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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不知怎的，这个想法突然不时行、而且不见踪影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在昆虫科学激增的文献里，几乎没有一处提起它，没有人谈论它。不只是因为这一想法被人忘记了；倒似乎是这种想法提不得，提起来让人难堪。 这件事很难解释。那个想法并没有显得错到哪里去，也没有与其他任何更容易接受的想法相冲突。只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得出，这样一种抽象的理论，拿它来好干什么。那时它在知识界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正是昆虫学作为颇有力量的开拓性科学刚刚兴起、刚能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的时候。它俨然成了新还原论的范式。那一巨大思想--个体的生物可能在与一个密集社会的联系中自我超越，是新技术无法处理的，它也没有提出新的实验或方法。它只是横在当道，只不过被落叶般的论文所覆盖，需要有启发性的价值衡量才能使之幸存。而缺的就是这个。 Holism（整体论）这个生造的词一向被用于“超有机体”这类概念。人们思忖，是否就是这个词吓退了某些研究者。这个词的确是面目可畏。简·斯马茨将军（Jan Christiaan Smuts，1870－1950，南非）1926年杜撰了这个词。当时，如把它写成wholism也许会好些。Wholism在词源上完全合格，而在我们这种世纪，它会因足够世俗而能幸存下来。然而，既写成现在的样子，其前途就可忧了。Holism这个词见于某些科学词典，但还没有收入大多数标准的英语词典中。牛津英语大辞典增编里收了它，这是重要的，但还不足以保证它存活下来。弄不好它会随超有机体学说一块儿灭亡， 对这事我不能置一词。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自行发展，推动它是无济于事的。最好还是让它呆在那儿吧。 然而，问题可能在于，有人推过它，但推的方向错了。依照惠勒的标准，蚂蚁或白蚁、蜜蜂、群居性黄蜂的群落，可能实际上都是超有机体。但在目前，就昆虫来说，很可能这就是信息线的终点了。或许，如果你把这种理论用于另一种社会性物种或较易对付的物种，路子会顺一些吧。这样的物种是有的，比如说，我们。 有件事长期以来让昆虫学家心烦。这就是，我们这些外行人总是干预他们的事务：总是用人类的行为来为昆虫行为提供解释。昆虫学家花了大力气向我们解释，蚂蚁们根本不是人类的小小机械模型。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所确知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切，没有一条有可能解释蚂蚁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应当过问蚂蚁的事，那是昆虫学家的事。至于蚂蚁本身，很显然，它们才不需要我们的教诲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反其意而用之。比如，走运的话，蚂蚁的集体行为，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问题。 这方面有着许多可能性。但只要想一想一个由上百万的蚂蚁组成的蚁群群落营造巢穴的情景。每一只蚂蚁都在不停地、强制性地工作着，把自己那部分工作干得精益求精，却一点也不知道别处正在营建着什么东西。蚂蚁就这样度过短暂的一生，而它为之工作的事业对它来说则亘古永存（蚁群每天死亡百分之三到四；大约一月之内，一代蚂蚁就销声匿迹，而蚁穴则可存续六十年之久；若无天灾，则永世不坏）。蚂蚁们在一片混乱之中精确无误、专心致志地工作着，蹒跚地越过一只只蚂蚁同伴，衔来一点点细枝和泥土，把它们准确地排列成合适的形状，好给蚁卵和蚁仔们保暖和通风。但孤立起来，它们一个个都那么柔弱无力。这样看来，在人类活动之中，只有一件事能与之媲美，那就是语言。 我们制造着语言，一代接一代，延续了无数代，却不知道语言是怎么造出来的，也不知道造完时--假如还能造完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在我们做的事情当中，这件工作最具有强迫的集体性，最受遗传程序所规定，最为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所独有，同时也是最自发的工作，我们干起来也是准确无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有营管语法的DNA，有营管句法的神经原，什么时候也不得停止。我们摸爬攀越，经过一个又一个文明时期，变着形，到处造出工具和城市，而新的词汇随时都在跌跌撞撞拥挤而出。 那些词汇本身也令人惊异。每个词都是完美地为其使用目的设计出来的。旧词和较为有力的词是膜状的，塞满了层层不同的意思，象是一个词构成的诗。比如articulated起先是划分为小关节的意思，后来不知不觉有了成句说话的意思。有些词在日常使用中渐渐改变，直到变化完成时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一些副词中的-ly，如ably（得力地）、benignly（慈祥地）等词中的后缀-ly，几百年前刚出现时是用来代替like（好象）的。后来，like经过销磨，成了个后缀。通过类似的过程，love-did（古英语love（爱）的过去时）.后来变成了loved。 没有哪一个词是我们认识的哪个人造出的。它们只是需要时在语言中出现。有时候，一个熟悉的词会突然被人抓起来，用来指一件很奇怪的东西：今天，奇怪（strange）这个词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词。原子物理学家需要它，用它来代表一种衰变极慢的粒子的性质。现在，这种粒子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它们具有“奇异数”（strangeness number[s]）。这种旧有的熟词突爆冷门现出陌生面孔的事，我们已认为稀松平常。这一过程已经进行几千年了。 有几个词是我们当代的几个独居人造出来的，比如Holism是斯马茨造的，Quark（夸克粒子）是乔伊斯（Joyce）造的。但这类词中的大多数具有异国风味，是昙花一现的。一个词要真正成为一个站得住脚的词，那需要大量的应用。 大多数新词是由原有的其他词演变的。语言的创造是一个保守的过程：旧物翻新，很少浪费。每有新词从旧词脱颖而出，原有的意思往往象气味一样在新词周围萦绕不去，诡秘莫辨。 创造Holism的人意思很简单，不过意指若干生命单位的完整组合。只因它貌似holy（神圣），便暗示了“在生物学方面超自然”的意义。追根溯源，那个词来自印欧语中的词根kailo，意为整个（whole），也有未遭打击、未着伤之意。数千年来，它嬗变成hail（whole的古语）、hale（whole）、health（健全）、hallow（使神圣）、holy（神圣）、whole，还有heal（愈合），直到现在，这些词义在我们头脑中还是同往同来。“Heuristic”（启发式的）是个更专门、用途更单一的词，它来自印欧语中的wer，意思是寻找。后来，出现于希腊语中，成为heuriskein，于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就喊出了Heureka（我找到了）！ 来自印欧语的还有两个容量颇丰的词：gene和bheu。每-个词简直都是一个蚁丘。我们已经由这两个词建造了万物这个概念。起初，或者说从有案可查的时候，它们的大意是存在。Gene意思是开始、生育，而bheu则指存在和生长。Gene依次变成kundjaz（日耳曼语）和gecynd（古英语），意为kin（亲族）或kind（慈）。Kind开始指亲属关系，后指高的社会地位，再后来变成了Kindly （慈祥地）和gentle（优雅）之意。与此同时，gene的另一支成了拉丁语的gens（氏族），后来成了gentle。它同时也表现为genus（种属）、genius（天才）、genital（生殖的）和generous（宽宏大量的）。然后它变成了nature（自然）（来自gnas ci），但仍然包含着它的内在意义。 就在gene演化为nature和kind的时候，bheu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其中的一支变成了日耳曼语中的bowan和古挪威语中的bua，意思是生活和居住，然后成了英语中的build（建设）。进入希腊语，成了phuein，意为产生和使生长，后来成了phusis，这是意指自然的另一个词。由phusis又生出physic，physic开始意为自然科学，后指医学，再后来成了physics（物理学）。 这两个词发展演化到了今天，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合在一起囊括宇宙间万物。这种词可不是随便一找就能找到的。它们也不能被从零造起。它们需要活过很久才能表示意义。C.S.刘易斯（Lewis）在讨论词汇时写道：“万物是不可言传的论题。”词本身必定显现出长期使用的内在标记；它们一定包含着自己的内部对话。 这些年来，自然和物理两词在其现存意义上，早就被我们头脑通过某种猜测联系到了一起；在今天这种时候，知道这一点可让人心里踏实些。萦绕在它们周围的其他词令人迷惑，但看起来挺有趣。如果你松松种儿，所有这些词就都会掺和到一起，变成一种可爱的、令人不解的东西。“Kind”是亲属，但它又意指自然。Kind跟gentle原是一个词，啊，老天爷，物理自然是自然，但是慈（kind）竟然也是这个词。在这迷人的结构中，就包含了极其古老的猜测，诸多古老思想在其中混响着。 大约部分是由于语言的魔法吧，有些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作到殊途同归。一个14世纪的女隐士叫作诺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就此说过一段精彩的话，以至于一个物理学家最近在一篇从自然科学角度评论当代宇宙论物理学的文章的导言中引用了这段话：“他给我看一样小东西，有榛子那样大小，放在我手里，象球一样圆。我就在手里用我的眼光看着它，想：这是什么东西？所得到的笼而统之的回答是：它就是被创造的一切。” 活的语言 巢的内部好象一座三维的迷宫。其中有螺旋式的回廊和通道，有拱券式屋顶，通风良好，还有空调。有的大洞穴作真菌种植园，白蚁靠从这些园子获得营养，也许还用它作取暖设备。有一个圆形的拱顶宫室里住着蚁后，这个室就称作后宫。整个设计的基础单位是拱券。 格拉西为了解释这些细小、盲目、相对来说没有头脑的动物建造形体如此庞大、内部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物的能力，便需要用自己的新词来描绘它。是每一只白蚁都有着一份图纸，还是那详细到每个拱顶的整个设计都编码于它的DNA？或者，由于这么多小小脑袋互相联系，整个群体便有了可与大承包商相比的集体的智慧力量？ 格拉西把一批白蚁放进一只盛满泥土和木屑的盘子，观察它们怎样工作。木屑的成分是木质素，是种微型木料。开始，它们的举止一点也不象个承包商。没有谁站在那儿发号施令或收费。它们只是团团转着跑来跑去，漫无次序地衔起土粒木屑又放下。后来，两三颗土粒木屑碰巧堆叠在一起，这一来一下子改变了所有白蚁的行为。它们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发疯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柱上，给它加上新的木屑和土粒。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建筑停止了，直到近处建成了别的柱子，他们才重新活跃起来。这时，构造由柱变成了拱，弯得匀匀的，然后合拢，一个拱券建成了。于是，几只白蚁又开始建造另一个拱券。 构造语言的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原始的印欧语系的人偶然凑到一起，胡叫乱嚷着。有一次是被蜂包围了吧，其中一个突然嚷道：“Bhei--！”这时，其余的人就采用了bhei，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于是，这部分语言就作成了。不过，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过于机械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音素当作木屑，意味着语法的深层结构是由象粘固木屑的某种粘合剂作成的。我不赞同这一观点。 更有可能的是，语言只是活着，象一个生物一样。我们谈论活的语言时，彼此讲述的就是这件事。我想，我们所说的“活”并不纯是一个相象的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语言真的活着。词是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的巨大身体活动起来。 语言生长、演化、身后留下化石。单个的词象动物的不同的种，突变时有发生。不同的词融合，然后交配，杂交词和作为野生变种的复合词便是它们的子嗣。有些混成词酷象亲本中的一方，而其另一方则是隐性的。一个词今年的用法是其表现型，但它还有一个深层的、不变的意义常常隐藏着，那就是它的遗传型。 如果我们对二者都更多了解的话，遗传学的语言可用来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描述语言的遗传。 大约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印欧语系的种种独立的语言可能原是一种语言。操这一语言的人们由于迁徙而分离，这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可与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物种形成相比较，各种语言成了不同的种，跟始祖保留着足够的相似之处，因而仍可看到同属一族的相似性。种种不同的语言一直在变化着，变化的原因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偶尔与自己的语言孤岛之外的人接触，还可能是随机的突变。 但是，词还有其他的性质，使得它们看起来、摸起来都象是活的、会动的、具有自己头脑的生物。要感觉这一点，最好能找到一本把全部词根上溯到假定的化石语言--原始印欧语--的词典，把它们查出来，然后观察它们的行为。 有些词始于印欧语，后来涌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宗教。比如，blaghmen一词意为神甫。它进入拉丁语和中古英语，形式是flamen，这是异教徒对神甫的称呼；进入梵语作brahma，后来成了brahman（婆罗门）。Weid，意为看见，后来有了智慧和机敏的内涵。进入日耳曼语系，成为witan，进入古英语为wis，后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语里的videre（看见），于是有了英语的vision（视觉）。它加了后缀成为woid-o，于是又成了梵语veda（知识）。 Beudh一词走了同样曲折的旅程。它的本意是知道，到了古英语成了beodan，意为预兆。在梵语作bodhati，意为“他醒了”、“被启蒙”，于是有了Bodhisattva（菩萨）和Buddha（如来佛）。 Bodhisattva中的sattva部分来自印欧语es，意为“存在”或“是”，后来进入梵语，成了sat和sant，同时也成了拉丁语里的esse和希腊语里的einai；einai成了某些词的后缀-ont，意为存在，例如“symbiont”（共生）。 印欧语中的bhag，意为分享；进入希腊语变成phagein（吃），进入古波斯语作bakhsh（小费）--后来生出baksheesh（小费）；到了梵语，因为bhage有好运的意思，它成了Bhagavadgita（有福人的歌）（其中的gita来自gei，意为歌）。 Hari-Krishna人唱的歌很接近英语，尽管听起来不太象。Krishna（黑天）是毗湿奴的第八化身，名字来自梵语krsnah，意为黑人。这个词来自印欧语kers，意为黑色（kers亦产生了cnernozem，意为黑色的表土，递经俄语词chernyi而来）。 这样例举下去显然无休无止，它可以耗费人的一生。幸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几代比较语言学家已经将其一生投进去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英）1786年发现了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从那时起，他们的研究就进入科学之境了。1817年，弗朗兹·博普（Franz Bopp，1791－1867，德）出版了一本书，从此大家承认，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日耳曼语系所有语言之间联系如此密切，那么，早先一定存在过一种共同的始祖语言。从那时起，这门科学就大致跟生物学平行发展着，只不过不象生物学那样大张旗鼓罢了。 在这个领域中，那些不用负责的门外汉可以不断找到神秘兮兮的乐趣。有一个直通通的问题，比如，盎格鲁--撒克逊语中那个最有名的、最臭的、印不到纸面上的四字母脏词[译注4]是怎么来的？你要是找到了答案，那答案会提出令人难堪的新问题。现在我们就词论词。它来自peig。这是个让人厌恶的、刻毒的印欧语词，意为邪恶和敌意，咒骂话中少不了它。后来它成了poikos，再后来变成日耳曼语的gafaihaz和古英语中的gefah，意为仇敌。在日耳曼语中，它从poik-yos又变成faigjaz，在古英语中则为faege，意为注定要死，于是生出fey（苏格兰语，意为注定要死的）。在古英语中，它又成为fehida，于是有了feud（世仇）一词；在古荷兰语中则为fokken。不知怎的，从这些词出发，它变成了英语中最厉害的骂人话之一，意思是“不到时候你就死！”现在，这一出不得口的恶意已经深埋在那个词的最里面，而其外表则显示它自己不过是一个脏词。 Leech（水蛭，蚂蟥）是个迷人的词。它是一个指医生的古词，同时又指水生动物水蛭（Sanguisugus），古代医生用它吸吮人血而治病。两个意思天南地北，但这里却发生了类似生物拟态的现象：作为医生的leech，是用leech这个虫子来治病的人；leech这个虫子又成了医生的标志。作为医生的leech来自印欧语leg，意为收集，这个词派生出许多意为讲话的词。Leg后来成了日耳曼语的lekjaz，意为会念咒语的人、巫士。在古英语为laece，意为医生（在丹麦语中，医生一词仍为laege，在瑞典语中为lakare）。由于leg有收集、挑选和讲话等意思，于是产生了拉丁语legere，由此而有了lecture（讲课）和legible（字迹清楚易读的）等词。希腊语中，它成了legein，意为收集和讲话；legal（法律的）和legislator（立法者）等词由此而生。leg在希腊语中进一步变为logos，意为道理。 上述一段演变史听起来头头是道，凿凿可信，医生们会乐意读一读。然而，另一种leech，那种虫子，依然存在。它的来历还不清楚。不过，它在语言中的演变跟作为医生的leech同时开始，在古英语中以laece和lyce出现，这两个词让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虫子，同时又具有医学上的重要性。它还有了寄生的意思，也就是靠别人的血肉而生活。后来，大约受了中古英语AMA[译注5]的影响，leech一词渐为那虫子所专有，而医生则称为doctor，来自Jek，意为接受，后来意为教导。 Man（人）这个词没有发生变化。在印欧语中就是man，意义相同。但另外两个表示人的词却是来历蹊跷。一个是dhghem，意为土；它在日耳曼语中变为guman，在古英语中为gumen，在拉丁语中则成为homo和humanus。从这些词，我们有了human（人类）和humus（腐殖质）。另一个表示人的词含有同样的警诫之意[译注6]，但却把讯息倒传回来。这个词就是wiros，在印欧语中意为人，在日耳曼语中为weraldh，在古英语中为weorold，后来令人吃惊地形成了world（世界）一词。 搞这门科学看来真不容易。你会想，一个表示土的词产生出一个表示人的重要的词，而表示人的一个古词后来成了表示世界的词，那就可能发现表示土的其他词也会有平行发展的情况。否：印欧语中倒是有一个词ers后来变成了earth（土），而据我所知，人们只提到它演化出表示一种动物的词，它就是aardvark（土豚）。 我很高兴在我钻进这门学问之后，我的大脑有着半透性的记忆力。假如你不得不一边讲英语一边在脑子里还要把所有单词的词根过字幕一样过一遍，一直追溯到印欧语那里去，那你免不了从自行车上栽下来。说话是件自动的事。你也许会一边说话一边寻找字眼，但你的大脑里有些代理人可以替你找，而你对这些代理人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假如你硬要去想什么印欧语，那保你会时时语塞，或者会唠叨不清（babbling，来自baba，意为说话不清；在俄语为balalayka；拉丁语balbus，意为笨伯；古法语baboue，后来产生了baboon（狒狒）；希腊语barbaros，意为外来的或不礼貌；梵语babu，意为爸爸）。不一而足。 在探讨stigmergy一词的时候，我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在寻找有没有别的词表示刺激和激励工作，结果遇见了toeggon（督促，鼓励）。这里的egg来自ak，表示锋利，在日耳曼语中加了后缀为akjo，意为刀锋；在古挪威语为akjan，具有了egg的意思，亦即刺激、刺棒；同一个词根到了古英语，出现了两个词：aehher和ear，表示玉米的穗（corn，这里又节外生枝了，它来自greno，指粮食，后来到了古高地德语成为korn，在拉丁语为granum，在古英语为cyrnel，于是生出kernel--谷粒）。不过，从ak来的egg和ear不是真正的egg（卵、蛋）和ear（耳朵）。真正的egg（蛋）来自awi，意为鸟，到了拉丁语成为avis（鸟）和ovum（蛋）（当然，不知先有鸟还是先有蛋），在希腊语中成为oion，与spek（看见）合并为awispek，意为“观鸟的人”，它后来成为拉丁语里的auspex，意为观察飞鸟预言凶吉的占卜官。 真正的ear（耳朵）起先是ous，后来成为日耳曼语的auzan、古英语的eare、拉丁语的auri；演变的途中与sleg（松弛的）结合，成为lagous，意为“耳朵下垂的”，这个词后来成为lagos，这是希腊语的“兔子”。 一旦上了这条路，你就没法停下来，甚至想回转原地都不成。Ous成了aus又成了auscultation（听诊），听诊是医生（leeches，来自leg）谋生（living，来自leip）的手段，除非他们是法律界的（legal，来自leg）leeches，但顺便补充一句，这些leeches跟律师（lawyer，来自legh）又不是一回事儿。[译注7] 行了，这些就足够了（enough，来自nek，意为获得，后为日耳曼语的ganoga和古英语的genog，还有希腊语的onkos，意为负担，于是有了oncology--肿瘤学），对此你可以有基本的（general，来自gene）概念（idea，来自weid，后来成为希腊语的widesya又变为idea）了。不过也很容易断了思路（thread，来自ter，意为摩擦、绞--twist，兴许termite--白蚁也是从这里生的呢）。--喂，你在听着吗？ 关于几率和可能性 若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的存在在统计学上的几率更是小得惊人。整个宇宙之间，物质的可预测的常态乃是随机性，是某种大致的平衡。各种原子及其粒子乱纷纷四散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则是完全组织好的物质结构，每一条共价键都有信息在蠕动着。我们活着，靠的是在电子被太阳光子激发的一霎那就捉住它们，偷来它们每一次跃迁时释出的能量，把这些能量存入我们自己错综复杂的回路里。我们的本性是违反概率的。能够有条不紊地这样做，又是这么千态万状，从病毒到巨鲸一起都这样做，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而在我们生存的数十亿年中成功地继续了这一努力，没有漂回到那随机状态，这简直就是数学上的不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使我们这一物种的每一个成员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人此刻都是三十亿中的一个，每一个都在描述着生的机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细胞的表面都载有特殊蛋白质构型的标记，每个人都可由指尖那块皮上的指纹，甚至还可能由特殊混合的气味辨认出来。--这么讲下去，你会觉得越来越惊异。 我们活着而没有怎么感到惊异，这件事实大概并不令人惊异吧。毕竟，我们对于不可思议已经惯见不惊了。我们生于斯而长于斯，已经象安第斯山里的土民一样，适应于这一海拔高度了。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惊异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组成我们的粒子都还要回归那混沌的世界。 此外，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其实并不象看上去那样，是一些绝对的、纯粹的实体。我们有种平凡感，这也使我们的惊异减轻。诚然，在我们的细胞和组织中，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有生物学上的隐私（比如，除了同卵双生子以外，三十亿人中的任何两个人之间，他们的身体对对方细胞膜的一小部分都能加以辨认并且排斥），但在我们的头脑中，却存在某种滑动。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地说，他的头脑在任何程度上有着象由指纹或组织抗原所规定的那种特殊性。 人的大脑是大地上最公开的器官。它向一切开放、向一切发出讯息。当然，它掩藏在头骨之中，秘密地进行着内部的事务。但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是其他头脑里已经想过的东西的直接结果。我们在大脑之间传递着思想，如此具有强制性，如此迅速，致使人类的众多大脑在功能上常常显得是处于融合的过程中。 想想这一点，可真是令人惊讶。关于自我的整个可爱的概念--认为自我具有自由意志、自由进取心，是自主的、独立的孤岛这种古老的奇思妙想，原来是一个神话。 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那个神话的一门科学。如果你能用某种类乎放射性同位素的东西，给我们周围象浮游生物一样不断游动的所有人类思想的片片断断都作上标记，也许你能从整个过程中看出某种系统的秩序吧。但为什么实际上整个过程看上去又几乎完全是杂乱无章的呢？那你这种视象一定有误。如果说，我们拥有这样复杂、有时看起来这样强有力的一个器官，在这样广大的规模应用它，只是为了制造某种背景噪声，那是说不过去的。在断片的谈话、几纸往日的书信、书刊的断帐残篇、关于老影片的回忆以及纷乱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掩盖之下，一定有更加清晰可辨的信号存在。 或许，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学着使用这个系统，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整个的进化过程几乎还都在后头。也许，我们今天产生并在大脑之间疾速传播的思想，就好象在香港和波士顿的宴会桌上同时讲着的笑话，就好象我们发式的突然改变，就象今天流行的所有爱情歌曲。它们不过是日后更复杂的聚合结构的原始阶段，可以跟生物进化早期漂游在浅水洼里的原核细胞相提并论。后来，时机适宜的时候，那些片片断断之间出现了融合与共生，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核的思想，看到思维的后生动物，看到思维彼此生长在一起的巨大珊瑚礁。 这样的机制已经存在，并且无疑已经能够发挥作用，尽管迄今为止的全部产品基本上还是些断片。但不得不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运用大脑的时候还极其短暂，不过区区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怕要延续几十亿年。在这几千年中，人类思想一直是斑斑块块地分散在地球各处。这样的思想交流，或许有某些规律，规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运行的临界浓度和质量。只有到了本世纪，我们才大规模地彼此靠近，才得以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开始融合，而从今往后，这一进程可以迅速向前了。 如果进展顺利，前景相当可观。很侥幸，我们已经看到，点点滴滴交流的思想汇集成今天的艺术和科学的结构。作到这一步，只需要把那些断片在大脑之间传播起来，直到某种自然选择作出最后的选择。选择的依据也是适者生存。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在他们出现时让我们惊倒的，总是那些突变型。我们已有过这么几个，他们象彗星一样，周期性掠过人类思想的原野。他们对于从其他头脑倾泻而来的信息有着稍为不同的感受器，还有着稍为不同的处理机器，因此，经他们的大脑流出来再汇入整个大流的是新东西，充满了种种新的意义。巴赫就是这样，从他那儿来、汇入音乐大流的，是原基。在这个意义上，《赋格的艺术》和《马太：受难曲》，对于人类思想这一进化途中的生物，是鸟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是前额有了新的大脑皮层。 但是，从今往后，我们也许不会这样依赖于突变型。或者，我们周围有了更多的突变型，多到我们认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密集、更不受限制、更执着的交流，需要更多开通的渠道，甚至是更多的噪声，还需要更多一点的运气。我们既是参与者，同时又是旁观者，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人困惑。作为参与者，我们对事物的进程没有选择；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就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我的劝告是，站开点，给这个进程让点地方。 世界最大的膜 在生物学上，从无序中理出秩序的，是膜。你须能获取并抓住能量，贮存起准确的需要量，然后再把它均衡地释放出来。细胞会这样做，它里面的细胞器也会这样做。每一个生命集合都在太阳能的粒子流中摇摆不定，从太阳的代谢物中攫取着能量。为了活着，你必须能够跟平衡抗争，能够保持不平衡，积聚能量以抵抗熵的增加。在我们这样的世界上，只有膜才能处理这样的事务。 地球活起来之后，它就开始构造自己的膜，其基本的目的就是处理太阳能。起初，在地球上由水中的无机成分合成肽与核苷酸的前生物期，除水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遮挡紫外线的辐射。最初的稀薄大气直接来自地球慢慢冷却时的排气过程，其中只有丝丝缕缕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氧气。从理论上讲，水蒸汽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也能发生光解而产生氧气，但量不会多。如尤里（Urey,H.C.，1893－1981，美）指出，这一过程会有自我限制的作用，因为，光解作用所需的波长正是氧气所屏蔽的波长。氧气的制造几乎一开始就被切断了。 氧的制造需等待光合细胞的出现。它们生存的环境.必须有充足的可见光以便进行光合作用，同时又必须遮蔽，不受那致命的紫外线的照射。伯克纳（Berkner，L.V.，1905－1967，美）和马歇尔（Marshall）推算出，绿色细胞必须生存在约十米深的水下，很可能是在水塘里，这些地方水比较浅，没有很强的对流（海洋不可能是生命的起源）。 你可以说，向大气释放氧气是进化的结果。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进化乃是有了氧气的结果。你怎么说都通。一旦光合细胞--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蓝绿藻--出现，未来的地球呼吸机制就形成了。从前，大气中氧的水平增高到今天氧气浓度的百分之一时，地球上的厌氧生物便受到了威胁，下一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带有氧化系统和ATP（三磷酸腺苷）的突变型。有了这些，我们来到了一个爆炸性发展的阶段，千万种会呼吸的生命，包括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就可以滋生繁衍了。 伯克纳提出，曾有过两次这样的新生的爆炸，象大规模的胚胎学的转化一样；两次飞跃都有赖于氧的水平突破某一临界值。第一次飞跃，氧的浓度达到了现在水平的百分之一，遮挡住相当的紫外线，使细胞能够移居到河湖海洋的表层水域。这一变化发生在大约六亿年以前的古生代前期，这一时期的地质记载中海洋生物化石陡增证明了这点。第二次飞跃，出现于氧的浓度达到今天水平的百分之十的时候，距今约四亿年，这时，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臭氧层，减轻了紫外线幅射，使生命可以从水中出来，移居到陆地上。从此以后，生物的发展便畅通无阻，除了生物创造性的限度外，再没有什么能限制物种的发展了。 还有一件事说明我们极其有福。氧气吸收的，正是紫外线光谱带中对核.酸和蛋白质最具杀伤作用的部分，而同时它又允许光合作用所需的可见光充分通过。如果不是氧气的这种半透性，我们不会这样进化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也呼吸。伯克纳提出，氧气的生产和二氧化碳的消费，也许存在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有赖于地球上动植物的相对繁盛，而几次冰期则代表呼吸的暂停。植物的过分繁茂可能曾使氧的水平高于今天的浓度，于是相应地引起二氧化碳的耗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可能损坏了大气层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为大气层保持着来自太阳的热量，温室损坏，热量就从地表辐射散失。气温的下降又反过来抑制了很大部分生物的生长。一阵长长的叹息，氧的水平可能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伯克纳推测，这就是使大型爬行类动物所遭到的灾难。它们的块头在一个含氧丰富的大气环境中还不成问题，但此时它们遭到了氧气耗尽的厄运。 现在，我们有离地球表面三十英里处的一层薄薄的臭氧层。它保护我们不受致命的紫外线的损害。我们很安全，通风良好，安然无恙。如果我们能避免那些可能乱鼓捣臭氧层、或者可能改变二氧化碳浓度的技术的话，氧气还不是我们的大患，除非我们放手进行足够次数的原子爆炸，去杀死海洋中的绿色细胞。如果我们这样干，当然，那就是拉着绞绳往自己脖子上套。 大气是全然没有人情味的，本来很难跟它动感情。然而，它却又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产物，就象葡萄酒和面包。总的来讲，天空是奇迹般的成就。它在运行着，就它的设计功能来说，它就象自然界的一切一样运行无误。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想象出什么办法使它更加完善，我们能作的，也就是偶尔把某一块云从一处移往别处。用“偶然”来解释天空这样的宏伟建筑是解释不通的。叶绿体的出现，也许有点幸运的成分，然而，一旦这些东西登场，天空的进化就绝对是命中注定了。“偶然”暗示着有替换物，暗示着有其他的可能性、不同的出路。在腮、鳔、前脑之类细节问题上，“偶然”可能起了作用。但天空的造成不会是这样。对于它，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应该称颂现在这样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万物之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协作成果。 它为我们而呼吸。它还为我们的欢乐保护着我们。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陨星落入这层膜的外层，由于摩擦它们被化为乌有。没有这层屏障，我们地球的表面早就会象月球表面一样，在流星的轰击下化为齑粉。尽管我们的感受器还没有灵敏到听见那轰击，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会感到安慰：那声音就在我们头顶上，就象万点夜雨敲打着屋顶。 译后记 医生、生物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习医生，可能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他辗转并领导了好多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他又接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心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托马斯写书，看来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知怎么，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里。主编是托马斯自实习医生时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月刊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他得此机会，自然乐于应命，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The Viking Press的总编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改，原样成书。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的小册子。 托马斯写书，实非偶然。用句中国的老话说，此老前身合是诗人。他在医学院读书时就曾发表过诗作。作实习医生时，受同事怂恿，他经常写诗，赚取稿酬，在献血之外，用以补贴不足的日用。从可以见到的部分诗作看来，显然存在济慈的遗痕，只不过在优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报》的一篇《黄金时代》，是关于未来的热核战争的，写出他对人类前途的殷忧和悲悯。不知为什么，珍珠港之后，托马斯把他的诗笔连同梵阿铃一起，束之高阁，而专心于严峻的科学研究了。 这些文章，我们自可当诗来欣赏。其奔放不羁的哲思，其蕴藉缭绕的结构，其字里行间不尽的余味，使人觉得就是在读无韵的诗。不过，假如我们稍稍了解一点这些美文背后的严肃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些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的文章，更加满怀敬意地领略其中的视野和洞见。托马斯一生中研究过非常广泛的领域，写下二百多篇学术论文，涉及神经病学、免疫学、内毒素、胚胎学、气味学，以及多种疾病的病理学和药理学研究等。他认真涉猎过的学科就更多了。他甚至兴致勃勃地研究过比较语言学和汉语词源学。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来自他本人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发和有为而作的。比如，第二篇写于人类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际，面对人们对“月菌”的警惕，揭出了这种态度深处的人类沙文主义本质；关于计算机的一篇，是有感于其时某些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夸大；有几篇关于医疗保健制度和科学规划的，乃是作者对于这些方面社会问题的深思熟虑。托马斯作过纽约市的卫生官员，1967年还被任命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1968年，鉴于医疗费用的增高，白宫令委员会研究一下美国现行保健制度在科研方面的需求。托马斯领导一个小组工作了一年，得出的结论是，“半拉子技术”我们负担不起。要降低医疗费用，就要突破这种“半拉子技术”，真正认识自己，认识疾病，这就要政府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有风险”的基础研究。小组的报告由于越战而被搁置。后来，在尼克松执政时期，连科学顾问委员会本身也由于反对反弹道导弹计划和超音速飞机计划而被取消。这些文章坚持了当时的意见；过了几年，1978年，作者又在《华尔街日报》著文，重申这些主张。由此可以看出托马斯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执著的关心。 这本书里的文章，从题目看来显得很驳杂，但实际上却有着共同的主调。总的来说，它们是讴歌生命的，一反圣经启示录以来对于世界前途的悲观论调，一反整整一个世纪里占统治地位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托马斯对于自然界、至少对生物圈的前途是持乐观的态度。他看到，自然界众生之道是趋向结合、合作、和谐，而不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和残杀。他谈音乐，谈气味，谈语言，谈细菌、昆虫和其他星球，其实都是谈一个主题：通过交流与合作来达到生命的和谐。托马斯的书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可能就是因为它们给人以积极的启迪和力量。 内容的庞杂，文风的恣肆，使我在译这本小书时倍觉困难。多亏美国同事钱杰西博士（Jessie Chambers）给予许多语言上的帮助，同窗好友徐培君又认真地阅校了译文，才使之避免了许多错误。今天写这后记时，还不禁记起学者的惠助和畏友的诤言。谨志于此，以申远怀。 李绍明 于济南·山东大学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