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内阁是个很普通的名词。中国的内阁最早产生于明永乐年间。内阁之出现乃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它与丞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时期里，始终存在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从两者演化、消长的渐进过程来看，皇权在逐渐上升和强化，而相权则慢慢下降削弱以致于衰落，到明朝为内阁所取代，而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又为军机处替代。

秦汉时期相权最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入则参入廷议，出则号令百官，事无不统，负有第一线的责任。丞相是所谓“三公”之一，但事权最重。丞相上朝连皇帝都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一下。“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这种种待遇是后世丞相们不敢想望的。正因如此，所以有人称秦和汉初是丞相责任制时期，应该有一定的道理。

我想，这种制度可能和现在的首相或者称总理负责制较为相像。

汉武帝感到相权太重，便用近侍分夺丞相的权力。他在内廷设尚书台，实际上就是他的内廷秘书处，用来参决机务，甚至还用宦官参与其间。尚书台地位日渐显赫，相权随之日益低落。东汉时，尚书台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尚书成为了实质上的丞相，“三公”形同虚设，即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

隋唐时行三省制度，三省长官同为丞相，相互牵制，谁也不能专权。一般都有四五人同时为相，多时达十余人。他们同时议事，最后由皇帝裁决。唐中期以后，皇帝还常常派亲信“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即同丞相们一起处理章奏等事，参与知道政府事务。后来，这些人也渐渐成为了“相”。即使原来地三省长官，如果没有这些头衔，也不敢执政事。与秦汉相比，这时的相权大为削弱。

宋代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后的第二天，耍了个小花招，要丞相范质把章奏送到他面前，趁机让宦官把他的座位撤掉。于是成为定制，以后丞相在廷上答话，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而必须恭恭敬敬地站着回答，即所谓“立而陈言”。另外，皇帝还对相权进行了分割，分军事权与枢密院，分财政权给三司使，丞相只管行政。这还不够，还必须由皇帝“差遣”，方可任事。否则，不管什么官职，都无权行事。这样分权，则有和当今的“三权鼎力”相似，但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谓的“三权鼎力”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当然在讲究人治而不讲究法制的中国古代是不会产生出真正的“三权鼎力”的。

明朝初年，政府机构的设置仍沿袭元代的制度，于中央置中书省，设左、右丞相，总理庶务，下辖六部，承办其事。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丞相统率百官，对政务有专决的权力，只对皇帝负责。而明代的君主专制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与此相适应，延续了千余年的丞相制度也被废除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朱元璋乘机“罢丞相不设”，一切出自“宸载”。这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上，在官制的沿革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他还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明史－职官志》）这样，明代的皇帝就不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朱元璋克勤不怠，“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废丞相后，权归六部，自是六部直属于皇帝，六部尚书被皇帝称为“股肱”之臣，为皇帝“总理庶务”。如果和当今对比的话，则只有独裁国家的最高元首才能类比，现代的总统责任制远没有这么大的权利来支撑。

朱元璋曾说过：“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28年谕）

因政务繁忙，皇帝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朱元璋便又设了“四辅官”，让他们“侍左右，背顾问”。这些人品极低，没实权，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四辅官的设置实际上是向内阁制度的一个过渡。分相权与六部，集皇权于一身。这表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已到了新的高峰。

明成祖即位，永乐19年（1421年）建都北京后，中央机构还保存南北两套。命解缙等七人“入直文渊阁，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于是，在中国官制史上就进入了有内阁的时代。不仅明清两代有内阁，连北洋政府时期设的国务院也称内阁。阁臣也称为殿阁大学士，其职权经历了一个由小逐步增大的过程。

明朝制度，“六部分临天下事，内阁不得侵。”

起初，内阁大学士不仅品级低，而且事权也不重，远不能与古代的丞相相比。首先，明代的内阁不是一级正式官署，没有法定的政治权力。以前，六部尚书是丞相的下属，丞相可以直接对他们发号施令。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丞相请示和回报。但内阁根本没有这种权力，六部直接向皇帝请示和回报，不经过内阁。

其次，内阁大学士的品系很低，“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明代的官阶分九品，一个五品官员只是中级官员。以前，丞相都是当朝一品，位极人臣。而在明代，就品级和事权来就看，大学士反在六部尚书之下。因此，《明史·职官志》上说：“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仅就此可以看出，内阁初设时的事权是不会很大的。明朝人不把内阁当做一个衙门，故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二书俱无内阁条目。

明朝内阁的权力本身也有一个消长的过程。

宣德时，阁权明显上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阁获得了“票拟”权，即对臣下的各种章奏拟出处理意见。按照惯例，内阁的票拟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红”后才能付诸实施。但是，皇帝的批红往往徒具形式，尤其是懒得理事的皇帝，自己连勾上一笔也不愿干，就让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劳。因此，一般都是按照内阁票拟的意见来执行。这看来似乎只是初步处理意见，皇帝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既然皇帝基本上都是按照票拟的意见来决定，那么，内阁的票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终明之世，票拟一直都是内阁最主要的权力。二是宣德时内阁成员的品级明显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三杨”当国，他们都兼有师，保，尚书等头衔，故多是一品或者二品大员。这并不是大学士本身品级的提高，而是具体的大学士个人的品级本来就高，这样一来，内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大为提高。这种状况在宣德以后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世宗嘉靖中，阁权膨胀，形势又为之一变。这时阁臣的地位显著提高，更加普遍地被称为宰臣、宰相、辅臣、宰辅，只是避丞相之名。

明朝中期以后，内阁中出现了首辅，其余的大学士都唯首辅马首是瞻。这样，在宰相、辅臣中，又有首辅（首揆、元辅）次辅（次揆）和群辅之分。票拟一般由首辅一人执笔，其余大学士只能议论议论。又不仅票拟而已，而且多能干预朝政。因而，首辅的权力就显得特别突出。在外人的心目中，这些首辅如同过去的丞相。嘉靖时出了个严嵩，“阴挠部权”。万历初出了个张居正，“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张居正在明朝162位阁臣中，是最有气魄、才智，也最能有所作为得人，故有人称他“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明史》卷213《张居正传》）又说他“六卿伺色探旨（指尚书等官），若六朝吏称决者（指侍郎等官），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于是乎相之形张矣，其首（辅）次（辅）则霄壤矣。”（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序）明朝内阁权力之大，至此而极！他们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也都是内阁首辅，这就使内阁的地位越发显得尊崇。

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即自正德以后，明代的皇帝越来越懒得理事。正德就不喜欢在京师住，讨厌繁杂的政务，忽而去张家口，又忽而南下苏杭。日常政务基本上靠内阁处理。嘉靖信道教，终日在宫廷里做斋醮，竟然一连十几年不上朝。万历登基时才十岁，政务基本上都由张居正来处理。至此，内阁首辅的权势已于古代的丞相相差无几。

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政，窃权的宦官总想干预六部政务，部臣亦多受其左右。王振擅权，发令时六部不敢与争。汪直擅权，京中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到魏忠贤乱政，堂堂尚书，且进入其门下 “五虎”、 “十狗”之行列。

《明史宦官传》开篇就有这么一段话：“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内外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廷。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汉唐两代，算是中国国势非常强盛的朝代，可太监为害也很大，到了后期，已经直接干预皇帝的废立。朱元璋以史为鉴，提出这种防范制度不可谓不严密，不可谓没有针对性。但历史给太祖高皇帝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有明一代，阉祸之乱，甚于前代，一直伴随着皇朝覆灭。朱元璋虽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但是制度的破坏却恰恰有是始于他的。他曾几度派遣宦官出巡即是明证。
    决心当一个好皇帝的建文帝，“御内臣甚严，诏出稍不法，许有司械闻。”这完全是按照皇帝爷爷的既定方针办，算是孝顺的孙子。果然，他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后，宫内的太监痛恨建文帝太严厉，身在曹营心在汉，纷纷和朱棣暗通款曲，为叛军通风报信。朱棣得了皇位后，对太监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郑和可以带兵出使。对朱棣来说，自己皇位的巩固是最大的利益，他必须利用内臣来控制那些人心隔肚皮的外臣，用内臣总觉得比用外臣放心。在个人利益面前，祖制算什么？

   《明史职官志》有记载： 成祖亦尝云，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朱棣表面上遵奉祖训，但却将乃父规定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只要在皇帝可控制的范围内，宦官自可做主。成祖朱棣对祖训阳奉阴违，宣宗则阳奉阳违。

   《明史宦官传》载，宣宗设立内书院，事在宣德元年（142年）七月，目的是提高宦官的文化素质，以便让他们将来做秉笔太监时，能够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文，以减轻宣宗本人每日批阅大量奏文的政务负担。为日后宦官在荒主执政时干预政治作了重要的铺垫。英宗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他重用宦官王振，王振竟然把太祖立于宫门上的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世人无不知权在王振，公侯勋戚皆呼之日“翁父”。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以军政大权，汪直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并且，汪直还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成化十七年（1481年）两次外任边将，指挥军队打仗。越到后来，朱元璋的继承者们便越不问政事和腐化，武宗时的宦官刘谨，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书，武帝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重”，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宗贤才得以售奸。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明朝是“最大的太监帝国”, 这真是一大笑话。

    幸运得到皇位的崇祯帝，上任伊始就不动声色的铲除“客魏”，歼灭“阉党”，撤回所有派出去监军的宦官，一度让群臣看到了大明中兴的希望。然而不久崇祯可能感到群臣都不堪一用，转而再次任用阉人，监军也。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权力越大, 越是标志这个封建社会的成熟程度, 从这个角度看，清朝是完美的封建社会, 远比明朝高明 。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改正了明朝很多不足的地方, 明朝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廷杖制度。明朝的官员都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所以并不一定认为皇帝正确，经常和皇帝发生争执。弄得有时皇帝气急败坏使用廷杖乃至杀戮来对付他们，但这些官员依然义无反顾，而且即使被处罚，也获得了另一种光荣。大清把道统收归到帝王手中，使道统和治统统一起来，维护了王朝的统一。大清帝王们采用恩威并举的方式收归道统，一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而有人诬蔑理学在清朝成了碰不得的理教，完全是闭着眼睛造谣。另一方面则很绝妙，就是侮辱道学家们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名臣”自居。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员，出了一道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让他们做现场作文，然后大发威风，当场羞辱这帮平时颇以才学满腹自居的文士们，骂这帮人是“假道学”。 康熙晚年又连续找机会，对此时已经过世的熊赐履，对曾认真教过自己的老师进行羞辱，说这种人自以为得道统之传，彼此纷争，简直就是和市井之辈没什么区别。以堂堂帝王之尊，对自己的恩师进行讥刺贬损，周围的文士们自然吓得噤若寒蝉、大汗淋漓。雍正和乾隆继续发扬光大。乾隆经常动不动就骂道学家们“欺世盗名”“假道学”，口气更加严厉冷酷，使文人们自己都觉得自己自卑。清朝帝王们的高明手段，强行把道统从儒士们手中抢过去了。理学的解释权在皇帝手里，皇帝才是圣人，才是最好的思想家！于是，道统和治统的统一终于合一了，这是以前王朝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孟森《明清史讲义》中说，“（明代）求为正人者多论劾蒙祸，濒死而不悔者，在当时实极盛，即被祸至死，时论以为荣。不似后来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帝以为罪人，无人敢道其非罪。”。这里，请不要把现在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套在封建社会，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偏偏有的人就是借此说什么明朝的民主自由，清朝如何黑暗之类的，简直是在搞笑。还有的说什么明朝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但明朝照样运转，说明了明朝政治制度的先进等等，这真的是幽默哦。

参考数目：晁中辰《崇祯大传》

          杨志玖主编《中国古代官制讲座》

          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古代卷》

          柏杨《中国人史纲》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lovesue《超级搞笑的明朝，历史的倒退》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