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乡村社会文化改造的问题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与文化改造事业？这无疑是个事关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大话题；通观赵老师的作品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十分敏锐地看到了外部的不当干预对乡村社会秩序造成的伤害，因此十分重视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力量在社会秩序维系中的价值，而对来自外界的各种干预力量保持明显的质疑态度。在他近期的代表性文章《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晏阳初等倡导的乡村改造事业，这实质上就是对乡村社会外界力量干预乡村社会的批判，执人类灵魂之牛耳的学者自然成为了他批判的首要对象，在这场批判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传统的乡村究竟是否存在问题”。自近代以来的多数中国学者显然是将中国乡村视为落后与愚昧的代表的，也就是说代表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是存在问题的，这几乎成为中国百年现代化事业的基本假设，不仅晏阳初，陶行知、鲁迅、杨开道、陈序经和毛泽东等都认定中国的乡村是存在问题的，随之形成了各色各样的乡村改造思想；不管这些人物的思想之间存在何种巨大的差异，但其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乡村社会是需要改变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认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理论预设，那就是对社会进化论和世界现代化未来的认定，正是借助对现代性坐标的制作，主流思想界的学者们才形成了“进步—落后、文明—愚昧”等二元对立的社会观，乡村社会的改造也就水到渠成的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使命，改造的目的地就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

显然，与以上所述的主流社会思想相比，赵老师属于另类：他从根本上就反对那种截然的社会“二元对立”思想，甚至对社会形态的固定时间序列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对乡村社会的任何“藐视”都是不应该的，任何的“棘手担忧”心态也是多余的。在赵老师看来，社会的“真实发展”即使存在，也应该是一个自然自发的过程，人为的干预或急躁冒进的改造都是徒劳的，甚至产生与初衷完全相悖的效果，而静观乡村社会内部变迁因素的发育，遵循其自发变化的逻辑才算是符合“正义的原则”。这种观点与梁漱溟的思想形成了一种默契，也与汉朝初期流行的黄道哲学思想形成了呼应，更与当代中国出现的新儒家思想有所默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非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因为其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保守主义思想元素，在现代主义思潮横溢的时代，这种思想自然不容易占据社会思想的主阵营。在赵老师这一支的学者看来，杜蒙的“阶序”社会似乎成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在那样的社会中，等级秩序几乎完全源自于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尽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大家都各安其分，并没有明显的压迫感和不满，社会在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中平稳运行。这种社会极其类似于“原始公社”，各种社会权力都必须征得集体意识的认可才能够运作，群体内部结构依靠“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力量得以维持，这是早期人类学家民族志撰写的主要对象，因此也为后来的人类学塑造了“将远古社会浪漫化”的学科特征。

当我们用人类学的眼光审视原始公社社会的时候，不禁要问：神权、教权、族权的力量果真是那么的温情默默吗？马克思提出的看法基本是与之相反的，其他社会进化论者也基本上不能同意以上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早期的压迫更甚，特别是来自自然界的压迫远比后来的社会严重，野蛮和蒙昧时代的人类充满了各种险恶，人们的知识困乏更加剧了各种的生活困苦。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社会的不断革新和改造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人类事业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下发动起来的，但是社会革命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由此产生一种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潮，其代表人物包括博克、勒庞等人，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后就提出了与赵老师的思想十分类似的观点，旗帜鲜明的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和社会改造计划，转而主张社会的自然自发变迁。但是伴随着西方社会持续不断的社会改造事业之推进，保守主义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这一流派的思想家在长期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摸索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秩序理想的新方法，最终转而接受了早期自由主义者的主张，这等于接受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原则，本来“主张资本主义革命”的自由主义思想转而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力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说明什么呢？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他们并没有固守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浪漫想象，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各种可能选择提出自己的新主张，从反对激进的政治革命运动到反对国家干预的福利主义，这种奇特的转变印证了其历史的足迹。

回到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来，似乎可以看出：赵老师的思想还停留在西方保守主义的早期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站在“公社社会”的立场上反对现代自由市场体制的社会，他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诸多问题都与“不适当地引入现代市场体制与现代科层政治”有关，也就是“现代性的过度干预”是核心的原因。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下面的内容会有专门讨论，这里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乡村社会究竟有没有问题”，那么可以认定赵老师的观点是——中国乡村社会本来是没大问题的，只是近代以来的政治家和知识份子将它建构成为了一个成为问题的“地方”。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赵老师的社会观察视角，他表面上在谈论“问题是建构出来的”，而实际上是在反对一种以现代性为坐标的“社会问题观”，显然的是，将中国乡村社会看作存在问题的人大多是以这种视角来考察乡村社会的，如果没有这个坐标作为标准，问题自然是难以滋生出来的。这又等于回到了一个老话题上去：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是必然的吗，如果有必然，那么什么样的道路才算作合理的呢？对这个问题的潜意识质疑和谨慎态度决定了以上的所有论述。

有个关键的问题是：就目前看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所谓不可逆的现代化也几乎成为了难以撼动的结论，各种文化之间的传播是必然的，不管是强制的还是和平的传播，现代文化的引入几乎是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人们的思想启蒙和理性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尽管也存在很多传统思想的延续，但是总体的发展方向是难以逆转的。因此，过去那种依靠神秘力量和道德说教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整合方式必然会失效，社会正义的核心含义也必然发生时代性转化，那么社会整合的原则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企图指望道德权威形象的塑造来构筑乡村社会的稳定框架，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可以认为，除非保持完整的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否则任何现代性要素的引入都可能引起社会整体的连锁反应，最终产生“失范”的局面。面对这种局面，两个基本选择是人们经常自发想到的，一是回到之前的社会状态中去或者稳定现状，二是尽快重建新的社会整合原则，前者即为保守主义思想的起源，而后者即为激进政治的思想来源，前者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支系：其一为浪漫主义的保守派，其二是现实主义的保守派，赵老师基本属于浪漫主义的阵营，后者也可以划分为两个支系：其一是经典自由主义的激进派，其二是经典社会主义的新左派。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差异在于“现实道路的选择是前进还是后退或原地踏步”，自由主义激进派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建设，社会主义激进派强调福利政府的建设，现实主义保守派最容易得势，浪漫主义保守派最容易被边缘化，这应当算作一种类型学的分析吧。

赵老师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困境做出了相对保守主义倾向的分析，这肯定与其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密切相关，在这个重要的问题认识上面，我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如果沿用以上的类型划分理论，自我认定属于经典自由主义的阵营，其基本的观点是：社会的现代化既然是难以改变的，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全面学习西方，而目前这种片面效仿西方社会的做法才是乡村社会危机的根源，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规范等社会各要素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不协调才是最直接的原因。这种差异虽然十分显然，但在对具体社会现象的分析方面，我与赵老师保持着很多的共同认识，比如关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赵老师认为背后存在着一种“否定的逻辑”，这样的概括化解了经常为学界争论的“变还是不变”的话题，他一方面承认了很多传统文化要素的再现，另一方面还觉察到了其中的“转化性”和“建构成分”，即形式与本质之间的演变逻辑，变化的要素与传承的要素所构成的复杂社会现象得到了较好的解释与阐述，这为研究乡村社会文化开启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值得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