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1997年至今，回归已十年整。在这期间，香港社会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摧残，也经历了新一轮的经济飞跃，其生命力可谓是足够坚韧，一度被世人视为“打不死、拖不垮”的典范。但作为其招牌式文化产业的香港电影却没那么好运，这十年来，逐年下滑的趋势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产业公司的分崩离析以及制片产量的走低使得危机愈演愈厉。曾经的东方好莱坞，不仅眼睁睁地葬送掉旧有的辉煌业绩，更在一次次的蹒跚摸索中将自身引向更险峻的绝境。这其间到底出现了怎样的症结，我们都未尽可知，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以一个心怀忧患的旁观者身份，将这十年来的周遭过往一一详实地给予记录。
1997——1999，暗色逆流
   在1997年到来之前，香港电影界的创作结构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变革。随着吴宇森、林岭东等人的出走好莱坞，以及老一辈导演的引退，一些业内的新人新秀们开始得到晋升的机遇。他们在舆论的质疑声中小心翼翼地挥洒着自己的才情，同样也在左右的批评声中小心翼翼地完成自己新的创作。这其中，当数踌躇多年未得志的杜琪峰，以及跨行转做导演的刘伟强为甚。前者在这一年刚刚成立了新的电影创作团队“银河映像”，后者则刚刚以《古惑仔》掀起话题风暴并取得良好的票房纪录。
   跟传统香港电影相比，“银河映像”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类。杜琪峰笼络着韦家辉、游达志在一块儿大玩沉重而繁复的现实主义，主题与格式无一不显得抑郁而灰色。1997年是“银河映像”的开埠年，一口气抛出3部电影作品，分别是《十万火急》、《一个字头的诞生》、《两个只能活一个》。除了《十万火急》获得了2000万的高票房之外，其它两部作品可以说是惨败，不仅在商业上一无是处，在艺术奖项上也均无建树。这时候，舆论普遍怀疑起了杜琪峰的动机，是要做继吴宇森、林岭东之后新一代的英雄主义，还是要走不被市场接纳的风格路线，成为杜琪峰眼前的一道难题。毕竟这时候的“银河映像”还是一个谋求自力更生的小实体，而没有更牢靠的经济依托与支柱。长此以往，何以存活？
   在1998年的创作策划里，“银河映像”原本是想至少打造一部卖座电影，继而维持未来的创作与投入。但未令杜琪峰想到的是，《暗花》与《非常突然》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反而是被在黑色风格上越陷越深的游达志带到了另一个极端，尤其是花了大本钱用了大明星的《暗花》，最终只在900万票房上报收，没有继续向前挺进一步。对此，杜琪峰颇为震怒，牢骚不断，为日后与游达志的决裂埋下了伏笔。在第二年，他再没有把创作权外交，而是自己主创了《暗战》、《枪火》、《再见阿郎》三部影片，并借《暗战》过千万的高票房迅速止住颓势，随即游达志则在其口诛笔伐之中被逐渐清出门户。
   自1997年到1999年，是“银河映像”最为高产的3年，也是其黑色风格实践最为显著的3年，年平均3部的产量尚能自给自足，其生命力与活力当真是让很多业内同行为之羡慕。这一时期的《暗花》、《枪火》、《非常突然》、《一个字头的诞生》、《两个只能活一个》等影片在现今被奉为黑色经典，但在那时却是业内鲜明的反面典型。风格=不商业的概念自此普及开来，令无数投资人以及弄潮儿都为之望而却步。
   当然，自1997以来，黑色的电影创作潮流并不只是“银河映像”的专利，而更象是一部分香港文化电影人所共同患上的一块心病。陈果以《香港制造》（1997）、《去年烟花特别多》（1999）呼应，老一代创作尖兵林岭东回归香港的《高度戒备》（1997）、《极度重犯》（1998）、《目露凶光》（1999）推波助澜，已然形成气候，把香港电影从疯狂的娱乐时代引向了一个具有文化醒思却又有着商业风险的黑色潮流。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的新兵刘伟强、叶伟信、陈德森、陈锦鸿、李仁港等人的作品也都沾染了这一因素，无一不充斥绝望而悲观的思想基因。他们的实践，影响了香港电影的走向，使一种单纯的个体行为沦为一个集体行为，更形成一个巨大的潮流。对于文化阶层而言，这是值得欣慰的好事，是香港电影开始在思想层面上做阶梯性跨越的一个个突破。但对于整个工业以及商业环境而言，这却是一次在集体行为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倒退。港片在淡化传统娱乐元素的同时，开始在严肃却并不严谨的氛围里展开新的创作，不仅逐渐丢卸了自身生存的优势，且走入了一个由文化缺失而导致的文化死胡同。
1997——2002，“泰坦尼克”效应
    1997年的香港电影，从数字上来看显现不出有怎样的糟糕，这一年的电影产量不仅达到了189部之多，甚至票房过千万的作品也达到了19部。在这些数字纪录下，电影人是自信而骄傲的，不会轻易相信什么潜在危机的消极言论。黄秋生说香港电影将衰败，就被业内骂为白痴、神经病，列孚之前撰文说“香港电影死亡”，则在这一年里反复被反对者拎出来晾晒并加以取笑。然而，就在业内争论声音逐渐被欢呼取缔的时候，警钟却已然在暗地里被敲起，以往不曾给港片带来威胁的好莱坞电影突然集团式侵入，自此以后就成了令香港电影最为头疼的大气候。
   在1997年到来之前，香港电影可能很少会感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可就在这一年里，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不仅悄悄地夺走了票房前三甲的位置，甚至还缔造了一连串令香港电影人一直都未敢奢望的票房纪录。《泰坦尼克号》以1.15亿港元暴收，《失落的世界》以6000万港币紧随其后。一时间，业界瞠目结舌之余，开始忧虑起了港片未来几年的市道，很多意见都把技术革新这一环节当作翻身的法宝，企图以美国商业电影惯有的强项去硬搏好莱坞。无论是《风云》（1998）还是《中华英雄》（1999），都是这一应对策略下的牺牲品。港人曾在《风云》获取高额利润时振臂高呼科技革命的胜利，却又在《中华英雄》的商业溃败后把自信重新丢进低谷。高科技是好的诠释手段，却并不是赢得利润的商业法宝，无论是徐克还是刘伟强都该清楚这一点。若想强化香港电影的生命力，不仅要引入国际化的创作基因，更要尊重起本地惯有的娱乐元素。
   有人说，在香港电影流行平民喜剧的时代，是徐克以《蜀山》的技术革新赋予了港片新的发展机遇，将港片推入到一个高峰。但在香港电影逐渐步入衰败的年代里，又是同样的技术革命，却没有带来以往的辉煌，而是在迅速地为港片掘墓。也就是在《风云》获利的3年后，刘伟强高投入的《蓝血人》与徐克斥巨资的《新蜀山》均又宣告失败，自此，所谓的港片科技革命的风潮才被遏止。现在回看起来，也许那赔掉的金钱并不能给人以怎样的启示，最为痛惜的是，香港电影人寻求出路的信心已严重受挫。
   在一海外评论人探讨香港电影衰败的论述里，曾重点提到了好莱坞因素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文章里提到，好莱坞电影对于香港电影是一把既可伤人也可害己的双刃剑，它成功的创作模式可以被当作参照物作为你前进发展的良好借鉴，同样也可以以巨大的商业诱惑把你诱入那万劫不复的陷阱。自1997年《泰坦尼克号》在香港创造令人无法企及的商业纪录以后，多数香港电影人坚信只有如法效仿，才能使港片有再度振兴的机会。但有限的财力以及尚未形成气候的制作团队，如何去跟人家强大的工业实力相媲美。以己之短去攻人之长，又如何能够制敌取胜。盲目地走大跃进式的创作路线，使香港电影一度从短小精悍的多元路线，向大片大制作的方向转型，这一期间几乎所有的临摹式创作后来都成了好莱坞电影的炮灰，只维系了几波殉葬式的商业反攻。
    1997年，陈德森的《神偷谍影》走上了仿效好莱坞动作大片的模式，将间谍、特工等元素引入到影片中；剧情上则引入悬念、推理等元素，并对其精雕细琢，力求使影片整体质素向好莱坞大片水准看齐，并集合了科技、偶像、资金等诸多力量进行商业尝试，但结果却并不理想，一腔热血满腹雄心却只赢下了刚刚过千万的票房。与之相比，由林岭东领衔，无论资金与阵容都要庞大的《极度重犯》（1998）则称得上是崩溃，这个未面世就号称好莱坞级别的大手笔居然只收了《神偷谍影》的零头，可谓是惨不忍睹。此后，动不动就打着好莱坞旗帜的商业习作，投入市场后均有着这样的崩溃表现。如赵文卓主演的所谓跨国跨地跨纪录的《热血蓝天》（1998），比如声言世界级班底纯偶像阵容的《紫雨风暴》（1999），都未获得市场青睐，甚至在十年后的今天也未能获取影迷们谈论的资本。
   香港电影有自己成熟的商业优势，同时也具备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与独立性。盲目的模仿与跟风好莱坞，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抛弃专长而取其短，无论怎么看都透露着一丝愚蠢。文化力量、思想力量，或者是大片作派，都不能拯救香港电影，而只能在特定时期加剧工业的衰败并挫伤投资人的信心。现在回看这一切，当真是令人惋惜，可以说香港电影人在工业危机到来的前前后后，无论是思想与做法都未显得明智，而只曝露了一点点盲目与幼稚。

1998——2002，危机爆发
    1998年，香港电影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产量急剧下滑，由此前的186部下降为85部。这一期间，电影人们突然感受到了一丝由工业危机带来的震撼，很多公司都无法支撑而纷纷选择抽离资金，纷纷出走外埠。但很多人仍坚信，这样的危机只是一时的困境，并不能形成怎样的大气候。只要香港成功解除经济困境，港片的好日子自然就会到来，随着环境的逐渐平衡，这种期望也越来越浓重。
   果真如此，1999年的香港电影果然给了香港电影人希望，在沉寂一年之后，马上以集团优势再度崛起，以年产169部的纪录报收。单纯从影片数量与质量上综合来看，这一年是香港电影的丰收年，不仅诞生了多部经典佳作，而且创作规格也较之先前更显成熟。但从商业业绩上来看，1999年却是香港电影危机的爆发，这一年港片产量虽说有169部之多，但加上海外片在内的总票房仍然未过五亿元，全年票房过千万的片子也从1997年的19部骤减为11部。这一年来，港片浮出了《枪火》、《喜剧之王》、《O记三合会》、《爆裂刑警》、《暗战》、《龙在边缘》、《半支烟》、《目露凶光》、《中华英雄》、《星愿》、《紫雨风暴》等一系列上乘的作品，但商业滑坡的颓势不但没有遏止反而加剧。很明显，这是港片的市场结构出现了问题，新兴的电影创作未能满足港人旧有的娱乐习惯，供与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拉大，随着电影人的信誉随着电影作品的溃败而逐渐流失，这其间的隔阂已经很难再用新的方法来弥补。
   本地市场沦陷，外埠市场一样难过。台湾资金与台湾电影市场的丧失，是香港电影工业危机爆发的一剂催化剂。而东南亚各国日渐封闭的文化政策，以及港片的新鲜元素难以再被接纳，都成为港片突然死亡的致命因素。
   事实上很多人都不曾知晓，香港电影市场最繁荣同时也是产量最高峰的八九十年代，百分之八九十的电影都是由台湾商家注资拍摄，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港片品牌，而所生产出来的电影，百分之九十的商业目标也是台湾市场。举例说明，在八十年代末，台湾诸多制片公司借助香港搞实力扩充，开掘商业市场，一直持续到1997香港回归大陆。1993年学者推出的六部影片《武侠七公主》、《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新人皮灯笼》、《新报仇》、《溶尸奇案》、《灭门惨案》等等都是在香港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作品，学者不仅负责资金的投入，更兼顾了发行。以龙祥为首的另一部分台湾产业班底，则泾渭分明地经营着自己的产业发展线路。与学者一样，龙祥也通过向香港大规模注资的途径去赚取利润。例如，龙祥利用其子公司龙城、龙泰、龙者、龙翔等诸多名义去做岛外业务，而更是与相关分支机构金公主、三本、德宝、三裕、王城、玖峰、弘基等等大打香港牌，合作出品了《东方不败》、《风云再起》、《新仙鹤神针》等卖座武侠片，并与嘉禾联合推出了《少年黄飞鸿之铁猴子》。
   可以说，台湾资金是香港电影的一支血脉，而台湾市场更是香港电影的谷仓。港片在台湾市场流通，要么是院线狂收，要么是音像制品大卖，声色暴力无一不有利润。香港几乎所有的三级片都是为台湾市场预备的，很多作品在本地都没有发行，就直接送到台湾的院线以及音像市场。九七之后，台湾终结引入港产三级片，也不再投资做跳板性制片业。
   没有了台湾市场，香港三级片在本地则毫无作为，在1999年一年里，《强奸终极篇之最后羔羊》、《蜜桃成熟时3蜜桃仙子》、《新羔羊医生》、《欲女》、《亲蜜情人之无限诱惑》、《水浒传之英雄好色》、《人肉玩具》、《聊斋之艳蛇》、《玉蒲团之云雨山庄》、《玉蒲团之极落宝鉴》、《金枝玉叶之睡在下流社会的日子》、《四级杀人狂2男疯》、《荡女痴男》、《玉蒲团之淫行天下》、《大宋艳情史》……等等一系列三级片的票房只能以千或百等单位来计算，亏空惊人。这样的遭遇，注定了三级片制作的停滞，片商大量撤资、产业公司转行的现实逼迫三级片草草退出了历史舞台，沦为了昨日黄花。
   另外，东南亚各国各地区的电影市场的情况也与台湾近似，港片的生存环境并不是看似广阔的内地，而是此前一直被称为外埠的周边市场。近年来，东南亚各国本地电影的保护政策以及对香港电影的限制，造成了港片卖埠的萎缩，促成了环境的恶化，没有了市场的港片单靠本地票房是无法求存的，而没有了外埠资金也一样难以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