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AB团案是一起彻底的冤案——艰难的平反历程　　

有限度的为部分人平反

1949年以后,中央对苏区被冤屈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讲：“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地承认错误和检讨：“我是犯过错误的”，“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1956年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期间,为8427名被错杀者平了反。然而遗憾的是按照规定,这些人既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为烈士。至于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则因中央代表团的定性,成了铁案。

戴向青等写翻案文章

　　戴向青，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1946年在家乡参加革命时才18岁。1949年他随南下工作团来到江西,没想到这一来便永远留在了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 工作中他发现1930年的AB团案件是一个冤案。但死难者的家属都成了地主分子，失去了说话的权利。戴向青虽然很同情这些亲属,但《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分明写着:“AB团是当时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也就使他无法表示什么。

　　1956年,戴向青上中央党校学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系统的历史资料。他看到了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读罢这份决议,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文件中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的口号。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已经逐步走上神坛，光凭这一条就可以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又只能是满怀疑虑与压抑,而不能表示什么。

　　一直等到“四人帮”倒台,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底,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教授与同行们一起,来到赣西南一带,开始正式调查、搜集有关AB团和富田事变的材料。年轻的资料员罗惠兰也随教师们一起下乡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走访了苏区大部分县、市,从当地档案馆、纪念馆查找资料。那时没有复印设备,几十万字的材料全凭手抄;他们还走访村寨,询问幸存的知情者……。几个月工夫,他们获得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当年亲历者的回忆,首任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的《宣言》,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的信,1930年“工农革命委员会”六言体的布告,等等。有的材料,连中央档案馆也没有。

　　大量资料的掌握与深入的调查分析,戴向青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年大肃AB团与所谓的“反革命富田事变”是一桩冤假错案。不久,他写出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的文章。

　　1979年9月,江西省党史学会暨现代史学会在南昌召开成立大会。戴向青将文章散发给与会者,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省党校校长马继孔的支持下,《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很快在1979年第四期《江西大学学报》上发表,在史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