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均在 11月25日宣布旨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数字；而且采取的基准年都是2005年，这和欧盟等国家的有所差异。此前我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承诺提出任何定量化的阶段性减排目标，此次指标提出，部分背景来自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达成相关默契。这次异乎寻常的中美协同外交行动，可以看作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中美两国携手治理世界的良好开端。

　　当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最终敲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而美国白宫也在11月25日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出席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美国还将在这次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此前，舆论一致认为因为没有获得参众议院的首肯，美国不可能在12月初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会议之前之中出现任何指标。

　　国务院采纳的是高标准的方案

　　二氧化碳排放比即碳强度，公式为：温室气体量除以GDP总量。“同时公布指标，有可能是奥巴马前几日访华，双方达成的默契。”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中国指标还是需要很努力的，40%到45%要流一流汗。”

　　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说，“指标是很多研究机构根据模型、预测最终计算出来不同方案，20%到25%，40%到45%都有，最后国务院采纳了比较高的范围”。

　　预期国家会设定很多产业的准入门槛，也会有很多经济和激励政策，来扶持低排放行业发展。比如核能、生物质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这也是对很多高耗能企业，尤其是中小高耗能企业的信号，长期维持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方式，肯定是不可以持续的。

　　GDP8%-9%对应碳强度40%-45%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认为，40%到45%的这个碳强度指标，并不会拖累中国经济，反而会双赢，这个指标的实现预设的前提即是中国将保持GDP增长率8%到9%。这个数字对中国节能目标、资源目标、低碳经济都有平衡效果。

　　“GDP增长率在8%到9%这个范围时，40%到45%的指标比较容易实现，低于百分之七点几，证明能源浪费了，如果是GDP增长率在11%到13%，反倒不容易实现，能源也浪费了，这是因为这个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是线性的，但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曲线的，另外一个范围内则超过了。”杨解释。

　　他举例说，1990年到2000年，GDP虽然比较高，但能源消耗强度比较好，当时能源和GDP的增长比较合适。但是2001年到2005年，我们的能源消费太高了，导致2005年我们要执行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

　　杨富强说，碳强度指标一定要有3个地方来分，按地区、部门和时间分。此前GDP能耗只按地区划分，再由各省申报，这是一个缺陷。比如说，按交通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建设部门等来分，以前GDP能耗就没有交通部、工信部什么事情，责任都在各省省长头上。以前是把GDP能耗20%平均分在每一年，这不是很合适。按类型划分的话，工业部门碳排放最多，其次是建设部门和交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

　　“碳指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国内所有产业征收碳税，然后慢慢发展碳市场。”杨说，据其透漏，中国的碳税政策也会很快出来。碳强度也可以换算成绝对减排量，比如按40%来算的，今年GDP是多少，到了2020年，GDP增长了3倍，3倍乘以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再乘以60%就是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据悉，清华大学、国家气候中心、发改委能源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参与了此项指标计算。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说，碳强度指标的公布是一个重大进展。最大的瓶颈是如何保证减排成本最低，国内的气候环境交易所应该合作，将4个指标：GDP二氧化碳排放比、GDP能耗、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交易市场真正运作起来。

胡主席在9月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宣布了中国的自主行动，到２０２０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１５％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０００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１３亿立方米。

今天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发布会上，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13%，到2010年的目标是20%。据悉，中国在2007年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到目前为止各个省区市都已经根据国家方案编制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科技、海洋、农业等部门也编制了部门的行动方案。

解振华说，经过四年努力，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5%提高到目前的将近9%。中国是人工植树造林最多的国家，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8.2%达到了20%，植树造林增加森林的蓄积量主要是增加碳汇。

企业与社会：责任神像

Adam Bird：由价值观驱动的企业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为社会和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做出贡献。您本人也积极参与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您如何看待这种角色的演变？

保罗·波尔曼：嗯，我想，这种贡献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在目前环境下，就更为重要。我想，你也听说了过去一年半以来的许多教训，可见贪婪和管理不当从某种程度上说会导致多么严重的恶果。在某些行业，贪婪和管理不当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并且常常对无能为力的民众造成极大的伤害。

维克多·弗兰克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在幸存下来后，他写下了《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当我们在东海岸塑起自由女神像时，却忘记了在西海岸塑一座‘责任神像’。”

很明显，这个世界面临太多的问题，贫困、水资源、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等挑战。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出一份力。坦率地说，这让我很有使命感。每天有大约20亿消费者使用我们品牌的产品，因此，我们有巨大的机会来接触许多消费者。如果我们做正确的事，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机会，就能推动社会取得大的进步。

在联合利华，我们将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品牌中。这是因为，我们的品牌需要增长，但归结到底，我们认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的品牌肩负着我们所说的“社会使命”。Ben and Jerry's 就是一个反对气候变化和核武器的好榜样。我们还有其他许多品牌也是这样做的：立顿和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ignment）合作，推广可持续茶园生产，多芬提高对女性健康的关注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品牌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整个组织本身，即联合利华这个品牌，或者说，其他公司的企业品牌，也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而且，坦白地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看到消费者也要求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遗憾的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低于我们的期望值。我相信，消费者设定的标准，包括他们的期望值、他们自身的主动性、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和他们自己的信念，肯定会随着企业的进步而不断提高。因此，肩负起社会使命的企业，从长远看，必定会更成功。

Adam Bird：您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重新赢回信任通常需要艰难和漫长的努力。

保罗·波尔曼：嗯，我认为，联合利华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但有句话说得没错，行为给人留下的印象无法仅靠语言来改变。信任很容易受到破坏，而重塑信任，却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明确地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认为能够有所作为的几个领域。

我们关注可持续性的采购。我们已经做出承诺，将使用可持续棕榈油。我们采购的所有植物都来自可持续渠道。我们需要确保采购的连续性。但我们仍然承诺使用可持续棕榈油，因为森林砍伐对全球变暖要负15%到20%的责任。因此，要考虑更广泛的影响，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产品。我们关注营养和卫生，原因显而易见，我们也关注水资源。这些领域都对我们的业务有影响，但这些领域也是我们认为能够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地方。

Adam Bird：工作之余，您也有一些兴趣爱好，其中一项是马拉松长跑。跑马拉松对您的领导能力有何帮助？

保罗·波尔曼：跑步给了我无穷的动力，不仅仅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还包括在和其他跑马拉松的人一起交谈的时候。这项运动太鼓舞人了。而且，我还为一项我们倡导的慈善活动跑马拉松，我们是主要的募捐者，这也是让我坚持跑下去的一个原因。这项慈善活动的目的是让东非的每个盲人学生在课堂上拥有一台盲文机器，而对他们来说，课堂通常是他们获得进步的唯一机会。盲文机器对视障人士来说，就好比是我们手中的笔。通过这次马拉松慈善活动，我们向东非提供了大约一千台盲文机器。

因此，我就是从这里获得力量。我称之为半个人和完整人之间的差别。我不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人们只会谈论我如何赢取市场份额。我宁愿他们谈论我如何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跑步能帮助我实现这一愿望。

领导力：敬仰甘地和曼德拉

Adam Bird：有人说领导力是一种后天学来的技能。当您回想起您曾经遇到过的导师时，一定会想起他们给予的教诲和指导。在您的人生发展道路上有过哪些良师？

保罗·波尔曼：嗯，我一直很幸运，能够与我尊敬的人交流思想。当然，首先，我们都有自己的家人。我的第一位上司就是一位出色的导师，不幸的是，他已经去世了。我遇到过很多我尊敬的人。不过，历史上也有很多良师益友。

我想说的是甘地、曼德拉和特丽莎修女，他们展现出来的某种领导力非常吸引我，这是一种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精神。这当然是领导力。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谈到第五级领导力2。我想，这些伟人身上所展现的正是这种领导力。

有这样一句话给我很大启发：如果你的开悟只是为了渡己，你未得要领；如果你通过普渡众生，来寻求自己的开悟，你就领悟了。我想，在当今世界，我们越来越需要这种风格的领导力。

Adam Bird：那么，这就是您对领导力的定义？您个人对领导力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保罗·波尔曼：我对领导力没有什么个人的定义，因为，正如我说过的，有各种不同风格的领导力。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其实每个人都是领导者。我对领导力的定义十分简单：如果你积极地影响了某个人，你就是一名领导者。我上个星期在肯尼亚，那里有一个12岁的女孩，她在自己的学校里为感染艾滋病的学生发起了一项倡议，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学生。她是一个领导者。

此外，那位承担起这些责任的老师，也是一名领导者，那些地方往往缺少这样的老师，他们每个月只挣100美元。因此，我们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的领导者，是他们让我们的社会运转起来。我想，最重要的是，人们能够成为他们自己。正如我说过的，我成为我自己，是因为我有心中的罗盘。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Adam Bird：虽然您担任过许多高层领导职位，但您出任首席执行官，还是第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呢？

保罗·波尔曼：有很多不一样。非常多。至少我喜欢这份工作，因此，一天工作24小时也变得轻松了。但是，很显然，从老师成为校长是不同的职业。并且，成为最终负责人，这显然也会带来很多其他的压力。我想，我必须要学会更明确、更好地确定任务的轻重缓急，这是对首席执行官的要求之一。

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都试图得到你的关注。你还要参加各种外部活动，这很重要。当然，在公司内部，你受到的压力更大，必须做到言行一致和言出必行。你的影响力扩大到很广的范围，随之而来的是许多责任。

Adam Bird：您认为，联合利华的同事会如何描述您这位领导者？

保罗·波尔曼：坦白地说，怎么描述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我希望，他们的描述中会有“正直”这个词。我还希望会出现“有远见”这个词。我希望会出现“关爱”这个词，但同时也希望看见“苛求”这个词。

（摘自麦肯锡全球领导者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