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于上世纪80年代初次出现在大陆时，给不少人带来震惊。此前我们读到的，都是所谓的“大历史”；像黄先生这样，忽然在历史的竹节上横切一刀，然后把横断面的丝丝缕缕一点点指给我们看的写法（“小历史”），在那时实在新鲜。

      

          新鲜的不只是横切一刀，更重要的是，在这么切了一刀之后，我们看见了一些从前看不到的东西。从前，历史这根竹子不但看不见横切面，而且都被阶级论和路线斗争的油漆刷过，以至于它每一节看起来都差不多：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某个竹节前梢开始斗争，然后被一场农民革命截断，再开始下一个竹节……

      

          十年、二十年之后，“小历史”越来越多，一座村庄、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史书的主角。或有人担心历史都这么写，要流于琐碎。但我以为就从前大而无当的写法来说，有必要好好写一阵小历史，等小历史积累到一定厚度，再从它们的基础上小心归拢出大历史的脉络来。

      

          传统历史写作讲求的是向公共性靠拢，在某种既定意识形态的指挥与笼罩下书写，它们热衷于宏大叙事：国家、执政者、民众、运动……它们制造的历史，可以称为“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在社会中占据强势地位，试图把芸芸众生归拢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如果一个人习惯了它的轨道，渐渐自觉地以它营造的方式去感受世界，便会逐步丧失个性意识。

    

         “小历史”则努力向个体记忆的维度掘进。个体记忆有何意义？首先，它帮助一个人建立真正的自我——个人感受、个体知觉让我们与事物本身发生真实接触，让我们看见没有经过集体认知方式过滤的原始状态的物。由这类最自然、最真切的感受积累而成的记忆是我们构建“自我”观念的根基（观念的确定性应当建立在知觉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在此之上真正的个性主体才得以成形。其次，多样的个体造就健康的社会——个体记忆偏爱声、光、色、味的感性印象，创建出与众不同的个人经验并进而帮助人塑造出富有个性的自我。社会之健康活力，正需要个体的丰富多样。缺乏个体之丰富性的社会，不唯单调，甚至危险——所有人用一种模式思维、被统一在一个头脑之下，这种状况只会有利于专制者独裁。

      

          当历史研究放下高瞻远瞩的架式，关注日常生活、关注个人、关注细节时，似乎就越来越像文学。的确，历史与文学在当代渐呈合流之势。这仿佛违背我们原来对历史的定义，但是，历史与文学原本就关系密切——“在历史学中人生仍然是一出伟大的逼真的戏剧，有着它一切的张力和冲突、高贵与痛苦、希望与幻觉、活力与激情的表现。”（卡西尔）反过来说，好的文学作品也应当有历史维度，让人们认识某个历史时空的真相、并找到穿越于任何时代的人类生存的永恒本质。说到底，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原什么僵死的事实，卡西尔说：“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这也应该是所有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

       昨天去姐姐家吃饭，要经过邻近的一个菜市场。这是个郊区菜市，邻近村庄里的人们都在这里交易。路边摆出了两溜小摊，全是卖过年的春联、门神、中国结的，偶尔夹一两摊卖炒货（寻常的花生瓜子之类）。远远看去，鲜红金黄的两道货摊，似乎无比地喜庆辉煌，可是越走近，越不是这种味儿——春联是最通俗的联，写着最通俗的贺词，发财与平安，就是老百姓最大的希望；门花也粗糙，几十年几百年的花样不变；中国结大得不得了，不但艳红，还洒上金点，让人想起张爱玲写乡下人衣服的极艳——“那种粉红是有毒的”，真是说绝了……

  

　　这种热闹底下，隐隐有种寥落。其实乡下人的生活并不富足，可是年关又到了，不得不高兴，于是就有了这么铺张的艳丽喧嚣。这么多大红、金黄的祝辞、吉祥物，挂来卖时比拼着廉价、实惠；那些炒货也是那么平常，又那样急于倾销。喜庆是打了折扣的喜庆、热闹是起着泡沫的热闹。一副急景凋年的味道，暗暗萦绕在这条红艳艳的小街上。

     

        从江浙到桂林，地面上基本都是极阴的天，飞机爬到云层之上后，往下一看，整个下方都是密密集结的云层，密到那种程度，就象结结实实的陆地一样，因为全白，所以还是南北极的陆地，奇的是它们又那么平整，两个小时的航程全都像在平坦的雪原上飞。此刻的景象极为单纯：“雪原”、苍穹、一枚极亮的太阳、和我们在飞，世界只余这四样东西，真好!

  

        快到桂林，飞机开始下降，那种感觉，是降到雪地上去，有片刻恰贴着云层，就如同是雪撬在原野上滑行了。终于这种幻象结束，飞机钻到云里，一阵迷雾之后，回到了复杂的尘世……

       

哈维尔有句话：“极权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和其原则上是敌视故事的。”这句话乍看之下有点费解，专制制度反对言论自由、不允许有批评自己的文字，这我们很熟悉。但凡在专制制度下挺身而出高唱反调的人，多半要被捂上嘴刨坑埋掉，从秦始皇开始，这些坑就一直在挖。但是说专制制度反对故事，这说法还少见。

      

          浙江大学徐岱先生在《基础诗学》里解释道，故事与专制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原因如下：凡故事都承纳并要求个性，没有独一无二的、互相间可以区别的个人，故事就不能成为好故事。个性和故事像如胶似漆的双胞胎那样不能分离。但是，个性与专制制度却水火不容。

      

          由于某种可以推测的原因，《基础诗学》没有展开这个话题。我冒昧在此接续下去：

      

          正常人不能从小到大永远听“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或“雷锋叔叔”。如果我们想多听些故事，如果我们承认好故事应该要有新颖的情节、新颖的人物，就能进一步发现好故事们必呈现出“多元化”的性质。譬如说，有《史记》的正襟危坐，也可以有《聊斋志异》的谈狐说鬼；有屈原的高洁坚贞，也会有韦小宝的油滑无赖；有简·爱这样的正派女青年，也有包法利夫人那样的浪漫狂；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像大多数人类一样恋爱，却也有人在断背山上展开另一种恋情……丰富的故事使人的眼界开阔起来，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个性，从而能以它们为借鉴，让自己的个性成熟和独特起来。多元化的故事将造就多元化的人性风景。

      

           然而，多元化却是极权制度痛恨的，专制制度希望的是所有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奴隶。在它看来，多元化＝个性，个性＝反叛的可能，说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革时候江青只让人民看八部样板戏了——刨坑把一些人埋掉是让大家不敢反对专制；而不给人民听故事则是要让他们渐渐地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样板戏时代，不仅其它故事都被禁止，而且剩下的八部戏也单调得厉害，里面的人除了革命什么也不想、不干，男女革命者也从不恋爱结婚（最极端的如《红灯记》，干脆设置老中青三代人，彻底杜绝恋爱的可能）。所以八部戏基本上也等于一部，然后全国人民就看这一部戏过日子。尽管从理论上说大众的脑子里也可以想别的念头，但是如果思想资源极端匮乏，人是很难想出什么好东西来的。有时回想起来，会觉得一个国家几亿人集体疯狂了十年是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清醒？原因之一是思想太贫弱。

      

          类似的例子还有现在的北朝鲜，和阿拉伯国家，它们到今天还是故事非常匮乏的地方。

健康成长的人和健康发展的文化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故事，对一种理想的文化生态来说，丰富多彩的故事是必须的。故事是衡量一个社会生活的正常与健康的标尺，故事的乏味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出了问题。现在的形势比样板戏时代好多了，尽管还不能说它足够理想。前几年电视上大量的戏说历史是一种征象，说明我们的故事生态不好，只敢“戏说”而不敢“正说”，只能说“历史”而不能说“现实”。什么时候我们能自由、真诚地说故事，世界才算健康活泼。

同学W最近给我看他的文章，里面有一段实在很美，大约我们能够生出的对故乡最美的回忆，就是如此了。我把它配上图，放在这里：

对那些离家已多年的人，在某些落寞的时刻、某些伤感的时节，关于故乡的回忆总是像梦中的幻影和童年的委屈一样使我们内心柔弱、忧伤并且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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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我们在风中行走，路过异乡的枫树，路过那些疲倦的白羊。

很多年，我们在水上栖居，倾听夜鱼打水的声响，看着我们的日子和水线一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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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我们无话可说，默默地看着水边打衣的女孩，挑水的女孩，那些怀抱陶罐的女孩。很多年，我们会想起故乡，阳光下漫山遍野灿烂的鲜花，想起一生中所有爱过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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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我们静静留守风过树梢的声音，注目木棉花旋转落地的姿势，当时阳光如雨，浸透头顶上那片火红的木棉。

很多年，我们遥望疲于奔命的候鸟，它们的影子依次从脸上划过，它们的方向提示着远方。很多年，我们对未来充满理想，在漫山遍野的阳光中长高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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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我们望着斜阳坠入树梢，从日落方向飞来的乌鸦挂满枝头，像装满幸福的袋子一样缀满树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