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千秋万岁钱续考
为什么题目叫续考？只因十年前，内蒙古钱币学会的逸泉和贾克佳二位先生曾在《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发表过一篇《“千秋万岁”钱考释》的文章。在当时的条件下，二位先生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为千秋万岁钱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量千秋万岁钱的陆续面世，当年该文的一些局限和缺撼逐渐暴露。十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再写一篇文章，把当年的缺憾纠正和弥补。续文多狗尾续貂者，笔者此文也难避其嫌。但不续，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只好勉为其难，错误之处，请大家斧正。
首先，谈谈千秋万岁钱的种类。这是解释千秋万岁钱的定义、铸主、性质、发现地为什么遍布全国各地？数量为什么在辽钱中首屈一指？等诸多问题的前提与关键。
千秋万岁钱的分类，从文字看，仅有契丹文和汉文两种，契丹文千秋万岁钱，即逸泉和贾克佳先生所说：“形体古拙，兼有隶篆的遗韵，“万”字大都为变异简体，“岁”字均为减笔俗体”，亦如卫月望老先生所说，“是七扭八歪体”。这几年对千秋万岁钱的这种钱文是否是契丹文的研究和补定，已取得了基本共识。北方地区特别是原辽故地的钱币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通过比对辽遗文、墓誌、碑帖、哀册，分析研究已确认其为早期（神册五年颁布契丹大字前）的契丹大字。这种千秋万岁钱定为辽钱，已是所有钱币学家和收藏家的一致结论。
对汉文千秋万岁钱，即隶楷相间、唐楷味浓的汉文钱，因为和大家公认的辽钱，契丹文千秋万岁钱文反差太大，对它是否是辽钱，仍有持怀疑态度者。如华光普在2004年8月出版的《中国古钱大集》丙集，千秋万岁条下，就注有：“考系辽钱，另千秋万岁时期（语病。千秋万岁时期是什么时期？应为五代十国时期。笔者注）楚马殷，幽州刘仁恭等均有铸造”。在拓图中，他把“文字七扭八歪（钱币界已故前辈卫月望语）”以外的千秋万岁钱都标注为“幽州刘仁恭铸”。不知华先生有何依据，竟能如此确认。其他，如唐石父，蔡养吾，朱活等一批知名钱币学家，对汉文千秋万岁钱是否辽铸，都和华光普一样持怀疑态度。其实，这种汉文千秋万岁钱也是千真万确的辽钱。其钱文早在1995年就已为辽宁叶茂台辽墓出土的辽代千秋万岁铜镜证明为辽代早期文字。（见《辽代铜镜研究》辽宁出版社出版）其铜镜铭文千秋万岁四字和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丙集，858页，注为“刘仁恭铸，特大型”汉文千秋万岁钱文一模一样，应为同一人手书。其它证据还有笔者分别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北京、广州、长沙等地搜集的风格一致，书体相近的汉文千秋万岁大小钱。这些钱有的出自金代窖藏（2003年辽中县出土），有的出自汉人墓葬（1989年锦西钢屯出土），有的拾自辽上京故城外，更多的是传于世间在各地钱币市场频频出现的传世千秋万岁汉文钱。这些实物证明，这种隶楷相间的汉文钱，不止书体，而且在风骨、神韵上均是实实在在的辽钱。
从各种汉文千秋万岁钱的书体、风格、形制看，目前尚未发现能证明是幽州刘仁恭或楚马殷铸造的具有燕楚钱特点的另类千秋万岁钱。之所以千秋万岁钱能在万里之外的地区出现，仅能说明辽朝和这些地区有过亲密接触。这些千秋万岁钱，不是贡币、聘享币，就是“博易”而来的行用钱。
千秋万岁钱从形制上分类，有超小型至超大型；从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直至当百、当千、当万的完整系列。充分显示了五代十国和宋辽时代的铸币特点。
从制作上看，千秋万岁有光背钱、背纹钱、合背钱、钱中钱。显见辽朝铸币思想比较解放，辽钱的设计勇于创新、别出心裁。
从造型上看，千秋万岁钱既有方孔圆钱，也有配各种图像的异形钱。说明辽代统治者不仅注重钱币的货币职能，而且更重视它的政治宣传和熏陶教化功能。是契丹人最早将政治和钱币全方位结合，为巩固政权这个最重要的政治服务。
从用途上看，现存于世的千秋万岁钱中，数量最多的是民俗钱（亦称“厌胜钱”）。这是辽代在特殊的环境下，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是为巩固耶律阿宝机及子孙帝位而制定的一个非常措施。数量其次的才是行用正品钱。行用钱均为光背，少量有月纹，以小平为主，折二以上大钱较少。数量再次的是聘享币、贡币，在原燕、楚、南唐、吴越、南汉，以及中原五朝故地发现的众多千秋万岁钱，应是契丹使者所携带的聘享币或贡币。说明辽统治者重视外交活动，通过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钱币，方便地把辽朝的文化、政治形象传播到各地，用于提高辽朝的“国际”地位。数量较少的是镌有各种背纹，如，日、月、蝙蝠、龙、凤、人物等的宫钱，它们展示了辽代皇宫中的生活，如帝后生辰的祝寿钱、赏赐钱；节庆的庆典钱；婚姻、生儿育女的撒帐钱、洗儿钱；日常使用的挂帐钱，灯坠钱等等。把契丹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都表露的淋漓尽致。数量最少的是铸钱机构用钱（可简称官用钱）。如：雕母、范母、铁母、样钱，基本如凤毛麟角，稀之又稀，少之又少。其它如开炉，镇库钱亦珍罕有加。
千秋万岁钱是目前发现的辽钱中最庞大的一族，其数量品种超过任何一种辽钱。其用契丹和汉两种文字铸制，是根据辽国具有契丹等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和汉及渤海人农耕为主的两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制度“一国两制”的政策决定的。但各朝各代的品种、数量生产的并不一样。
其次，聊聊千秋万岁钱的铸制。第一还是要说说该钱为什么以“千秋万岁”作钱文。这点，逸泉和贾克佳先生已就表面现象做了解释，但没能进一步阐述钱币后面隐藏着的天皇帝阿宝机的心理。阿宝机于公元907年从遥辇氏手里夺得皇帝宝座，摆在他面前的是旧制度的羁绊、敌对势力对皇位的窥视，如何把刚坐上的宝座永远地在自己和子孙手里传袭，使天朝永固的难题。他知道只能做好两方面工作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既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做好消灭敌对势力的物质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就是大造政治舆论让天下所有臣民都知道：“皇权神授”、“皇帝是天帝之子”、皇帝不仅是世俗的统治者，而且是各种宗教的教主和灵魂。他的权力来自天帝，任何凯觎皇帝手中权力的想法，都是违背天意要遭天谴的。聪明睿智的阿宝机立即想到了历代朝廷的象征——钱币。因为钱币要流转四方，要通行天下，各个阶层在钱币面前都一样求拜，如果把巩固政权的政治信息加铸到钱币上，让天朝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臣民都可以了解并得到心灵上的训教，这样皇帝政策的合法性就可以借助钱币表露无疑了。如何赋予天朝的象征辽钱，以最能反映阿宝机和子孙统治合法性的铭文，阿宝机和他的谋士们应是费尽了心血。千秋万岁之所以被选中，一因它是契丹族最崇拜的唐朝朝仪用语；二因千秋万岁四字颂语最能表达阿宝机的心理。千秋万岁的本义是指事物的寿命绵长，所以有用其作为祝寿吉语的，也有用其作为死亡避讳代语的。天朝圣物钱币，选用千秋万岁作为铭文，既可以表达圣物本身寿命的绵长，更可以因为钱币是天朝的象征，钱币千秋万代流通下去，宣示天朝寿命的无寿无疆。千秋万岁铭文的深刻政治内涵最透彻地表达了阿宝机的心理和伟大抱负。基于此，辽朝统治者吸取唐开元通宝的经验教训做出了两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一是千秋万岁钱永远做为天朝的行用钱，历代要永远续铸下去；二是辽代年号钱仅作为各代皇帝的象征，专用于聘享、赏赐等活动。通货的职能主要交给千秋万岁钱。这两个决定即是造成千秋万岁钱在辽钱中数量最大，品种最多的根本原因。
谁是千秋万岁钱的始作俑者？前面已作出回答，是耶律阿宝机。只有天纵聪慧神威广布的天皇帝才具有这样高屋建瓴的远见，勇毅果敢的决断，震烁古今的霸气。辽朝历代皇帝亦都是千秋万岁钱的铸主。千秋万岁钱的铸期应自辽太祖元年（901）始，至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亡国止，共达二百一十八年。有人问你作出这样的判断有何依据？笔者说能证明千秋万岁钱为辽历代共铸的证据有三：一、千秋万岁钱钱文本身书体的变化表明它非是一朝一代所铸。如契丹大字颁行前后，契丹文千秋万岁钱的书体就判若两人，早期契丹文其实应称为辽地俚俗字。它们基本上仍为汉字，只是变异、减笔、俗体而已。而神册五年后，规定行用的契丹大字，除直接借用的少量汉字外，任何一个契丹字都完全和汉字不同。事实证明早期契丹文使用下限在神册五年，上限应在遥辇汗国诞生或之前。而用早期契丹文铸造的千秋万岁钱唯一为铸主只能是907年登上天皇帝宝座的耶律阿宝机。因为只有他具有铸这种饱含政治色彩钱币的需要和能力。后期使用契丹文即铸千秋万岁的辽朝皇帝们，又对钱币上的契丹文进行了规范化，使契丹文千秋万岁钱字体形成随意（所谓随意，即可任意减笔、变异）、正规（所谓正规即严格按颁行的契丹大字去书写）、规范（规范即是把难认的契丹大字再向汉字回归，认人易于识认）三种典型特征。辽太祖元年（907）至神册五年（920）应为随意期。神册五年（926）至辽景宗保宁元年（969）应为正规期。景宗保宁元年至天祚帝保大五年为规范期。此种推断比对契丹文千秋万岁钱就可以得到证明。汉文千秋万岁钱也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它从后唐开始经过改造，逐渐形成独具草原民族书写风骨粗犷雄浑的书体。二、笔者收集到的一种有明确纪年的千秋万岁钱，证明继太祖后，太宗亦铸行了千秋万岁钱。该钱是一种空前绝后的钱中钱，即一枚契丹文千秋万岁大钱中心嵌铸了一枚天显通宝小平钱。该大钱径49.44mm，共用穿径4.79mm，小钱径23.65mm，厚2.91mm，重34克。黑漆古包浆，纯熟自然，锈透钱骨，开门见山，无可怀疑。（见图   ）此钱应是庆祝辽太宗登上皇帝宝座的纪念币，铸制时间应在天显二年。这时的千秋万岁四个契丹字和神册五年前的已有明显不同，已不是汉文的俚俗变异字，而是货真价实的契丹大字。三，北宋钱币学家李孝美（宋绍圣时人）在辽道宗寿昌四年（1098）时，仍说“常岁虏使入贡，人多博易得耳”。②此时距辽太祖元年已经191年，距辽太宗登基927年也已经171年了。此时仍可较容易地通过博易得到千秋万岁钱，说明它确实是累朝均铸，数量巨大。辽朝这种累朝均铸千秋万岁钱的史实，解开了长期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个问题，辽各朝年号钱为什么每年仅铸五百贯的千古之谜。因为辽朝不把年号钱当作行用钱，只是把它作为天朝的政治象征，主要用于聘享、赏赐和进贡，而充当通货的正用品仅用千秋万岁钱。
逸泉和贾克佳先生说“（千秋万岁）是进献给辽代皇帝生日的纪念币，由诸王大臣铸成进献后，皇上皇后往往又赐给臣僚。凡正旦、生辰、诸国贡币悉赐贫瘠”。前面在千秋万岁钱种类中，已说明千秋万岁钱家族中确实有皇帝和皇后生辰纪念币，而且不止圣宗一个皇帝，可能所有辽代帝后生辰纪念币都在其中。这里要指出两点：一、生辰纪念币是自己国家铸造的，贡币是外国铸造的，二者不能等同。二、在辽代除了国家外，任何人包括诸王大臣都无权染指钱币铸造事宜的。辽代钱币，包括行用钱、宫钱、庆典钱、聘享钱，甚至在民俗钱（寺观钱，供养钱除外，辽代寺观有特权）的铸造，都是由国家专营。辽代统治者深深知道，钱币是由国家权力发行的，也惟有这个权力可以将适当重量和品相的金属转换成被法律和公众接受的不同面值的货币。这个权力关乎着天朝经济和政权的安危，是须叟不可让给别人的，那怕是王公大臣或自己的亲属。谁敢冒犯皇帝的这个权力，都将被处以极刑，因为它意味着暗藏推翻皇帝统治的意图。有上面这种认识的辽王朝，绝对不会出现“（纪念币）由诸王大臣铸成……”这种事情。
前面在分析千秋万岁钱种类时，笔者已指出千秋万岁钱是以行用钱为主的包括宫钱、聘享钱、庆典钱、铸钱机构钱、民俗钱、寺观钱等多种千秋万岁钱组成的庞大家庭。历史上的钱币学家包括逸泉和贾克佳二位先生，在判定千秋万岁钱是否行用钱时，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瞎子摸象式的错误。面对庞大的千秋万岁钱家族，有的仅以民俗钱说事，有的仅以庆典钱说事，有的仅以寺观钱说事，大多忽略或视而不见行用钱的存在，得出的结论，不用说自然是错误的片面的。逸泉和贾克佳先生本来已和“千秋万岁钱家族中有一种为正用钱”的正确结论相遇，可是因为二位先生脑子里的“千秋万岁钱不可能是行用钱”的习惯思维先入为主，结果使这历史性的发现擦肩而过。二位先生在正确解释“博易”为贸易货币交换和实物交换的双重含义，并意译了李孝美“常岁虏使入员，人多博易得耳”话后，本应得出千秋万岁钱是行用钱的结论，因为国与国之间贸易的货币必须是“国币”即正用品流通钱，纪念币、宫钱、民俗钱很少也不可能大量用作贸易钱。这个惯例数千年未变，辽代也不会特殊。可能二位先生认为和契丹使臣个人交换，不能算作国与国间贸易，所以得出“仅据此异国间的交换，还不能断定它是可以流通的‘正用品’或‘行用钱’，充其量只是可以进入市场的‘纪念币’而已”的自相矛盾的结论。在肯定千秋万岁钱可进行异国间贸易，即“博易”的国际通货性质的同时，又否定它是“正用品”、“行用钱”的身份，莫名其妙地给千秋万岁钱冠以“可以进入市场的‘纪念币’”的名头。进而推导出“在辽国内部也不可能是‘行用品’”的定论，并用了铸钱机构用钱“镇库之宝”和挂佩用民俗钱，否定正用品千秋万岁钱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逸泉和贾克佳先生论述逻辑有些混乱、论据不能证明论点，想当然的成份较多，结果得出千秋万岁钱全部都不是“行用钱”、“正用品”的片面认识。大家都知道千秋万岁钱不是单一品种钱，而是由用途各异，形制不同的众多品种千秋万岁钱组成的庞大系统。虽然其成员都冠以“千秋万岁”的名号，但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笼而统之说它是或不是正用钱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判定方法应是根据类别，确定它的用途，然后分析特征及流通使用情况。结合史籍看它们是否作过货币使用，是否具备完整的货币职能，这样才可以确定它是否“行用钱”、“正用品”了。
笔者判定千秋万岁光背系列钱是“正用品”、“行用钱”，即遵照了以上原则。第一步是从众多的千秋万岁类别钱中，拣选出具有完全中国正用钱币特征的光背（个别有星月纹）方孔圆钱作为判定千秋万岁钱是不是行用钱的待检品。第二步用科学手段和传统方法鉴定出钱币的真伪，判定其是否辽代铸制，以及是否投入过流通，有无自然磨损情况。鉴定发现千秋万岁小平钱和当百以下大钱80%都有流通使用过的痕迹，无论汉文或契丹文钱都有自然磨损，穿孔尤为明显。第三步，通过查阅史料记载和千秋万岁钱考古出土、传世流传情况，用完全货币的五种职能（1、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3、支付手段4、贮藏手段5、世界货币）比对衡量它是否符合正用品、行用钱的标准。
结果证实千秋万岁光背钱完全符合正用行用钱的标准。简单说：在辽太祖太宗时，千秋万岁钱已经被作为衡量物价的尺度，在商品流通中千秋万岁钱已被用作交换的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千秋万岁钱已被用作“俸禄、奖赏、救济、借贷”等使用货币，千秋万岁光背钱多与其它行用钱一齐被作为财富密藏，以至出土者多，传世者少；已被作为国与国之间的通行货币。以上结论均有史实和考证作为依据，所以推导出的“千秋万岁光背钱，是终辽一代主要行用钱”的论点，是经得历史检验的。
最后，对千秋万岁钱背纹的象征意义再发点议论。本文开头已谈到辽初统治者，特别是辽太祖，由于身处社会激烈变革关口，不得不动用一切非常手段来为巩固政权服务。他铸造的行用钱千秋万岁钱，充分表达了他把钱币作为传达天朝政策的工具的意图。同时，阿宝机知道在一个文盲居多的社会里，铭文不象图像那样易于理解。如果钱币铭文加上简单的能解释钱文内涵的图象，宣传效果定会事半功倍。基于这样的认识，千秋万岁钱吸取了所有前代钱币背纹的精华，创造出独具草原民族风韵具有深刻政治内涵和象征意义的异彩纷呈的背纹图像系列。深刻的政治内涵和象征意义是解读辽千秋万岁钱背纹图像和辽代所有图像钱（包括民俗钱）的关键和出发点。舍此，一切解释都会陷入浅薄、难圆自说的境地。逸泉和贾克佳先生读懂了千秋万岁钱背纹图像的象征意义，所以对它们的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二位先生对辽代统治者把钱币当作政策宣传工具的作法不甚了解，故对图像更深的政治内涵，揭示的尚嫌不足。下面仅就笔者所能挖掘的千秋万岁钱背图像的政治含义和象征意义为逸泉和贾克佳先生再作点进一步续补工作。
千秋万岁背纹及图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约有：①背文字类多为家国永安，福德长寿，国太仁（人）安，天下太平等祝语，此类钱大多为中大型币，用途多作外交使臣出使到中原及南方诸国聘享时使用。千秋万岁家国永安是特为出使后晋铸造，辽和晋称为父子国，两国实为一家。与国与家均永远平安应是两国父子皇帝共同的愿望。千秋万岁背福德长寿钱是神册五年（921）阿宝机派使臣到楚聘问时带出的聘享币，时当楚马殷七十寿辰，所以用了福德长寿的祝语以示祝贺。同时还带了特铸贡币两种：大型乾封泉宝背福德长寿钱，乾元重宝背龙凤及厚重鎏金钱光背钱等。千秋万岁背国太仁（人）安、天下太平等钱均聘问使臣随身携带的聘享币，在南唐、吴越、吴、荆、闽、南汉、北汉等国故地多有上述聘享币问世，说明辽使足迹走遍中国。② 背人物图像类。圆钱仅发现二种，一为高浮雕男（左）女（右）全身坐像，男像应为天皇帝阿宝机，女像应为地皇后杰律平。这种千秋万岁钱的政治含义不言而喻是天皇帝登基时的纪念币。这是中国首次将皇帝皇后形象铸到方孔圆钱上。皇帝皇后形象在钱币上出现，显示了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最广泛地向公众宣示了帝后的权威。虽然钱上的雕象是否为太祖夫妇真实面貌，我们无法断定。但按萨满教的理念看，雕像反映的是帝后的“圣体”，而非世俗的身体。另一为五男二女嬉戏圆钱，其为求子女的生育祈祷钱，此种和龙凤一样为宫中婚礼撒帐用钱，较少见。另外，此种人物像在千秋万岁挂钱中尚有两种。形象和含义有所不同。③ 背单龙类。汉文千秋万岁小平钱最先出现，后在折三、折五、折十钱和契丹文钱上陆续出现。形象为单龙戏珠。图像中的龙为东胡龙，即萨满教大神，主宰天和水的太阳神，“幕度尔”的形象，是唯一能沟通陆海、天地间联系的大神。此单龙背纹即是宣示阿宝机是真龙天子，是睿智，武勇的太阳神，是萨满教的大巫。在这样一个“升降有期来去在我”（阿宝机语）大仙皇帝统治下契丹自然具有“千秋万岁寿”了。④ 背龙凤类。寓意明晰，即帝后的形象。但契丹人对龙凤的认识，还有阴阳交合的寓意。所以背纹龙凤是生殖崇拜的象征，是结婚、生子时专用的庆典钱。⑤ 背日月纹类。这类千秋万岁钱比较复杂，有单月又分仰月和俯月，双月与日月和璧三种形式。逸泉和贾克佳先生认定“月为太阳之象，是女性的象征”。说背月图“是对辽朝几任专权太后皇后的特别礼敬”。这些都非常正确的。但接下来对月纹象征意义的分析，却有失简单。缺撼的根源可能在于对契丹民族的信仰缺乏了解。契丹人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崇拜日月天地，而日月神即是萨满教中“长生天神”（孟和腾格里），是至高无上的神。契丹人对天地日月的崇拜非常虔诚。他们面东而居，望日番拜，甚至陵墓也要朝向日升方向。对月亮也是各处予以祭祀叩拜。辽代皇帝称天皇帝，皇后称为地皇后，这说明天地日月在契丹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契丹人对日月的崇拜在许多辽代出土文物中都可以看出，出于敖汉的木版画《鹰军图》中就高擎一杆绘有日月图案的旗帜，在翁牛特族解放营子辽墓壁画中也绘有一杆上绣弯月的旗帜。
以上介绍目的是说千秋万岁钱背上的日月纹不仅仅是它代表了帝后的纹饰，而且已经被赋予了神的地位和威力，完全贯彻了阿宝机“化家为国，化祖为神”治国方略。皇帝是太阳神，皇后是月亮神，他们化合成“长生天神”，管理契丹，辽朝的统治能不“千秋万岁”吗？
单月表示皇后或太后，象征皇后或太后是神力浩广的月亮神。仰月为皇后的象征，俯月是太后的象征。辽代仅有太祖妻应天皇太后和景宗妻承天皇太后，在夫君过世后掌管朝柄，所以俯月钱。仅象征这两位皇太后神威覆盖大地，别的太后是没资格作为俯月的。仰月钱较多，但能得到当朝皇帝给予这样殊荣的皇后，也是少数。双月纹千秋万岁钱少如凤毛麟角。因为能和太后同时得到尊崇的皇后绝无仅有，可能只有太宗后靖安和圣宗后齐天皇后两位。她俩因与太后关系非同一般，才得以和太后并列一钱。月纹钱一般用于赏赐但进入流通领域的不在少数。日月和璧是辽代重要的图饰，不止是表示帝后是日月大神，而且是向天下人宣示契丹国是由皇族和后族共同统治，皇天后土的天朝这个“    （天）”是由皇族和后族共同托起。日月钱均大型厚重钱，穿上下往往镌有数字，如十万、百万、千万、万万等。这是辽代镇库钱的特有标志，它记录的是库中贮钱数额，十万钱即1百贯钱。百万、千万、万万，即1千贯、1万贯、10万贯。可能一百贯放置在一个器皿中，旁挂千秋万岁日月十万钱，既镇库又便于清点纪录。十个成钱器皿组成一垛，垛旁挂百万钱，依此类推，十万贯钱组成一库，挂上万万钱做为总数记录。此种判断应符合实际。⑥ 背蝙蝠类。有双蝠和单蝠两种。其系借用汉族吉祥图案制造的节庆钱，一般年节铸造，用于赏赐臣下、讨得口采使用。蝠谐音“福”，蝙蝠钱寓义“福在眼前”。⑦ 厌胜类。即民俗用钱。所见有背双剑，背本命里官生肖等。双剑为道家阴阳学说的象征。本命星官为执掌人间众生命运、禄福的天神。这两种钱的出现说明契丹族对道教、儒教的信仰与汉族已无甚区别，汉族的神佛观已被契丹族全盘接受。⑧ 其它类。笔者曾见一千秋万岁背穿上右左为五百万三字，穿下为一倒扣大银锭的大型钱。愚意以为此钱是辽朝银库镇库钱。五百万应为银库贮藏白银总量，单位应为两。这枚钱的发现证明辽代白银使用的贡银和自产银的数量总合已十分巨大。进一步说明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范围已十分广泛。
根据以上对千秋万岁背纹钱的分析，我们知道了辽代千秋万岁背纹钱不仅仅是“金钱”，亦是契丹文明的象征物和契丹文化的载体，更是统治者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与外交活动的礼物。由于背负有这样重要的政治使命，所以辽代统治者有意识把它们（除宫钱官用钱外）和行用钱一道投入流通，通过贸易和外交活动，让这些背纹钱流布四方，作为天朝皇帝的“王信”，宣示契丹皇帝的权威。这是南方各地经常发现千秋万岁背纹钱的原因。千秋万岁背纹钱确确实实是“可以进入市场的纪念币”。
拉拉杂杂谈了有关千秋万岁钱三个方面的十几个问题，其实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千秋万岁钱是阿宝机仿唐开元通宝钱制、发行方法，而铸行一种与辽朝共始终的辽代正品行用钱。与光背行用钱混杂一起流通的千秋万岁宫钱，官钱，民俗钱，供养钱，聘享钱等是辽朝统治者有意而为。目的是宣传天朝的政策宣示天朝的权威。
千秋万岁钱是中国钱币史上的一个奇迹，是有待挖掘的宝库。笔者愿抛砖引玉，和泉友一起继续对千秋万岁钱进行深入研究，以便获得更新的成果。不当之处敬请广大泉友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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