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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与“护黑”缘何是一人？ 2008-06-25 09:01:51 来源: 新民晚报(上海) 作者：杨涛 张建明是谁？辽宁沈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曾因主办辽宁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赞为“打黑英雄”。然而，同一个张建明，6月20日在辽河油田看守所受审，他被控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并接受贿赂。 张建明的所作所为完全颠覆了人们心中“打黑英雄”的形象，“打黑英雄”竟然可以与“黑保护伞”集于一身。事实上，“张建明现象”并非个例，比如原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却也是当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此外，个别“反腐英雄”同时是腐败分子，比如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副局长韩建林，曾因查办沈阳市前副市长马向东贪贿案荣立一等功，自己却也是一个腐败分子；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在任期间大力查处了不少腐败案件，后来自己却因为腐败而身陷囹圄。 看起来，人性真的是复杂的。我记得某部电视剧中有一句台词如此说道：“你自己都不腐败，你怎么能知道别人怎么腐败，怎么来查处腐败呢？”这句台词你大可当玩笑，但不无道理。某些“黑保护伞”与腐败分子，他们正是因为熟悉黑社会与官场的腐败内情，所以查处这些犯罪显得得心应手。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黑保护伞”与腐败分子比起其他人更有“打黑”与反腐的动力，因为可以借机铲除他们在黑社会与官场的对手。张建明打掉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未必不是在包庇、纵容郝万春涉黑犯罪团伙。 所以，在个别“打黑英雄”、“反腐英雄”眼中，所谓“打黑”也好，“反腐”也罢，都不过是他们晋升、立功的台阶而已，他们如此卖力去“打黑”“反腐”，不过是为自己晋升加上重重的砝码，并且顺便还可以铲除对手。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更谈不上什么疾恶如仇，维护法律的尊严。这与他们的道德素质、思想觉悟有一定的关系，但根本还在于用人制度、监督制度的缺陷。如果用人权完全在上级，群众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他们就可以不顾当地民众的感受而为所欲为；监督制度不完善，他们就可以利用将“打黑”“反腐”的公权力转变为“黑保护伞”与腐败的资源。 今天，各报都刊发了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工作规划》就“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强化监督制约”作出了重要部署。我希望有关部门也注意到，“打黑英雄”与“黑保护伞”、“反腐英雄”与腐败分子合为一体的现象，并对症下药。 来源：http://news.163.com/08/0625/09/4F987LPC00012I5M.html
需要检讨的不仅是汇报材料 2008-06-25 08:58:06 来源: 东方网 作者：鄢烈山 资深评论员，杂文家 贵阳市修文县向国务院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第七组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汇报材料竟系抄袭该市息烽县的同主题材料，不同之处“全市烟花爆竹实行‘禁改限’”，则是照搬自贵阳市另外的安全工作材料。看了这个新闻，我连啼笑皆非都说不上。没有死人失火，不过一起安全汇报文字事故，自然轮不到我啼哭——估计因此受到严厉批评和处分的撰稿人，若是刚参加工作而受此重挫，可能会哭一鼻子；负责审稿把关的小领导若因此丢了升官机会，他和老婆也可能相拥而泣。当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笑，这事虽然有点滑稽，却一点也不幽默。 这事如果要总结教训，站在修文县相关责任人立场上，第一是不该藐视这个“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第七组”。众所周知，从有工作组、检查组以来，其组员都是从各地抽调的职务并不高的干部，名单上的领导干部多是挂名，真正的重要人物日常工作决策离不开他们呀，所以只是偶尔挂帅“下去”。今天的城市“创卫”检查评比如此，高校评估也是如此。但是，要向前些时轰动传媒的恭迎检查组年轻女秘书的那些校长们一样，来的都是领导，一定认真对待。毕竟，来的人官小衙门大，冠名是“国务院……”哩！凭他们钦差的身份，有所不满而宣之于口，媒体就敢于报道出来，让你千夫所指。“督查组负责人严肃地指出，地方政府要端正态度”，当然说的是对安全工作的态度，但我也不妨借来指汇报工作的态度，同样都是“绝不能应付敷衍”。第二，在文字技术层面，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么不认真呀。如果对于所做的实事无话可说，如果对于接待方方面面的检查、考查、督查、调查、评比、评估不胜其烦，那就抄自家从前的同题汇报材料，改动一下数据与日期，加几个与时俱进的“大词”；要不从外地同行处抄，从网上搜集公文素材搞“混合加工”，总之抄袭也要“兔子不吃窝边草”。 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我既充过检查评比组的官员，也起草过这类汇报材料和讲话稿。做前者，装模作样，混吃混喝，很舒服；做后者就很厌倦，正像临考的秀才对他老婆说的：当然比你生小孩子还痛苦，你生小孩是肚里有货，我是搜索枯肠，做无米之炊！老实说，做文字秘书写汇报材料真不是好差事。 如果深一层反思，我想起一则讽刺官风不正的顺口溜：“慷慨激昂说假话，认认真真走过场”。若说民谣不足道，则“中国第一村”书记吴仁宝同志总结他数十年政治经验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是“以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这话我在华西村听过，在相关文字材料也看到过。它的意思之一是，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逼出来的。当然他的“形式主义”搞得技术含量高，能让上边来人满意而归。但不论怎么说，那都是不正常年代的“政治智慧”，是中国的悲哀。 地方政府应当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政治原则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人民政府的本分和职责，这是不容怀疑的。但就安全措施落实来讲，最有效的当然不是“钦差”的督查，而是生死攸关者的自我维权，是利益相关方的自觉约束。如果安全受到威胁的工人、安全隐患周边的居民，有顺畅的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志，有足够的讨价还价权利，安全状况就可得到群防群治；如果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安全事故发生后受到的惩罚（包括刑事惩治与惩罚性赔偿）损失足够大，它们权衡得失也会下真功夫搞安全。 单就上对下的督查来说，与其坐在办公室听汇报，不如随机取样到实地多看几家；汇报材料也可以细致地表格化，只要受检对象照单填空，拿出经得起核查的数据来。学生考试和大学评估都实行“量化”了，安全生产更应该搞“数目字管理”。另有什么经验或补充资料另写另呈不就完了，何劳秘书绞尽脑子炮制空话套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