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有一株蒙胧的幼苗在一个乡村少年的心头萌芽。当它从黄土地的沃野上探出两瓣浅绿的小手时，弱不禁风的样子在和煦的风中微微颤栗着，期望阳光的拥抱，春雨的滋润，小虫的访问，蜜蜂的驻足。一片白云的投影令它神往，一滴晨露的晶莹使它惊讶。这棵嫩芽的明天和未来，就是我牵着文字对文学之梦的追逐。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智商超群的人。上小学时，唯有语文课却出奇地好。记得五年级语文有一首古诗，我翻译的句子被老师作为标准译文让全班背诵。尽管那是死记硬背、“填鸭式”的教育手段，毕竟肚里有了食物就不会饥饿，让它慢慢消化吸收吧。在认识了不少方块汉字后，对各种背负文字的纸张产生了浓厚的兴致。小学单薄的课本上那可怜的数十篇文章远远不能满足我日益膨胀的阅读欲望，转头瞄上了初中大哥大姐的语文及其它课本，不管熟悉还是陌生的汉字，全被我茹毛饮血、生吞活剥般囫囵吞枣了。慈爱的祖母逢人便说：“我的孙子上厕所都在念书。”

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升入中学，还为没有名列前茅而耿耿于怀。后来得知第一名原来是个留级生，我才一笑置之。初中三年，学得不差，连任班长、学习委员，得了好多奖，也得到各位老师的宠爱。对语文更是情有独钟，高中的许多课文早就翻阅了。嗜书最狠一次，一夜之内在冒着黑烟的煤油灯底下读完一本三百多页的战斗小说，第二天随手一抹，满脸的乌黑涂抹得活像一个非洲人。当时流行的《高山下的花环》连看了七遍，一些人物和情节至今还记忆犹新，赵蒙生、梁三喜、靳开来、小北京还在眼前活灵活现。

那时允许初中学生可以报考中专。一所初中考上中专的数量愈多，学校的声誉愈佳。当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达时，县一中的通知书也翩然而至。家境贫寒的我，与家人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上了师范。此时一九八四年，十五岁。

上师范的四年，在努力学习各门专业功课的同时，我开始了对文学不懈的追求。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读写写，每次的作文被文选老师当做范文朗读传阅。第三个年头，我的文选老师换成了新毕业分配的大学生老乡，他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却会踢足球的诗人。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文学社，办起了诗报。坚定而又唐突地叩击缪斯之门。三阳川坦荡的平野上，种植下我徜徉的足迹；渭水河混浊的涛声里，回响着我激昂的呐喊。

在顽固而又顽强的坚持下，我收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寄来的10元人民币。那是斗胆向电台一个栏目提的建议信，主持人先后回复了三封信，在节目中全文播发了我的来信。那个难忘的夜晚，8：30，我捧着省吃俭用买来的红色的小小收音机，聆听电波中甜美的声音，竭力抑制着激动的心跳，彻夜未眠。

四年的求学生涯如青鸟掠过湛蓝的天空，逝去的时光再也倒映不出曾经年轻的背影。我就像一片漂流的云，流浪在晴空温柔的承载中，多想永恒地自由地飞翔。

最后几个月的实习阶段，在一所小学校度过。我把写下的歪扭歪扭的诗句，用铁笔在蜡纸上一字一句刻成蜡版，一页一页亲手油印，折叠装订，“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萧萧诗选》。郑重赠送给学校的老前辈。现在回想岂不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可是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手刻本，在我的眼中如获至宝，权做敝帚自珍吧。

在青春飞扬的秋季，我参加了工作。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暂时“冷藏”了文学之梦，但对文字的青睐始终不渝。在忙碌的工作之暇，尽力为自身加油、充电，在旅途上记录下成功的愉悦，镌刻下失败的痛苦。在思考与感悟中写出了不少的教研论文，至今已在省市报刊发表7篇。教学相长，相得益彰，我的教学水平迅猛提升，先后被评为优秀教师、县园丁、市级骨干教师。

2006年，我购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轻巧耐用的现代化工具更为我如虎添翼。在茫茫网海遨游时，看到一篇朋友的帖子，说他曾经得益于“文化在线”的倾情相助，实现了毕生的梦想。我怦然心动，立即三顾茅庐，站在“文化在线”的起跑线边，与“心灵之约”邂逅。把数年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的陈词滥调，喋喋不休地投递给无形的空间，我以为劈头盖脸遭遇的是冷嘲热讽或者置之不理，哪知社团编辑捡个棒槌——认了个针，一句句热情地激励，一次次有力地推荐，使我奄奄一息的火星燃起熊熊火光，进退唯艰的步履迈出沉稳坚定，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写满中年的额头。至今，已在“文化在线”发表散文37篇，诗歌27篇，杂文7篇。得到社团推荐蓝星16颗，网站推荐红星12颗。

在我的心中，早已栽种下一个会行走的梦——

一只模样丑陋的毛毛虫，当他与文学的天使有了一个秘密的约定，当他冲动地产生触摸缪斯高雅的手指时的疯狂，在作茧自缚的迷惘中，只要有一束阳光温馨的爱抚，只要一缕春风轻柔的托举，这只毛毛虫立刻就破茧而出，羽化为一朵五彩斑斓的蝴蝶，呼扇着长满文字的彩翼，一次又一次低纬度地贴近澄澈的“心灵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