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珉

摘要 本文旨在对超现代管理范式与方法论特点进行全面评析。本文认为，对西方超现代管理应做具体分析，它们是以不同方式探究或表现当代西方的企业组织与管理特征，并揭示了西方现代管理学、管理的现代模式发展的内在矛盾与种种消极后果，这对我们是有认识价值与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 管理学；超现代性；超现代范式；方法论*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1060）和西南财经大学211工程二期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

　　进入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焦点已不再是各理论流派在20世纪60-80年代“管理理论的丛林”(TheManagementTheoryofJungle)的理论流派之争，而是现代性、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这种争论关涉到管理学在21世纪的发展和方向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超现代管理思潮是以不同的态度、方式寻求解决管理理论发展矛盾之途的姿态，出现在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前沿。由此，管理学形成了希望通过时间隧道，使管理理论缓慢地、自然而然地、平稳地取得根本性进步的持续学派(ContinuingSchool)，主张方法论的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和差异性(DifferentiAtion
)，为管理学寻找一种“合理的”出发点的后现代管理学派(Post-modernSchool)与主张在混沌中求发展的超现代管理学派(Hyper-modernSchool)三大学派并存的格局。而后现代管理学派和超现代管理学派的范式与方法对当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一、 超现代管理范式的兴起
二、
　　应当承认，现代管理学过去在解决信息论奠基人沃伦·韦弗所称的“简单问题”和“非系统的复杂问题”时一直是较为成功的。但是，在知识经济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组织经营环境的不稳定性，使得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倾向于将组织及其管理问题理解为一个复杂性组织系统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超现代问题，主张应当应用超现代管理范式来研究组织变革与发展问题，解决和解释组织变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理学有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历史发展必然性、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思想观念都遇到了挑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随机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在组织及其管理中的作用，认识到传统的、“科学的”认知方式和知识创新模式需要改变，由此引发了超现代管理思潮。随着管理学复杂性系统(ComplexSystem)理论的发展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等新兴科学理论的兴起，对人们关于非直接因果关系的思想、简单与复杂、确定与随机统一的思想等的确立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以复杂性范式、混沌范式和模糊范式为主要内容的超现代管理模式(Hyper-modernModel)，不但能够解释以往管理学对事物机械的、还原式的、线性的事物存在和演化，还能够解释和说明传统管理学所不能解释和说明的许多复杂现象或问题。“过去曾假定为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已不存在，需要将混沌当作一种既定的条件，学会在混沌之中求生机”。[1]要适应未来竞争的需要，管理学必须摧毁确定性(Certainty)和时间可逆性(Reversibility)在管理学范式中的主导地位，建构管理学理论的新范式。
　　
　　所谓的“超现代”(Hyper-modern)，可以理解为“高度现代”，它是指广泛存在于组织及其管理实践中的偶然性、随机性、非理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这样说，不确定性中包含着确定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是绝管理理论对的，确定性是相对的。因此，超现代学派强调超现代模式是现代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一种新面孔和一种新发展方向。如果说现代管理学的特点是需要管理事物和人，超现代管理学的特点则是需要处理复杂性。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教授维尔莫特认为，面对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带来的危机，所有的管理学权威和管理学范式都变得漏洞百出，甚至滑稽可笑。[2]
　　
　　以美国管理学家汤姆·J.彼德斯为代表的超现代学派，主张接受超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抛弃任何连贯的理论和任何重要的陈述。而使管理学转向追寻汤姆·J.彼德斯的路线，改追求卓越为在混沌中求发展，通过建立一种认同感来承认非理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和瞬时性的价值，不断地破坏所有的障碍和藩篱，用解放型管理学和追求标新立异来取代现代模式。
　　
　　如果仔细地探究可以发现，管理学从追求现代性转向追求超现代性、从确定性范式转向不确定性范式、混沌范式和复杂性范式，是有着许多深刻的原因的：一是组织及其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包含了许多变量和参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一幅非线性(Nonlinear)图像。这是一个多维度(Multi-dimensions)的管理系统，要对如此多的变量和参数进行分析、归纳和实证，传统管理学不仅在实际上行不通，而且其实证的结果也很难检验；二是组织及其管理系统有很多的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自身的结构，都有按其组织及其管理结构的性质实现它自身功能的性质，但各个层次的经济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这种层次之间的利益协调就成为组织及其管理系统复杂性本质的根源之一；三是传统管理学适用于按照劳动分工的原理建立起来的科层制组织，但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内外的分工链条越来越长，职能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越来越分化的情况，却使很多组织患有“不良组织病症”(MalorganizationSymptom)。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分工仅仅是组织得以建立的某一个因素，而不是组织成立的全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劳动分工理论难以清晰地解释组织内部的构成，也不能解释组织之间的关系，更不能说明组织经营的实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及其管理的进化过程就是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过程，进化的作用就是把不确定性因素注入到组织及其管理之中。不确定性因素越多，所体现出来的新奇性、创造点就越多，组织及其管理的自由度就越大，在进化过程中可供创新的东西也就越多，组织及其管理进化的形态也就越呈现丰富多彩的状态。[3]
　　
　　汤姆·J.彼德斯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理性的混沌时代，企业经营世界里没有现成的蓝图和路线图。企业经营世界里“全是重大的试验，是还在进行中的工作，是一个变化着的盛宴，一个与时俱进的进化故事”。统治这个世界的第一条原则是“天知道”(GodAloneKnows)。在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只有“天知道”的世界里，无所作为岂不是“最佳办法”？答案恰恰不是。因为如果管理者无所作为，那么管理者就是已经断定了最终的结果(即失败)，把50%的概率谎称为100%。所以随“天知道”而来的，是第二条原则“大胆闯”(ScrewaroundVigorously)。[4]“大胆闯”就是我们今天追求卓越的方式——追求组织的变革与创新。知识经济的基础——呈非连续性、突发性增长的知识决定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组织变革与创新的下一步只能是“天知道”，决定了我们惟一符合时宜的行动方式是“大胆闯”。

二、超现代管理学范式

　　超现代学派的管理学家认为，现代管理学罗列出来的那些关键性成功因素，在组织及其管理的实践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靠不住。当今时代，非理性、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组织的商业实践中，无论你是身处世界的何地，都会明显地感受到。管理学范式的理性、确定性的描述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确凿无误的东西只是一种空想，组织的整治和秩序的确变得令人难以捉摸。现代管理学范式的理论大厦由于已经失去了确定性和时间对称性的强有力支持，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坍塌。[3]
　　
　　查尔斯·汉迪认为，这是一个“非理性时代”(TheAgeofUnreason)。由此，他认为，超现代管理范式的两大特征可以概括为“非理性”(Unreason)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他说，我们只能在这个非理性的、不确定性的整体环境中成功，或者失败。要想成功，就不得不学会与这个“非理性”、“不确定性”的环境相处，那就是要进行组织的变革与创新；而失败，首先是因为不能接受“非理性”的环境，无法实现组织的变革与创新，因而必然从“非理性”、“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出局。[5]汤姆·J.彼德斯发现，我们花了几十年教导人们从混沌中创造秩序，但是现在将不得不再花十年从秩序中创造混沌。[1]

　　超现代管理学范式主要集中于对组织及其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引进协同论(TheSynergetics)、耗散结构论(DissipativeStructure)、突变论(CatastropheTheory)、分维论(DimensionsTheory)、分形论(FractalTheory)、超循环论(TheHypercycle)、混沌论(ChaosTheory)和模糊论(Ambiguity)等前沿学科的理论，力图在超现代旗帜下开展的复杂性范式的各项研究取得突破。这些研究对整个管理学所产生的震撼，丝毫不小于20世纪早期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Management)和人际关系学说(TheHumanRelations)。
　　
　　这一方向的研究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地位。从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一直被认为是来自组织外部的扰动，应该避免或忽略不计，即使对它有所考虑，至多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偶然性、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一样，都是客观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定型系统也会表现出不确定的行为，即随机的、原则上无法预测的行为。这就是混沌。汤姆·J.彼德斯指出：“混沌理论向人们熟知的管理知识提出了挑战，也向传统的管理实践提出了挑战。”[1]
　　
　　到目前为止，超现代管理学范式对组织及其管理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范式，不同的管理学家站在不同的立场、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组织及其管理复杂性问题，而且其它学科关于超现代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的研究也对管理学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因而要对超现代管理学范式进行归纳实际上存在着相当多的困难。超现代管理研究的多元化范式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或许就是组织及其管理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
　　
　　如果真正要对超现代管理学范式进行分类，目前可以分为最具典型意义的有复杂性范式(ComplexParadigm)、混沌范式(ChaosParadigm)、混序组织范式(ChaordicOrganizationParadigm)、模糊范式(BlurParadigm)和“自组织”范式(Self-organizationParadigm)等。
　　
　　复杂性范式的研究包括了系统复杂性、非系统复杂性、自组织复杂性、内时空复杂性和内随机复杂性范式等。
　　混沌范式的基础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所有的组织都是在一个动态的、不可预测和混沌的环境中营运，为了应付外部环境的混沌，应提倡刺激连续的内在混沌。[6]混沌就是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不断地向稳定的内核运动的不确定运动轨迹。
　　
　　混序组织范式是VISA卡国际公司(VISA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迪伊·W.哈克(DeeHock)在其重要著作《混序时代的诞生》(BirthoftheChaordicAge)中提出的。哈克分别借用“混沌”(Chaos)和“有序”(Order)管理理论的第一个音节，造出了“混序”(Chaord)一字。VISA卡国际公司就是混序组织的原型。《第五代管理》一书的作者查尔斯·M.萨维奇在其书中是在“自组织与智能企业”标题下，作为新型组织来介绍VISA卡国际公司的。这个组织“既不是中央集权式的等级体制也不是命令控制结构。”[7]简单地说，所谓的混序组织是种象人体或生物圈一样，可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组织。迪伊·W.哈克认为，传统企业严格的等级观念、机械的规章制度以及无所不在的控制，从根本上扼杀了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企业难以灵活地应对新的挑战与机遇。因而，他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组织，一种象人体、大脑或生物圈一样，可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组织，这就是混序组织。[8]
　　
　　模糊范式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组织及其管理中大量存在着不确定性与模糊(Blur)。模糊的核心是一种力量，是从时间、空间和群体中演化出来的联结性(Connectivity)、速度(Speed)和无形(Intangibles)。这里，联结性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在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梅耶所描绘的信息联结经济中，小的事物通过无数办法联系起来，并创建了“复杂性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即刻，无数的这种联系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企业组织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超现代管理学范式认为，联结性、速度和无形，
“这三样东西模糊了我们的规则，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商业活动和生活。它们摧毁了使当今工业界发展缓慢的各自分散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了大批量生产、分段制定价格和标准化工作等等。这三种力量塑造了新经济的行为。”它们对被戴维斯和梅耶称为的“期望的模糊”、“实施的模糊”、“资源的模糊”产生了影响。[9]

　　“自组织”范式实质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本质上是自我传导的”组织范式，[10]它是与传统科层制组织理论的“他组织”范式对立的。按照协同论创立者赫尔曼·哈肯的说法，自组织是指“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的‘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11]简单地说，“自组织”就是团队的活动既不受中央控制，也不受局部监管。正是通过自组织这个特性，所有的行为个体的互动行为才形成了群体的行为。尽管每一次互动行为非常简单，但整个群体却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自组织范式既包含了自主性(Autonomy)、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s)、授权(Empowerment)、扁平型组织管理理论结构(FlatStructure)、有机体(Organism)、员工自我控制(Self-control)、任务导向(TaskOrientation)等概念，说明自组织具有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员工群体等多个组织要素，也包括了通过原则中心领导(Principle-centeredLeadership)、共同愿景(ShareVision)、宗旨(Purpose)、使命(Mission)、目标(GoalorObjectives)和政策(Policy)来影响组织自组织活动方式的思想，这些影响组织自组织活动方式的因素，决定了组织的活动边界和活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自组织”范式形成了员工的新心理契约(MentalContract)、员工的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和员工的责任(Responsibility)的概念。
　　随着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对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性探索的旅程将会越发艰难，留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疑问，而不是解决之道。管理学范式向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时间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方向转变，既富暗示性，也具有现实性。不确定性明确表示出，管理学范式不能通过短时间的分析而找出解决企业组织及其管理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时间不可逆性表明，管理学并不具备整体的可预测功能，只有局部的预测功能。[3]正如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梅耶在他们所著的《模糊：在联结经济中的变化速度》坦诚相告的那样，管理学范式还缺乏对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性问题的解答：“我们提供的东西不是对这些话题下结论，但我们提供了一种启发性的观点：使你能够创造性地对你的商业和未来进行发人深省的思考、观察和预告。”[9]
　　
　　今天，超现代管理学范式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地位。系统自组织过程中各职能之间、组织过程中各环节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促使组织系统能适应处于变化中的、具有不确定性及无序特点的外部环境；而在未来不断展现成为现实的过程中，这种环境因素是无法充分预料的。企业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而组织的复杂性系统的运行有时没有计划性，也无法准确预计，那么适应性就成为这种复杂性系统的主要特征。[12]

三、超现代管理学的方法论特点

　　随着超现代管理学范式的发展，作为一种科学思想的超现代范式不但正在演变为一种新的管理隐喻，而且进一步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看问题的世界观。确定性与随机性历来被科学(Science)和形而上学哲学(Metaphysic)①视为完全对立的东西，超现代范式却证明两者是相通的，或者说是对立中的统一：确定性内在地包含随机性。超现代范式的研究揭示了组织及其管理系统中除了广泛存在的外在随机性之外，甚至确定论系统本身也普遍具有内在的随机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超现代管理学范式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运动，它在本质上是对传统还原论、机械论、构成论、目的论、实体论与线性思维的一种反动、批判。在这场思维运动中，管理学要用整体思维、过程思维、关系思维和非线性思维对组织及其管理进行再审视，把被传统还原论、机械论、构成论、目的论、实体论与线性思维遗漏、丢弃的东西重新筛选一番，从中找出和分析传统还原方法忽视的东西。
　　
　　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强调历史语境性，关注不可逆事件，关注组织及其管理的演化，力图使我们对组织及其管理的认识和理解更接近于实在本身。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要求我们改变管理科学研究的方法、真理和质量的标准以及思维框架。这些特征包括非线性、偶然性、不可排除的不确定性、混沌、自组织性、多角度的视角和多重衡量标准等。
　　
　　我们认为，在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的语境下，管理学仅仅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我们的世界观应由对“因果性、简单性、线性、序列性”的刻意追求转变到对于“过程性、复杂性、非线性、内在联系”的追求。我们认为，用整体思维、过程思维、关系思维和非线性思维的新世界观来看待组织及其管理问题，这是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超现代范式的核心。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本质上是整体论(Holism)的方法论，强调整体地把握研究对象，主张把事物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这是对主张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去研究的还原论(Reductionism)一种扬弃。还原论认为，为了认识整体必须认识部分，只有把部分弄清楚才可能真正把握整体；认识了部分的特性，就可以据此把握整体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还原论方法也是一种把握整体的方法，即所谓“分析—重构”方法。但居主导地位的是分析、分解、还原的方法，即首先把系统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孤立起来进行研究；然后把系统分解为部分，把高层次还原到低层次，用部分说明整体，用低层次说明高层次。[13]今天，在研究复杂性系统问题时，仅仅靠“分析—重构”方法显然是不行的。把对部分的认识累加起来的方法，本质上不适宜描述整体涌现性。愈是复杂的系统，这种方法对于把握整体涌现性愈加无效。[14]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维注重整体，讲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主张全面考察事物的对称、互补、序列演变，然后做出整体综合评价。中国古代哲学强调，整体思维是宏观与微观、简单与复杂、过程与阶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也就是整体和部分相结合，其依据是：宏观是纲，是骨架；微观是血肉，是细胞，是整体的灵魂，是生动具体的。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采纳了整体思维(HolistThought)，这种思维的突出特点是将组织及其管理看作由各种自组织系统所构成的，将组织视为一种能够不断自我生成、自我演化和自我发展的有机体。
　　
　　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强调，要从整体上认识和处理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整体思维让我们重视整体的和谐。管理学研究表明，随着管理学越来越深入到更小尺度的微观层次和更具体的管理职能，我们对组织及其管理系统的认识越来越精细，但对整体的认识反而有所丧失。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表明，许多组织及其管理问题来源于整体的涌现性。组织及其管理问题和过程都是演化的，组织中的一切系统都不是永恒的。组织及其管理的许多问题只有用生成、演化的观点，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基于还原论的管理职能研究是一种构成论、既成论的管理学，无法研究组织及其管理的生成、演化现象，更无法把握整体涌现性。从整体论和生成论的观点看，整体涌现性说明“复杂生于简单”，涌现是生成论的表现形式之一。
从过程思维(TheProcessThought)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和西方的过程哲学思想之间有一种非二元的对应关系。事实上，这两者都和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家庄子和英国著名哲学家与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德过程哲学的思想有关。

　　在我们看来，传统管理学范式缺乏的是一种过程哲学的思维，或者说缺少一种“过程理论”(ProcessTheory)。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明组织及其管理的发展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真理。然而，更重要的是，过程哲学的思维将陈述管理理论的发展是与人的发展相互结合的过程。在我们看来，传统管理学思维方式把物质、资本等作为组织过程的基础将在知识经济时代不能成立，而知识将是组织运动的量子(Quantum)，也是一种不确定性的量子。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组织过程将是有目的性的，包括物质、资本和组织有机体内的个体行为都有与生俱来的目标。我们认为，发展管理学的过程思维，就是坚持组织及其管理过程就是实在，组织及其管理的实在就是过程。整个组织及其管理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机系统。整个组织及其管理是活生管理理论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组织及其管理的基本单位不是所谓原初的物质或物质实体，而是由性质和关系所构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组织及其管理过程，组织及其管理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因而整个组织及其管理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按照过程哲学的思想，实体和时间的存在形式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不变的。各实体和时间因素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毫无相干，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
　　
　　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的基本思维是将组织及其管理视作一个过程，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一个过程，它还没有完成，仍然在产生之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5“]过程”包含了“在过程中开端”的思想，而不仅仅把组织及其管理视作为一种目的、结构和职能。在这个过程中，管理学新范式探索的是组织及其管理的产生而不是产生的组织及其管理，因为这种产生是在过程之中的，每一天组织及其管理都是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在这种思维风格中，管理的目的、结构和职能成为第二位的，而处于第一位的过程促成了组织及其管理的产生和持续的存在。因此，对静止、分化、连续性、稳定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让位于关系、整体、混沌、权变和不确定性变化的研究，这就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
　　
　　从关系思维(TheRelationshipThought)的角度看，组织及其管理实践本身属于“关系”范畴。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关系，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组织及其管理主体性存在的本质方式，它作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关系、即主客体关系的运动，有意识、有目的的主体性活动，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现实关系。按照“关系思维”的方式来理解，组织及其管理的存在和本质既不是人和事物、主体和客体任何一方（实体）本身独立静止的存在形态，也不是它们固有不变的属性，更不是仅仅作为人的主观意念才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它恰恰是作为一定的“关系质”或“关系态”而客观地产生和存在着的关系现象。所谓“关系思维”的特点，就是不再把组织及其管理的任何客观事物仅仅当作没有自身结构的、孤立抽象的实体，而是从内外部结构、联系、系统、秩序、信息等关系状态来深入把握它的存在形态；不是从实体的意义上来理解对象，而是从结构关系上动态地理解“存在”，从运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意义上来进一步把握组织及其管理理论管理的现实。
　　
　　我们认为，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的基本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主客相容”的关系思维逻辑相通的。按照《易经》的系统智慧(SystematicWisdom)思想，事物中存在着“位、时、中、应”全方位的关系，所谓的“位”，是指位置(Position)、定位(Positioning)与位势(ToBeSituated)；“时”，是指时间(Time)、时机(Chance)和机遇(Opportunity)；“中”，是指中心(Centrality)、中央(Center)、中意(Favorite)和指向器(DirectionFinder)；“应”，是指反应(Reaction)、影响(Influence)等。这种全方位关系思维说明，我们应当从系统各要素之间多层次、多方位的复杂联系中去把握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协调性。
　　
　　从非线性思维(TheNon-linearThought)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是与复杂性科学紧密联系的。20世纪后半叶大量的管理学研究表明，组织及其管理的物理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实在都是非线性的和复杂的。
　　
　　应当看到，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现实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不完全性，无形之中破坏了人们旧有的确定性世界观，为非线性思维方式的形成开启了方便之门。管理学家们开始通过以复杂的、随机的和非规则的方式，来对各种相互作用力量构成的多样性组织系统进行研究，修订他们对于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预设。
　　
　　非线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管理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复杂化、多样化和时态化了，这种变化对于管理学自身来说，使管理学更加富有变化性、生成性、非决定性和比传统管理学更富有弹性。这些变化，使人们关于真实性的观点得到了保留，同时也使人们对社会组织这个“社会人造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的动力源泉、前提条件、组织形式、过程途径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一种新的、与传统管理学有补偿性关联关系的非线性思维方式开始形成。这种非线性思维强调可逆性与不可逆性、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然选择与自组织、构成论与生成论等的有机结合。
　　
　　我们认为，整个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从宇观、宏观到微观本质上都是非线性的。如果在现代管理学研究中不考虑非线性因素，不建立非线性模型，就无法真实而准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因此，超现代管理学方法论主张在管理学研究中建立更完善的非线性系统理论，并用来解释各种复杂的组织及其管理问题，发展非线性思维，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进一步深入的必然趋势。研究表明，非线性思维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自组织性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产生非线性思维，但非线性思维不会凭空产生，它要以科学哲学的思维品质和意志力作为基础。一般来说，创造性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非线性的。因此，非线性思维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因而最具创造性。

结论

　　严格意义上讲，对超现代范式进行系统研究并加以准确定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首要的困难来自“超现代”这个定语本身。在一定意义上，超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的词语。其次，任何与“超现代”相联系的范式都给人以质疑管理学历史发展必然性和抛弃任何连贯的理论的印象。而管理学范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存在着连贯性的。所以，“超现代范式”要面对的首先是自身的逻辑问题:管理学范式可以“超现代”吗?再次，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超现代”代表一种“跳跃性”、“非理性”和“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回答，管理学范式是否有自己固定不变的知识论基础和理性信条(RationalCreed)。如果它们被动摇了，管理学还是一门科学吗?
　　
　　在我们看来，超现代管理认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恰恰就来自于现代管理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超现代中那种主张管理学跳跃发展的种子是由实证主义者自己亲手种下的。现代管理学方法论的核心——实证主义赞美人类推理的力量，并指出管理学通过经验与实证，可以使管理学范式缓慢地、自然而然地、平稳地取得根本性进步。但是，它本身包含了一个悖论：进步的标准是什么？人们通过什么方法获得进步？以及进步是否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一悖论的本身，说明了现代模式方法论的脆弱性，恰好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上，管理学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敢于求知”与超现代管理所主张的“跳跃性”和抛弃任何连贯的理论存在着相通的一面，只有“跳跃性”和“抛弃”才能使管理学家跳出现代学科体制训练的影响，发展管理学的新范式。在我们看来，超现代管理模式实质是管理思想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再启蒙，它所主张的如重新重视偶然性、不确定性与时间不可逆性等，都是与启蒙思想有关的。
　　
　　进入21世纪的管理学，正在逐步地走出“简单问题”和“非系统的复杂性问题”构成的领地，开始接触真正难解的问题、系统的复杂性问题和非线性系统的复杂性问题。管理学正在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非线性、偶然性、不确定性、混沌、自组织性的引入，使管理学的边界越来越难界定。未来的管理学或许将是以超现代性为基点，不断地融合其它学科的知识，形成一种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融合。
　　
　　我们认为，对复杂性和混沌等超现代概念的理解不仅创造出一种新的观点，而且创造出有关概念化结构(Conceptualization)和解释组织及其管理系统的新范式。对非决定性以及表面上随机的、偶然的和无序的考察揭示出新秩序产生的范式，明白了在无序中隐藏着潜在的秩序，也揭示出无序和有序是如何共生的。朝着复杂性和混沌范式转向，将使管理学家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于秩序与无序、结构与散化、规范与非规范、结构模式与混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超现代管理学与现代管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相通一面是超现代管理学的无序中隐藏着现代管理学的有序，超现代管理学的偶然性中存在着现代管理学的必然性；它们的不同方面是研究对象的不同，现代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和人，而超现代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性和混沌。
　　
　　我们的观点是，应当认真对待超现代管理，因为它体现了管理理论对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认识和探索，不乏针对现实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和管理实践的深刻而犀利的见解，不乏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的勇气，因此，它不仅仅是对现代管理学的超越和叛逆，也是在探索管理学的未来。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罗珉，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后现代理论、管理学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