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多年没有触摸经济学门类的著作了，也很久没有跟踪社会思潮的所谓“左右”之争了，昨天很意外地拿到了张五常2009年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我迅速阅读完毕，沉寂良久的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之理论反思欲望再次燃起，于是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张五常几乎总结性的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奇迹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神奇和成功的，他甚至还直言不讳的说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他在文中将中国的经济奇迹故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1、“科斯定理”所主张的产权清晰理论在中国得以推行；2、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灵活的产权流转制度；3、等级制权利成功地转化为资产权利，社会稳定局面得以维持；4、以县为主要单位的地区间竞争机制良性运行，土地处置权集中在县级层面；5、中央政府（主要表现为朱镕基）对货币政策等的正确制定。简而言之，中国适当与合理地将各种外在的政治社会资源转化为了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条件，从而借助市场机制创造了30年的经济发展奇迹。

张先生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不失为一种真实，但是他以纯粹经济学家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就显现出其“不食人间烟火”的品行了，尽管他也偶尔略带掩饰地对中国的国民特别是农民表示出了同情与钦佩，但全书的基本格调仍然保持了对“社会正义”问题的漠视，乃至对社会道德的不屑一顾。他在分析所谓的“等级制权利转向资产性权利”问题时，毫无批判地认定了那是一种几乎最佳的选择，认为经济改革的推进必须首先排解既得利益者群体的反对，那就只好借助“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来进行；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看到这样做会带来广大民众的痛苦和反对，甚至借助对每年发生四万件“暴乱事件”这样一个事实的怀疑来证明中国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

同样表现出此价值倾向的是，他高度赞同中国政府赋予县级政府的自主权，认为县级政府拥有对土地的处置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归因，正是在此制度基础上，中国的两千多个县级单位政府展开了激烈的经济竞争，取代家庭和企业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当中的核心角色，构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特色。由政府直接参与甚至组织工商业生产经营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中国的这种做法却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张五常先生看作“独具匠心”的创造，当作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而这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腐败却成为了无关紧要的次生现象；不仅如此，张先生甚至还对这些腐败现象有着诸多的辩护，他说到“我认为比起其他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不管中国的社会腐败现象与其他国家相比是高还是低，如此进行辩护也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况且如何来衡量腐败的程度本身就存在诸多的争议；中国的社会腐败与其他国家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权力形式”多于“市场形式”，也就是更加明目张胆和易感，加之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极端平均主义”思想和公有制思想影响，民众的道德容忍力实际上是很脆弱的，所以抗争更容易发生，只是经济发展的成就阻止了这种抗争走向更大的范围。

张先生不仅在现实制度选择方面为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进程正名，而且还认定中国的这种发展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一种可持续的和值得世代歌颂的丰功伟绩。但是当他正热情洋溢地看着中国神州大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发生变化时，中国发生了一件使他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这是一部限制社会过度剥削现象的法律，更是劳苦民众经过多年的抗争才换回来的成果，但在张先生看来，这部法律使中国失去了“投资天堂”的位置，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大挫折，甚至断定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与此相关，于是就导致了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尤其可笑的是，张先生怪罪中央政府在颁布这部法律之前没有经过地方政府的同意，言外之意还怪罪他们没有征得企业家群体的同意！是源自对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无知还是源自偏执的价值取向？张先生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不能不贻笑大方了！其实只要了解他的个人历史，张先生所有的言论就都不足为奇了——他在中国不断走访的都是各级政府官员、企业家，全然不见一般民众的声音，这才是他得出以上结论、提出以上观点的最终思想根基所在，似乎不必再继续分析这个问题了。

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天经地义的，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可以成为对社会基础道德规范置若罔闻的纯粹“财富狂人”，20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同时关注到了“国富”与“道德情操”的问题，100多年前的马歇尔更是把经济学看成是增进社会福利、消灭人类贫困的科学，而几十年前的凯恩斯更是直接把其老师的这种理念推行到了实践中去。尽管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以后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但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改变“增进全民福利”的基本发展方向，普世的人道主义的理念早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价值观，可身在那样一个社会的张五常先生对此毫不在意，却对中国改善劳动者待遇、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指手画脚，如此明目张胆地为权贵阶层代言，意欲何为呢？

其实，只要懂得一点经济学原理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社会财富增长的最终基础在于两个基本环节——社会消费品种类和数量的增长、消费品的恰当流通和消费，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不断生产出更多种类和数量的物品，并且能够被人们不断地消费掉而顺利流动起来，那么这个社会的GDP就会持续增加。这个过程的实现与社会公正的内在诉求存在两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具体可以体现为两种理想型的社会关系：一种假设是该社会的全部财富和人口都属于某一个人所有，任由其支配和处置，那么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就是“零”，如果此人又是全能的计划者，那么该社会的经济增长将是最高效率的，除非发生外在自然资源的刚性限制，否则它将取得无限增长；而如果他是一个痴呆，那么这个社会很快就会陷入混乱和饥荒之中，历史证明后者发生的可能性绝对大于前者；另一种假设是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完全公平的，而且存在一种限制相互剥夺的“公认契约”，那么该社会的财富生产只能依赖于不断进行的交换，所谓的交易成本可能是奇高的，但是伴随着市场的自发完善，这种成本会不断下降，最终形成古典自由主义者所构想的状态，这样的社会GDP增长速度存在很大的弹性，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速度一定介于第一种假设的两种速度之间，而不会超越那两个极端数字。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可以确认以上的两种假设都是不存在的，每个现实社会都是处在以上两个假设之间，那么决定其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就变得复杂了，但有一点结论可以总结出来——过度公平的社会和极端不公平的社会都难以创造可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因为前者不利于创造新的消费品种类，缺少开发新社会产品所须前期代价的“承担者”；后者则不利于大众物品的消费，所谓的“生产过剩”和消费力不足即为其最经常的体现。

说到这里，我想中国的经济奇迹也就不难理解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创造了社会财富增长的两个外部条件，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唤起了民众的消费需求，并逐步放开了民间物质流动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借助强大的“再分配机器”化解了经济发展周期当中存在的各种瓶颈，资本的积累借助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商品的分配同样借用了这两个手段；这与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和20世纪早期的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极其类似，清华大学的孙立平先生和秦晖先生对此都有分析，认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结合。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创造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无疑的，但其负面的代价就是可能带来社会的不公正乃至军国主义的复兴，关键的是还可能产生出一个“断裂的社会”，社会精英大团结而所谓的“公民社会”则消弭掉了，民主社会建设的理想也就渐行渐远。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现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做支撑，资本主义方式的经济增长会带来无限的代价，而张先生对这点起码的历史知识也不关照，单纯以经济增长的数字论英雄，不知道是出于真的无知，还是装疯买傻地在为某些既得利益者代言呢？

说到最后，我们可以断言——张五常先生的言论是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来自新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早已在中国流传开来，可张先生视而不见，缺少作为学者最起码的对话能力，可谓让人叹为观止。新左派反对私有化，提倡政府主导的社会公正和大众政府的建设，而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全面西方化，即在坚持社会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来推行自由市场制度，不失时机地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前者实际上主张回到“经典社会主义”的时期，后者实际上主张效法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不管何种观点更符合中国实际，但追求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改善的双重目标是共同的，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上出现了分歧并不可怕，因为那是具体路线的分歧，不是理念本身的分歧；但可怕的是张五常先生所持有的观点，他公开主张“经济增长高于一切”，公开反对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彻底失去了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

张五常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评价超越了中国政府对自身成就的评价，同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政策的影响，也许这才是他歌颂这三十年改革历程的更重要原因吧！中国的经济制度将作何历史评论，现在就提出来必然是为时过早的，国内有多少学者对此都是三缄其口啊！张五常先生已经算作经济学界的老者，今天却这样唐突地说出那么一番话，难道就不担心为后世人所耻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