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光中那个脱掉工装的诗人：谢湘南

霍俊明

说到谢湘南，人们会马上想起他2000年他的诗集《零点的搬运工》，谢湘南无疑成了“打工诗人”的代表和符号。确实，特殊的打工经历使得谢湘南的诗作呈现出“打工”群落特殊的质地和颜色，长时期被工业化的列车甩下、遗忘的黑色场阈在谢湘南这里得以现身。但是，更应该注意到谢湘南的诗歌写作在这几年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或者说谢湘南的诗歌世界是相当丰富甚至繁杂的，将之定性为“打工诗人”就太过于简单化和不负责任了，正如我们一谈论郑小琼也立刻会称之为“打工诗人”一样。所以，在谢湘南的诗歌文本中，有着多条铺开的小路，它们通向的景象正如夜色下的森林……

谢湘南更像是一个在冬日的寒光中脱掉工装的诗人，他的工装使我们看到了诗人作为一个生存个体的汗水和盐碱的苦涩味道，而在这个脱掉工装的诗人身上我们更能够看到在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中一个远为复杂、真实的影像。

谢湘南的一些关于打工题材的诗作确实呈现了一种特殊的质地：冷静、寒峻，这些诗作泛着冷冷的钢铁般的寒光，一个个滚烫的卑微的生命正在惯性中被命运的砧板反复的敲打和冷冻。

那些女孩子总爱站在那里/用一块钱买一根一尺长的甘蔗/她们看着卖甘蔗的人将甘蔗皮削掉/（那动作麻利得很）/她们将一枚镍币或两张皱巴巴的伍毛/递过去/她们接过甘蔗咀嚼起来/她们就站在那里/说起闲话/将嚼过的甘蔗沫吐在身边/她们说燕子昨天辞工了/“她爸给她找了个对象，叫她回呢”/“才不是，燕子说她在一家发廊找到一份轻松活”/“不会的，燕子才不会呢”//在南方/可爱的打工妹像甘蔗一样/遍地生长/她们咀嚼自己/品尝一点甜味/然后将自己随意/吐在路边

——《吃甘蔗》

这些打工的女孩子在异乡咀嚼着自己的辛酸苦辣，甘蔗成为她们生活中一点卑微的幸福，而这些女孩子又何尝不是甘蔗，鲜灵、生动，但是最终却只能被生活尖利的牙齿咀嚼为甘蔗沫，消失掉所有的水分甚至生命的鲜活。如果说当年郭小川诗歌中的甘蔗林意象象征了诗人对新的社会生活的憧憬和赞颂的话，在谢湘南这里，这些廉价的“甘蔗”反倒成了苦涩、卑微甚至痛苦的打工女孩的集体象征。异乡的“流亡者”打工群体不能不呈现一个时代甚或个体生存的悖论性和偏移性，正如布罗茨基所说的“打工者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们有效地取下了流亡作家西服翻领的那朵兰花，无论流亡作家是否愿意。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常见现象。我们的流亡作家与一位打工者或一位政治流亡者的共同之处，即两者均在从不好的地方奔向较好的地方”[1]。确实，打工者所在的异乡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肯定要远远好于他们出生地的偏僻、贫穷和落后，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异乡的生活是以无限消耗个体的生命、正常的生活和痛苦的记忆、廉价的生活愿望为前提和代价的，换言之，当这些异乡的打工者选择了流浪或流亡式的生存方式的时候，他们也同时选择了不归路，孤独、痛苦、落寞、焦躁不安，甚至有的终于走入万劫不复的渊薮，以肉体和金钱成为生存的宗教信仰。

谢湘南的这些“打工”诗歌都是冷色调的，接近于阿兰·罗布-格里耶般的冷风景，诗人的感情极力克制，而正是这种情感叙述的克制反倒呈现了从纷繁杂乱的场景中独立出来的特殊空间和原生状态的生活场阈，压抑、烦躁、郁闷。“风扇静止/毛巾静止/口杯和牙刷静止/邻床正演绎着张学友/旅行袋静止/横七竖八的衣和裤静止/绿色的拖鞋和红色的塑胶桶静止/我想写诗却点燃一支烟/墙壁上有微笑和透明的女人/有嚼过的口香糖/还有被屠宰的蚊子的血//这是五金厂106室男工宿舍/这时距春节还有十八天的不冷不热的冬季/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的九点半//第一个铺位的人去卖面条了/第二个铺位的人给人修表去了/第三个铺位的人去‘拍拖’去了/第四个铺位的人在大门口‘守着’电视/第五个铺位的人正被香烟点燃眼泪/第六个铺位的人和老乡聊着陕西/第八个铺位  没人/居住   还有三位先生/不知去向”（《呼吸》）。这接近于静止的冷色调的场面、定格的琐碎细节和窒息般的鼻息我们能够感受到生活在工业底层的沉重，光洁的城市广场的下面是黑暗、潮湿、锈迹斑斑的管道，那些修检者不得不弯腰在里面忍受关节的疼痛。当然，在近期的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论中有很多问题都被重新简单化、粗暴化和道德化了，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诗歌既是想象的，又是经验的，我们不会要求所有的诗人都来像谢湘南、郑小琼这样关注底层和打工生活，更不能以底层作为评定一首诗和一个诗人好坏的标准，但是对于那些来自底层有着相当深切的生存体验的诗人，我们除了尊重、感动、震撼或许还有羞愧，尤其是那些对这些底层的生活陌生的人而言，底层题材的写作也未尝不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诗歌的题材没有先天的道德优势，一首诗能够震撼读者还有更为复杂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在尊重诗歌的本体特性和诗歌技艺的前提下。所以，在一些底层写作和打工诗歌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为数不少的诗作，同样是写底层但是对读者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的阅读共鸣，更不用说震撼，因为这些诗成了散文化和道德化的脱离了诗歌本体和诗人真实感受的“非诗”的丑陋的东西。而谢湘南，郑小琼之所以能够引起持续的关注和认可，就在于他们的诗歌世界在诗人的灵魂、理性、情感、语言的多重关照和折射出呈现的是真实和独特，这种真实和独特既是来自经验的又是来自想象的。相信读过谢湘南那首《母亲》的人，都会被震撼，伟大的母爱在异乡工作的孩子面前获得了空前的凸显，尽管母亲那只在田塍上踩空的伤腿仍在黑暗中忍受疼痛和辛酸的泪水。

大地是压低了咳嗽的被子/薄薄的雪无法入眠/在隔壁的床上/母亲是最薄的一层/两个月的白天与黑夜/她都在床上守着她/跌伤的腿/房里的风都长霉了/我走到床前叫了一声“妈妈”/她望着我，应了一声/然后抽泣起来，一张脸瘦成了筷子//有好几次我在深圳梦见过/她的脸和笑容，从她手里/接过一个用火灰烤熟的红薯……//母亲担着四捆稻草往家赶/她六十五岁了，天色已经黑下来/父亲还在田里捆着稻草/她回望了一眼仍在田里忙活的父亲/田埂太单，她踩空了……//母亲小心地从被子里抬出腿来/腿已经变了形，脚踝像两个夹在/一起的包子，她停止抽泣/问我在深圳过得还好？

——《母亲》

极其瘦弱的身体和脸，极其沉重的生命的啜泣，这个乡间母亲竟然被四捆稻草压伤了，生命不能承受的正是平常不能再平常的生活的重量。两节老式收音机的干电池承担了一个异乡人最为卑微的热望，一个异乡人的心远没有那么坚强，就像故乡瘦弱的一层薄纸般的母亲她仍需要哭泣的机会。一个少年，异乡的少年，他的黑色的夜晚，他的合理的世俗的欲望都在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中得以暂时的梦境中的安慰和停靠，“收音机是我的亲人/打开他我才睡得踏实/我愿意是一个真的哑巴/那样我仅剩下倾听/这样写着让人悲伤/多少个夜晚没有边际/收音机是唯一抓得住的一块黑色/少年长大成人，他在异乡”，“我知道很多东西都会飞走/比方说老人的交谈，孩子的/合唱。留给我的只是/一对干电池的能量/它的微弱证明不了我的坚强/我最关心的还是天气预报/好心情总不易寻找/少年终将老去，哦！他在异乡”（《一台收音机伴我入睡》）。

谢湘南的诗有时候是相当尖锐的，正如在暗流汹涌的河流上，在一个简陋的木船上，这个划桨者的每一次用力都是恰到好处又直截了当的深入核心，“从深圳到北京/一列车全是陌生的朋友/大地上蒸腾的气息/给了我们共同的呼吸/这一刻的命运在黑夜里疾驶/没有交谈/也没有相互的祈祷/辽阔的中国像一把利剑/刺入了死亡的梦境”（《与陌生朋友睡死在列车上》）。陌生、窒息、死亡、黑夜、国度这些意象所串连起来的情感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压抑难名的。而正是在这种窒息和持久的压抑中，诗人就要更为强烈地倾听一种永恒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和实践中个体的宿命发生了如此强烈的甚至势不两立的冲突和摩擦。

永恒是什么都没弄清楚

我就坐在那里听

像是很用心的样子

我的身体噼啪作响

像菜刀在厨房生锈

真是寂静

屋子外面一定是下雪了

下雪好

在雪的覆盖中城市和村庄都成了

白土地

没有痛疼没有肮脏

甚至也没有了喘息

我这都想到哪去了

我这是在倾听永恒吗

我对着墙壁大声说了一声

“永恒，我在这里听你！”

接着

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我想永恒一定就躲在我的屋子里

它在听

它在听

我的身体

噼啪地生锈

——《倾听永恒》

时光在司空见惯的流逝，而生命也正如菜板上生锈已久的菜刀，麻木和窒息成了生活的全部，而面对那无处不在的“墙壁”，自由和美好的白雪——这理想的绝好象征物——就成了倾听永恒声音的契机。时光，这泛着寒光的钢铁所隐藏的秘密和化若无形的对生命的锈蚀都让诗人在沉重的弯腰劳作的同时抬起头颅和灵魂的高度，对一些“看不到的变化”进行确认并检视自身，“被咬伤的铁/我躺在上面/我花了一上午时间/阻止时间的伤害//用胶纸将锈捆绑/一张席子把水面隔开/在铁的内部/有一些我看不到的变化//总之把骨头交给它，还有/笔和稿纸/一床毛毯、行囊的梦/假如锈像树叶一样飘落/有时铁床说话/那一刻我要变换睡姿”（《生锈的铁床》）。

特殊环境中的生存经历使得谢湘南的诗歌中有一种少有的冷峻和睿思，更为可贵和重要的是这种冷峻和睿思不是来自封闭症式的玄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由粗砺的现实场景中生发和抽丝出来的。这是一位洞透了社会和生存迷雾的诗人，但是这也给诗人带来了坠落般的尴尬和痛苦：“长时间我窥避这秘密的生长/四个方面涌来戴八种眼镜的人/有十六种声音在暮色里响起/成倍增长的除了人还有他们携带的孩子//公园里有耍把戏的人，有路灯/长得像苍白的乳房，路灯里有奇怪的壁虎/被灯罩外的蛾子戏弄，/急躁地跳跃，再也出不来//有人在棕榈树后面玩弄生殖器/舔食着草丛里一种让蚂蚁迷路的香味/汽车擦着公园的铁围栏/像一只只声带糜烂的豹子//它能否追上火星上的鹿、麂子和乌龟/如果它同样有幻想，它就不会选择/在公园的水泥石椅上/做一个倒霉的诗人/跳舞的人越来越多，女人们用乳头/踩在鼓点上，将眼镜后面的节奏/拔得凌乱又颤栗。喷泉又一次射高/水雾中的霓虹多像是幸福的色彩//在脸上的反照。当钟声敲到十下/八——九——十——一个人/终于停在空中，它以一只猴子特有的锐利/看清了一切，然后又//跌落下来”（《公园记》）。公园，成为了生活的缩影，这里充满了暧昧、迷乱甚至情欲，夜色成就了欲望，而公园之外的喧嚣的汽车则构成更为庞大的一个怪兽，真正有敏识和良知的人不能不感到振颤甚至分裂，在纷乱、污浊、嘈杂的欲望世象面前的清醒是可贵的，也不能不是焦灼的、苦痛的、压抑的。“地铁，这城市的十二指肠/失传的爱情注定要在疾驰中浮现/在炎症不明朗之前/在病毒侵蚀言语之后/站名终于被报出/电梯举起土拨鼠/涌向光”（《A出口》），生存的场景就是处处充满了虚幻的光明和斑斓的谎言，就如土拨鼠在强行的洞口看到了虚幻的自由和亮光。

生存中的荆棘刺痛着诗人，这种刺痛也使得谢湘南保持了长久的清醒，正如在冰冻的惨淡的巨大冰湖之下仍有在梦想中游走的鱼群，“这些荆棘、这些刺/一直在帮助我/在冬天的寒冷里冒出来的血/也是热的/在那冰封着的河流下/仍然有我梦想的鱼群”（《帮助》）。在冷硬的生存石块和钢铁之间，谢湘南选择的是“拿出身体的麻木眺望”并呼喊。

谢湘南在一篇随笔中谈到写作就像是爬山，四周的不时冒出来的荆棘刺激着诗人攀爬的冲动，“我时常做的运动和放松自己的方式就是爬山，爬山这种不断向上的过程让我兴奋，让我体验到生命的昂扬的激情，一种大汗淋漓的快感，一种由沿途树木风景激发的快速的喘气和心跳。其实，写作的过程也类似于爬山，不断地向上（甚至是迂回），到达一个顶点，然后就慢慢地下来，往回收。这一路上我们就把平日里一些琐碎的体验、感受进行了疏理、集中和升华，我们也就将我们想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意思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写作就是爬大山》）。据此，在谢湘南的诗歌中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甚至是琐碎的毫无诗意可言的细节，但是诗人最终做到的是超越了现实达到另一种高度的真实，语言的真实，想象的真实，修辞的真实，正如穿越荆棘达到山顶。正是源自生存现场的本真认知和对诗歌的敬畏，谢湘南的诗作渐渐呈现出反讽的意识和悖论的色彩，这也使得谢湘南的诗歌写作终于呈现出较为丰熟而尖锐的状态，正如《需要或不需要湘南的N个理由》和《飓风经历》等长诗，诗人在尴尬、愤懑、不甘中所扔下决斗的“白色手套”，尽管这个灵魂张扬的狂奔的身体可能最后的宿命仍是被强大的时代凛冽的飓风吹出了集体狂欢的DJ广场：

在这里，粗痞的DJ在叫嚣，在骂着老娘，将情欲高歌，将荷尔蒙用千万分贝的高音烘烤。

在这里，时间非我所有，女人的魅惑并非灭顶之灾。她们的眼球在啤酒里反光，在骰子左旋右滚的幽叫中飞扬。

在这里，手工业者在这里，小商贩在这里，行动主义者在这里，边缘与艺术在这里，我打工的兄弟姐妹在这里，我的朋友都在这里。

在这里，妓女与小白脸相互鼓舞；在这里，摇头丸与白粉仔亲密无间；在这里，鸡奸者与皮条客团结一气；在这里，小偷与艺术家共结连理——

在这里，时代冒出甘冽的气息，一阵阵烟雾喷出迷醉，空气的舌头在舔我们花瓣的脸。

——《飓风经历》

长诗《飓风经历》确实见证了谢湘南的诗歌写作和精神历练的双重成长过程，它的成长过程排斥了一个强大外在力量的指引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的规训的惩罚。少年的蜥蜴，青年的苦楝树，异乡的车站，潮湿的煤窑和奢华的社区，发情的母豹和叙说的舞鞋，古老的皮影戏，一丝不挂的鸭子般的天鹅，在急速旋转的背景中，这些纷繁错乱的意象箭矢如蝗刺穿一个个麻木而自以为是的心脏，这是一个最终撕下幻彩面具的诗人，这是一把肯定与质疑，坚持与放弃，记忆与遗忘，光明与魅影，现实与虚幻，自问与自责，热望与反讽互相盘诘并最终给时代划上问号的雕刀。这也正如谢湘南所说的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盛行，人文精神丧失或被遮敝的时代，特别是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生活在深圳这样的环境中最直接的感受到诗歌面目的破碎与模糊，诗人身份的隐退与扭曲，“至于我的写作，我能作出的惟一肯定是，它无时不在悄悄地进行着，它是我隐秘的生命的狂欢，我驱赶着那些忠实抑或背叛于我的言辞，构筑着自己的城堡，完成那些我认为有必要完成和承担的——谦卑的使命。我想这种言语的游戏，会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