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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写作背景的交待 跟随赵旭东老师读书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意整理与总结他的专著和文章，试图在动手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之前能够对自己导师的学术思想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希望以此能获得一个良好稳固的思想平台。也有老师建议我去跟踪一位思想已经定型并且年老的学者，但我思来想去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选择自己的导师作为主要的对话者相对比较方便，而且一旦发生了理论上的误解可以随时纠正，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与赵老师有着诸多的公共关注点而在看法上有不少差异，这样的情势有利于展开全面和深入的对话，从而推进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初两年时间中，我阅读了赵老师的四本专著——《权力与公正》、《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否定的逻辑》和《文化的表达》，此外我还阅读了他的20余篇期刊文章，《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拆北京：记忆与遗忘》、《文化实践、图式与“关系建构”——以河北白洋淀地区两村落的个案分析为例》、《否定的逻辑——华北村落庙会中平权与等级的社会认知基础》、《消费的文化解释》、《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与文化自觉》、《秩序、过程与文化——西方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问题》、《礼物与商品———以中国乡村土地集体占有为例》等。通过对这些文章与书籍的阅读和思考，我总结出了八个方面的主题，这些主题不是根据单独那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部分内容归纳出来的，而是根据对以上书目和文章的总体性理解之后所体悟出来的问题，因此在下文的叙述中可能存在对赵老师思想的某些误解，同时也在写作风格上表现出与赵老师极大的不同：与赵老师喜好引经据典的特长相比，我会很少引用著作文章的原文，而更多的是凭借一种主观的理解谈论自己的认识。
在关于人类文化源头与实质问题的讨论中，赵老师坚定地站在了人类学的学科平台上讲话，他所引述的主要文献大多持有如下的观点——文化是社会的实质内容所在，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世界最核心的要素就在于人类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这种文化的创造物即人类心性、社会关系、符号象征与日常表达的结合体，它既是客观的，也是象征性的，更是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达”。他在书中更明确的表述是：“透过语言、言语、象征符号、身体动作、社会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造物，文化得以现身……文化是透过人的活动而实现的，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人借助文化的表达而实现自我的表达……人的存在的独特性，根本就在于其依附于社会，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同时还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出来，这就是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人所赖以生存的并最终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生态”[1]。通过以上的阐述，赵老师实际上是在讲述文化、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似乎是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就在于人同时“创造了”社会与文化，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起源正是这种灵长类动物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包含文化要素的社会关系。 谈到上面的老话题，我们几乎又回到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上去了，但这场争论在赵老师的分析中显得委婉了很多，他首先回避了“时间先后序列”的敏感问题，同时又较好地处理了三个核心概念：人作为社会与文化的物质与肉体基础是不存在什么争议的，而文化与社会的圆润融合与妥协则巧妙地回答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被镶嵌到了社会与人的活动之中，成为社会规则与人的日常活动共同的“维生素”，它时而隐藏于背后，时而成为外显的表达工具与方式，功能学派与象征学派对社会实在各要素当中何者位于“优先和决定性地位”的斗争在此就变得相对缓和了许多，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本身就包含着需求之满足与符号意义之赋予这双重的过程，它们之间如此得密不可分，继续纠缠于其“优先性”，似乎就显得在学术探索上过于执拗了！ “表达”一词相对成功地化解了一个古老的争议，但随之出现了新的问题：既然人类社会是被赋予意义的关系整体，那么有无纯粹“功能性”和本能促发的社会现实或行为呢？是否存在完全偶然获得而未获得其社会意义的社会物质呢？此类的问题似乎难以通过库恩所谓的“证伪”方式给于解答，同时也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赵老师在内心深处还是偏向符号象征学派而疏远早期功能学派的。也正是源自这种理论倾向，他在对其他主题的讨论中也往往关注社会事实或人类行为的象征含义，而对其功能含义特别是原始性需求的关注相对较少，比如在对互惠与礼物主题的讨论中，所引述的大量论点都在支撑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社会早期的交换关系与人的原始冲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冲动不是流行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功利思想，而是一种必须以原始思维进行思考才能理解的东西，它既包含有满足社会人群生活需要的功能，更包含有对社会声望的追逐和对社会意义的渴望。这样的分析范式是与前面所述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其背后所隐含的指涉就是用“表达”的视角去审视人类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各种交换关系，同时提醒容易走向偏狭的理论家们（功利主义经济学者为代表）不要过于简单地分析某件丰富的社会现象。 在关于认知人类学的探讨中，赵老师可以说站在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沿位置；宽泛说来，从对列维.布留尔关于原始心智研究的阐释开始，他已经逐渐引入了对人的认知潜能和过程的讨论，借助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人在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的认识过程得以展现，融入、图示、意义等关键词的铺展表现了他对西方该领域研究者思想的领悟，最终以对“表征”的论述映射出了其核心的观点。归纳起来说，他比较赞同的认知理论思想如下：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并非笛卡尔意义上绝对的“主客体”样式，至少人类社会早期的“心智”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的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往往带有总体性和“有灵色彩”，即使在当前现代化时期，人类对万事万物的认识也不是真正完全按照科学主义范式进行的；人类创造了外在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同时又将自己浸润到了这个环境之中，深处这个环境之中的“新成员”通过学习和记忆将前人的创造转化为自己的活动资源，同时也利用各种条件修正这些历史积累下来的资源，由此形成了“公共表征”与“心理表征”之间的相互转化，通过这个过程的持续运作，人类社会与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同时，人们在创造和传递文化“表征”的过程中并不是可以保持完全客观性的，因为人们的记忆与学习内容是有选择的，而且伴随着意识形态、权力干预、制度约束等“非自然因素”的干扰；借助表征的媒介作用，人们有了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而“因为获取了某种知识而有了某种文化..….当然也可能因为接受了一种新的知识而有了一种新的文化……”[2]。因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表征成为文化解释的基础，因为是表征本身构成了文化本身……文化的意义存在于个体对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公共表征的学习和记忆的认知加工过程之中，并以经由个体表征而转化出来的新版本的公共表征来体现一种暂时性的个体对于文化理解的外化”[3]。这样的结论也许是相当抽象的，但是确实针对“个体的认知能动性与社会的客观超越性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解释与吉登斯创造的“结构二重性”概念、布迪厄的“惯习—场域”理论形成了共鸣，他们共同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形态是什么——得以再次引申开去，给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不少启发。 沿着对认知理论的分析追溯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赵老师一直关注西方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问题，核心的关注话题就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到底有着何种程度的效用，人类学家的书写能够反应“真实的社会”吗？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解释如何算得上是正确的呢？显然，如此棘手的问题是难以给与明确回答的，特别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导致该问题几乎成为了对人类学家的一种刁难，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解释的微妙性和社会文化的流动性公共决定了民族志的坎坷命运，完全客观的民族志书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与奥贝塞克拉对库克船长之死亡故事的不同解释可以当作一种明证，权力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话语霸权概念的提出更是加剧了这种民族志书写的困局。当我们开始怀疑所有的民族志材料，怀疑过往人类学家提供给我们的理论财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可知的吗？进一步讲，如果一切事务都不可知，那么科学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反之，如果人们还可以对世界有所认识，那么除了田野工作之外还有什么方式才是可靠的呢？带着这样的问号结束对该问题的讨论，也许正是赵老师的真正理论求索所在！
-------------------------------------------------------------------------------- [1] 赵旭东，文化的表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P. 1—2。 [2] 赵旭东，文化的表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P. 367。 [3] 赵旭东，文化的表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P.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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