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仇炎之先生1000多港币买了对明代官窑成化斗彩鸡缸杯。1980年，仇炎之这位大收藏家在海外过世了，两只鸡缸杯被后人送上了香港苏富比拍卖会，结果分别以418万，528万港币成交，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成交纪录。1999年，其中的一只又上了同样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成交价已跃上了千万元的台阶，以2917万港币成交，新的纪录又一次诞生。

　　讲起瓷器的价格，人们会津津乐道那只2.3亿元的元代青花大罐。其实，若以论重量价格比，或面积价格比，鸡缸杯则更胜一筹。对于瓷器收藏及回报，讲究的是一个时机。近年来，瓷器收藏市场赝品泛滥，加上金融危机影响，瓷器问津者减少，价格有所回落，择机介入实为良策。

　　成化斗彩登峰造极

　　斗彩产生于宣德，登峰造极于成化。“斗彩”两字最早出现在清雍正年间的“南窑笔录”，书中对“斗彩”有十分精到的描述，“青料画其半体，复入彩料，凑齐全体”。现在对斗彩又有细分，用青花勾轮廓线后填彩的才称斗彩，余者称作青花加彩。

　　鸡缸杯是个有着斗彩鸡纹的小酒杯。这个小酒杯体积不大，胎体轻薄，白釉滋润，迎光而视，能感到白中带微红。尤如少女白里透红的肌肤，十分可人，让人爱不释手。鸡缸杯上用的青花为平等青，这种青花淡雅内敛，不张扬。成化青花一般用平涂法，让人有二维的感觉，青花烧成后，再进行二次上色，颜色主要有红、黄、绿、紫等。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绿烧不成正绿，往往绿中带黄，成了草绿色;紫色也烧不成正紫色，显得有点差，称差紫，后人不知，写成了姹紫嫣红的姹紫，上色后二次进窑炉低温烧成。现在鉴定成化斗彩鸡缸杯有两个要点，一看胎色是否白中透微红，二观差紫，是否差得和成化一致。这两个要点现在再倾力仿制终不可及。当时制胎的是麻仓土，才有白里透红的感觉，这种土早已用尽，不可复得。差紫的情况还要复杂一些，现在仿的不是烧得太好就是太差，与成化同样差得恰到好处的还没有。

　　斗彩鸡缸杯的故事

　　可以说，中国瓷器明代看成化，清代看雍正。这只小小的酒杯，不仅是成化官窑瓷器中的代表，同时也是明代官窑瓷器中的代表，它不仅做工精良，小巧可人，在它背后还有着一段缠绵悱恻、幽怨动人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成化帝是历史上著名的，也是唯一的搞姐弟恋且极基痴情的皇帝。他从小有恋母情结，因此，即便宫廷里美女如云，但他偏偏只一心一意迷恋上大他17岁的万贵妃。为了讨万贵妃的欢心，由他亲自授意烧制了用于与万贵妃对饮的斗彩鸡缸杯，据说“大明成化年制”这六字款还是成化帝少年时的手笔。那么，成化斗彩杯品种不少，有高士杯、三秋杯、葡萄杯等，为什么唯独鸡缸杯特别珍贵呢?原来，成化元年是鸡年，皇帝和贵妃自然特重视鸡缸杯。明万历年间，一双鸡缸杯已经值钱十万。数百年过去了，价位过千万是合理的，就是过亿也在情理之中。

　　瓷器市场择机介入

　　改革开放以来，拍卖场上瓷器价格上升非常快，这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赝品的泛滥。制赝者水平也很高，有世代烧窑的，有从事田野考古的也有在博物馆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的。甚至有这样的故事，某海关截获了几只国家不允许出境的官窑瓷器，经专家鉴定为真品，结果公安人员跟到了景德镇，见到床铺地下都是这样的瓷器，才知道是高仿品。

　　一边是市场的不规范，信用的缺失，鉴定的不到位，一边是制赝的猖獗。在这样的情况下，眼力不到位的买家很容易成为冤大头，从而降低购买瓷器的积极性。然而，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瓷器当真瓷器拍，真瓷器有时也会被人当成假东西。加上去年开始，金融危机蔓延，往日一掷千金的买家资金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影响了本来就有些低迷的瓷器市场。从这几种因素来看，这个时机对于有眼力的藏家却是个机会。

　　众所周知，全球性的艺术品拍卖一般分为油画、珠宝和中国瓷器，可以说，这三项永远是拍场主角、收藏界的主旋律，中国瓷器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永远是收藏界寻觅的宝贝。

11月的北京，大雪覆盖，笔者来到号称中国邮市龙头老大的马甸邮币卡市场，这里有1000多家摊位，曾经百分之九十都是经营邮票，如今，却只剩下不到二百家了。和改作电话卡和礼品摊位热闹喧嚣不同，邮品摊位显得冷清许多。

     “我觉得2009年邮市已经在走出低迷，开始健康平稳发展。”面对笔者，袁巨贤，这位在中国邮市摸爬滚打已十几年的四川人毫不迟疑地这样告诉笔者。虽然自称其经营规模在全国仅属中等，但却因一份《北京邮声》行业内小报，他在全国邮市和集邮藏邮爱好者中拥有了良好的信誉和影响力。

     从一个单纯的集邮爱好者转变成一名邮商，袁巨贤在中国邮市十几年的经历，足以管窥邮市的发展步伐。1986年，第一代邮商现身市场。1991年起，集邮藏邮和投资意识的苏醒，使得邮市飞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集邮爱好者已达2000多万，邮商也有几十万。1997年到2009年，是邮市最跌宕起伏的十二年，“能生存到今天的不到百分之三十。”袁巨贤这样描述他们行业状况。

     邮市这些年的动荡，像袁巨贤这样的中小邮商，都有切肤之痛。大量新邮的发行，从市场“圈钱”太多。而多年来，集藏和通讯渠道的畸形，直接催生了投机。而投机心理下的恶炒新邮，则从根本上伤害了邮市的肌理。在经营甚至不能负担租金的情况下，很多中小邮商都选择了改行。

     “死掉的都是‘暴利’思维，只要远离炒作，就一定能在中国邮市生存下去。”袁巨贤说，在他心中已牢不可破的这些理念都是用血的教训买来的。

     他也有过惨痛的“炒邮史”。2001年他90多元大量买入《奥运双联》、《神舟》小版等，邮价一度被炒作至280多元。但很快就一路下跌至11元，多年心血一下赔了个七七八八。2002初，不甘失败的他再度加入炒作风潮，在50多元建仓《昭陵六俊》，邮价在疯涨至150多元后深跌至十几元，他血本无归，负债累累。

     在邮市和人生处于最低迷的时候，袁巨贤开始反思自己的经营思路。邮市不是股市，它兼具集藏与投资功能，其核心是文化与收藏的价值，老的、稀缺的具有较高文化含量的精品才具有文化和收藏的价值，新邮品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因其吸筹方便成为了炒家牟取暴利的工具，恶炒新邮是市场毒瘤，长此以往，不仅仅损害普通集邮爱好者的利益，还极大地毁坏着整个邮票市场本身的健康发展。1991、1997、2001年几次炒作潮，带来的都是邮市数年的低迷。2002年，100元发行价的《香港金箔》只卖10元，二折左右的邮品铺天盖地，许多人不得不退出邮票市场。

     在靠高利贷维持生活的日子里，袁巨贤开始自编自发一份倡导回归投资邮品价值，和全国集藏爱好者交流的小报，在他那仅四平米的摊位上，他老老实实地写邮市行情分析，独到点评热门品种，以公道价格函购和邮购邮品，他的邮品，进价3元的，他只卖3．5元，绝不过度牟利。为集邮和收藏者服务的宗旨，使他的小报从几百份到几千份到现在的一万多份，袁巨贤走出了人生的困境。

     2003年，邮局“允许包裹贴邮票”，邮市逐渐回暖，一些经典邮票开始进入上升通道，《猴》从1000元价格涨至5000多元，《梅兰芳》小型张从5000多元涨至5万元。

     2009年9月，邮市再次发生“大地震”，一夜之间，许多热门邮品如《奥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猴大版》等跌掉了40％至70％，导致所有邮品全面下跌。袁巨贤告诉笔者，这次“地震”，源于一个近年来邮市最大炒家的“跑路”。虽然这次“地震”给邮市带来了很大的创伤，但袁巨贤觉得，这次阵痛是对恶炒者的一个终结，对邮市的长远发展并非坏事。一个超级主力的倒掉，将彻底唤醒人们拒绝恶炒新邮、回归收藏和投资的价值意识。

原题为：炒作只是暂时的繁荣 拒绝恶炒回归收藏
转自：www.cchicc.com

     彩票收藏界人士刘新安认为，错版藏品并非都集中于邮票和钱币领域，在即开票初始发行年代，由于工艺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存在图案、色彩方面的内容偏差。蓝精灵彩票的其中一种，在贴膜上印有日本卡通人物一休的图案，当时据说因为版权问题，发行后即对一部分彩票进行了回收，因此未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流通。他介绍，这张彩票在市面上估价在千元以上，虽未能创造彩票藏品的价格纪录，但仍属于彩票藏界少有的珍稀票种。由此不难看出，错版“吃香”这一铁律绝不仅仅局限于邮票和钱币收藏领域。错版彩票不具有“天价”品相，这是因为前期错版彩票存世量较大，彩票藏品市场尚有大量积余，因此目前来看不具备短期升值潜力。

     广东收藏家协会集彩委员会常务副会长梁狄认为，彩票收藏的历史较邮票和钱币晚，历史积淀不够深厚，错版是随着年代久远而愈显弥足珍贵，因此彩票错版不会拍出天价。梁狄还提到，即使最贵的错版彩票，也不会出现像“全国山河一片红”错版邮票那样的天价。www.cchicc.com"R"j l V K.

     笔者以为应当效法美国战胜苏联的方法，用军备竞赛拖死印度，使其像前苏联一样瓦解。

    关于美苏裁军的谈判是苏联先提出的。因为苏联的军备开支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不小一部分。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发展了经济，最后拖垮了苏联。当然也有副作用，让日本钻了空子，日本在当时就讥笑美国吧武器生产当作龙头来抓。现在看来当时美国同苏联的军备竞赛的做法，是瓦解苏联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现在的国情，是钱多了没处花，大片国土又收不回，这算什么体统！收回藏南，有可能要打仗。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开战是最下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上策。

     最近我国用旧军舰改装了一艘渔政船，就让南海的小鱼小虾惶惶不安；即将开始飞机巡航南海，又让它们心惊肉跳。南沙和藏南相比，只不过小菜一碟，收回被占岛屿，不过是举手之劳。只是等到合适的时机。乌龟王八们怎么能同巨龙相比呢！

     但印度这个巨象和他们不一样，至少大小就有与中国可比性，杀鸡不用宰牛刀，但同印度开战，牛刀不一定好用了。所以不可能是干净利落的，现在同印度开战，胜负的可能各有一半。

     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印度的失败在于作战经验少，低估了解放军，没有做到知己知彼，限于被动挨打是必然的。而我国由于国内刚刚经历了三年灾害，后勤保障跟不上，最后放弃了站领的藏南，不得不丢弃了到手的胜利，而战争结局竟然是同失败是一样。

     弱国对待强国，可以用超限战，游击战等等不一而足，而对现在的印度，仅用常规作战并不能打垮，至少上次的战争模式不怎么好用了。

     （911之前）2002年印巴曾经爆发了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为了清除袭击印度的小股巴方武装，印度的军费开支几乎有点支持不住了。每天数百万美元！最后好不容易赶跑了渗透分子。

     这些事情说明的是，印度貌似强大，也有其弱点。现在经济上同中国相比差了一个档次，以后会越来越明显。其议会制度变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政府，对扩充军备的议案最能通过，变成了购买武器狂，美俄法为了推销武器，对印度的夸耀比美国夸中国还甚。谈判桌上一无所获，战争又无可能，长期的对因也应有相应的策略。比如说这个十年里我们应当做哪些事情？以我之长克其之短，就是战胜印度的策略。

     如何同印度开展军备竞赛呢？

     一、展示自己的军力，应当让西藏的军事部署有所“亮剑”，达到威慑的目的。现代战争模式，以现在的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南斯拉夫的战斗模式最为典型，空军或者无人驾驶战斗机成为重要作战力量。空军可以增加在边境部署，也适当增加山地部队规模，使印度同我国展开军备竞赛。在印度洋，也应逐步增加军舰的活动次数，进行演习，威逼印度扩充战备。现在印度大量进口先进武器。耗费不少财力，在北部边境的修路和南部海疆的造舰计划十分庞大，但由于军费不足有可能大部分被搁置。我国现在应当做的，就是要印度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这实际上是印度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应当创造条件支持印度，目的就是在经济上最终拖累印度。使印度毁掉自己的经济。

     二、大印度是英国留下的遗产，印度对英国的尊敬原因之一是英国帮助印度完成了统一。虽然印巴分治，印度丢掉了一些，但总体上还是一个不小的印度。但与中国不同，印度的边境邦不少是有独立倾向的，因为印度大统一的时期很短，大部分时间是出于分裂状态的。所以对这些分离倾向的邦提供支持。还有是通过支持巴基斯坦来掌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为我所用。

     三、发展军工，加强战备，无论中印问题存在与否，军备发展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最主要的就是挑起同印度的军备竞赛，我过现在的资金充盈，军备开支有所增长，但军费的增加不算高，现在的战争应当向美国看齐，就是努力减少伤亡，装备智能化，电子化，无人化，提高军饷，使战争变成战士努力参与，公司大力制造军品，而不是购买外国，是企业觉得是有利可图的事，到印度被军备竞赛拖得精疲力尽的时候，出现有利于我的时机，想阻止对印战争也阻止不住。

     四、鼓动印度购买武器。印度示强，但并没有挑起战争的故意，因为中印争议的领土大部分是被印度控制着。现阶段中国还是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需要和平发展，发动战争的可能是没有的，但提升军备水平的是比印度要强得多。

     美俄在印度的武器销售上闹得不可开交，应当促使印度要做的，无论买哪家的武器，花的钱越多越好。特别应当鼓励其购买航母。我国的军备生产民营化也应当是一个趋势。至少部分应当交给民营，促进军工企业上市。像登月的面子工程不应多做，可以交给印度抢先，而军用卫星技术方面应当大力发展。

     这些年来，印度一直和中国飙劲，处处和中国争先，在军事上大有咄咄逼人之势，还大有一雪当年一箭之仇的雄心壮志。核武器、制航空母舰、放卫星、探月、核潜艇，都处处和中国较量，某些方面，还真有领先进之势。就航空母舰来说，中国八字还没一撇，印度已经开始制造了，并购买了俄罗斯的旧航空母舰，就飞机来说，我们的苏30和印度的还差一点，印度在购买武器和技术方面也比中国有利，关键是美国支持印度和中国抗衡，在各个方面对印度的支持很大。

     中国和印度的问题，不是竞争的问题，是90000多平方公里的藏南问题。这个被印度占领并划为一个邦的地区，是中国人的痛。1962年的那场战争，中国本来是可以收回来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撤军后印度又占领了，也许当时印度军队喜出望外：中国人不要这个地方了。有不少人也埋怨当时为什么不去占领，其实，当时中国是有难处的。中国边界这边，是高原地带，交通非常困难，后勤供应不上，我们可以一鼓作气的打过去，但是无法守卫这些地方，印度背靠大平原，后勤没有问题，如果等印度反攻，我们的军队就有弹尽粮绝的危险，不仅守卫不了，还可能将一个胜利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那场战争使边界安定几十年，也功不可没。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虽然有了青藏公路和铁路，我们的条件好了些，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们的边界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藏南被印度控制几十年，又有不少的驻军，即使我们能够把藏南打下来，如果仅仅限于藏南，可能难以解决边界问题，长期战争，我们的后勤仍然存在问题，在高原地区，不是什么军队都能够适应的，我们能够长期和印度进行边境消耗战吗？再说现在印度已经不是昔日的吴下阿斗，我们必须占领二倍藏南的领土才能和印度进行谈判，只有这样才能夺回藏南，那么中国有力量这么做吗？

     在藏南问题是，时间并不在中国这一边。印度这些年军力的大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这个快退役的参谋长说的话，虽然我们听听，心里窃喜，谁知道他用的是不是孙子兵法的瞒天过海，即使确实是实情，不更可以邀起印度人的好强意识，再大力的进行军事投资，即使有差距，也不一定胜算在中国一边。

     在军事发展上，印度有比中国更强大的意识和投入，因为印度全国都支持对军事的投入，而中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这些年来，我们虽然军事上有些发展，也只是在弥补过去的亏欠，我们目前的军事力量虽然自卫有余，进攻和机动能力是远远不足的，中国现在最多只能把一个师投入境外作战，即使在和平情况下，我们抗震救灾的军队输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面对的问题是严峻的，台湾问题首当其冲，虽然现在两岸关系有所缓和，但是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美国的包围圈是越来越紧，东海、南海、和藏南问题，越拖对我们越不利。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是我们发展军事力量的动力，作为一个大国，自己的领土、岛屿被人占领，那心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西方一边夸大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洋洋得意，一边支持周围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如果我们自己不清醒，国难当头，悔之晚矣。

     这些年来，我们太喜欢听别人怎么说我们的话了，别人一说“中国威胁论”，我们都夹一下尾巴，生怕树敌，别人一说中国不堪一击，我们就露一下牙齿，让别国赶紧增加点对抗的力量。环顾四周，我们没有什么朋友，我们反恐，结果恐怖分子在拉萨和乌鲁木齐制造恐怖事件，我们和谈，结果被占领的领土和岛屿没有一个能够收回来，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我们拿什么来保护自己的国家？

     中国处在危险之中，实在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可以称为中国的朋友？屈指可数；有多少国家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到处都是。国家的强大，要强大到敌人都害怕，才是强大，就像美国，有谁敢于向它挑衅？那些反美国的小国家，实在是被美国逼的没有办法才反对美国，其实，更多的原因是为了在国内拉选举，就连那个一贯反美的朝鲜，也是在中、俄两个大国的庇护下称敢于反美，为了和美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关系，不惜作出各种各样的动作，甚至得罪中国和俄罗斯也义无反顾。

     中国要强大，不是对付某一个国家，一个区区印度，并没有在中国的威胁之内，无论印度怎么差或者怎么强大，它都不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只能是一个帮凶。所以印度怎么“谦虚”，我们都不能洋洋得意，更不能高枕无忧，也许印度是我们显示力量的一个突破口，毕竟藏南的领土是被它侵占的。

　　印度军方在中印争议地区附近频频增兵动作，引起了国际舆论关注，更引起了中国网民的一片声讨，一时起开打声四起，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60年代，恨不得随着太阳的升起，五星红旗就该插向新德里上空。

　　有媒体一针见血指出，印度的这些动作有其战略考虑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在向中国展示其“军事肌肉”，为在即将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谈判中壮声势，明显有在谈判中向中方施压的嫌疑。笔者完全赞同，且不说中印双方在综合实力的对比，中方绝对占优，关键所在是中国青藏铁路的通车，意味着内地与西藏的大动脉已贯通，彻底解决了中国高原后勤补给的困难，也彻底改变了60年代中国军队补给跟不上战局的莙态让。这点印度人不是傻瓜不知道。

　　更何况，当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惨败后，虽然中国撤回了传统边界线内，让印度在领土方面占了个大便宜，但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高点全部在中国军队占领之下，这些海拔均高达五千米以上的制高点，令印军高山仰止，无可奈何。而中国设在西藏的空颜喀拉巨型雷达站，可以俯瞰纵深并不深远的印度全境，与其说是地面雷达，不如说是不上天的超级预警飞机，印度一切举动皆在中方掌握之中，未战即已完全失去了主动权。所以印度对中国在西藏部署的几百枚战术导弹一直如刺在喉，愤愤不已。号称强大的印度空军要想空袭中国的战略目标，在具有世界级的中国防空网面前，印度空军的战机要想突破犹如登天。而中国空军要想打击印度目标，战机在西藏起飞后一个俯冲就能到达新德里上空!

　　在中国表示了相对的强硬措施后，还是这位巴尔博拉出面圆场，他在回答媒体就印军在边境上的增兵开脱道：“我们不是说加强东部实力就是为了对付中国，有合适的威慑力量，是准备对付来自各角落的意外事件发生，在与中国的问题仍未解决之际，我们不想发生冲突，哪怕很小的麻烦”。

　　由此可以看出，印军在边境上的增兵和大动干戈，其目的已一目了然，增强了中印边界的军事实力，对印度所自认的面临威胁能得到抚慰的安全感，更是为在谈判桌上捞取到了本钱。这才是印度的真实目的。当然笔者以为，这只能是印度施加心理上的一种影响，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并无多大实用价值。

　　1962年的中国，可谓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不到一年，中国经济处于恢复调整之中；国际上，中国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敌视打压；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也蠢蠢欲动，屡次扬言要反攻中国大陆沿海。中国当时的战略重点在东线，在中国东南沿海。为对付美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及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中国必须摆脱两线作战的被动，集中力量于东线。在这种情况下，结束中印战争，确保中印短期内不再起纷争就成了最佳选择。所以，中国军队全胜之后突然后撤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其实，1962年中印战争后的中国军队也不是完全毫无原则的退让。事实上，此次战争后，中国军队便牢牢控制了中印争端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在这个战略制高点上，中国军队并未像在东段的藏南地区一样，作出让后世中国军迷扼腕长叹的让步。

　　阿克赛钦位于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虎视着印度的富饶的北部平原。中国军队的战机从阿克赛钦出击，一个俯冲，就可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中国陆军的重装部队从阿克赛钦出发，全速冲击的话，半天内就可直取印度心脏地带。可以说，面对控制了阿克赛钦的中国军队，印度军队拱卫首都时，基本上无险可守。

　　可以说，阿克赛钦对于中印争端的重要性，与叙以冲突中戈兰高地的重要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叙以冲突中，以色列一旦突破戈兰高地，就等于打开了通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门。

　　同样的道理，中国军队在1962中印战争后，牢牢控制了阿克赛钦地区，就等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戈兰高地。说明白一点，就是中国军队可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从阿克赛钦地区出发，长驱直入，直取印度首都新德里，对印度实施斩首战术。

　　而在藏南地区，因后勤方面的原因，1962年中国军队是不可能长期占有该地区的。该地区靠中国的一方，道路条件极差，中国军队的补给线漫长而曲折。中国军队的在此地的补给线即使不被反击的印军切断，也会被恶劣的自然条件切断。中国军队只要在此地驻守，迟早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单从后勤方面来说，1962年中国军队全胜后从该地区后撤，也是正确的选择。

　　而从政治上与经济上来讲，中国军队于1962年放弃藏南地区，也是正确的。中国军队此次后撤，在国际上赢得了一片赞誉，树立了中国爱好和平的大国形像；同时，也让当时准备插手中印争端的美苏等大国失去了借口。更重要的是，这一撤，让中印边境和平了几十年。中国人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以及为未来的中印争端积蓄力量。47年来，中国只留下少量地军队，就稳住了中印边境的形势。而印度为了保证藏南地区不再被中国军队夺走，年年增兵，年年备战，背上了沉重的军费包袱，迟滞了国内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到今天，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军事实力上，已超出印度不止一倍。可以说，今日中印边界争端的形势是，中印边界谈判一旦谈崩，中国军队就可以随时对印度发动一场空地一体化的闪击战，一举收回藏南地区。

　　中国目前以极大的诚意与印度谈判，是为了表明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也是中国人一向含蓄的表现。毕竟，中国的老祖宗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能够通过谋略与外交谈判解决的争端，一般不要诉诸战争。因为与外交谈判相比，通过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时，效费比太低。

　　1300多年前，中国唐代奇人王玄策，率领借来的几千人的杂牌军队，杀进印度，所向披靡，杀印度兵数万，俘虏数万，一举平定了印度。

　　公元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3万，一个月内，连战皆捷。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印军３个旅，基本歼灭印军３个旅，另歼灭印军５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侵印军８９００余人。

　　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是有能力有决心也有实力与印度一战。

　　■中国军队后勤保障无忧。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军出动3万军队。据参与那次战争的人回忆，当时的中国，为保障这3万军队的行动，在后勤上想尽了办法，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才保障了这3万军队不至于饿毙雪域高原。

　　1962年中国参与中印边界反击战的军队，所需物次，全靠汽车从几千里外的内地，通过青藏、川藏公路运到西藏来，然后再靠人力扛或用牦牛驼运到最前线去的。那一仗，仅支前的牦牛就有3万多头。西藏自治区基乎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背一百四五十斤重的东西支前。在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4岁，跟爸爸妈妈一起，背了4筒罐头有8斤重，由爸爸牵着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的大力支持，中国军队根本没法打胜仗。

　　那种靠牦牛和老百姓的双肩维系后勤支援，不可能长久，也只适用于最前线。

　　另外，由于西藏纬度低，降水量相对较多，尤其是与印度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脉，常常受印度洋暖流影响，气候无常，雨雪集中。夏天的雨水常常造成山洪、泥石流、山体塌方，阻断公路交通，在川藏公路上，每年夏季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能通车。

　　1962年的中国军队之所以选择10月下旬进行反击印军的战斗，是想躲过雨季，以使运输作战物资的道路条件更有保障。进入11月后，西藏开始面临大雪封山的威胁，再加上天寒地冻，行军愈加困难。

　　西藏高原上的运输问题，是当年中国军队后勤体系几乎无法解决的瓶劲。当时在军事实力上，印度不如中国，但在保证后勤的运输条件上，却比中国有利得多。印军的背后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几乎畅通无阻。一旦战争变成长久对峙，在运输方面的差距，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更何况，在印度政府的要求下，美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将大批军火运抵印度。尼赫鲁还向英美要求提供15个轰炸机中队，从空中阻止中国军队。那时，急于遏制中国的西方国家正在努力介入，而与苏联吵翻的中国，却得不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

　　而今天的中国军队，在后勤方面遇到的问题，不再像1962年那样大了。特别是青藏铁路的通车，中国往中印边境运兵的能力增强了几十倍。据测算，中国可以在一周内，通过青藏铁路，从青海西宁起运，将二到三个齐装满员重装师运到拉萨。然后通过公路，在三到四天内将这些师通过公路运送到中印边界预定攻击位置。战时，通过青藏公路，中国可以将作战物资源源来不断输送进西藏；中国内地通往西藏的输油管道，早就完工，中国反击部队所需的油料，也不存在匮乏问题。

　　另外，中国空军的大型运输机，也可以从成都起飞，将成建制的部队运输到与中印军队对峙的边界一侧不远的地方。

　　从后勤方面来看，虽然印度军队在自己控制一侧大修战略公路与机场、部署射程远的火炮及先进的苏30战机。但因为印度的国防工业中心并不靠近藏南，短期来看，印度军队可在自己靠近前线的一侧，预先贮备大量作战物资，并通过密集的公路网补给给第一线部队；但从长远来看，印军作战物资的补给，也一样要从印度半岛的其它工业城市运过来。而印度的工业实力及印度通往藏南的公路的运输能力，不见得超越了中国。也就是说，在后勤问题上，中印军队的差距并没有1962年大。相反，因为中国的工业实力要比印度强，中国军队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有能力有实力与印度打一场消耗战。

　　■中国军队实力远超印军。

　　虽然印度目前在藏南地区驻军10万以上，且均以山地师为主，其配备的155毫米榴弹炮、270毫米火箭炮等重武器机动能力不足。这些山地师面对中国陆军配备96改及86式步战车及自行122毫米火箭炮、100毫米自行突击炮与155毫米自行加榴炮的机械化陆军，胜算不大。

　　中国陆军的主战兵器如坦克、装甲车均是自行研制的，战技水平接近世界一流；而印度与中国对峙的部队的坦克，如T72、T90均是引进的俄罗斯产品，印度到现在都还没将这两种坦克完全国产化，这两种坦克与中国的96改对阵中，毫无优势。

　　现代战争，没有制空权的话，陆军将寸步难行。中国的野战防空系统，如引进的道尔导弹、红旗7低空导弹系统及中国新近开发的猎手系统，要么装在履带式底盘上，要么装在高机动性轮式底盘上，已具备了伴随机械化陆军机动作战的能力。中国引进的俄制S300系统及自行开发的红旗9系统，均是远程、全空域防空系统，具有攻击多目标的能力，并具有拦截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为军一级作战单位撑起防空反导大伞。反观印度军队，防空系统型号繁杂，引进的多，国产的少。其防空系统的质量比中国逊色。

　　考虑到中国陆军配装的自行式防空高炮及野战防空导弹，印度陆军的攻击直升机对中国陆军的威胁不大。相反，中军陆军可得到二炮的近程地地导弹旅的支援，还能得到成都军区空军及兰州市军区空军的支持，中国这两个军区空军均装备有先进多功能战机，既能与印度空军争夺制空权，也能对印度地面部队进行空地打击。

　　战略战术上，中国陆空军多次演练地空一体作战，中国军队预警侦察监视能力与美俄英法等国军队相比有较大差距，但要强于印军。中国军队在天基侦察、卫星通信、飞机侦察、远程监控方面，均具备较强实力。

　　总之，在陆空军装备上，中国军队整体上要强于印军。这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经济科技迅猛发展、军工企业艰苦奋斗、中国长期以来一向坚持自力更生的结果。印度在军事装备发展上，长期依赖引进，结果导致其武器装备国产化程度不够，战损后维修补充困难。

　　在指挥控制通信及陆空联合作战方面，中国军队也比印度军队要强。

　　至于说到部队的战斗精神，这不好比。中国军队是上一次中印战争的胜利者，这也是中国军队今日面对印度军队时，有一种优越感的原因。而印度军队作为上一场中印战争的输家，几十年来，一直想再与中国军队掐一架，以报仇雪恨。在战斗精神上，中印军队各有千秋。

　　在指挥能力上，中印两国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大都是和平年代里提升起来的，实战经验都很欠缺，彼此在伯仲之间。而中国军队自中越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仗，中国军队的基层指挥官的实战能力也值得怀疑。而自上世纪七十年初第三次印巴冲突结束后，虽然随后印巴冲断不断，但规模都比较小，印度军队的大部分指挥官的实战指挥能力，也乏善可陈。

　　虽然战争的胜负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但对中印边界即将爆发的局部战争来说，中下级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会对战争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印双方都不会动用核武。

　　表面上看来，印度不断增兵藏南地区，对中国边防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印度的高官也称，可在四天内击败中国边防军，进占中国拉萨。

　　多年来，印度始终占据着中印边境的藏南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还吞并了中国的属国锡金。不仅如此，印度还对中国的西藏虎视眈眈，允许达赖集团在藏南从事分裂活动。印度还与美日相呼应，遏制中国的崛起。印度举国上下要求再与中国一战以雪当年耻辱的呼声很高。所以在印度的军事发展中，一直以中国为假想敌积极备战。购买武器也是处处跟中国较劲。

　　其实，上一次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国一直很清醒，中国和平收复失地已是不可能，中印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多年来一直在积极作对印作战的准备。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中印再战时，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终于得到解决，自此中国可在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即可将几十万大军及装备运到西藏前线。

　　在中印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即将爆发的中印战争，双方都不太可能动用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中国在核武器的运载工具方面，也远比印度先进有效。中国的核武器可覆盖整个印度，而印度的核武器，却只能威胁中国中西部的城市。印度不可能冒险与中国打一场核战争。中国当然会信守不首先使有核武器的承诺。

　　至于有人说，中印战争时，印度可能会动用远程战机或地地导弹，袭击中国的青藏铁路等补给线路。对这一点，中国军队应该早有准备，到时，中国军队的远程突击力量一样可摧毁印军补给线上的桥梁公路与机场。如果双方对战争的升级不加以控制的话，最后中印的边界之战可能演变成两国的核大战。中印两国的高层应该清楚战争无限升级的后果，毕竟，两个文明古国犯不着因为边界争端而一同毁灭吧。要是一同毁灭的话，那争这藏南地区还有么意义咧。

　　总之，即将爆发的中印战争，应该是一场核威胁条件下的常规战争、局部战争。限于双方的实力，这场战争的技术水平，高技术的成份不会很多。中印两国军队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两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及作战思想，仍然处于模仿上世纪打海湾战争时的美军阶段。中印军队都力图打一场空地一体战。其中，印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要明显弱于中国军队。

　　可以预言的是，如果再次爆发中印战争，中国军队将可以一举歼灭侵入中国领土的印军，必要时，中国陆军重装部队在空军的密切协同下，可以模扫印度北部平原，逼迫印度求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发自北京7月9日，印度发布的年度防务报告表达了对中国军事力量的担忧，报告称，中国防务能力的快速增强，以及中国对印度一些邻国的军事援助和之间的合作，对印度安全有直接的军事影响。外界认为，印度担忧中国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发展军事关系，并视为其对自己的威胁。

　　报告发布三天前的7月6日，印度媒体又披露了一则消息：印度财政部长慕克吉向议会下院提交了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财政年度军费预算报告，预算总额为１．４１万亿卢比（约合２８０亿美元），比上个财政年度增加２４％。据说，这是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国防预算增幅最大的一次。

　　在印度看来，中印军力究竟孰强孰弱？为此，《国际先驱导报》采访了印度军方将领。

　　海军中将达斯：承认中国拥有军事优势

　　“我们明白印度并不能战胜中国，但是至少应该让中国难于赢得胜利。”印度前海军东部司令部司令普雷姆维尔·达斯中将,曾多次访问中国，也曾多次造访中印边境，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印象深刻。他说，“印度没有计划，更没有任何针对中国发动进攻的军事部署。我们在边界上的军事设施都仅仅是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才用于防御。中印之间仍有边界争端，但这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这是印度的立场。印度承认中国拥有军事优势，我们明白印度并不能战胜中国，但是至少应该让中国难于赢得胜利。由于中印边界中国一侧有大量良好基础设施，这使得中国军队能够大规模地快速行动，而印度不得不像中国所作的那样，通过修筑道路来迅速地弥补其边界军事设施不足。”

　　对于两国间军事上的不信任，达斯中将希望通过更多的联合演习和舰队互访来解决。“只要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两国都会在边界部署军队，但是没有一方愿意寻求军事冲突。最为关键的事情是，中印两国应该理解彼此的敏感点，如同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一样，中国也必须理解对于印度的跨界恐怖主义以及印度在本地区的安全关注。两国高层军方目前的交流非常好。还需要有更多的联合演习和双方舰队的互相访问，接触将会对中印关系产生更多有益和正面的内容。”

　　陆军少将班内吉：印军只是在追赶中国

　　“在印度人看来，中国人已经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以及建设军事能力等为战争做了很好的准备，印度目前在中印边境加强军备仅仅是在追赶中国。”现任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主任的迪班卡·班内吉是一位退役的陆军少将。1962年中印军事冲突时参与作战的主力便是两国的陆军，1962年之后两军便中断了来往。让班内吉最为荣耀的是，18年前他曾经作为首位印度将军受邀访华，“这是中印两国将军在时隔34年之后第一次见面”。

　　班内吉告诉本报记者，在其40年军旅生涯中，曾经去过中印边界无数次。“那都是在海拔很高的荒芜地区”。“驻扎在中印边界地带的两国军人每年都会选在不同地点定期会面，通常是一年四次。所有会见都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在舒适的小屋中轮流作为东道主接待对方。”“我们不仅会在陆军和海军联合演习上比试技能，也会在其他互访或者在联合国国际维和活动中谋面。中印两国军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职业素养。”

　　在谈到印度最近在中印边境地区加强军力时，班内吉说，“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在西藏以非常快速的步伐发展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中国修建了青藏铁路。中国的发展速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印度。印度目前在中印边境加强军备仅仅是在追赶中国。”班内吉认为“中印两国目前均在边境保持着大规模军事部署其实很令人遗憾”。“我觉得在边界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都不会减少军事部署的数量。作为一个好士兵，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各自长官的指挥，采取必要措施保卫各自边界。在印度人看来，中国人已经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以及建设军事能力等为战争做了很好的准备，而中国人肯定猜疑印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中印双方彼此应该非常克制。”

　　班内吉还对中国一些专家描述印度加强军力威胁中国感到失望，并且为印度增强边境军力辩解称，“印度在‘阿鲁纳恰尔邦’的确提出了增兵计划，但那些计划要过很多年才能具体化。中国的有些忧虑实际上是想像中的，印度在边境增加军备并不是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任何进攻行动，而仅仅是在加强自身国防能力。”

　　空军准将辛格：担心中国如何使用力量

　　“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中国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然而不理会军力的失衡也是不谨慎的。”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前所长、空军准将贾斯吉特·辛格，格外关注中国的空军力量。他赞成印度发展先进的反导系统，以防范可能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导弹攻击，并且也乐意推动印度空军与空军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

　　他曾对印度2025年的安全环境进行了分析，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他指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未来10年仍然会位于印度之前，但这并不会对印产生不利的安全挑战。除非边境等特定区域的军事力量严重失衡。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影响未来安全环境的不是中国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是印度还无法确定中国在下个10年将如何使用其军事力量。国家

　　贾斯吉特·辛格进而阐明了令印度最为担心的问题：“当中国军力持续增长时，印度的军力却从1987年之后开始下降……目前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军力失衡，并正在快速地向印度作战方面的弱项转移，尤其在防空与天空领域更为明显。而未来战争中，空军力量是制胜的关键。毫无疑问，印度必须继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减少潜在冲突。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中国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然而不理会军力的失衡也是不谨慎的”。

　　几年前，一位名叫苏巴什·卡毗拉的印度国际问题研究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印度需要一个对华大战略”，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度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稳定的对华大战略，而现在是制定这一战略的时候了。

　　这一观点道出了一个有些出人意料却又无可争议的事实——虽然与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印度独立之后，在如何处理与自己最大邻国关系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却长期处于看一尺走一步的状况，缺乏长远和全局考虑。

　　印度国际战略的三个支点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2年，后来成为开国总理的尼赫鲁就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设想过与中国的关系，“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印度、中国、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在内的“联邦”。但他对印中关系的构想是将印度建设成“有声有色”的世界一流大国整体战略目标的一个部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英印殖民当局“亚洲中心”的痕迹。

　　独立之后，印度的对华政策体现了尼赫鲁的思想：一方面成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给中国以支持；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英印时期的对华政策，为保留利益和特权不惜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1962年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印度长期对华持敌对立场，经济交往降到低点，甚至一度出现空白，双边关系处于咫尺天涯的状态。

　　印度对华关系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印度国家总战略的一种反映。独立之后，印度的国家发展整体上表现出浓厚的内向型色彩。尼赫鲁主导建立的混合制经济实际上演化为游离于世界经济体制之外的封闭体系；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中的活跃表现，一度给尼赫鲁带来很高的国际声誉，但在冷战格局之下，印度逐渐倒向苏联，不自觉地成为两霸在南亚争夺中的一枚棋子。这导致印度陷入了经济低速增长的怪圈，国际地位明显下滑，逐渐沦为一个“被世界淡忘”的地区性国家。包括对华战略在内的印度国际战略，也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之上。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之后，一系列对印度影响重大的事件相继发生：在国内，以应对当时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契机，一直蹒跚前行的经济改革全面提速，开放和全球化成为这一改革的关键词，印度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持续快速增长，并获得21世纪“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等一系列美誉。在国家综合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印度的经济利益链条也延伸到海外，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依附霸权大国的老路不能重蹈，而多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朗，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印度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与独立之初所不同的是，现在印度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兴，是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实现大国崛起。

　　1997年，在独立50年的庆典祝词中，时任印度总理古吉拉尔指出：“冷战已经结束，不友好的力量之间如今正变得友好。”他的这一带有世纪总结意义的观点表明，印度的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已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起点。在世纪之交担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则对对外政策原则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从全局着眼”，“既符合我们的原则，又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大党联盟2004年的竞选纲领提出，“促进多极的国际关系”，“在所有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维护印度的独立自主外交地位”。

　　可以说，国家利益、大国诉求、和平目标构成了当今印度国际战略的支点。

　　对华：从“俯视”到学习

　　也许现在还无法找到印度政府权威的、正式的有关对华战略的准确表述，但大量证据表明，对华关系已经被印度的决策者置于战略高度来考虑，而且其内容也日渐清晰。

　　印度俗语说——邻居是不会搬动的。对印度而言，中国这个最大邻国的存在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果说在过去，自然环境的阻隔、经济发展的独立以及国际格局的制约还能维持某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两个毗邻而居、充满发展活力和潜力的新兴大国再也不可能相互视而不见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习惯于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之后，印度人才从英印时期就形成的自大中开始逐渐摆脱。许多印度学者特别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印度13年启动，使两国间出现了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印度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这使得印度对华态度出现了微妙的改变，曾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到中国访问后甚至提出了“向中国学习”的观点。

　　上世纪末，时任印度外长的纳特瓦·辛格就在《印度斯坦时报》上撰文强调，印中关系的核心是“我们如何制定与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中国学者解读这段话时认为，它道出了印度对华政策的要害。而2009年6月15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印度政府将把印中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致力于在过去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推进双方各领域的合作。”

　　辛格的这段话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就是印度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和选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特别是边界冲突之后，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敌手，视为对它最大的威胁。如今，虽然仍有一些印度人持这种观点，但很难说其占据着主导位置。辛格明确表示，“中国不是竞争对手，全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印中两国实现发展。”前印度外长、现财政部长慕克吉也说，“我们两国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拥有诸多共同利益。”这表明，推进合作已成为印度的对华战略选择的核心。

　　印度对华战略合作最重要的领域是经济合作。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印两国先后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两国间经济发展的互补互利性日益显现，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上创造出了一个奇迹。199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2.64亿美元，2001年达到了36亿。2002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印时提出2005年达100亿美元的设想，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这个目标过于大胆、难以实现，可是2004年中印双边贸易就突破了136亿美元。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跃过了500亿美元的关口。辛格总理将经贸关系定义为“两国全面关系的重要支柱”。

　　近年，印度对其他领域的合作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积极性。在军事合作方面，两国先后成功地在对方国土上进行了联合反恐演练。在能源问题上，双方的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粮食价格等问题上，两国从共同利益出发，密切磋商与配合，力图步调一致以维护良好的发展条件。两国还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度明确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不允许西藏流亡分子在其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期间，印度政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显著的“两面性”

　　但是，印度的对华战略构建中也存在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基于历史原因的防范心理挥之不去，竞争乃至对抗因素在对华战略中无法消除。中印两国至今未能解决多达12.5万平方公里的有争议领土的归属问题。印度一部分军政人士仍然将中国看作是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甚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被贴上了“会危害印度发展”的标签。印度常处于一种执政党弱势，战略制定过程中牵制因素复杂的局面，比较极端的立场反而比较容易产生扩散的效应，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一些政治家从不掩饰对中国的防范、担忧甚至敌对态度，并利用这种观点鼓动民众情绪。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印度政府始终没有摈弃“中国威胁”的立场，从1999年的核爆到现在的自制航母和核潜艇，每一次在加强武力的时候，都会把应对“中国威胁”作为一个重要的借口，甚至在发展经济、增强软实力以及扩大国际影响等领域，也常常拿中国说事。这种两面性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其对华战略之中。(赵伯乐)

　　一场招待会与一个旧帖子

　　在印度，驻华外交官回国后担任要职已经成为外交部的一个惯例。前驻华大使梅农回国后成了外交秘书，如今刚刚卸任的驻华大使拉奥琪也在同一职位上履新。

　　8月13日，数百名各国驻印记者聚集在新德里泰姬玛哈酒店的大厅里。这是印度外交部外宣司给拉奥琪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也是这位女外交家与各国记者的一次正式见面。

虽然她已经回国一个多月，但情感上很明显地仍然牵系着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国度。听到拉奥琪的致词以及讲话中流露出的对在华工作5年经历的留恋，一名印度记者不无妒忌地对在场的《环球》杂志记者说，“她除了中国哪个国家都没提”。

　　然而此前几天，许多印度报纸在显著版面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某研究所的网站8月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说中国只要花点力气就可以把印度肢解成20到30个国家。这篇文章署名为“战略”。

　　当时印度外交部对此也有反应，外宣司司长普拉凯什一方面说中国网上刊物在发表文章前必须对文章的内容仔细审阅，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文章，另一方面也表示，这篇文章显然是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

　　过了两天，刊登该文的相关网站发表中英文声明，说文章是一个网友的旧贴子，最初发表时间是2006年。中国一家报纸还刊登文章揭露印度媒体对此事“恶意炒作”。

　　印媒体热衷的对华议题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印度媒体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的确没少费精力和篇幅。

　　印度媒体常常发表一些军方人士的言论，并且刊登一些所谓“军事专家”的文章。最荒唐的一篇文章是上月印度某军事杂志的主编撰写的，他居然预言中国将在2012年对印度发动战争，并且逐一列举出理由。仔细一看，这篇文章无非是对西方一些反华观点的抄袭，一点逻辑和地缘政治常识都没有。

　　最近，有一艘朝鲜货船在印度东南部的安达曼群岛被扣押，印度情报机构称船上被怀疑有走私核材料，但是几个印度科学家在船上查了半天，除了从泰国运往伊拉克的几十吨食糖外，什么也没有查到。围绕这件事有一点十分可笑——印媒体居然说，印度情报机构中有人怀疑这艘船与中国有牵连，但始终没有拿出证据。

　　印度媒体老是指责中国偏袒巴基斯坦。一位俄罗斯外交官曾问《环球》杂志记者，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也很好，你们为啥不反问印度为什么不指责美国？其实，印度对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也心存不满，只是不敢明说而已。最近，印度已经正式向美国提出交涉，说美国援巴的军事物资可能被用来针对印度。

　　印度媒体还频频散发中国对尼泊尔影响日益扩大的言论，甚至炒作中国支持尼泊尔毛派力量，并企图从北部孤立印度。这些言论均遭到尼泊尔各派政党的坚决否认。观点还比较客观的《印度教徒报》日前发表文章说，印度之所以没能赢得尼泊尔人的信任，是因为它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心态，对周边国家以老大自居。

　　在斯里兰卡问题上，印度媒体曾援引一位高级官员的“中国干涉论”，说中国企图趁斯里兰卡内战在斯建立海军基地，以便在印度洋上占据一个重要战略位置。

　　藏南地区被印度称为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那里是中印两国东段边界争议最大的地区，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分。前段时间，印度坚持要让亚洲开发银行为该地区提供贷款，显然是想把这一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拿到国际场合去辩论，让这一问题国际化。此间，印度媒体热炒印度向与该地区相邻的阿萨姆地区部署俄制苏-30先进战斗机，渲染紧张气氛。而在中国国内媒体对此进行回应的过程中，一家报纸仅代表个人观点的一篇英文评论，却被印媒体指为“有较深背景”，并被大量转载。

　　与印官方立场的分歧

　　事实上，印度媒体和一些官员政客炒作的问题大多是被夸大的。如果把印度媒体一些危言耸听的报道和评论与8月13日拉奥琪招待会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炒作并不能完全代表印度官方对中国的态度。

　　第13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就是例子。8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举行的这次会晤说明，两国之间存在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今后是有希望和平解决的。

　　会晤结束后，印度几乎所有报纸也都对会晤结果持积极态度，还特别强调，两国同意在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在边界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定，两国将努力寻找公正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印度媒体也注意到，在这次会议中，双方还首次同意如下观点，“中印两国必须和平共处，没有其他选择”。中方也首次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媒体和政客在中国问题上的炒作也遭到了印度军方有识之士的反驳。即将退役的印度海军参谋长梅赫塔海军上将最近在一个国防研讨会上说，那种一心想让印度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想法是个误区，印度在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决定了在军事上印度也难以超过中国。(吴强)

　　就目前而言，印度军方主要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战略政策小组来参与制定外交与安全政策。根据规定，印度陆海空三军司令都是这个小组的法定成员。

　　情报机构曾为中印关系立下汗马功劳

印度情报机构在外交决策中还是享有一定地位的，特别是对外研究与分析处(R&AW)。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它的主要活动领域也是在国外，因此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的作用似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替代。

　　R&AW在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地位尤其显赫。据印度情报专家拉曼回忆，当时R&AW的负责人考尔可以直接向英迪拉·甘地通报信息。不仅如此，考尔还曾经作为她的私人密使飞往北京，向中国领导人传递印度总理对于恢复中印关系的信息。只可惜，就在考尔结束这次访华的两天之后，甘地夫人遇刺身亡。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后，听取了R&AW向他通报的有关考尔那次秘密访华的内容，并要求R&AW继续与中国有关部门保持联系。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正式访华，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使中印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由此可见，R&AW在中印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

　　目前，在R&W的职责范围中，中国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收集情报对象，不过它的行动常常会与印度外交部的工作相抵触。

　　智库作用受制约

　　如今印度专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智库只有两个，分别是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和金奈的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一些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外交部不喜欢利用智库，主要是害怕别人分享自己的影响力，因此总是在“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外人”。其实这仅仅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印度能够真正影响对华政策的智库寥寥无几。

　　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K.苏布拉姆尼亚姆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的政治体系完全专注于国内政治，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却不是那么熟悉，缺乏制度化的长期战略评估，智囊团寥寥无几，而且根本没有开展外交政策研究的大学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苏布拉姆尼亚姆本人在推动印度智库影响外交政策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前印度最出色的安全战略问题专家之一，他曾经长期担任新德里国防分析研究所(IDSA)所长。他不仅鼓励学者走出研究所大门去做“相关政策研究”，还打破了印度“严肃学者不为报纸撰稿”的传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便为印度报纸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分析。在苏布拉姆尼亚姆的努力下，如今的IDSA已经成为对印度政府安全和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智库。

　　商界影响外交是新现象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实施了经济自由化的印度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还涌现出一批不断壮大的私人企业和充满自信的中产阶级。不过，印度商界真正影响外交，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2005年，印度总理辛格在第六届印欧商业联盟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曾经清楚地阐述了商界在印度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他的前新闻秘书桑贾亚·巴鲁指出，辛格或许是第一位充分肯定商界对于印度外交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印度总理。

　　最近几年，印度著名商会印度工业联合会(CII)和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以及商业巨头信实公司和塔塔集团，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印度政府的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针对印度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以及所谓中国产品以低价在印度倾销的问题，CII和FICCI等行业组织一直在向印度政府施压，要求它采取严格的反倾销措施。此外，印度商界巨贾还通过它们创建的一些智库展开了对华“二轨外交”。

　　尼赫鲁家族曾独揽外交大权

　　印度文官政府从国家独立之初便牢牢掌握着外交决策大权。例如，尼赫鲁本人不仅担任印度首任总理，还一直兼任外交部长，几乎独揽所有外交大权。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略有变化，她任命了几位外交部长辅佐其制定外交政策，有时也会听取和依靠几个被誉为“私人智囊团”的专家和文官的建议，然而，长期担任尼赫鲁私人秘书的经历使英迪拉·甘地深受其父外交决策方式的影响，她本人依然掌控着大部分外交政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

　　但并非所有的印度总理都像尼赫鲁家族成员那样对国际事务抱有浓厚的兴趣，加之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大不相同。德赛、维普·辛格、德维·高达以及钱德拉·谢卡尔等几位前印度总理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都只能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比较例外的是1991~1996年担任总理的纳拉辛哈·拉奥，他曾经在英迪拉·甘地内阁中担任过外交部长。在他的领导下，不仅在内阁中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还在议会中设立了多党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外交和国防问题委员会。(唐璐)

　　与其他议会民主政体一样，新德里的外交政策也是由总理和内阁来制定的。当然，在理论上，这种权力必须得到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印度议会每年对国防和外交预算进行表决，议员们经常就许多相关问题展开辩论，或者要求总理做出解释，然而，议会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其实并没有发言权。

　　在印度，外交官、行政官、情报机构、军方人士以及商界都可以参与外交与国防事务决策的制定，但他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却是“此一时，彼一时”。

　　总理办公室掌控外交

近十年来，随着印度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印度总理正在通过总理办公室(PMO)重新恢复参与制定外交政策的传统。这点在瓦杰帕伊出任总理后表现得最为明显。

　　来自人民党的瓦杰帕伊不仅熟悉国内政治运作，在出任总理前还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这使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瓦杰帕伊执政时期，他首次参照美国模式在总理办公室设立了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并任命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的前外交官米什拉担任这一要职。2003年，作为首任总理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又受命担任了中印边界谈判的印方特别代表。这一时期，瓦杰帕伊通过PMO同时掌握着印度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与此同时，印度媒体开始不断指责米什拉插手过多，而印度外交部则抱怨“所有的外交政策都由瓦杰帕伊和米什拉独揽”。

　　2004年国大党政府上台，被誉为印度“改革之父”的曼莫汉·辛格出任印度总理。在时任外长纳特瓦尔·辛格因故下台期间，辛格还曾亲自担任外长达数月。后来，辛格主导了印美核协议以及印度对华重大政策的制定。2009年5月，国大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胜，辛格总理连任。纵观辛格的外交政策团队，其中不乏中国问题专家或者“知华派”，例如现任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外交秘书拉奥琪和其前任希夫尚卡尔·梅农、国家安全顾问及中印边界谈判印方特别代表纳拉亚南、财政部长慕克吉、环境与林业国务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此外，已经获得任命的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苏布拉姆尼亚姆·贾伊尚卡尔也将在对华政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全战略与外交最高决策机构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是负责印政治、经济、能源、安全和外交等问题的最高政府机构。印度总理本人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和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等。

　　NSC下属三个机构：战略政策小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以及由联合情报委员会代表的秘书处。

　　联合情报委员会主要负责分析和收集来自印度几大情报部门以及陆海空三军的情报信息。

　　战略政策小组在NSC中最为重要，其成员包括内阁秘书、印度陆海空三军司令、外交秘书、内政秘书、国防秘书、财政秘书、储备银行行长、情报局局长、对外情报局秘书、原子能部科学秘书、空间部秘书以及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

　　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要由涉及外交、安全、战略、国防、内部安全以及科技等各门类的专家组成。委员会成员任期2年，每月召集一次会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长期形势分析和研判。全部委员以及召集人均由总理任命。本届委员会于2008年11月组成，共有包括新闻记者、大学教授、退休外交官和行政官、防务问题专家、高级退役将领等在内的16名成员。其中资历颇深的印度前驻华大使K.S.巴吉帕伊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召集人)。

　　2009年8月初，针对目前印度战略界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威胁”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了一次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达成一项共识：没有必要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予以“妖魔化”。中国不是印度的短期威胁，但是对中国的行动要从长期角度来观察。该委员会强调，在未来十年内，印度需要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