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与美国道路的对比，本书谈到了农民国家的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农民民主革命包括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与旧式农民战争和统治者的”均田“运动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摧毁宗法共同体和将宗法农民改造位自由民），而不在于打倒了多少地主，土地分得多么平均（第341页）。民主革命在本质上也就是以社会化商品经济取代宗法自然经济，自由人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独立人格取代依附人格，理性与科学取代人的依附人格，理性与科学取代蒙昧与迷信，政治民主取代宗法专制，总而言之，是人的自由个性取代人的依附性的革命（第342页）。我们即不能象普列汉诺夫那样迂腐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就不可以搞社会主义，但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这种革命看作是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以克服自由异化为主要目的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而且在某种条件下也因为他们作为私有者有摆脱宗法共同体、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即改变自身宗法状态的愿望、民主主义的愿望（第344页）。社会主义民革命的进程就不仅要改造小资产阶级农民，更重要的是改造宗法农民，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有性，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的宗法性……工农联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实质，只能是工人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农民改造宗法农民，或者说与农民的民主性结盟改造农民的宗法性（第345页）。

关于中俄民主革命的对比，本书这样说到：如果说列宁认为民主革命中农民维护村社共同体的“反动要求”体现了它的保守性，那么毛泽东则认为农民的保守性在于他们要想成为“小财东”（第351页）。中国农民固然没有俄国村社那种公有权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私有权意识就比俄国农民强(第352页)。毛泽东……就走上了与宗法农民结盟改造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农民的宗法性结盟改造农民的“私有性”的道路，即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道路(第355页)。明白了这些,这们就不会在对斯大林现现象或毛泽东现象的反思中得出中俄等国的前途在于复兴民粹主义或复兴儒家传统文化的结论了（第356页）。

   反思当前的中国社会改革事业，本书提出的观点是：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最终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第358页）。我们这个农民社会的现代化改造便具有20世纪末的鲜明特点，它不仅仍然面临着严重滞后的前现代化势力的阻碍，而且还必须应付“后现代主义”的超前挑战（第360页）。同时本书还对后现代主义做了简略的分析：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是合乎规律的、进步的现象（第360页）。“反科学”的人本主义,反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工具化,把人从异化的理性中解放出来,相对于现代文明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而言,它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仿佛是向中世纪温情主义的复归……后现代主义到现在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批判的理论而不是建设的理论……但目前认为唯有后现代主义才能挽救中国-----很大程度上还是农民社会的中国,未免为时过早(第361页)。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中价值理性的沉沦决不是因为工具理性太发达，相反，是由于上具理性不发达。因此如果说西方后现代主义企图通过工具非理性来弘扬价值理性是合理的,那么在中国倡导工具理性与弘扬价值理性是统一的,甚至还可说前者是后者前提(第362页)。当代西方的非理性运动的实质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反抗理性异化的“理性重构”运动……尼采的“超人”不是极端专制主义的偶像，而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人格（第363页）。我国的宗法农民改造不能绕过商品经济阶段一样，我国的宗法农民文化也不可能绕过现代文化而直接进入“后现代文化”。当前在中国，对理性、科学、民主、权平等利、自由竟争、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强调是怎么也不过分的。目前”官倒“的猖獗，与其说证明了”市场万能论“的破产，不如说证明官僚万能论的可怕（第364页）。

    再次采用历史理论的分析方法，本书提出一个整体性的解释框架：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三次从共同体中解放个人的过程，即：从文明初晓时的氏族共同体到古典商品经济下的古典个人——古代自由民……从中世纪宗法共同体到社会化自由商品经济下的现代个人——现代市民……从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原始社会主义“大锅饭共同体”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个人……这三次革命要破坏的共同体…可以抽象出两个共同点：它们都具有束缚-—保护双重功能或父权—温情双重色彩，它们都具有权力---依附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第365页）。雅典、罗马由父权变为民权，从“长者政治”变为了“众人政治”。马其顿、中国由父权变为君权，从“长者政治”变为“强者政治”（第366页）。美国农民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而俄国农民是集体主义、民粹主义者，实际收入不能全归之于种族天性（第369页）。英国一方面以新贵族用暴力摧毁公社，剥夺农民的圈地运动来进行极端普鲁士式的反宗法变革，另一方面代议制民主也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第370页）。

    如果说上述的三次大革命具有必然性的话，那么具体的改革形式就十分值得关注，本书提出针对中国的情况指出：“大锅饭共同体”的崩溃却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大锅饭的掌勺者”放下勺子，大家根据建基于社会契约之上的竟争规则，自由地凭本事“吃饭”。显然，这种方式的前提是以民主改革剥夺“掌勺者”的特权，实现机会均等的公平竟争……另一种方式则是“掌勺者”摆脱共同体传统道德约束，利用手中权力任意予取……的“普鲁士式改革”， “普鲁士式改革”在中国已成为非常严重的倾向……“有权的先富起来”已是严峻的事实……面对“掌勺者”不肯放下勺子，民主化困难重重而改革的文化土壤又十分落后的困境，近年来公开鼓吹业鲁士化的言论开始出现（第371页）。

    关于社会革命，本书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都要以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取代宗法共同体，区别在于前者实现的是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制而后者实现的是自由私有制。但这是就革命的最后结果而言，当前自由人联合体只能是萌芽，自由私有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那么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在当前的现实区别何在？我们以为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有美国式和普鲁士式两条道路，犹如古典革命可以有雅典式和马其顿式两条道路一样（第373页）。如果一个国家走上了由一小撮权贵撕破一切共同体约束而用赤裸裸的专制手段剥夺广大平民的道路，它还能自称在从事社会主义改革吗？……我国的官僚资本实际上是“权贵资本”，官僚的“投资”除了货币，还包括权力，不但外部竞争要倚权力，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也往往以人身依附为基础，而不是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第374页）。“普鲁士式发展”不仅要冒改革失败的风险，还要冒在一场群众性宗法歇斯底里中使国家退回中世纪状态的危险……在我国搞普鲁士化，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灭亡，而且意味着任何改革的灭亡 只有“美国式”民主革命，即以民主手段取消“天然首长”在大锅饭共同体中掌勺的特权的办法来打破共同体，才是改革的唯一出路（第375页）。“掌勺者”放下勺子，更要让群从放弃一切宗法梦幻，在摆脱束缚的同时不要留恋“保护”。否则，改革便会陷入“怪圈”，陷入推倒了“天然首长”后又建立起一个更加温情脉脉的宗法共同体的结局，如同几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那样……我国今日宗法农民文化之存在正是民主革命未完成而留下了宗法共同体社会经济土壤的结果……但只要搞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也只有搞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中国人才能摆脱宗法农民的气息告别田园诗的时代。（第376页）   

      本书结尾的最后结论是这样的：为什么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农业中不乏虎虎有生气的合作化乃至集体化，而全力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者反而往往把合作化形成了哽喉的鱼骨，使人欲吐不能……问题的实质在于，作为现代农业组织形式的合作制，是商品生产者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商品生产者在竟争中为共同利益而在产、供、销等领域或信贷、科技、机械服务等方面面的联营组织，它的前提便是要有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发达、经济理性的成熟，要有发达的社会交换关系。而作为宗法共同体的农村公社和宗法色彩极浓的大锅饭集体却是一种人身依附形式，一种束缚——保护纽带，它恰恰以人的个性自觉不存在和社会交换的贫乏为条件（第379页）。要建设自由人联合体，首先要造就具有发达个性的劳动者，而这又要求彻底打碎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现代化的农民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决不会是依附的（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