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讲“工业设计史”的过程中，重新温习包豪斯的历史。恰巧又找到王受之先生为包豪斯90年所做演讲，提到包豪斯校长格罗皮乌斯当时寄托的“social engineering”的办学目标，颇有共鸣。回想起来，包豪斯在当时设计手段和技巧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学术努力的同时，还背负了社会改良的责任，百年来仍为人所尊敬和膜拜。包豪斯学校在德国13年办学，培养设计专业学生一千多人，在纳粹上台之后被勒令关闭，欧洲开始经历战争机器时代，而包豪斯所倡导的和平、民主地利用机器发展社会，这种过于理想的现代主义设计理想在欧洲没有了市场。幸运的是，包豪斯的“救世”理想虽然没有在欧洲实现，其后，包豪斯教师以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移民美国，在美国开拓了真正的现代主义的繁荣，最终发展成为引领和代表全球一体化特征的“国际主义”潮流。

       在包豪斯思想以及传承者还未去美国之时，美国本土发展起来的是完全实用主义的、崇尚商业文明的消费主义设计哲学。与欧洲的包豪斯相比，美国的设计哲学从来未背负过改良社会的责任，这从美国20世纪初最成功的工业设计师罗曼德.罗维身上可以看出来，他本人曾经说过“每当人们在讨论设计的真诚，我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汤勺”。包豪斯的传承者密斯等人到美国之后还是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最终，现代主义在美国形成的更多是一种“国际主义风格”。从他们所经营的项目以及实施方针来看，在美国的社会现实下，消费主义是主流，改良社会的包豪斯理想在此已经不合时宜了。

      如果以时光穿梭机的角度同时透视当下中国社会与20世纪初的美国，会找到很多共同的特点：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横行，制造业兴起，企业家感受到设计对于商业促销的作用，从而有意识加大设计创新的投入，设计之于商业的促进作用被企业与民众广泛认同。中国经济对设计的逐步认同也是基于当前国民经济结构的形势，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分工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奠定了“made in China”的局面。全球制造业末端的利益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许微不足道，美国欧洲这些国家看不上这块奶酪，可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制造业被中国垄断的局面的确会触动大多数国家的核心利益。回顾二战期间的全球经济布局，美国的制造业正是利用这个难得的黄金时间发展起来，设计对于制造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而到了20世纪中期，欧洲与日本经济复苏，与美国信奉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的态度不同，欧洲与日本都通过政府立法来协助企业的设计创新活动和人才的培养，由此确立了设计创新在本国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英国、日本以及韩国都享受到了设计创新对经济文化发展带来的明显效果。事实证明，设计创新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作用是明显的，而设计之于国民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至少各国本土设计的特征和风格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着本国国民的经济消费能力、审美水准与品位。

         近年来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业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顺利发展后，开始面临国际舆论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剥离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国际社会责任。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受欢迎大部分时候来自于其价格优势而不是设计的精良和对用户的关爱，这是中国制造被国际社会诟病的地方，广东地区部分非良性的“山寨”经济（当然那些根据本土优势发展出来的山寨创新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对于中国制造业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过程会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来看，中国本土的设计创新发展是缓慢的，真正的创新基因没有植入到我们经济的血肉中去。真正影响到我们中国设计创新基因形成，关键在于我们的土壤。如果土壤不提供相关的营养成分，任何好的创新基因都无法存活。而好土壤的形成，一方面靠国家宏观层面的关注与扎实投入，为整个创新基因的土壤以及创新生态链的构建需要政府企业机构提供助力；另一方面通过设计教育对国民意识的渗透，从而提供普通大众的认识水平和品位。中国的人口红利时期已经来临，我们所面临的人口结构的变化跟美国当年的丰裕社会时期非常相似，美国当年的“teenager”成为后来的消费主力军之后，美国的消费文化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至今美国还是全球重要的商业消费文化的输出地。我国的生育高峰主要在五、六十年代以后，凭借“人多力量多”的人口优势，70后、80后乃至90后的观念与品位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基因。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