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在学校BBS建了红楼梦版，直到今天，梦版似乎也算是文化人文专区的一个热门版面。但最近的一些经历，却让我萌生了建立“读红沙龙”的想法。
　　首先是前几周去了一个主要由川大学生或川大毕业生组成的“查经兴趣小组”（《圣经》），一周一次，十来个人，都是年轻人。也是类似沙龙，不过掺杂了一点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因为毕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信徒。这几次查经经历后，我就在想：《圣经》可以有这么多人来查阅、分享，为什么源自我们中国的经典作品就不能。当然这前提还是我把《圣经》和基督教当作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是我的一贯看法。
　　那么多经典之作，我偏偏选择了《红楼梦》，我不想去探究缘故，只当是一种缘分吧。因为我也不是看遍典籍而后选择的《红楼梦》。关于读红沙龙还只是一个雏形，具体操作中的问题，还有很多未知。不过我不想去把事情的首尾巨细都捣鼓明白了再开始，这也算是在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中总结出的一个经验吧。很多时候，在行动中去紧张有效的总结会更好。
　　
　　还有个问题。前两天在帮忙整理家里的书籍时，偶然看到一本《韦伯作品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准又是缘分。翻了序言，发觉收获不小。
　　韦伯是何许人也？也不用多说。在社会学领域，他跟马克思、涂尔干是三巨头，齐名的。只是我们中国人较多的知道马克思一个人而已。其实韦伯也可以叫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嘛，另外这个是卡尔·马克思。依稀记得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课老师很有内涵和激情的样子，他是少有的说的话能让我记住的两三个公选课老师之一。其中他就说过马克思·韦伯是何其重要的人物。
　　我手头的这本，却正是韦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单看序言，就让我有点茅塞顿开之感。读《红楼梦》，在我接触红学家之后，我一直比较欣赏或者说跟随的是周汝昌。众所周知，周老是打“文化牌”的，我也深受影响。但从客观上讲，这种偏重“文化影响”的思想和观念到底是何种位置呢？我一直不得而知。原来历来对韦伯社会学思想的理解就分化为两派——文化论和制度论。简单说，前者就是觉得文化、思想、观念、精神因素能够对人的行动起决定作用；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决定因素是制度、法规。但比较全面的看法该是——　“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制制度、政治制度，还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形式。
　　说了半天，可能感觉很深奥。我无非是在想：《红楼梦》等经典的文化内涵，对社会中的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换句话说，举个例子，是“养儿防老”的传统中国思想对我们的影响大，还是法制社会下关于两代人的财产分割等制度对我们的影响大。毫无疑问，这两种东西是相互交融的。文化影响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也就是说，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没必要过分自大，避免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桎梏。而以理性、法制等思想自居的人也不必过分狂妄，因为制度之外的文化影响也是很深的。

　　那天下午跟墨芳也探讨了。她说，韦伯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激发新教徒们玩命似的奋斗的关键，是宗教改革后，他们的那种想要“荣耀上帝”的思想。自己的消耗很少，但就是竭力创造、积聚财富，然后捐给慈善机构回馈社会等等，以此来证明自己就是被上帝拣选的那些子民，自己的行为是足以荣耀主的。这种看法跟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国人的看法有很大差异。我们过分的陷入了唯物决定论的狭隘。
　　这也正如“李约瑟问题”一样，中国千百年来在科学上处于领先，但近代自然科学却并没有在中国产生。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唯物”的一些自然条件、国家体制、社会结构等等，而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研究自然界时“主客体分离”，而中国人把外界跟自身合一，比如认为人体的内脏就是金木水火土的各种，云云，这种混沌的解释，是绝对不可能催生近代自然科学的。相反，在西方的《圣经》中，在创世记里就明确把自然界和人进行了划分，甚至上帝说要让人来“管理”自然界——
　　“上帝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使你们的后代遍满世界，控制大地。我要你们管理鱼类、鸟类，和所有的动物。（《创世记》1章28节）”
　　当然这也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和开发，引发了人类自灭的危机。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后话。

　　杂乱的写了这么多，感觉还不是很清晰。用一段话概括吧：文化不能决定一切，但能影响一切。中国人该有中国人的文化。中国文化召唤自己的经典。中国人的经典肯定包括《红楼梦》。我想建个“读红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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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马克斯·韦伯生平简介

　　马克斯·韦伯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1864年韦伯出生在德国爱尔福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1876年的圣诞节，年仅十叁岁的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两篇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迁徙运动的历史”。在十四岁时，韦伯写的信件便开始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他进入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格丁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1880年代的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画，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Ostflucht）：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这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名声。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也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韦伯是一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他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其核心是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他的理论是对泰勒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对后世的管理学家，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成就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爱米尔·杜尔凯姆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凯姆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韦伯将其分类为传统行为、感情行为、目的理性行为、和附带行为），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开始了他的研究，文中他显示出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教义逐渐转变为争取理性的经济获利，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韦伯主张，受到这种理性教义基础扶助的资本主义很快便会发展的越来越庞大，并且与原先的宗教产生矛盾，到最后宗教便会无可避免的被抛弃。韦伯在后来的作品里继续研究这样的现象，尤其是在他对官僚制和对于政治权威的分类上。在这些著作中他隐约了这种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许多韦伯的著作都是在他死后才被收集、修订、并出版，这些工作主要是由他的妻子施尼特格尔进行的。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知名的社会学家都写下了许多对于韦伯著作的解释。

　　1、宗教社会学
　　（略）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他最知名的著作。一些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对新教的详细研究，而其实是韦伯后来的著作的介绍，尤其是他对于许多宗教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提出了一个知名的论点：那就是清教徒的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宗教的传统往往排斥世俗的事务，尤其是经济成就上的追求，但为什么这种观念没有发生在新教里发生呢？韦伯在这篇论文里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在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韦伯主张有很多原因使我们应该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里寻找这种精神的根源。许多观察家如孟德斯鸠和济慈都记载下新教和商业精神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韦伯指出某些形式的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喀尔文教派—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以及道德的涵义。这并非是那些宗教思想的最初目标，反而像是其副产品—这些教义和指示所根基的内在逻辑，都直接或非直接的鼓励了对于经济利益的忘我追求和理性计画。一个常见的例子便是新教对于制鞋匠的描绘：一个缩着身子专注于制鞋、将整个人努力贡献给上帝的人。

　　韦伯称他放弃了对于新教的进一步研究，因为他的同僚恩斯特·特勒尔奇 (Ernst Troeltsch)，一名专业的神学家已经展开了另一本书的专门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当广泛的观察点，使他能够在接下来的研究里继续比较其他的宗教和社会。现代所称的“工作伦理”这一词便是源自韦伯所讨论到的“新教徒伦理”。不过这一词不只用于新教徒的伦理，也能套用至日本人、犹太人和其他非基督徒身上了。

　　3、《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

　　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封建制度国家的联邦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以世袭制度相传的帝国。如同在欧洲一样，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了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利或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亲戚关系的紧密连结造成的，而这种连结则是出于宗教信仰里的祖传观念。另外，工匠的同业公会彼此竞争以向皇帝争宠，而从来没有试着联合起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也因此，中国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组成一个如同欧洲城市一般的独特社会阶级。

　　较早的国家统一以及中央官僚制度的建立，则意味着中国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从土地的分配转移至官职的分配，官僚的贪污小费和税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有50%的岁入都流入了他们的口袋。帝国的政府则依赖于这些官僚的服务，而非如同欧洲一般依赖于骑士的军事服务。

　　韦伯指出儒教对于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展现相当宽容的态度，而从没有试着将他们统一为单独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不同的是，儒教教导人们要顺着这个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高等”的人们（知识分子）应该避免追求财富（虽然没有贬低财富本身），也因此，中国变成了一个担任公务员比商人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更高利益的国家。

　　中国文明并没有宗教的先知或是权力极大的僧侣阶级。皇帝自身便是国教地位最高的僧侣以及至上的统治者，但民间的各种信仰也会被容忍（只不过其僧侣的政治发展空间会被缩减）。这种情况与中世纪的欧洲产生强烈对比，在欧洲教会压制了现世的统治者，而且统治者和人民所抱持的信仰都是一样的。

　　依据儒教的学说，对于伟大神祇的敬仰只是政府的事务，而对于祖先的敬仰则是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除此之外许许多多民间的信仰都被容忍。儒教也容忍巫术和神秘主义—只要他们能够作为帮助控制群众的有用工具；但若是他们威胁到既有的秩序，儒教便会谴责其为异端并毫不犹豫的加以镇压（如同对于佛教的压迫）。在这里儒教指的是作为一种国教，而道教则是民间的信仰。

　　韦伯主张，虽然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利的因素存在（长期的和平、运河的改善、人口增长、取得土地的自由、迁徙至出生地以外的自由、以及选择执业的自由），然而这些有利因素都无法抵销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大多数来自宗教）：

　　·技术的改革在宗教的基础上被反对，因为那可能会扰乱对于祖先的崇敬、进而招致坏运气，而调整自身适应这个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土地的卖出经常被禁止、或者被限制的相当困难。 ·扩张的亲戚关系（根基于对家庭关系和祖先崇敬的宗教信仰上）保护家庭成员免受经济的困境，也因此阻挠了借债、工作纪律、以及工作过程的理性化。 ·那些亲戚关系也妨碍了城市特殊阶级的发展，并且阻挠了朝向完善法律制度、法规、和律师阶级崛起的发展。

　　依据韦伯的说法，儒教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着依据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设计人类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也都能与财富的累积相并存。然而，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这个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以及家庭伦理。相反的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能够服侍上帝和造世主的人。这样强烈的信仰和热情的行动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因此，韦伯主张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便是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4、《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略）
　　
　　5、《古犹太教》
　　（略）

　　6、政治和政府社会学
　　（略）

　　7、经济史学与社会分层
　　虽然马克斯·韦伯在今天最为人所知的是他身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奠基学者之一，但他也在其他许多领域有不少成就，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韦伯在世时这样精确的学科分类相当少见，而韦伯也自视为主要是一个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仅是第二领域罢了。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马克斯·韦伯代表的是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经典的对照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上产生的影响。韦伯的研究领域也与他的同僚维尔纳·松巴特相同，宋巴特则将资本主义的崛起归功于犹太教的影响。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他主要贡献（整体上也是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此词来自德语，意为理解）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

　　解释社会学的原则是社会学主要的研究范例之一，支持者和批评者都相当多。这种研究方式主张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不能彻底的归纳和记载，因为研究者必须一直有着概念上的认知才能加以探索之，韦伯将这种条件称为“理想形式”（Ideal Type）。这种理想可以这样子归纳：一个理想的形式是由许多现象提供的某些特征和成分所组成，但它却不会与任何特定的现象有着完全一样的特征。韦伯的理想形式成为他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韦伯承认这种“理想形式”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但他主张任何想要了解特定社会现象的人都必须有这种理想形式，因为与物理的现象不同的是，社会科学还牵涉到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而这只有可能以理想形式的方法来加以解释。理想形式的概念，加上他的反实证主义的立论，可以被视为是他对“理性的经济人”的方法论假设的辩护。

　　韦伯并且公式化了社会阶层的叁大要件理论，主张社会阶级、社会地位、和团体（或政党）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要件。

　　·社会阶级是以在经济上与市场的互动所决定的（物主、承租人、员工等等）。 ·社会地位是以非经济的成分如荣誉、声望和宗教构成。 ·政党则指一个人与政治界的联系。

　　而这叁种要件都会影响到韦伯称为“生涯机会”的结果。

　　韦伯对经济学还有其他一些贡献：包括了经过认真研究的罗马农业历史，和他在《经济和社会》一书里述及的唯心主义及唯物主义两者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韦伯也在书中呈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批评。最后，他在《经济与历史》（Wirtschaftsgeschichte）中的仔细研究则可以被视为是经济历史学派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思想精要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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