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中国需要在十年内健全社保制度

傅高义（Ezra F. Vogel），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很多方面是十分独特的。中国的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发展这么快，1978年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个过程的确有其独特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跟日本、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韩国等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是它们刚开始也是权力比较集中，自由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与它们相同的地方还是很多，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

    现在有人批评美国是冒险主义，因为最近几年美国欠债太多、赤字太多。中国每年的经济发展很快，没有赤字，只有贸易顺差。所以有人说，中国政府做得不错，美国政府做得不好。我个人看，这不一定是长期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是个劳动力密集的社会，廉价劳动力很多，另外中国市场很大。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劳动力工资很快就提高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很快就不行了。但是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太多了，可能劳动力密集产业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所以经济有望继续发展。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也比较明智，所以经济成绩显著。当然，从社会角度看，中国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农村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等。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都有极其独特的条件，但是不能用所谓的“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来概括。

    对于中国的未来，我当然是客观派，但是偏向于乐观派。中国有一些问题，比如农村问题，但中国政府的确想把农村搞好。中国社会的一些不满，很多都是对地方政府的不满而已，不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中国文化本来是不能批评领导的，现在批评政府的多了，这也是进步和自由度提高的一个标志。有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很严重，我不同意。《华盛顿邮报》一位在中国住了很多年的记者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很多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财产。这些人是支持稳定的，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护自己的财产。农村里面土地虽然不是私有，但是包产到户，农民有地种，能种自己要吃要用的东西，因而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与日本的中产阶级相比，中国城市白领的地位很不稳定，很多社会阶层也没有基本的保障。所以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希望中国的社保制度能在10年时间内发展健全。

    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院士

    我认为，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中国60年的经验，特别是30年改革的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不同的时代里，都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掌握丰富的民族遗产并利用其为国家的发展和完成新任务服务。胡锦涛在十七大上号召，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不是偶然的。

    还有，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不断注意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原因及教训。在一系列党的代表大会特别是十七大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悲剧性教训的严肃思考。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就是考虑到国家发展的特点，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主要条件，是保障中共领导作用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三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即实现现代化，实现国家统一和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捍卫世界和平。如果内在的“中国化”计划是指全方位加强中国文化的地位，在中国民族土壤中挖掘改革的政治源泉，那么主导对外政策的思想，就是引领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在当前阶段，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房宁：中国道路如何形成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近6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崛起的背后，是在不到60年，主要是在30年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初步实现了现代化。

    从人类历史看，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堪称历史上最成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一整套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等，铺就了一条“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艰苦奋斗、前赴后继换来的，其中最智慧、最勇敢、最富有牺牲精神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辈们。

    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考察中国道路，一个是从历史的维度，一个是从实践的维度。这两个维度其实是统一的。中国道路既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

    中国道路的形成与国家的历史环境和主要任务有关。如果这种制度有利于发展，就会被人民普遍接受、被历史所选择并且在实践中站得住脚。这种道路的选择不是人为的，是客观的，不是想学哪个制度就可以学的。

    为什么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会成功呢？因为它能解决中国人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了主要问题，这种制度就站住脚了，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谁能够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谁就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这已经被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

    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入侵下，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探索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当时的世界，从西方到东方崛起了许多资本主义强国，他们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整个人类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上，留给中华民族的机会已经不多了。然而，就在三座大山的压迫和西方列强的傲视之下，中华民族从群峰之间的一条狭路上冲杀出来。

    建国后的两个30年是贯通的，是一体的。虽然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但是纵向来看，两个30年都是中华民族的探索和奋斗。

    前30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探索和奋斗，改革开放后30年是在新时期探索和奋斗。探索和奋斗一以贯之。改革开放吸取了前期的经验教训，是在坚持中变革，不是改弦易辙。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坚持”，有继承、有改革、有发展，基本精神就是探索和奋斗。在吸取前30年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成功了，发展了。因此，前后两个30年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两个30年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探索和奋斗，后30年的发展全面总结和吸取了前30年的经验教训。

    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年，我们总结和借鉴了国内国外四大经验教训。

    第一，苏东剧变发生后，中国党和人民从中学习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贵性。

    第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看到全球化的两面性。既有风和日丽，也有狂风骤雨，我们要在积极参与的同时注意趋利避害，关注民族利益。

    第三，21世纪初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使得拉美国家损失惨重，因此需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四，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要吸取教训，加强金融监管，不能全面自由化。

    什么是中国道路要由中国人自己说。政治发展道路很多，但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律。“三统一”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很多政策上，这就是中国道路。

    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环境和任务。要实现民族振兴必须走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我国已经形成一个既有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资源用于跨越式发展的局面。这不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实践。所以说，中国是有史以来工业化、现代化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其标准是：第一，快速、全面的发展；第二，没有对外侵略扩张，而且内部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对抗、分化。

    这个成功，就是中国道路的成功。

    胡鞍钢：中国道路从自发走向自觉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96年，我到美国国务院交流访问，谈到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否能够超过美国，他们的专家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迟早会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早一点或晚一点而已，差异是多长时间的问题，即15年、20年或是30年。

    时间过去了13年，我对中国崛起比那时更具自信心。今天，无论在美国、日本，还是其他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成为谈论的热门话语。人们都在问，为什么中国会出人意料地迅速崛起呢？这在30年前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时，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到。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中国崛起是否有其发展规律或发展轨迹？中国最初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是否将发展轨迹由自发向自觉发展，最后成为一套完整的中国道路体系？这些都是应该仔细思考的。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近代历史看，中国至少失去过两次“天时”，一次“地利”。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黄金时期（1870—191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比重都是下降的。在第二次全球化和世界经济黄金时期（1950—1953年），也是东亚地区迅速发展时期，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下降至历史最低点。由于中国不能实现“人和”，也就无法利用“天时”和“地利”。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时代，开始了伟大复兴的时代，这是中国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时代。

    这里所说的天时，一是经济全球化，即中国大规模参与世界经济，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二是中国至少有可能创造和获得40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1978—2020年），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三是全球性的知识革命，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三大效应，即人口规模效应、大国实力效应、技术蛙跳效应。

    这里所说的地利，一是指亚洲地区集体性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崛起；二是指中国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体，成为这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者；三是我们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周边环境，东亚复兴促进了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复兴带动了整个东亚的复兴。

    这里所说的人和，一是指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即我国正在进入的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是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中国正在进行的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三是指对外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亚洲与和谐世界，创造更大的天时地利。

    我相信，一旦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话，无论在什么样的国际竞争环境下，中国都会像我们的先哲孟子所言：“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作为集中了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中国崛起之路，它是一幅十分宏大、雄伟、壮观的发展图景，也是一个充满着巨大变化与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甚至没有人能够完整解读的“发展之谜”。

    在建国60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我发现了三个重点：一是这条道路非常符合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现代化既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当我们的领导人选择了现代化的目标就意味着抛弃了被动应战，选择了主动应战；二是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诚如邓小平所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是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一条笔直大路，从中长期看呈现出“成功—波折—调整—再成功”的演进路径。

    现代世界历史证明，现代化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主题。但是在差异甚大、多样化的世界没有同一的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发展目标的设定、发展战略的选择及其发展路径的演进并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

    在我国，我们始终面临两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如何成功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决策者的发展意愿、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二是不同时期的国情条件，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我们的经验已经表明：与国情相适应、相协调的发展战略催生成功的发展，反之，则会导致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国情的变化进行适时、可行的调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概括为“八个社会”和“一条道路”：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全民学习型社会，全民健康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安居乐业型社会，开放创新型社会和知识社会，和谐社会与稳定社会，民主社会与法治社会；坚持对外开放、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上九个方面构成了对内和对外相统一、相协调、相互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与“中国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