄楚青说：“近日心中悟得一妙理，凡人之害我者决不可存报复之心。报复之心犹如毒箭，射出去还会再返回来，因之，报复无异于自杀。”狄曰：“此义微妙，非公不能道。”
　　　　
　　
　　民国成立后，政府授为参政，于式枚坚辞不受，并拟一联悬于户：“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杨渭叟说：“读书达理方知惭愧，读书多方多知惭愧。鲜读书未必知惭愧，不读书断不知惭愧。”
　　
　　
　　袁世凯创设参政院，罗致遗老为参政。有对此批评者，袁解释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严范孙被命为教育总长，坚卧不起。政府咨询其用人问题，严对曰：“任官惟贤，当求与时势适宜之人与之图治。”
　　
　　
　　袁世凯想让杨度任教育总长，杨坚辞不受，袁问：“君是不是嫌此官阶太小？”杨对曰：“教育闲曹，吾愿帮忙，不帮闲。”
　　
　　易实甫闲居乡下，贫困不能自存，其乡人袁某与之善，问：“君能屈志小就否？”易对曰：“枯鱼入水，岂遑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遂荐为印铸局参事。
　　
　　
　　杨星川历任铁路银行要差，但交游甚寡，有客问其故，杨曰：“交不贵多，得一人可胜千百人。予生平知己，杨季子一人而已。”
　　
　　
　　柯劭忞辞去参政院参政，有人问其故，柯曰：“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唐继尧以平黔乱功被任为贵州都督，时年方二十三。蔡锷病后，推荐唐取代自己，任云南都督，俨然西南首领。有客说：“君年逾冠即任封疆大吏，实乃古今罕见。”唐说：“甘罗为秦上卿年甫十二，余视之有愧色矣。”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留下“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一语，袁大总统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袁世凯屡请康长素进京，康坚辞不去，袁以词致之曰：“京洛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爱国如公，宁容独善？”康答曰：“问道求贤，三征未已。猥以衔恤，未酬隆情。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
　　
　　
　　康有为参与丁巳复辟之谋，人问之，则曰：“吾固保皇党首领，保皇即保清，是以主张复辟也。”
　　
　　
　　程雪楼乃沪上居士名流，某次，去常州天宁寺游玩，指一沙弥曰：“和尚何以不应有发？”沙弥曰：“为除烦恼而做和尚，岂能不削去三千烦恼丝？”因问程曰：“公亦和尚，何以有发？”程曰：“余万念都泯，不觉烦恼，虽做和尚而烦恼丝可去可不去。”
　　
　　
　　梁鼎芬写信给吴子修云：“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吴说：“趣人趣语。”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京师龙泉寺，袁虑其以文字煽乱，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说：“武则天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
　　　　
　　清末名士俞恪士结庐西湖，以年来花柳剪伐日少而西式楼阁渐多，笑对客说：“西子虽趋时作欧美装束而丰韵犹存，洵不愧绝世佳人。”
　　
　　
　　李经迈是李鸿章的幼子，其出身为庶出，是姨太太莫氏所生。曾充出使比利时大臣。辛亥革命后，李经迈隐退寓居上海租界，洋房洋车，是著名的丁香花园的主人。曾有客问李经迈：“最近往来者都是何等人？”李曰：“闭门谢客，拥书自乐久矣，朝夕往来于室者，一猫、一犬耳。”
　　　　　　
　　
　　王治馨本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先生，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后，王躍升为京兆尹，后因渎职被袁所杀。袁杀掉王治馨后，有一次陆军中将陆建章进见，袁问他：“尊容何故消瘦甚？”陆对曰：“兔死狐悲，唇亡齿寒耳。”袁色变。
　　
　　
　　辛亥军兴，国人颂功绩者，盖有六人：黎元洪威振江汉，天下向风；林述庆身先士卒，百战百胜；唐绍仪舌战群英，心力俱瘁；伍廷芳弭定共和，百折不回；段琪瑞首请逊位，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
　　
　　
　　林述庆少年倜傥有大志，曾愤然曰：“男儿居今不学万人敌，顾以文书终，耻孰甚焉。”于是挺身投福建武备学校。
　　
　　
　　樊樊山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其师张之洞七十诞辰，樊尽一日夜之力撰骈文二千余言为之祝寿，有句曰“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张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二百年来无此作。”
　　
　　
　　梁鼎芬与吴补松二人友谊弥笃，尺笺往来不断，梁曾致吴曰：“雪屋孤臣，此心千里。何日良晤，重与论文。”
　　
　　
　　廖季平所著《公羊论》与其师王湘绮《公羊笺》陈义多有不合处，湘绮对季平曰：“睹君此作，吾愧弗如。”
　　
　　
　　易培基曾结庐白沙泉畔，闭户读书，校定经典五十种，并著文纠正王湘绮《公羊笺》之误，杨惺吾评价其“大著捶碎湘绮楼”。
　　　　
　　军机大臣那桐为母贺寿，召三弦名手王正如弹风流焰口，王说：“此不祥之词，怎能为太夫人贺寿？”那颇不悦：“这是你的想法，我从未如此想过。”王出谓人曰：“那中堂实为不孝之人，母寿而乐闻不祥之声。”
　　
　　
　　王士珍患病，袁克定前往探视，趋前下拜，王略一举手，袁颇不高兴，说：“我又非你的下属，为何回礼如此不周？”王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论行辈可答可不答，你虽高贵，但与我无关，我不能失序以取媚。”
　　　　
　　
　　吴佩孚与曹锟同在京中治军，曹常戎服佩刀，望之凛然。吴则便衣布履，手执唐宋人诗，吟哦不断，曹讽之曰：“书呆子。”
　　
　　
　　张勋入京觐见，袁世凯召入居仁堂，共讨论大政。张于国计民生侃侃而谈，袁击节叹曰：“血性男儿，血性男儿！”
　　
　　
　　康有为说：“梁任公高峙岳立，国之栋梁。”
　　
　　
　　袁世凯称其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世昌雄才，杨杏城逸才，严范孙良才，赵智庵奇才，张季直槃才，孙幕韩隽才，阮斗瞻清才，周辑之长才，梁燕孙敏才。杨度善辞，王揖唐善谋，张仲仁善断，曹汝霖善计，陆宗舆善策，章宗祥善治，汪衮甫善政，金伯屏善文，顾巨六善道，施鹤雏善事。福将王聘卿，主将冯华甫，重将段芝泉，儒将张金波，老将张子志，猛将张绍轩，守将田焕庭，勇将曹仲三，大将倪丹忱，战将段香岩，健将雷朝彦，胜将陆朗斋，强将江宇澄，骁将田韫山，武将陈二庵。
　　
　　
　　徐世昌初与袁世凯相识时，二人都还是少年，袁问徐：“我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徐说：“诸葛亮。”袁说：“哪敢，那敢。”又说：“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导之下。”徐说：“安石、夷甫何许人也？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三大将，并有盛名，世称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对熊希龄说：“决以君领袖内阁，各部长我意中均已有人，君愿与之共治国事否？”熊对曰：“这些人才固佳，乃第二流角色耳。”袁问：“谁为第一流？”熊曰：“汪大燮、张謇、梁启超等是。”阁成，袁笑曰：“此第一流内阁。”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汪精卫一到北京，袁世凯即召见之，并待以殊礼。汪走后，袁对其子克定说：“共和功人有卤莽者，有激烈者，有粗疏者。如精卫之气度爽朗，功成不居，彼党中一人而已。”
　　
　　
　　徐世昌曾说：“黎元洪德量如曾国藩，旷达如彭玉麟，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
　　
　　
　　共和初建，袁世凯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以陈其美为部长，曹汝霖为国务员。章太炎闻之，电袁、唐说：“京外官僚中非无清刚晓练之士，何取著名鬻国之曹汝霖？发难首功非无稳健智略之人，何取弄兵潢池之陈其美？”袁阅电，对唐说：“共和伟人，当以此公为最爽直。”
　　
　　
　　顾维钧面白如玉，袁世凯初见之，对其岳父唐绍仪曰：“令坦何处人？”曰：“吴人。”袁曰：“吴郡不独女子美，男子亦佳。”
　　
　　
　　张作霖少为盗魁，出没白山黑水间，术士某见之，说：“君贵相，他日功业当无量。”张信其言，下山投靠赵次珊，领兵千人，忠勇奋发，兵到匪除，官民交诵，遂擢为统领，改任督军兼省长，晋上将军，授东三省巡阅使。自此发迹。
　　
　　
　　某次，一丐持碗来到袁海观门前乞食，此碗视之乃精瓷，袁问他卖不卖？丐曰：“以此乞食，不愿售。”再问：“多给钱卖不卖？”丐曰：“丐除乞食外不知更有其他事业，要那么多钱有何用处？”袁氏颇为惊异，问姓氏籍贯，丐曰：“大地，逆旅也；万物，刍狗也，哪有什么姓氏籍贯？”说完远去。袁对客叹息曰：“此古之伤心人也。”
　　
　　
　　八指头陀主持天潼寺，某年，有人想侵占寺产，乃亲自到京师诉诸当局，但未的支持，愤而垂泪，遽然圆寂。圆寂前几日，留有诗云：“减余钵中食，息彼人中争。我身尚不有，身外复何营？”
　　
　　
　　沈幼岚一直想通过奕劻得以升迁，但屡次求见皆被拒。其乡人某御史笑对沈说：“奕劻之门不难进，但必须通过巨贿方可。”沈大悟，乃以二万银券亲授其门人，并说：“此是小意思，聊为王爷果饵之需。”门人入报，奕劻马上出迎于中门，沈且喜且惊。及辞，复送出门外。沈尤骇，对人说：“金钱魔力若是其巨耶？”未几日，即得升迁。
　　　
　　
　　王湘绮受袁世凯之邀任国史馆长，刚抵京，袁即以私家车迎入公府，集百官大开宴席为之洗尘。宴罢，互相道故，袁辞极卑谦。湘绮退而对人曰：“袁四真是可儿。”
　　
　　
　　载涛、载沣皆醇亲王之子，二人皆嗜戏，载涛更以《盗御马》著称，经常集家人串演。有一次，其母病笃，载沣前来探视。二人一见，载涛马上拉住载沣说：“正准备演《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你来演周瑜正好。”载沣说：“我从来未学过武生，你又不是不知。”其母听到，拍床怒骂：“我都要病死了，你们还在歌舞娱乐，真死不瞑目矣！”
　　
　　
　　那桐发辫长垂，以示不忘故主。人问何以不剪掉？那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可以人而有头无尾乎？”闻者哗然。
　　
　　
　　易实甫别字哭庵，王湘绮嘲之曰：“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易报之曰：“我哭时你又未见，他人也未见，惟老婆见到而已。不哭，何得称哭庵？”
　　
　　
　　黎元洪曾对人说：“项城深沉过人。”闻者问：“他何处过人？”黎说：“我与之周旋两三年，从未曾听他说要做皇帝。”
　　
　　
　　段祺瑞筑宅于京师，其宏丽一时无两。段曾集朋好对弈其中，叹曰：“南面王不易。”
　　
　　
　　黎元洪退任总统后，继任者冯国璋拟每月以银币三千圆为退任总统之津贴，使人问黎元洪的意见，黎说：“总统任期五年，使退职者均有津贴，徒重加人民负担。余尸位一年，无功德于民，断不敢开此先例。”
　　
　　
　　康有为复辟事败后，杜门忏悔，拟筑园于歇浦，征求奇石异草、嘉花美木为点缀，有句云：“穷老无事，江山定居。天地既闭，松菊犹存。杜陵避乱则堂筑浣花，司马放还则园称独乐。将筑园林，与木石俱。”
　　
　　
　　徐班侯与汤蛰仙晚年都有声色之好，经常结伴流连伎寮，终日不忍离去。不多久，蛰仙死去，班侯虽踽踽独行而兴致不减。有人调笑说：“耆旧风流渐渐赊，蛰仙丰貌委尘沙。只余一个徐班老，白发飘萧郭四家。”郭四，暗娼也。
　　 史间道（二）
　　
　　
　　
　　1957年，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里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没有积极组织“鸣放”，是“死人办报”，并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延安时期，某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竟自称“老子天下第六”！他狂妄至此，也未敢称“天下第一”，因为排在他前面的是马恩列斯毛。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对于1957年的“反右”，最平实的说法是：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总之都是预谋、蓄谋。
　　
　　
　　毛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对斯大林功过要“三七开”；毛百年之后，邓对他的评价如出一辙，也是“三七开”，明扬暗贬。
　　
　　
　　1948年，吴晗来到平山，请毛泽东为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看后，说，朱元璋的残酷暴虐正是其巩固权力之所必需。
　　
　　
　　叶浅予在其回忆录里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讲习班上，画家唐云问领导：“思想是自己的，怎么可以改造？”
　　
　　
　　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的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赠送锦旗，上书“我们永远跟您走”，内心极为感慨。
　　
　　
　　1949年，梁漱溟拒绝了毛邀其入阁的要求，说：“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为有利。”
　　
　　
　　黄永玉写信给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曹禺接信，想起王佐断臂的故事，长叹一声：“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
　　
　　
　　某次，人问曹禺最近在忙什么，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1940年春，陈寅恪由西南联大赴陪都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会中，蒋介石宴请到会诸先生，陈寅恪初次见蒋，“深觉其人不足畏，有负厥职”。归而作诗，其中有“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看最高楼”句。
　　
　　
　　1952年院系调整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调任新北大历史系主任，引来诸多讽议，有人甚至明知故问：“翦伯赞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五七干校的氛围大为缓和。有一次，一个红卫兵对曾上交过上百份苦心经营的思想汇报的李慎之说：“老李，你真傻，那么认真地写思想汇报，其实，交到我们手里之后，头两次还看看，后来的收到以后，随手就扔到废纸篓里去了。”老李顿有所悟，但他却说：“当时，我敢不写吗？”
　　
　　
　　李慎之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
　　
　　
　　马一浮二十岁即先赴美、后赴日留学，曾带回德文版《资本论》一部，是把马克思著作“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一生的志业追求归结为一点：让一切西来学术统于六艺。“如自然科学亦统于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而六艺又都统于孝经，统摄于一心。”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评价鲁迅“颓废不适于斗争”，有人将此话转述给鲁迅，鲁迅哈哈一笑，说，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李慎之说，一句“天理良心”就代表着中国哲学的精义，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1979年，政治空气渐趋回暖，读完四卷钱著《管锥编》的李慎之敬佩之余，登门前去道贺，说自己特别佩服钱钟书的“自说自话”，文中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没有理睬三十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听后淡淡一笑，说：“天机不可泄漏。”
　　
　　
　　钱诗：“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
　　
　　
　　有一次，钱钟书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李慨然叹曰：“当今之世，谁还能作此言，敢作此语？”并谓钱是“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
　　
　　
　　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拿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拿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沈从文悼念朱自清，说朱“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近于“历史中最称许的纯粹君子”，并哀叹他活得“太累”。
　　
　　
　　早在1945年公开批评胡风时，周恩来就曾对胡风有过两点忠告：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可惜胡风领会不够，终至带来更为“深刻”的教训。
　　
　　
　　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员雁漠有一次随团为战士演出，演出前，营长下令逐个检查枪支，均不许子弹上膛。当演至贫农孙大哥被恶霸地主“五铁耙”所逼刎颈自尽时，有战士开始嚎啕大哭。随着剧情进展，一战士猛然站起来大呼：“打倒五铁耙！”刚掏出子弹，枪即被班长没收。遂冲出场外，抱起一巨石奔至后台，呼喊着“砸死五铁耙”。幸而扮演着躲入床下，躲过一劫。后来战斗打响，雁漠改做护理工作，见一战士肠子都被打出来了，愣是不吭一声。细看之下，正是那个小战士，问其话，犹自言曰：“我为孙大哥报仇了……”
　　
　　
　　解放前夕，张东荪忧心忡忡地说：“恐惧将来的变局会使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完全失掉”，“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做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
　　
　　
　　建国前，沈从文与冯至有过一次争论。沈：“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冯：“红绿灯是个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沈：“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冯：“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冯无言。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报纸上“空房急售”的广告比比皆是，东单、宣外一带的小市上，旧家具堆积成山，知识分子们见面的问候语也都变成了“怎么样，走不走？”
　　
　　
　　沈从文决定留下来是，就已经做好了“消失”的准备。“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受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论语》杂志149期载：“法币满地，深可没胫，行人往来践踏，绝无俯身拾之者，谓之‘路不拾遗’。”
　　
　　
　　《论语》刊载民谣以讽法币：“平平涨涨涨平平，涨涨平平涨涨平，涨涨平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
　　
　　
　　解放前流传的一副对联《赞财政当局》：“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谓屁无捐。”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56年，毛在“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的讲话”中说，裸体模特不要是不行的，作为封建思想加以禁止也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在延安时，萧军准备入党，并与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有过一次谈话。彭问他：“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萧听后，一口回绝：“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
　　
　　
　　梁启超讲过一个“狗屁分三级”的故事：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据说钱钟书每发表一文，即对夫人杨绛说：“今天放了一个屁。”若是“长文”，则谓之“长屁”云云。
　　
　　
　　鸦片战争后，英人初提割让香港，北京的顢頇官僚们竟不知香港内在哪里。因此蒋廷黻说：“时人反对割地，但不反对割香港。”
　　
　　
　　1857年冬，英法联军攻进广州，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洪秀全得了南京后，即居于深宫，疏于国事，后来竟至疯狂到迷信。某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之危局，洪说：“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无兵，朕之天兵多国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国将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全民饮露充饥，说是“天食”。
　　
　　
　　郭嵩焘乱世理外交，为时人所骂。王闿运曾撰联讽之曰：“出乎其累，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并在其日记中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某次，北伐军将令何应钦宴请蔡元培、马叙伦等，苏联军事顾问蔡列班诺夫亦在座，并呈上自己的中国式名片。蔡元培接过名片，哈哈一笑，说：“原来是本家！”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1985年12月，冯友兰九十寿辰，冯宗璞电邀梁漱溟出席家宴，梁当即拒之，并去信说明拒赴原因“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同时表示，“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冯复信说，梁“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并寄《三松堂自序》一书，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梁复信：“芝生老同学：《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面谈。”冯接信，叹曰：“还是我去看他！”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以批孔鸣于时。
　　
　　
　　艾青说徐志摩是个色情诗人，原因是徐写过一首题为《别拧我，痛！》的诗。
　　
　　
　　1983年春，彭燕郊去丰收胡同拜访流芳回来的大诗人艾青，彭问他正写些什么，大师说：“不写了，我已经写尽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非常狂妄，到了后期颇有些名士派头。某次，一帮人坐车去密云水库游玩，路遇危险，徐友渔大叫：“这车要是翻下去，中国文化就全没了！”甘阳后来回忆说：“就是那种口气啊，天！友渔那时候还是很可爱的！”
　　
　　
　　有人批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行事不民主，甘阳颇不以为然，“什么民主，这编委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的朋友，够资格的差不多当时也都是个人物了。”
　　
　　
　　某次，赵越胜与梁治平在某新华书店偶尔聊了几句，即引为知音，就一路把梁领到了甘阳的家中，说：“甘阳，梁治平就是我们要的人。”
　　
　　
　　赵越胜在八十年代说，每片树叶掉下来都会砸到一个诗人的头上。
　　
　　
　　查建英在广州一五星级宾馆的卫生间看到一张招贴，上写：“请不要蹲在马桶上大小便。”查看后大为吃惊，旋又释然：“马桶是坐的，这还用说吗？怎么这样低级？这不都是常识吗？但中国那时惨到彻底丧失了常识，要进行常识启蒙。”
　　
　　
　　吴亮回忆说：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不! 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
　　
　　
　　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吴亮被安排与钱理群同屋，因为两人皆鼾声如雷。有人窃笑着对他耳语： 你必须比他们先睡着!或者你先喝醉了也是个办法。吴不相信，结果后果很严重。十多年后，他们又在洛杉矶机场相遇。钱说，这次出国开会主要为了会会朋友，其次是买一台“打鼾者睡眠呼吸机”，可能要两千多美圆，老钱说：“太太关照的, 必须买。”吴顿时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那个不眠之夜。
　　
　　
　　一次，吴亮向张弦索要某人的电话号码，他说好好，我这就给你写。说完便站起来上上下下摸身上的口袋。吴说，纸和笔不都在桌子上吗？张弦说，我找烟，我写字的时候必须抽烟。
　　
　　
　　1989年深秋，吴亮去愚园路茹志鹃家里打麻将，“我的上家钱谷融下家是王西彦，茹志鹃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摸牌一手持烟，我略感拘谨。牌桌上没有什么话题，注下得非常小，每把不到一块钱，而且王安忆和王西彦太太还在旁边观看，王啸平在亭子间读书，时不时走过来问：谁胡啦?”大家把输的钱集中在一只小篮子里，茹志鹃说你们下个礼拜来玩我们用这钱吃饭。
　　
　　“后来天暗了，沉闷的牌局终于结束，王西彦夫妇穿上大衣钱谷融围好围巾，我们鱼贯而出。在愚谷村弄堂口，钱谷融突然停下脚步问我：‘有李劼消息吗?’我摇摇头。”
　　
　　
　　陈丹青有肖像画家的习惯，逢人先看相，且眼光毒辣。他说鲁迅先生就是少有的“好模样”。他给刘索拉画像，刻骨传神，连刘索拉自己都不敢在晚上看，说是“我怕那女的”。
　　
　　
　　北岛在巴黎赵越胜宅，日日饮酒大醉。赵边斟酒边说：“当年读那首《我不相信》，我操，这孙子怎么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概括得这么准啊！当时哪知道是这么没文化一家伙！”
　　
　　
　　1979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雪，在北大读书的查建英与同学一起去参加“今天”的活动。走进一个曲曲折折的小胡同最深处，推门进去，里面一屋子人，炉子、一把锡铁大茶壶、一只肥胖的猫，屋里热气腾腾烟雾蒙蒙，众人表情严肃，“感觉特神秘，有点像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里地下党接头：陌生、新鲜、刺激，似乎还有隐隐的危险。”查说。
　　
　　
　　1980年12月，《今天》迫于压力停刊。为了取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今天》的同仁们向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发出了三百多封公开信，但只有萧军一人回了信。“这位老先生稀里糊涂表示支持，待我们找上门去，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北岛后来回忆说。
　　
　　
　　六十年代，正读初中的阿城因父亲（钟惦棐）的政治原因，很多好事（如上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亚非拉的总统）他都没份儿。去之前，老师会念一大串名字，之后说：没念到名字的同学可以回家了！有一次，阿城向老师建议：“您就念我们几个，就说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就完了，何必念那么多呢？”老师回答说：“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阿城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什么责？责在权力者手中，只有你有权力，弄兴了弄亡了，当然是你的责任。要大家来负责？这就像卖国，我就卖不了国，因为国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卖？
　　
　　
　　王蒙评论刘索拉的小说，说是“吃饱了撑的文学”。
　　
　　
　　故宫里没有茅房，那么宫里的人怎么拉屎？据阿城说，宫里的人一般拉在放了焦枣的木桶里，焦枣滚动灵便，屎一下去就到桶底了，可谓只闻枣香，不闻屎臭。
　　
　　
　　甘阳说：我敢跟第一流的学者对话，而不敢跟第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陈平原认为那是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谈思想，谈立场，那我们有；第二流的学者谈学问，谈学问需要读书，你没读过，就是说不出来。”
　　
　　
　　某年，洪谦出席维也纳大学为他取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回来，对赶去祝贺的弟子甘阳说：“甘阳，你知道吗，我在外国每天都可以洗一个热水澡，真妙啊！”甘阳听后傻了，他马上联想起某友说的一件事：一次，某友去北大附近的公共澡堂洗澡，一回头，发现对面赤条条的竟是自己七十多岁的指导教授！从此再也不去此澡堂洗澡。
　　
　　
　　1911年5月，留学西方7年之久的丁文江由香港经越南坐滇越铁路到了昆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地之旅。他发现当时所出版的几份中国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作蓝本印成的，“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竟无人发现。”
　　
　　
　　刚解放时，任教于西南师院的吴宓遇几位学生来访，其中一女生问吴宓省籍，吴答以“陕西”，女生遂又曰：“是延安之陕西吧？”吴宓听后大为感慨，“盖不知有西安也。呜呼，今日全中国士女，尤其学生之文化程度及爱国观点，皆视此矣！”
　　
　　
　　张灏论及中国社会改革之难，其最大的问题是：士大夫阶层能否放弃自己的利益？“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