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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亚洲时报在线12月2日报道】题:中国用秘密调查手段掀起反腐革命

最近的报道显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很可能采取前所未有的激进措施来打击官员腐败。

内地媒体上周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考虑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秘密技术措施，来搜集针对腐败官员的证据。这些手段包括电话窃听、催眠、监控个人邮件以及使用全球定位系统。

如果这些反贪举措得以实施，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这些报道在中国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和争议，虽然海外媒体没有给予多少关注。

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考虑采用以上列出的“非常规”手段。

在法治和三权分立的国家，相关执法机构(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和香港廉政公署)在调查腐败时采用秘密手段是很正常的。但在中国，这将是革命性的。自共产党中国成立以来，它都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所有权力的垄断;权力分割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官员依然重复邓小平关于三权分立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论述。

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中，它将所有成员视为“同志”，禁止任何政府机构监视他们。在这样的制度下，期望一个部门，比如司法，来对其他部门进行独立的制衡是不现实的。

现在，公安部门和安全部门有权在涉及公共和国家安全的案件中使用侵入式调查手段——这些手段被留作针对国家或者社会的敌人使用。

中国各级的检察官——反官员腐败的主要力量——无权使用这些非常规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1989年发出的联合通知说，对经济案件，一般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通知还说，对于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提到采取“非常规”手段应该予以认真对待。如果公诉人员被允许使用间谍技术来监视腐败官员嫌疑人，这将是中国的一大突破，在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如此。

首先，这意味着朝着某种形式“分权”走了一步，让中国的司法具有独立性(虽然依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第二，让主要的反贪监管机构来监视官员的行动可以产生威慑。深圳一名官员说:“如果人们知道有隐藏的眼睛在注视他们，有隐藏的耳朵在偷听他们，毫无疑问他们会很小心。”

分析家说，这一计划有一些障碍。例如，谁来授权使用这些秘密调查手段?是否有可能防止检察官滥用职权?尽管有这些质疑，但是这一举措可以改善中国在反官员腐败上的法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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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为5天前作出的碳减排承诺支付多大的成本?

     由前中国气候谈判代表邹骥率领的团队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如果在2020年时达到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5%的目标,则今后10年每年需要为此新增30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

     这是邹骥团队5天来最新进行的一项计算。中国于11月25日向世界宣布旨在应对气候变暖的减排计划表,承诺到2020年时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降低40%到45%。

     “如果把新的承诺将造成的潜在的宏观经济损失、特定行业的失业以及提高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生存成本等计算在内,则中国需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12月1日,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的邹骥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的承诺公布后,一些国外机构称,这一目标“只相当于‘十一五’时期的基准线”。邹骥对此观点予以反驳。他计划在下周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公布他的上述研究成果。

     对于邹骥所指出的新增减排成本,国家发改委人士的看法略有不同。

     “要实现我国承诺的目标,国家需要新增多少投资,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静态数字。”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研究室主任姜克隽12月1日对本报记者说,“投资的数字不是固定的,由于价格因素,实际投资只能是动态的。”

     “在基准线上已经代价沉重”

     邹骥及其团队完成的这份题为《关于中国未来低碳发展路径和技术选择的情景研究》的研究报告,计算了中国2020年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分别比2005年下降33%、40%、45%或50%时将要发生的情形。

     根据报告计算,2005年中国共排放温室气体56亿吨。如果到2020年时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削减33%,则2020年中国将排放109亿吨二氧化碳。

     “如果目标是33%,那么我们只需要延用现有的措施就可以了”,邹骥解释说,“但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基准线上,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极为巨大。”

     关于这一点,一位不愿具名的气候谈判专家告诉本报记者,“为达到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十一五’期间,中国需要关停5000万千瓦的小火电,头三年已经关停了3000多万千瓦,这已经造成数十万人的失业”。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的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节能减排行动,用艰苦卓绝来形容都不为过”,姜克隽对此总结说。

     根据邹骥的研究,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0%”时,则相当于比33%目标多减排14亿吨二氧化碳,新增成本还不明显。

     而当减排目标提升到40%以上区间时,减排成本开始飞速上扬——这是一个成本剧增的临界点。

     “每个家庭多负担64美元”

     邹骥团队的研究表明,当减排目标设定为“下降45%”时,则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2亿吨二氧化碳,每减排一吨碳的成本上升到14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为300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GDP的0.4%,相当于全国每户居民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

     鉴于一部分发达国家舆论认为中国所承诺的减排幅度“仍然不够”、“即便下降50%也是低”的观点,邹骥团队又计算了减排目标为“下降50%”时的情形。

     研究表明,在“下降50%”目标下,2020年中国共排放80亿吨二氧化碳,相比33%的减排目标要多减排29亿吨。此时,每吨碳的减排成本上升到了27美元,每年增量减排成本达到86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1.2%,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166美元。

     对于邹骥团队上述研究数据,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刘滨副教授不予置评。刘滨团队接到了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国家课题。“我们的报告也按照不同情景假设了中国为不同减排的目标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因为课题是政府委托,无法透露相关数据。”她说。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的一名官员也对上述数据不予置评。

     此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测算,如果中国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则每年需增加额外投资1万亿元人民币。

     “减少碳排放,不仅仅在于节能投资方面,比如如果增加核能和水能等清洁能源比重,那么同样可以达到碳排放的效果。不同的侧重会导致实际的投资情况不一样。”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认为。

     “对排放权要寸土必争”

     要实现如此艰巨的减排目标,对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据本报记者了解,能源、交通、电力等6大部门的最关键60多种通用气候友好技术,有40多种为中国所不掌握,而发达国家一直未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在资金转让方面也乏善可陈。

     “发达国家不会有很多资金给中国,美国国会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美国一分钱也不会给中国的”,邹骥说,“发达国家已经把中国研究透,企图一步一步把中国逼入棋局”。

     给予中国压力最大的是美国,美国一直要求中国给出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但美国自己温室气体排放也没有达到峰值,而且中国人均累积历史排放从1850年到2004年,不到70吨,美国是1100多吨。

     “G8国家提出的方案,到2050年全球要减排50%,而发达国家要多排到80%,如果这一方案成为国际公约的话,那么今后40多年发达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排放的高3.5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公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说。

     “发达国家历史上侵占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排放权益,”邹骥说,“排放权的实质是发展权,中国在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国际谈判中,对排放权益要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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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后的美国舆论聚焦于中国人民币值调整的问题，奥巴马到北京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劝说中国让人民币与美元币值脱钩、不随美元贬值，中国却劝说美国减低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及美元贬值，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美国舆论对人民币值的敏感性也牵动了一位重要学者，他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英文新字“Chimerica”的发明人。我一直认为这个字是模仿我和印度友人、现任印度环保部长兰密施共同提倡的 Chindia（中印大同）的翻版，因此应该把它译成“中美大同”，但中文媒介喜欢把它译成“中美国”。两种翻译其实都和英文原意不符合。
　　弗格森像是故意捉弄人，他于11月16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当初故意把希腊神话的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 chimera改装为Chimerica。这么看来，Chimerica既不是“中美大同”也不是“中美国”，而是“中美怪”。他还说：“我们也许正在看到这一怪物的临死时刻”。

弗格森言论前后矛盾
　　早在今年8月3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上，弗格森就登了一篇以“Chimerica即将离异”为题的文章，被中国媒体译成《“中美联姻”走向破裂》。这篇文章出笼以后，中国媒体就有反应。网上有人评论说：Chimerica时代远未终结，才刚刚开始。
　　弗格森可谓出尔反尔，先吊人胃口地把Chimerica建立起来，然后又造成中美“离婚”形象，最后索性把它当作怪物而宣判死刑，这不是一位言论家负责任的态度，今后谁也别把这位教授的话当真了。
　　也不能完全怪弗格森前后矛盾，是前年开始的金融风暴大大打乱美国资本主义旋律，也使中美关系起了量变与质变。弗格森承认：“早在 2007年初，似乎中国和美国相互缠绕到变成一个经济整体，我把它称为Chimerica。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费；中国人出口，美国人进口；中国人放债，美国人借贷。 他说：“有个时期，Chimerica不像怪物，而是在天堂结婚。”
　　去年11月金融海啸高潮，弗格森开始谈论美中需要达成协议来“逐渐减少Chimerican不平衡”。现在他索性责备中国单方获利，说中国外汇储备由2000年的1650亿美元升至现在的2万3000亿美元，使得美国人不储蓄而想从房产上获利。他也参加到美国许多经济学家强烈呼吁人民币升值的队伍。
　　中国政府对美国这一强烈呼吁是认真考虑的，实际上一直在对人民币值进行适当调整。可是货币是最敏感的问题，一不小心就可能出大差错。再有，中国调整人民币值主要从中国的利益出发，北京也不愿意造成在这问题上接受华盛顿指挥或向美国低头的印象。更重要的，20世纪末叶美国对日本施压，使得日元变成强劲的国际货币后，日本经济就陷入停滞状况，久久未能恢复，中国引以为戒。
　　虽然Chimerica寿终正寝，新的标新立异的符号还会不断出现。一位新近在印度互联网言论中颇有名气的年轻人赛克森纳总结了印度民间的一种意见，认为国际形势将会被他新造的英文字Chinusa（可译成“中美金怒萨”）现象所操纵。

中国在掩盖贫穷？
　　赛克森纳说，印度也莫想和中国搞什么Chindia”（中印大同），也别怕什么Chi-pak（中巴联合），更别幻想被美国扶植来制衡中国。现在的国际形势似乎回到冷战时期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主宰世界，所不同的是，当年美苏意识形态迥异、经济互不交往，现在的Chinusa却是两个沉溺于资本主义、经济上又互相依靠的超级大国，把世界分成两大势力范围，中国专管亚非两洲，美国专管欧美两洲。
　　赛克森纳的Chinusa和当年弗格森的Chimerica是从相反的角度出现的，后者当初是赞美并提倡，前者一露面就带贬义、带反抗的情调。现在Chimerica原形毕露变成“中美怪”了，和“中美金怒萨”变得大同小异，等于说，两者都是国际言论对中国的批评。当然，Chinusa尚鲜为人知，比Chimerica更容易昙花一现。
　　从Chimerica的昙花一现到Chinusa的昙花一现，客观地反映出中国已经进入国际舞台中心的现实，尽管中国发展本身是和平而不带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意图，但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范式“优胜劣汰”的旋律中，中国的兴旺对潜在的竞争对手难免不起副作用，印度在这方面就特别敏感。
　　赛克森纳说中国和美国同样是个“沉溺于资本主义”的国家也许比较武断，但却不是标新立异，许多国际评论家都有这种感觉。印度朋友还有另外一种比较中立的说法：“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竞争中如此如鱼得水是一个谜”。这话对中国当前发展的性质既褒奖、又批评。
　　可以把Chimerica和Chinusa比作镜子，是国际人士从不同角度看中国。刚才说的中国是个“谜”（enigma）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认为中国发展有不符合国际公认的一般逻辑之处，另一是中国开放得不够，对国际人士缺乏坦诚、难以推心置腹。
　　中国要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传统也增加了外国朋友深刻了解中国的困难。印度让贫穷展现在五星宾馆的边缘，还让英国人制成《贫民窟百万富翁》获奖、到自己脸上抹黑，中国却走向另一极端，把贫穷藏起来不让老外看到。可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化世界上最严重的事实是全球出名的、无法遮盖的。
　　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形象工程（包括奥运及国庆大典）花费的钱都用到最需要钱的地方，中国可能就没有必要掩盖贫穷了，在那一基础上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只有一步之遥，国外也不会说中国是“谜”或者对她心存恐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