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4月9日小区里放起露天电影

正在吃晚饭，《让子弹飞》的片头旋律就直冲耳际，原来小区里放起了露天电影，就在咱家楼下。虽然这片子已在电影院里看过，但还是被吸引来到楼下，想着体味一下久违的在露天看电影的感觉。

这真是温暖又温情的一幕，小区内的邻居们自带小板凳坐在一个大银幕前，观众虽然不多，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有。大伙儿无拘无束，趁着初夏夜里的小凉风，怡然自乐地，看着鹅城里的姜文、葛优、发哥一同耍宝。

深圳的电影院是越开越多，也越开越豪华，但看电影这件事已与过往年代完全不同了，电影恨不得都与高票房划上等号，电影院也在豪无情面地隔离我们的老年观众。

个人认为，深圳的每个小区都应该常放露天电影，每个月一场，让电影回到广袤的夜空，回到清风里，与不分年龄的面孔，相视而笑。

4月10日 《天南》与《洋麻将》

下午在物质生活书吧，听新创刊的文学杂志《天南》的主编欧宁，介绍这本杂志的源起及创刊号的内容。一个集设计师、策展人等众多身份在一身的热门人，转身回头来做文学杂志，以原本清冷的文学为事业，很显然，他并没有吃错药，文学依然是他内心的需要，也是他看好的市场。欧宁说，他想做一本有担当的文学杂志。然而文学杂志如何去担当呢，不妨看看它第一期做了什么。第一期《天南》做了一个大专题“亚细亚故乡”，试图引领读者去关注乡村、乡人、粮食、土地、及可能的抗争。以亚洲为观察区域与出发点，视野是够大，但也只能是以点带面。其实这已完全跨出了传统文学杂志的圭臬，长出了人文社科的面貌。同样明显的是，欧宁选择了当下最敏感的，也是十分尖锐的一个视点——农村问题——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决定未来中国走向的问题，作为新创办的杂志来关注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勇气与胆识的。从这一点看，《天南》的担当，比起停刊了的《独唱团》是跨出了一步（欧宁说，《天南》的创办，是因为老板受到《独唱团》市场好的鼓励）。

城市化之后怎么办？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发展中国家，乡土社会的土崩瓦解，城市进程的尸骨不化，矛盾就摆在眼前。这是中国的难题，更是文学的难题。文学如何去呈现这种变化与矛盾，文学中人普遍表现出无力感，无法去书写现实，哪怕是捕捉升腾在现实之上的滚滚烟尘。《天南》的尝试，值得肯定。

恰巧晚上去看的话剧《洋麻将》，也引发了我关于城市化之后怎么办的疑虑。这个曾获美国普利策戏剧将、风靡全球的戏，讲述了两个生活在养老院里，探亲日无人来探望的老人，一起打了十二场扑克牌的故事。全剧只有两个演员，然而其表演已将西方城市的病症一种淋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当我们的乡村也都变成了孤独的城市，我们是否也要学美国，将我们的父母送到养老院去呢？

4月12日 土耳其电影节与戴白礼帽的鲍勃·迪伦

下午3点过香港，去了香港文化艺术中心，拿了众多演出的资料。如“法国五月艺术节”、“中国戏曲节”的宣传册等。然后转去西九龙，想看看这个未来香港的文化中心，有些什么动静，从广东道一走到方圆，路过正在施工的高铁工地，看到的西九龙基本上还是个大工地。在方圆的电影院看到第二届香港土耳其电影节的宣传册，土耳其电影节也是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别单元。从4月13日开始至4月17日，将有20多部土耳其电影上映，开幕片为《苏丹皇太后》。

晚上七点，转地铁来到九龙湾的国际展贸中心，看鲍勃·迪伦的演唱会，碰到众多的深圳熟面众，据说深圳过来30多人。原定8点开始的演唱会，延迟了24分钟才开始，期待已久的观众突然眼前一黑，然后就听到了老鲍如同带鱼游动在沙滩上的歌声。出乎大多数人对他尚能饭否的担忧，他中气十足，老当益壮，戴着一顶白礼帽，声音有辣椒味，爆着呢。三千人的场子虽未完全坐满，但粉丝们的人头已足够攒动。这个夜晚，他带给众多来朝圣的粉丝们足够高分贝的梦想。不过，当晚，他依然保持了不返场的作风，唱完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