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个人的事情比较多，参与活动很少，关注也不够。但是除了个人原因之外，客观的原因则是走过最开始接触汉服的兴奋期之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下面是我的简单思考。

     汉服运动背后体现的问题，就汉民族而言：首先是满清入关之后对汉民族的民族压迫问题（当然也会连带起对历史上民族压迫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文化的主体的扭曲阉割和民族洗脑问题；第二是在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殖民主义扩张包括今天的“西化”当中汉民族同样面临民族主体性能否保存的问题；第三是在包括内外力量推动的现代化运动中民族文化能否生存发展的问题；第四是对当今存在一系列问题的民族政策的反思的问题（能不能表述为“逆向不平等”？）

     以上四个问题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三个：“夷化”“西化”“现代化”。而汉服运动的困境则是来自于这多种矛盾的交织。汉服运动首先面对的就是汉服自身历史的被扭曲问题，而整个社会关心则是整个国家如何应对西化和现代化问题。可以说是将错就错，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无论过去怎样，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面向未来。而汉服运动则是关注历史上的被扭曲，被人们认为是关注过去。社会主流的话语是整个中国如何奋进，而汉服运动的话语则是汉民族如何如何。如果不解决这两个矛盾，汉服运动很难得到大众的支持并进入主流话语体系。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前进发展的方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中国的前进方向。打个比方，中国这个大家庭，汉族是长子、少数民族是小兄弟的话，小兄弟选择什么工作，可以主要考虑自己的个性。长子却要承担更多责任，必须在考虑自己的个性发展的同时，考虑整个大家庭的发展方向。这是汉族在中国无可回避的宿命。作为主体民族，汉族不可能只考虑本民族的利益，还必须承担起带领整个国家前进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跟某些网站片面强调本民族利益，甚至将本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割裂开来不同，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打出爱族与爱国两面大旗，实现爱民族与爱国家的统一。要用本民族的发展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推动本民族的发展；用汉族文化的恢复发展带动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发展民族特色文化。正视过去才能开辟未来，只面向过去不面向未来则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只面向未来不正视历史则会留下无穷的隐患。所以，二者必须统一起来。

     只有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才能有真正的民族团结，才能为整个中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是而已

公权力无法维护正义的时候，自然是私力救济，于是秩序溃烂

该整顿了，迁延犹豫只能是姑息养奸

非常时期，请勿跟帖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周可真

关于儒教（儒家学说）本文把“儒教”一词当作“儒家学说”的同义词来使用，这既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起见，也是基于作者视儒家学说为一种特殊宗教的看法。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至今仍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值得人们去作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其意义就在于：它把儒家学说和宗教联系到了一起，由此促使人们去思索、探讨儒家学说与宗教的关系；通过这种思索和探讨，既可以加深对于儒家学说的理解，也可以加深对于宗教的理解。下面通过儒家之“天”与基督教之“上帝”的比较，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对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儒家学说之被称为儒教的确切含义

我们注意到，在古代中国，人们早就把儒教（儒家学说）和道教、佛教视为同类而并称其为“三教”了。如南朝道士陶弘景称：“万物森罗，不离两仪所有；百法纷纭，无越三教之境。”（《茅山志》卷八《茅山长沙馆碑》）又如北周武帝宇文邕说：“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此后，“三教”之说代代相因，一直延续到明清。这一历史情况清楚地表明：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说被视为一种类似于佛教和道教的文化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自三教鼎立之后，儒家学说更获得了“儒教”之名。

也有人指出，古人称儒家学说为“儒教”，其“教”不同于今人称某宗教为“××教”之“教”，彼“教”非此“教”也，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儒教”之“教”犹如“名教”之“教”，是指德治教化。此说固然似有理而可通，但既然如此，古之所谓“三教”之“教”，亦当作如是观，“佛教”、“道教”之“教”也应该作“德治教化”解。不过，照此办理，也并不能证明客观存在于古代中国的被当时人称之为“儒教”的东西与宗教无关，因为假使真能证明这一点的话，那末，同时也就证明了同样是客观存在于古代中国而被当时人称之为“佛教”、“道教”的东西亦都与宗教无关了，从而也就差不多只能说古代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了。可是，有谁能真正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呢？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人——包括否定儒教为宗教的人。

我们还注意到，上个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著有《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他把儒教与道教都纳入中国宗教的范畴。而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指出：“文明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他并且认为在决定文明的诸“客观因素”中，宗教是“最重要的”，因而将中国文明纳入“儒教文明”范畴，并称中国为“儒教国家”。（参见亨廷顿）韦伯和亨廷顿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对于我们来说，其观点是不容忽视的。

据上所述，我们已有理由相信，曾经被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儒教”的儒家学说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即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的文化现象。这当然意味着，我们也有理由把儒家学说来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探究其相似性。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按照这种宗教观，我们可以从关于“超人间的力量”的观念和信仰方面来比较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为了简便起见，这里仅拿基督教来同儒家学说作比较。

关于“超人间的力量”的观念和信仰表现在基督教中，就是关于“上帝”的观念和信仰。那么，儒家学说中是否也存在一种类似于基督教关于“上帝”的观念和信仰的东西？我们认为有这样一种东西，这就是儒家学说中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

二、儒教之“天”与基督教之“上帝”的异同

1.“上帝”是外于世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天”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宇宙主宰

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与世隔绝、外于世界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按照严密的说法，按照抽象的哲学的说法，是世界之非存在”。（费尔巴哈，第106页）

与“上帝”的这个特点直接相联系的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使自己皈依“上帝”，“使自己直接跟决定天意的、统括一切的、普遍的存在者联结在一起”（同上，第208页），从而就“使自己脱离了世界整体，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成为一个绝对的、外于世界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同上，第205页）。

就基督徒使自己直接与“上帝”联结在一起而言，他是内在地要求跟普遍的存在者融为一体的整体主义者；而就其将自己看作一个自足的整体而言，他又是内在地排斥他人的个体主义者。因此，在生活态度上，基督徒具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双重倾向：其宗教生活态度倾向于整体主义，其世俗生活态度则倾向于个体主义。

与基督教的“上帝”相对，儒教之“天”则不是一种外于世界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而是世界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在孔、孟那里，“天”实际上是指与“百物”、“四时”同在的上苍、苍天；董仲舒所谓“天”的所指范围较宽，除了上苍，还包括四时、昼夜、五行、山川等等在内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但其基本意思还是和孔孟宗教意识中的“天”相一致的。至于后来的儒教信徒，他们所信仰的“天”也不外乎自然之天：被今人通常归入到朴素唯物主义者行列之中的人固然如此，就是被归入到唯心主义者行列之中的人也不例外，如朱熹说：“苍苍之谓天。”（《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又说：“气之清者便为天”，“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于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同上）

将自然之天人格化，把它视为天下万物的祖宗，把它当作具有意志品格或道德品格并具有超人间的力量的至高无上的宇宙主宰来加以崇拜，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个特征不仅在汉儒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到了宋儒那里，表现得也很明显，如理学大师程子曾说：“万物皆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冬至祭天而祖配之。”（《河南程氏粹言》卷二）祭天，是天神崇拜最为显著的标志；而配之以祭祖的祭天，则是儒教把天神当作祖宗神来加以崇拜的有力证明。这种把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起来的崇拜形式，反映了儒教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宗教，具有一种类似于自然宗教（原始宗教）意识的品性。

因此，诚信“天”的儒家君子（儒教徒），绝无基督徒那样的超世之想，恰恰相反，他们是内在地需要世界的，他们愈是使自己跟“天”联结在一起，就愈是跟世界关系紧密。孔子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这是知“天”、信“天”者依恋于自然界、乐于与自然界为伴的宗教情怀的最好表达。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意谓：父母是值得尊敬的，百姓是值得同情的，万物是值得爱惜的。换言之，他人和万物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自己需要的，都值得自己去爱。这种爱人类、爱万物的宗教感情，使儒家君子在政治上把自己同国家联系在一起，爱君主如爱父母，愿意把自身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君主，所谓“忠君报国”是也。

2.“上帝”是唯一真神；“天”是众神之主

和犹太教、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亦是典型的一神教：在基督徒心目中，“上帝”是唯一真神。据《圣经》记载，上帝曾对摩西曰：“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转引自雅罗斯拉夫基，第448页）

儒教则是多神教，它不只是崇拜自然之天，同时还崇拜山川之类的自然物。中国历代封建帝王都有祭祀诸如泰山之类的名山的习俗，这便是受了儒教以及道教的以多神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意识的影响。不过，儒教的多神崇拜是以“天”为主要崇拜对象的，正如董仲舒所说，“天”是“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祭》）。

“天”是“百神之大君”这种多神崇拜的宗教意识，使儒教徒并不排斥而是可以容忍、接受“天”之外的神灵。一神教的宗教本性，使基督教排斥异教神灵，而对于异教有一种不容忍的态度。儒教的多神崇拜的特点，使长期受其教化的中国人具有较多的宽容精神。

3.“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天”是人类的老祖宗

按照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说法，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当初造人时，是用泥土首先造出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后来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后来成为亚当之妻的夏娃。所以，“上帝”与人类之间原不存在任何血缘上的联系。人类中惟后来成为基督教教主的耶稣，是“上帝”通过某种奇特的方式使玛丽亚感受“圣灵”而怀孕生下来的，是“上帝”的独生子。然而，就是有了这样一种事实上的血缘联系，“上帝”还是命令约瑟娶已经身怀耶稣的玛丽亚为妻，以便做耶稣名义上的父亲，以此来掩盖其事实上的父子关系的真相。这表明，“上帝”是羞于男女交媾而以之为罪过的，也就是说，“上帝”是以人类的生命为一种罪孽的。

相反，儒教之“天”作为人类的祖宗神，则与人类有密切的血缘联系，用董仲舒的话来说，“天”就是“人类之曾祖父”；同时，“天”还是“群物之祖”。（《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天”绝不以人类生命为一种罪孽而鄙视、厌恶之，相反是极其珍爱人类生命的；他不但生育了人类，还为人类的合理生活创造了一切必需的条件：“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春秋繁露·服制象》）；“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

4.基督教徒实在的“上帝”是耶稣；儒教徒实在的“天”是圣人

按照基督教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信条，耶稣作为“上帝”的独生子，是和圣父“上帝”原为一体的；为了拯救人类，他从天而降，投胎为人。这意味着，耶稣是既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的，他是“上帝”的化身，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即“基督徒们实在的上帝”（费尔巴哈，第210页）。

与基督教徒“实在的上帝”耶稣的身份约略相当，儒教徒“实在的天”则是圣人。如果说耶稣是基督教的教主的话，那末，圣人就是儒教的教主。和耶稣一样，圣人亦是既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的，惟圣人的神性不像耶稣那样体现在其原本与神（“上帝”）为一体，而是体现在其具有“先知先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圣人是奉“天”之命以化天下者，故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圣人之化天下，犹耶稣之以殉难为人类赎罪也，惟前者旨在使“天下归仁”而生生不息，后者则旨在使人类得救而入于天国。

但是，正如基督教是一神教而儒教是多神教，基督教的教主只有一个，而儒教的教主则有多个。被儒教徒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只是群圣中的一位。《孟子·公孙丑上》有如是记载：公孙丑曾问孟子：伯夷和伊尹怎么样？孟子回答：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古代的圣人。公孙丑又问：伯夷、伊尹和孔子不是一样的吗？孟子回答：不，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孟子认为孔子是“古圣人”中最伟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作为儒教的一位教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是“至圣先师”。

圣人作为既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的“神人”，具有一定意义的超现世性，即具有高于普通人类的品德和智慧。与圣人的超现世性相应的是，崇拜圣人的儒教徒具有一种超越精神。这种超越精神使儒教徒在政治上同现世的国家有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表示愿意“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又强调“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认为“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抑或不得已而求其次，“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按照“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的处世法则，装聋作哑，以全其身。即使像董仲舒这样的所谓“御用学者”，其“王权天授”之说也是根据“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所谓“《春秋》之法”提出来的一种“屈君伸天”之论（参见《春秋繁露·玉杯》），其根本目的乃在于强化神权，使君权服从于神权，从而实现儒教对包括君主在内的整个现实世界的统治。

正是由于崇“天”尊“圣”的儒教徒具有一种落落不苟合于现世的超越精神，敢于（至少在心里）藐视现世君主的权威，并企图以神权来限制和制约皇权，这就难免要得罪现世君主而遭到其迫害。因此，一个堂堂的儒家君子（儒教徒），必须具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论语·子罕》）的坚强意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气概和“杀身以成仁”的献身精神。儒教要求君子具备这样的意志、气概和精神，这一点反过来也正说明了它是在宣扬一种超越精神。

要学做儒家圣人，首先就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既是由“生而知之”的“先圣”制造的，它就多少带有“天启”的性质而略似基督教之《圣经》。但是，“在天主教的学说里，神圣的启示并不因为有圣书而结束，而是一代一代地通过教会的媒介继续传下来的；因此，个人的意见之服从于教会，就成为每个人的责任”。（罗素，第20页）而在儒家学说里，“先圣”去世则并没有留下一个类似于耶稣复活后升天所留下的被认为由“上帝”赋予了权力来解释其教义的教会那样的宗教组织，而仅仅是留下了由他所制造的经典；孔子强调“君子畏圣人之言”，就是要求君子学习和研究“先圣”之经典。

因此，按照儒教的教义，它多少有些类似于基督教新教的学说——这种学说“否认教会是传达启示的媒介；真理只能求之于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圣经。如果人们的解释有了分歧，那末也并没有任何一个由神明所指定的权威可以解决这种分歧……真理不再需要请权威来肯定了，真理只需要内心的思想来肯定”（同上）。儒教也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解释“先圣”所留下来的经典，正因如此，遂有中国古代经久不绝、历久弥新的经学的存在和发展。

经学的存在和发展，意味着原本是人人可以自己解释经典的。但是，“至唐时立九经于学官，孔颖达、贾公彦为之《正义》，即今所云疏者也。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至永乐中，纂辑《大全》……欲使道术之归于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顾炎武：《与友人论易书》，《亭林文集》卷三）官方日甚一日地介入经学，以致于牢牢把持了经学的解释权，遂使儒教学者们最终失去了解经的自由，真理变得完全要由现世君主所指定的权威来肯定了，经学也就丧失了其本来的意义。一部经学兴衰史，实际上反映的是儒教神权与封建皇权相互较量、斗争的历史：经学兴盛，意味着神权的强化和皇权的弱化，抑或神权对皇权具有较大的约束和控制作用；反之，经学衰落，则意味着皇权的强化和神权的弱化，抑或皇权对神权具有较大的反约束、反控制的力量。

参考文献

费尔巴哈，1984年：《基督教的本质》，商务印书馆。

古籍：《茅山志》，《广弘明集》，《朱子语类》，《河南程氏粹言》，《论语》，《孟子》，《春秋繁露》，《汉书》，《亭林文集》。

亨廷顿，1994年：《文明的冲突》，载《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报》第8期。

罗素，1997年：《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雅罗斯拉夫基，1988年：《圣经是怎样一部书》，谭善余译，三联书店。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冯国超（《哲学研究》2003年第12期）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注意：人民不是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而是通过人民代表间接行使国家权力“间接民主”）

<一>政体的一般论

1、政体：一个国家的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

常见国家机关

2、世界常见政体

我所讲的内容的梳理~~希望同学们按照这个提纲梳理一下思路~~~

一、什么是政治

从根源上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从本质上看，政治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和斗争；

从核心看，政治是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二、我国的国体（这是讨论国家的性质即国家权力归谁所有的问题）

<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归人民所有

1、国家的本质

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2、国家的属性

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阶级性（根本属性，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即国体）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

3、我国的国家性质

（1）含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2）特点

①最大特点：对绝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的敌人实行专政

②广泛性：权利广泛、民主主体广泛

③真实性：人民的权利有制度、法律和物质的保障

（3）“民主”、“专政”、二者关系p6

4、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p7

<二>公民的政治权利

1、政治权利

①选举权、被选举权

②政治自由：6个

③监督权

2、政治义务

①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②遵守宪法和法律

③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3、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①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②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③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注意：人民的国家要为了人民的幸福而服务，为保障和实现每个公民的权利而努力；相应的，我们每个公民也应该尽自己的义务，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评价:其实，理论都是马后炮。

22.明朝的万历皇帝曾连续28年不上朝，创造了中国皇帝的纪录。但是，这期间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均获得全胜。

评价:所谓“明亡于万历”，原来如此。

23.自1572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这7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共计约3.53亿两（保守估计，目前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并且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评价:资本主义萌芽？这简直是一只脚迈入资本主义了。

24.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掠夺的白银几乎都通过贸易的形式最终流入了中国。

评价:敢情是中国间接掠夺了美洲人民。

25.中国在明朝中后期曾经研究过坦克。（《武备志》等）

评价:这个比较雷。

26.1644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次大型鼠疫，造成驻守北京的20万明军全军覆没，这直接导致了明朝亡于李自成。

评价:人到底还是没法胜天的。

27.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明朝最后一个年号——崇祯，一共被朝鲜使用了265年。（《朝鲜李朝实录》等）

评价:那时候棒子还是挺重义气的。我也终于明白，进化论并不适用于棒子。

28.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总计存书3457部，79070卷，禁毁6766部，93556卷。

评价:真不知道这是修书还是毁书。

29.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产生的结果，支持战争的一方仅获得9票的优势。

评价:历史根本就是“上帝在投色子”，所谓历史大势基本纯属胡扯。

30.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有人在京城某仓库意外发现一批封存了200多年的火器。这批火器是明朝末年制造的，其中有的竟然比英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评价:这么多年都干什么了？不过，这也只能问清朝皇帝了。

31.清朝的道光皇帝为人十分节俭，喜欢穿有补丁的衣服，但打个补丁却要花四两银子。

评价:这冤大头，自作自受。活该！

32.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曾以12万对阵2万英法联军，结果阵亡3万余，而对方仅阵亡4人，但病死的却有几十人。

评价:嗯，这个……

本帖所列事实仅供参考，毕竟本人不是历史专业。有几位同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我在这里对各位表示感谢。

补充1.辽道宗耶律洪基曾写诗表达了后悔自己生在蛮夷之国和“来世做中国（宋）人”的愿望。与之类似的是，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朝鲜国王王颛也写诗表达了类似的愿望。

评价: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基本都是反的。当时萧峰阻止辽军南下，其实是救了他们。

补充2: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心史》等）

评价:进化论同样不适用于鬼子。

补充3:南宋开禧二年（1206）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000万贯钱，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清朝到1900年代为8000万两,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1贯钱购买力是清末一两白银的2倍。更重要的是，宋朝税率低于清朝。

评价:当我们的“专家”在不遗余力地为“康乾盛世”大唱赞歌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有一个朝代正在默默地受着后人们无端的非议，而这个人民生活水平十几倍于“康乾盛世”的朝代却正在人们尽情挥洒的刀笔之下“积贫积弱”着呢。

PS又PS:不少人怀疑中国史料的真实性。确实，很多史料都有不少错误，但如果通过对几种史料的对比分析，很多错误都是可以被纠正的。如果只看《明史》《清史稿》，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明朝有如人间地狱，清朝跟天堂似的；如果只看《元史》，南宋简直弱得没边了。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所修史料可靠性程度从高到底排列如下:

东周（春秋+战国）>汉朝>宋朝>明朝>元朝>唐朝>清朝（个人意见）

凤凰网历史综合

1.秦始皇灭了六国，但并未统一中国，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卫国。

评价:大概是秦始皇在阿房宫那边的工作太忙，把这事给忘了吧。2.中国历史上最牛的权臣是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护，他权倾朝野的时代历经西魏、北周两朝，这期间他一共杀了3个皇帝。

评价: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3.唐朝最强盛的“开元之治”时期，全国有户820万，是唐朝的最高值；而隋朝“开皇之治”时期，全国就有户890万。终唐一世，各项经济指标都没有恢复到隋朝水平。（《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

评价:原来唐朝这么差。

4.被“主流”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花了8个月时间，看过《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统计出来的，时间较紧，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评价:原来我们以前学到的历史都是骗人的。

PS: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产马地尽在蛮族之手，导致宋朝从始至终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躯抵挡蛮族铁骑的冲击，所以宋朝的胜利一般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倘若一段时期宋朝对外胜率低于60%，那基本就意味着亡国了。

5.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战负重是32公斤，训练负重还要高于这个数值；现在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的训练负重不到15公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人类在退化？（身体方面）

6.中国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城市化率达到惊人的30%以上；在所谓“康乾盛世”时代，这一比例也不过9%；新中国在21世纪初才重新达到这一数值。（《元丰九域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

评价:原来历史并不总是进步的。

7.同样是元丰年间，中国华北地区的钢铁年产量达到了15万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在1788年钢铁产量才达到7.6万吨。

评价:原来宋朝并不跟我们想象的那样差。

8.整个北宋时期，中国一直在扩张领土，直到“靖康之变”的前一年（1126）才停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

评价:看来我们真的误会宋朝了。

9.秦桧所创的“宋体字”是整个南宋时期的官方文书通用字体，尽管南宋大多数时间都将秦桧作为反面典型。

评价:看来宋朝时期的中国人还是挺理性的。

10.整个南宋时期，中国一直没有定都，临安府的级别不过是“行在”（陪都）。

评价:但最后跟定都没啥区别了。

11.南宋之所以一直偏安并非统治者不愿收复故土，而是因为民间反对的声音太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民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担心收复故土后宋廷会增加江南地区的税收来扶植已被女真人严重破坏的收复区。

评价:其实，人类就是这样的自私。

12.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高于知府工资。（宋朝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以上，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人民币）

评价:貌似现在只有欧美发达国家才这样。

13.中国南宋时期最先进的织布机有1800多个活动构件，其中有的技术是现代化织布机也无法达到的。

评价:宋代中国人的创造力真不是盖的。

14.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左右，经济总量却占到了全球的75%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4%。

评价:只能说那时的中国更像中国。

15.在1233年宋蒙联军攻打蔡州的时候，南宋名将孟珙救了蒙古将领张柔一命。4年后，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出生，而崖山一战灭亡南宋的就是这位张弘范。（《宋史》《元史》等）

评价:这让我想起了农夫与蛇的故事。

16.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至晚在1247年就已经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欧洲人在400多年后才发现，但在中国的课本上这个公式仍是以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数学九章》等）

评价:原来我们祖先什么都有，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17.蒙古帝国军队在13世纪的征战中共屠杀了2亿人，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项吉尼斯纪录，其中，仅中国境内就有6000万人死于蒙军屠杀；与之相比，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多桑蒙古史》《宋史》《金史》等）

评价:原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那些崇拜它的人赶快醒醒吧！

18.明朝在永乐年间与越南发生了一场战争。此战明朝军队号称80万，而越南军队更是号称700万，实际上双方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30万，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牛皮吹得最大的一场战争。[注:那时越南还是中国领土]（《明实录》等）

评价:幸亏朝鲜、越南都脱离中国独立了，要不然我们今天得跟棒子一个德行。

19.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吨位最大的宝船排水量约为7500吨。

评价: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比较恐怖。

20.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评价:确实是皇帝中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