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暨

《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首发式上的演讲

中改院院长 迟福林

2009年11月15日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的五年中我们能做些什么事，会做成些什么事。在这里，我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到底面临哪些约束性条件

判断未来十年的经济走势，有一个趋势性判断，即：支撑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内部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

1、“十二五”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未来十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部市场的萎缩恐怕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即使在总量上有所恢复，恐怕也将伴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在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应当终结。

第二个判断是，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是需求结构发生战略性的变化。在总体上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全社会的需求结构发明显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从私人产品的短缺转变到公共产品的短缺；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从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转变到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从对物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发展的追求。这三方面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变化，是伴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历史性跨越带来的，即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这些年事实上形成的以总量扩张为目标的增长主义应当终结。

2、“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的三个基本问题

在这两个根本性的约束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是大势所趋。这里，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我国“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既有一个外部因素的作用，更有一个内部因素的作用。而且，更需要重视的是内部因素变化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由此，不能把很多问题简单地归到外部因素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难达成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共识。

    第二，“十一五”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但是现在看，大部分目标的实现程度都非常有限，“十一五”提出的目标可以说相当一部分要落空。从今天的情况看，这种部分落空所造成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还是有限的。可是，“十二五”如果再继续这种态势，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带来的严重影响就不可能是有限的了。“十二五”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绕过去了，如果还像“十一五”这样提出好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能落实，就会对我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十二五”正处于内外环境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阶段。“十二五”如果在发展方式转变与改革上有某些大突破，就会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就会再有三十年的持续较快的发展。

   二、“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和改革到底涉及哪些重大问题

这里，我想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提出：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应当说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体制改革进程。比如说，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第三，财政和金融转型；第四，投资体制改革，尤其是投资结构要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转变。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突破。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有人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的看法相反。未来5～10年，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体制与政策到位，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5.68%提高到55～60%左右，可能性很大。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关键也是取决于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左右有实质性突破；第二，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涉及到行政体制如何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而做出重大调整的问题。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国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个变化是形成后十年、二十年我国消费主导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在这方面，有三个基本认识问题需要提出来，以取得各方的共识：

    第一，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不仅涉及到改变消费倾向、提高居民消费率的问题，更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问题。

    第二，是不是可以说，公共产品不仅涉及到一个发展水平的问题，更涉及到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

    第三，这个制度安排的实质和基础性作用在哪里？现在看来，事实上是一个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碳排放正逐步成为国际上的“硬约束”。对我国来说，这不仅是指标承诺上的“硬约束”，更重要的是低碳经济发展体制上的“硬约束”。比如说需要我们在“十二五”中尽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碳交易体制机制改革等。

   三、“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性因素何在

1、“十一五”提出的一些比较好的思路在实践中落空的原因究竟何在？应当说，“十一五”规划当中，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这个思路特别好。现在看这些目标尚未实现或者难以实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实质性转变，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比如说：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发展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等等。所以，“十一五”确立的好的目标没有、或者在多方面难以实现，重要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改变。

    2、我国2003年开始提出要推进政府转型，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这里有一个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及其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更有一个政府转型和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从最近一个时期的一些事件来看，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某些全局性；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的倾向。这加大了新阶段政府转型的难度。

   3、“十二五”以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为重点，需要确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思路。“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重要特点是结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有没有突破，或者说制定好的规划能不能够实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把政府转型作为主线，并且在这方面有实质性的战略性的突破。

              “不应无必要地增加实体。”
               中世纪英国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曾经写下的这句被称为奥卡姆剃刀的简短格言，后来也被当做科学研究和理性思维的一条原则。
              以太的概念在现在，就是被奥卡姆剃刀给“喀嚓”掉的：我们不再相信以太的存在，因为没有必要假设以太的存在。

                引自方舟子《以太是不是真的存在》

             该文很有意思，基本上反映了科学史，也反映了作者的观点。他的意义就在于：
             奥卡姆剃刀这一“喀嚓”，就把科学的疆域边界，“喀嚓”一声给划定了。边界以内，属于科学，边界以外，就是“科学的盲区”和“科学的禁区”。

             中国的核心文化是“炁文化”，“炁文化”中的“炁”，就是宇宙的本体，就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以太”。
              西方科学，“喀嚓”掉了以太，就是“喀嚓”掉了科学的“命根”！这个命根，在中国，就是中医、炁功、和特异功能的支撑点，它在中国有了充分地发展和表达，是中西方文化矛盾冲突的对撞焦点。

               从此文，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四大恶人”可以用“伪科学”、“假科学”、“反科学”这些名称作为罪名攻击传统文化和竭力呼喊消灭中医了。因为“科学本身”就是被奥卡姆剃刀“喀嚓”一下把命根（以太炁）阉割掉了的皇宫中的无根太监。
              中国的“炁文化”实际上就是被西方世界科学“喀嚓”掉的“以太文化”。

              太极，就是“以太炁”；阴阳，就是“以太炁”时间和空间的功能体现；五行，就是“以太炁”的五种属性之间的抑扬制约；人身上的经络、穴位，就是“以太炁”的能量信息在身体内产生、滞留、储存、发动、流行、和作用的据点、通道和支脉。
              中国文化，对“以太炁”了如指掌、运用自如；而西方科学因为自宫，在自己的“科学体系”内，对于“以太炁”却“喀嚓”“喀嚓”地削切缺如。

从思想观念上来说，目前大多数中国人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毛派，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连文化大革命也是好的；另一个是民主派，他们主张实现民主。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广大民众思想观念的严重对立，显然威胁国家的安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拥毛派强烈反对改革，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他们理想的天堂。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向往毛时代，谁敢稍微表露对毛时代的不满，他们几乎会立即破口大骂。我原以为他们一定是些毛的至亲故交，后来我认识到他们很多人是对现实怀着强烈不满的人，其中对历史不甚了解的年青人占有很大比例。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对历史不甚了解的年青人越来越多，而未来又是属于年青人的，谁能保证他们有朝一日不能登上权利的顶峰？左右中国未来的命运？我们不能不坏着重回毛泽东时代的恐惧。

民主派也对现实不满，但他们也同样认识到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他们更为坚定地反对毛泽东时代。他们会尖锐地指出现实存在的问题，但他们会更多地寄希望于深入改革；他们不是保皇派；但他们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因此民主派反而不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力量，他们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力量，代表国家光明的未来；而毛派以仇恨的眼光注视着现实，一但有机会就会发泄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他们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力量。

很遗憾的是对现实非常满意的人占的比例很少，尽管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脉。缺乏执政基础的国家是危险，而我们国家现在正是如此。政府应该从目前的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广大人民中寻找执政基础，不选择显然不明智。那么选谁呢？选毛派重回过去的年代？还是选民主派，让中华民族融入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大潮中？实际上答案早已经明确，早进行民主改革对国家有利，对每个中国人有利。

①含义不同。申诉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给予的行政处分、诉讼判决不服，或者受到压制、歧视等不公正的待遇时，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或诉讼，请求免除、减轻处理或予以平反，给予公正待遇。控告权是指公民因受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有权对他们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进行指控、告发，要求依法处理。

②对象不同。申诉的对象包括国家机关或工作人员实施的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违法失职行为，以及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作出的错误的、违法的决定或判决；控告对象不限于国家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还包括在执行职务之外实施的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③处理程序不同。申诉处理程序比较严格。

（2）控告权与检举权的区别：

①主体不同。控告人是受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不受侵害的人，而检举人一般与事件没有直接牵连。

②目的不同。控告是为了保护自己及亲属的权益，检举一般是出于正义或是为了维护公益。

③公开程度不同。行使控告权一般都是公开进行的。行使检举权时一般不公开，检举权同时附带保密权。

（3）控告权与申诉权、检举权的联系：

都是我国法律赋于公民的基本的民主权利之一。它不仅是对公民正当权利和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也是公民管理国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内容

              附1：从另一个侧面，探索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缘由
               
            在高文谦著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一节题为《在延安整风中》，他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说理透彻，详尽地剖析了毛泽东策划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想达到的目标。很有参考价值，与上文宏观分析相配合，起到相辅相成的效果。为此特转录于后。
                              ＊          ＊         ＊         ＊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却并没有高枕无忧。他知道这种胜利并不巩固，王明也没有真正认输，仍在伺机卷土重来。另一件让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回来后，转达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国际领导人所作的指示中，称赞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这样的话。毛听后大为恼火，乃至一时失态，说出：“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这样的话来。（见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27页）
               
            毛泽东之所以对这样区区一句话如此在意，乃是触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彻底斗倒党内教条宗派的话，他本人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不巩固的。由此萌生了发动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的整风运动的想法。
               
            毛泽东是个深谙政治权谋的老手，他并非不想一鼓作气解决王明的问题，但顾忌王明背后有苏联人撑腰，而暂时隐忍下来。维持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毕竟是大局。因而采取迂徊战术，伺机而动，先扫清外围。
               
            在这种情况下，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共理论家的张闻天遂成了首先开刀的对象，尽管他自遵义会议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盟友。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大概张闻天本人未曾想到的。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措辞尖锐，情绪激动，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发出了整风学习的动员令。
               
            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是天赐良机。看到苏联已经无暇他顾后，毛泽东遂趁势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名，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彻底清算斗倒王明，不仅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确立他本人在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其实，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想这样做，曾经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一举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是，当时的共产国际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解决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花很多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强调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特别慎重”。为此，毛才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下来。现在，毛已经可以不必再过多顾忌莫斯科的态度了。
               
            1941年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把党在十年内战后期（1931—1935年）所犯错误，提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来检讨和清算。深谙攻伐之道的毛泽东，先“打通”了博古、张闻天的思想，在他们承认并检讨了在江西主政时期所犯的错误后，很快就解脱了他们，而将王明孤立起来。……使王明成为众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王明的对抗，更让毛泽东决心在政治上把他们斗垮搞臭，……指出这一时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
                ……
               
            接着，毛泽东又乘热打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学习，肃清王明教条主义流毒，把全党统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与此同时，又在组织上动手术。1943年3月，全面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把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正式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毛终于如愿以偿，在党内确立了他本人的绝对权威，成为中共神坛上一尊新的偶像。这对中共党史和现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完成思想统一和组织调整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在中共党内领导层展开了彻底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斗争。时间是选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这样在清算王明时，就不必再担心投鼠忌器了。关于王明的错误性质，毛一槌定音。……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最后王明只好认错投降。
               
            在整肃王明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周恩来。这既是报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延安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大都像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这样一些曾和毛共事中有过不同意见，以及一批在党内军中和周有较深渊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为首的正确路线派，即所谓“毛派”，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康生、林彪等人。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大都是党内军中独当一面的各路诸侯，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党内的形势，这是毛泽东在作任何决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后和王明联手，才使得毛在党内受到了孤立，吃了不小的苦头。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斗垮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乘机整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还不能说最终确立起来。这是毛在发动延安整风时决心加以解决的。为此，毛对周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为了使周更驯服地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态度能够转变过来，就能带动影响党内一大批人。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周恩来速返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大势所趋，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他开刀的时候，周立即采取主动的行动，对毛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
                      “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22年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没有立刻对周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整风中，把周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为此，毛泽东在1943年9月至11月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
                       
            “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叫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叫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最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20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3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1943年11月15日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在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
                ……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
                这场中共党内领导层中的清算斗争，后来终于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了。（季氏的信，详见后文）
                ……
               
            毛泽东此刻也乐得顺水推舟，趁势收兵。因此在他看来，重点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的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既斗垮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最终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毛不仅在组织上大权独拦，成为握有“最后决定权”，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于一尊。由刘少奇提议，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与马列主义相提并论的“全党指导思想”，写入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的《党章》，从而在中共党史上正式开启了“毛泽东时代”。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
               
此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成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与此同时，周也为他自己选定历史角色——甘愿在毛的麾下充当助手，辅佐毛成就革命大业。
               
            在以后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毛、周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政治合作关系，直到周恩来生命的终结。周始终恪守自己的这种历史角色，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尽忠守分，克尽厥职，从不作非分之想。无论是当他无端受毛的猜忌和整治，还是在毛陷入狂想，将国家和民族引人灾难之时，周总是隐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即使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毛的错误时，也总是处处维护毛，唯恐有损“天皇圣明”的形象，乃至身后留下“逢君之恶”的骂名。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行事作为，固然是和他个人深自痛悔，曾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因而不想一误再误有关；但是，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为臣纲”这一皇权专制主义的老根来，实在是又粗又深，斩而不断，借尸还魂，继续在现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主宰着他们的行为模式。即使是思想激进，标榜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人最终也不能逃脱这种历史的宿命。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捉弄人的。周恩来这种一误不可再误的心态，导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误区之中。当国家和民族由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陷入空前灾难的时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于毛的“革命晚节”，又不忍心对国家的乱局坐视不管；于是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小心翼翼地在政治上走钢丝。应该说，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说不圆熟，表演也不能说不成功；否则也就不会在他死后北京有百万人上街哭送灵车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周恩来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仍然得不到毛的欢心；而他本人也难逃良心上的审判，最后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抑郁而终。

          
              国庆群众游行队伍中新增的“奋斗创业”方阵，于昨日正式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并与“开天辟地”、“艰苦创业”和“欢乐道情”方阵首次举行合练。
                   人民网

                  　　  
                  清华大学2455名大一新生和武警总部的935名武警们参与队伍，方阵中央的学子和战士将举着“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两块巨大的标语走过天安门广场。

                  **************
                  [中共]国庆阅兵游行方阵在最后阶段再度「变阵」，继22日拍板增加一个名为「奋斗创业」的方阵后，当局27日决定将该方阵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方阵。

                     
                  
                  该方阵由2455名清华大学大一新生和935名武警组成，加插在第4方阵「开天辟地」和第5方阵「艰苦创业」之间，出场时将播放《东方红》乐曲，方阵中央是「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两块巨大的标语。图为前日「毛泽东思想」方阵合练。明报

            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千龙网国庆「毛泽东方阵」象徵而已国庆「毛泽东方阵」象徵而已

作者: 明报中国评论(郑.埠.香.樟) [167451:1398], 18:42:08 09/2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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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孙嘉业／国庆巡游中新增「毛泽东思想」的方阵，高举「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这一消息昨日起在内地互联网上引起一阵热烈讨论，很多左派留言欢呼，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有自由派留言，担心这是胡温政权进一步向左转的信号。但看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过分看重了这一举动的象徵意义。

天安门毛画像会永保留

无论对毛泽东有多少争议，但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迨无疑义。即使在邓胡赵体制具体清算了毛的多少罪行，彻底否定了毛视之为其重大成就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亦未致全面「批毛」，邓小平甚至还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近30年来的中共领导人，无论在具体做法上如何扬弃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怎样修正毛泽东的观点，但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始终未敢全面否定，而是时而理直气壮、时而羞羞答答地打覑这面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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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这面大旗是中共政权的法统，亦是其合法存在的基础之一。因此，在建政60周年之际，打出毛泽东这面大旗本也属应有之意，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彻底否定毛泽东就是挖中共的祖坟，也是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主牌。当年邓小平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关于天安城楼上的毛像何时会摘下来时说，这面画像会永远保留。因为他深知，摘下毛像，天安门就不再是原来的天安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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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对不改旗易帜早定调

由于目前内地的社会不公、民怨较多，令民间兴起一股崇毛、怀毛之风，不过，若以为今年国庆的毛泽东思想方阵，意味覑中央政策有何重大的调整，就大谬不然了。因为，胡锦涛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已经定下调子﹕既不走保守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海内外的崇毛、怀毛、憎毛、反毛的左右派，最终都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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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为国珍重，老有所为。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情况。

这本书能够写成和出版，首先是改革开放30年，党一直坚持解放思想所造成的政治大气候、大环境；其次是极左派打着毛的旗帜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对中央所造成的压力；第三是得到李锐、谢韬、朱厚泽诸前辈的支持和指导，使我能够心明力定地把这件事完成。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去年2月杜导正社长以极大的政治魄力把谢老的序言在《炎黄春秋》发表，震动朝野。尽管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激烈反对意见，但许多没有公开讲话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始换脑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出路问题。这个意义就很大。
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不能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中央的对策是：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运用国家手中巨大的财政力量，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全民福利，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被称为“胡温新政”。
“胡温新政”遇到了极左派的严重干扰。极左派要利用群众的不满策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其领军人物马宾（此公是个部级干部）2005年5月15日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批评胡锦涛“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极左派把马宾的文章、讲话汇集成一本小册子，正在网上炒作。开篇第1页公然提出：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在第21页说：“ 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还告诉他的追随者们：“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第199页）他们已经进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行动阶段。
《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版的。一切都比我预期的顺利。去年7月在香港举行国际书展，隆重推出本书，邀请我去参加开幕式，我顺利成行了。8月《明报》和香港大学举行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邀请谢韬和杜导正同志参加，也没有受到阻挠，他们在会上都作了有分量的发言，中央表示满意。本书有两篇序言，李锐序言是政治性的，谢韬序言是理论性的。李序的题目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这在中国是石破天惊的话，是对正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否定，为重新评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调。现在中央没有邓小平、陈云那样的人物了，没有人敢定这个基调，借重于德高望重的李锐同志，是一种恰当的做法，中央特邀李锐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对倒三七基调的肯定。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有人说这八个字的评语把毛泽东的功劳说低了，我说不低，“功劳盖世”，都“盖世”了，怎么能说低呢？问题是他的错误、他的罪行比他的功劳还大得多，两者相抵，功劳就成了第二位的了。本书出版后，供不应求，辗转复印，已经传播的相当广了。四川大学拿到一本书，一下子就复印了130多本。人民大学一位教授买到一本书，自费复印50套，分赠亲友。我给中央机关一位老同志送书去，他正在看复印本。我问您哪里得到的？他说办公室发的。《千秋功罪毛泽东》第一版很快卖完了。第二版改为注释版，加了几百个注。据说外国学术界很重视注释，没注释他们认为是文学，是随意创作的，不是严肃的历史。注释版可望在“五一”前后上市。同时正在筹划出外文版。
本书的初步传播，对遏制以反对改革开放为目的的毛泽东热已经起了作用。
最近几年每逢毛的诞辰和忌辰，极左派都要组织大型活动向中央示威。据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这一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8个城市，都搞了纪念毛泽东忌辰的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多人至一千七百多人。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在中国大地掀起一场革命风暴。
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极左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到场列席观察的中宣部官员曾多次出示警告：会议已超越了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中的语录歌《造反有理》以壮声威。
2005年9月9、10两日，延安极左派搞纪念追思会，近一千二百人参加。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政委一级高级干部携带家属随员出席。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争鸣》杂志的评论是：“朝野毛派谋造反。”
而去年毛诞辰，只昆明、郑州、北京等三四个城市搞了纪念活动，参加的人最多三四十个，不那样嚣张了，反对中央的调子也降了许多。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产生的影响。以毛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旗帜、阴谋聚众造反的政治野心家，最怕中央公布毛的错误，最怕群众了解历史真相。只要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群众，把群众争取过来，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就孤立了。五十岁以下的两代人是在神话和谎言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脑海中，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共产主义天堂”，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把天堂污染了。一些言辞激烈、对现状不满的青年想法就是这么天真。我们不能苛责受极左派影响为数不少的青年，因为这正是我党多年误导造成的。要解开他们的心结，只有把毛时代的真相告诉他们。那些受蒙蔽的年轻人，一旦了解历史真相，定会幡然醒悟。寒假前，政法大学两位研究生给我打电话，说是一定要见我。他们到我家第一句就说，“看了《千秋功罪》这本书，知道以前受骗了。”中央越软弱，极左派越嚣张。重新评毛的时机和条件成熟了。
前不久，谢韬同志转给我一份材料，是前广东省军区政委江锋的夫人苏毅写的一篇读后感。这位86岁的老干部用工整的硬笔书法写道：辛子陵同志这部巨著以及谢韬、李锐二老所作的序言，我求知如渴，废寝忘食，总算初读了一遍。深感这部著作揭示了我过去几十年来从未听到上级传达的关于毛泽东主席大致自建国以来连续不断操作他的权术欺诈伤害同他几十年同患难，共生死，对他忠心耿耿的老战友的种种不可告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这篇巨著使我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的政治经济理论中哪些论述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不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是错误的，因而已被他们推翻、否定、抛弃了的；哪些是他们晚年予以肯定并经欧美许多国家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由于长期的所谓“正面教育”，有些青年人连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都不信。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我发言完了，谢谢。

法发〔2009〕54号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