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叠印在迁移中的光景
当我跟着七节从北京飞到温哥华落地那一刻，我的头脑浑浑噩噩。温哥华的天空一片洁净明朗的蓝，阳光很足。那是温哥华的2008年9月28日中午12点。中国大陆此时此刻正沉睡在后半夜的3点钟。事隔一年，我坐在一个没有七节的地方写下这些文字，仿佛我走了很远的路，也仿佛距那一天落地已是很久远的时光。
我们逆时飞行11小时，从北京的2008年9月28日下午4点，飞到温哥华的2008年9月28日中午12点。仿佛再多飞一些时候，我们就会飞回到2007年，然后一路沿时间之轨倒退回去。但一切就随着那一天的降落顿立成一次时间表上的定格，北美的日子就从那一天开始了。是往前走，不是往后退。
这个印象回映出来，另一个印象也不断出来交叠。那是1977年8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走过四千多里路，从中国东北去到西北。他们在西边的河套平原安下一个新家，之后在他们自己的哭喊声中过了许多年。那一年，男人三十三岁，女人三十二岁。不顺心是女人到达西北后的最大感受。她茫然跟着一个男人，千里迢迢不知要去的前方什么样。她把一切交给这个男人，把一切交给了命。
许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到她当时的感受。她从自己的世界一下坠入别人的世界。那个不属于她的世界一片陌生和冷漠。周围人满口异乡方言，满是异样的眼光，都在看他们这一家子外来人怎样地一遇事情便闹笑话。她怀抱小儿子，拉着大儿子，后面跟个向来跟她作对的女儿，面对的只有一个男人。对这男人，她像靠在一根稻草上的小虫。男人的心却像从来没有同她交合或并行过。她整天对着男人哭，把所有的不顺心不如意统统地哭给他。给他压力，她感到这样会轻松许多。她顾不上去想初来乍到的男人是否同她一样的心情。一个陌生的家门摆在面前时常使她怅然若失。这种情况下，打孩子是他们唯一可以轻松发泄的办法。她对那个犟得出奇的女儿恨得咬牙切齿，她不止一次地骂这个女儿同时也狠狠骂着男人：“随了你们老周家那个瘪根儿！”
她激怒了男人，在男人的毒打之下嚎啕大哭。三岔子那一大家子的亲人越来越远地退出了她的生活，她那时能够交流的人只剩下这男人。她每天面对家里那个小小的空间，气量与心胸越变越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激怒她，使她大发雷霆。她的身体也越来越糟，有时一天之内百病齐发。
她是我母亲。我是那个不听话的女儿。她和父亲在我不足六岁的时候把我、两个弟弟带到巴彦淖尔——黄河边一个叫临河的小城。
我家搬到后大套的第二年，母亲收到她哥哥的来信，信上说：“我们亲爱的母亲，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天，母亲拿着信，不停哽咽，没有哭喊，她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唱歌。连续不断地，一整天一整天地唱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想念你呀，毛主席呀毛主席……”
她的泪水连绵不绝地流下来，我们推门进屋的时候，她都趴在小炕上哭着唱。
1976年，我们还在东北，那是到后大套的前一年，新中国的大救星毛泽东刚刚逝世，母亲站在东北我家狭小幽暗的屋子里，也是这样在唱。屋檐上的茅草垂落下来，家家窗框上都系着白布条，人人胸前戴朵小白花，还有胳膊上的黑袖箍。一年过去，生活环境变了，同样的情景发生了。亲娘没了，没有白布条、小白花和黑袖箍。没有全中国的人陪她一起哭。她只拿着那封信独自哭着。边哭边唱。父亲一声也不吭。他们不可能赶回去吊丧。四天三夜的硬座火车，拉着三个孩子，经过多少回中转，住过几次招待所，蹲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过了几回夜，这一路走得怎样艰辛，只有从头到尾经过了才懂。那一年，他们刚刚在临河落实工作单位，家还没怎么安好。
两个大孩子站在地上，一岁的小孩子坐在炕上，六只茫然的眼睛看着父母亲。他们眼里，父母亲无助的身影印在了一面墙样的那一年。许多新日子的到来推走了那面墙，墙上那些整片的零碎的光景图却没有被推走。坐在温哥华市某个窗口，黄昏时分窗玻璃上映着整齐有序的窗外街道，和街道上来往的车辆穿过绿色的树林和草地，完全不同的景像上还映着1978年的我母亲孤独地躺在临河我家小屋土炕上的身影，她看着站在地上的两个孩子，泪眼婆娑，向我和大弟分别发问：“妈死了你哭吗？”我们都不吱声。
“妈妈明天就死了！你们跟你爸爸过吧。明天你们就成大孤儿了。”
在巴彦淖尔临河那早些年的日子里，母亲非常怀念她的三道湾，那是长白山地区一个叫三岔子的小山镇里的一小片地方。那里有她的娘家和她的童年、青少年时光。黑土和黄土，不同的两个地域，不同的两种情绪。后套日子的到来，随着他们孤独心情的到来而苦难丛生。母亲每当与父亲发生战争，都声嘶力竭地叫骂，哭哭啼啼地想要回到三岔子。她越是如此，父亲就越是打她让她气到崩溃，他们都没有管过对方的感受。被紧迫的日子逼着，来不及去管别人。
孤独从他们落地临河的第一天开始。我的印象里，那天没有人去火车站接我们。我忘记了是怎么到达的爷爷家。爷爷不是父亲的父亲，他是我们的叔伯爷爷，南方人叫叔公。一位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军人。路途中，火车进入河套平原，父母和母亲曾趴着窗口望着窗外，说你看这儿没有山。我们也都望向窗外，他们之间的气氛和谐，对新生活是一种迎接的姿态。
2008年9月28日，我跟着七节走下飞机，在无边的困倦与头痛欲裂中，七节的朋友肯和艾润从温哥华国际机场接走了我们。这是一对夫妻，两个台湾人。这天接了我们之后，他们就要飞往台湾，住个一年左右再回来。走前，他们已卖掉在加拿大的房子。房子里的家具、餐具和各种东西分别送给了一些朋友。他们接我们，之后由我们开他们的车回温哥华岛，车子在我们那里保存一年。这些都是七节设计的。也都准确无误地按计划进行并完成了。从机场到机场外套在大温哥华地区里的列治文市，到处都是汉字招牌，这是一种熟悉。仿佛这国家已是华人世界，不讲英语也不要紧。他们带我们到一家奥菜馆，那是座挺有规模的饭店，他们在我到达加拿大的第一天，用海鲜和三文鱼招待了我。这情景生不出孤独感来。尽管在飞机上我曾被孤独与恐惧侵袭过。
这孤独与恐惧都来自于七节。飞机是中国航空公司的，满舱中国人，满耳中国话，且是标准的普通话。外国人没见着几个。大家都是去国。却不见得是一去不回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南京也好，北京也好，巴彦淖尔也好，与朋友、家人告别得欢欢喜喜。离开南京那天晚上，天空下着雨，两位好友去南京站送我，一位开车，一位帮我拿着九年生活里最后精减留下来的一点东西。时间很早，我们停车在站外有光鲜路灯的大雨里说说笑笑，谁也没有告别的感觉。他们说，这是因为我去了一个光明的地方，因喜事而走。假如被流放，那走的心情就大有不同。挥挥手，离开得都很潇洒，那忧心忡忡的一句“保重”都免了。这是我有史来遇到的最明快的一场告别，也是我一直喜爱和赞赏的告别场景。踏上飞机离开北京的一刻，是告别过去迎接新生活的心情。
飞机上，我和七节的座位挨着，中间隔着一个过道。与我并肩坐着的是一位十八九岁的男孩，靠着窗。我和他协商能否调个座位。男孩迟疑地看着我，说他第一次坐飞机。于是被七节堵在里边的外国女士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我。中间的座位长长一大排，越靠里面越不容易出来。晚饭后，我到卫生间去洗漱，七节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双腿长长地伸展着。我刚走进卫生间关上门，飞机剧烈晃动起来，我站立不稳，一手抓着洗漱用具一手紧紧抓住台子。播音室接着传出语音：现在飞机出现故障，请大家立刻回到座位上把安全带系好，卫生间停止使用。我拉开门就跑出来了，迅速回到座位边。七节仍然睡着，身体摊得很开。我推推他，他好不容易睁开眼睛。因睡眠被搅他有些烦躁，严厉的目光看着我，问洗了没有？我说没有。他皱起眉头，说去，去洗呀。说完又闭上了眼睛。我说播音室让赶快回座位，飞机晃。他不耐烦起来，说你听他们的！经常这么说。去，洗去！恐惧感就这样来了。我站在过道里，不知该回卫生间，还是再要求七节让我回座位。我四面看看，大家都在座位上，没有航空人员。我一手拿着洗漱用具，一手想要抓住哪里。当我伸手抓向七节前面座位的椅背时，七节又睁开了眼睛，吆喝一声，去呀！我不走。他冷冷地问你要干嘛？我不情愿地重回卫生间去了。恐惧感随着递增。我想，如果七节不这么冷酷，我前面的恐惧感兴许会逐渐弱至平息。如果他不这么冷酷，可能我之前的恐惧感也不会生出来。过后回想，座位上的其他人似乎并没有慌张的神色。那只是飞机的一次小故障，也许时常发生。七节飞机坐多了，自然有经验。但那递增出来的恐惧感确实不来自飞机，而来自七节。
我回到卫生间关上门，飞机依然晃动着。我特别渴望有一个航空人员出现，强制我回座位去。这样七节就不得不移开一点他的身体让我坐到我的座位上。没有航空人员出现，也没有别的人出现。很多年的独自生活，我自认遇事已能够从容应对，也确实从容应对过很多事情。尤其在南京的九年偏后。但北京飞往温哥华飞机上那晚的重回卫生间，我变得胆颤心惊，害怕到极点。我把牙膏挤到牙刷上，想接一口水在嘴里，没有杯子。我从前旅行和生活中专用的牙具筒被他精减掉了，因为他从来不用这些东西，也为了节约空间和重量。我打开水笼头，想把头伸上去。但那水笼头和半球型的光瓷水池半径在同一平面上，我没办法把头伸进那个半球体里放在水笼头下面。倒是一伸头就在晃动的惯势下撞到水笼头。额头和下巴撞过两回，失败感很强。水一直开着，我一直够不着。用手接一把，没到嘴边全扬洒到地上了。反复几次，地板上全是水。我开始强烈地想念我那用了多年最终被扔掉了的牙具筒。既可以装牙刷牙膏又可以当杯子接水的塑料小长筒。同时我也开始怀念所有因这次远走而不得不扔掉了的东西。
怀念毕竟没有用，还得想办法解决眼前这点芝麻小事。于是不用水了，直接把挤了牙膏的牙刷伸进嘴里。牙没有刷两下就因飞机的晃动而在嘴里东戳西捅，疼痛很快麻木了上下嘴唇，血也顺着没来得及起泡沫的牙膏流出嘴外。刷牙没法继续，嗽口也接不到水。机身继续摇摆，我扔掉了牙刷、牙膏和毛巾，死死抓紧台子。小小的空间里，我东倒西歪，东撞西摇被甩了个够。我忍不住哭起来。一会抓着水笼头，一会抓住柜子和门把，我哭得肝肠寸断。没有人开门来救我，这卫生间的隔音太好了。
我得自己出去，无论如何得回到座位上去。就算飞机真的没事，我也不该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事。是的，这全是自找的。我该在七节强硬的态度下比他更强硬才行。我于是用毛巾抹抹嘴，拿起牙刷牙膏出去了。走到七节面前的时候，脸上还有泪痕。想越过他到座位上去，试着从他伸展得很开的身体上迈过去，还是把他弄醒了。他还是睁眼看看我，问洗了？我说没有。他从齿缝里挤出一声“啧”，不耐烦地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我做错事似的跟在后面。进了卫生间，不能挤下两个人，门开着，我站在门口。他进去做示范给我看。打开水笼头，双手接一捧水，越过横堵在水池上的水笼头，水全流掉了。他于是洗毛巾，用毛巾擦脸，擦脖子。再试图往嘴里弄水，水还是洒了一地。他双腿大叉开，支在卫生间的两头。接不到水也就算了。挤牙膏刷牙，倒没怎么挨戳，似乎机身晃动得不那么剧烈了。等他漱完口，满地都是水。他说，这里本来有一撂纸杯来着，可能用完了。
他几下子搞好自己，把东西给我。我说我不用了。他转过脸来严厉地瞪着我，说怎么不用了？啊？不就是刷个牙吗？我不吱声。他一抬腿出了卫生间，说管你！东西扔在台子上。我拾起来跟在他后面回了座位。又把东西给他，让他放进包里去。他烦躁地重新起身，打开头顶的行李舱盖，把东西放进去。他不满地咕嘟着，像收了个不合格的学徒。然后他闭眼又睡他的觉。我看看他，孤独感像一股黑水很快没过我的头顶。所去的前方好象也变得并不像所说的那么光明。
飞机已飞离中国了，窗外什么也看不见，所有的小窗都关着。如果它还在东半球上空的话，外面应该是夜色。机舱里亮着灯。我看看周围，一片沉睡的旅客。我再次压着声音哭起来。七节微睁开眼睛瞅瞅我又闭上，脸扭到另一边去了。我抵住胸腔哭了许久，坐在我右边的中年男人终于忍不住问我：“怎么了？需要什么帮助吗？”我依然哭着。他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抓在了手里。他又关切地往我这里看了两眼。七节终于说话了，抬抬他的身子对那男人说：“没事。”男人靠进自己的椅子里去闭眼睡觉了。
渐渐地我不再哭了，不知何时睡着，中间也不时醒来，看看机舱里明晃晃的灯光，醒一阵睡一阵。这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体验，又把我带回到国内的火车长途旅行上。1977年的那一场四天三夜的漫长旅途不会再有了，2002年我从南京到新疆伊犁去也不过72小时。从1977年以后的陆续许多年里，我的父母亲，我，两个弟弟都在不同时间回过东北。仍然要在北京转车，到东北境内也还是要再转两三次，但不再那么漫长了。火车提速了许多。我从1995年在临河过完24岁的生日后离开家，从此飘荡在中国南北东西各处的日子里，也再没乘过那么漫长的硬座火车。乘卧铺的时候多了。从北京飞到广州只要2小时。但是从前在火车上一连渡过好几天的旅程感受还是新鲜的，每回重返那情景，都像刚刚发生过去不久。耳鼓回荡着火车喀嚓嚓的声音，一连好几天走在路上，睡在床上都有火车的摇摆和震动感。七节说，船上的人在海里漂泊几个月再上岸后，都是东摇西摆连路都不会走的，要很长时间才能够重新适应陆地生活。而我们以后的主要生活可能就在海上在船上了。谁让我们都想周游世界呢？正因如此我们才有机会组合到一起。现在船在温哥华岛上的一个院子里，等着我去帮他一起造完呢。这种生活憧憬，还是会把许多的不愉快给淡化掉。所以，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落地温哥华的一刹那，与1977年落地临河的一刹那大有不同。困倦与劳顿中，我仍有幸福感。一个全新的地方，这片土地上的人在我到来的第一天友好地迎接了我。
必须要说的是，这重叠起来的两个迁移景象，与背景中的两个国家无关。1977年的中国，2008年的加拿大，没有任何可比性。是这一场迁移，不知不觉间唤醒了我印象深处那31年前父母带着我们的一场迁移。
走出温哥华机场那一天的餐桌摆在下午三点多，中国大陆已经是早晨。我们相当于一夜未睡。是飞机在地球上空的逆时针飞行，和地球的顺时针自转，挤去了这一夜。我们恍如在24小时里一直相伴阳光，从白天到白天。也许因为困乏和疲倦，当时没有饥饿感。
我睡眼朦胧，雾里看花样地看着阳光下的温哥华和饭桌上的人。然后略有恍惚地离开饭店。七节开了肯和艾润的车送回他们，就载着我往渡轮码头去了。将车停在等候上船的行列里，我们到码头明净的店内小逛。码头前那宽阔宁静的街道使我第一次感到加拿大空旷。从码头到渡轮上，七节忙着给我拍照。这是我安全到达并很快乐的证据。国内有一大票人在等着看我此次人生行程的状况。照片发在网上是一种说明。他们想看童话故事里的人，“终于走在一起，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后面这些童话故事不再讲下去的事情。于是在温哥华岛上的许多日子，我为他们接着讲童话故事仿佛成了一项任务，它进入我的生活，成为生活里的主要内容。我们到美国，环游加拿大，出游南美洲乃至最初计划的一起周游世界，仿佛也都是为了向一些人炫耀业绩，讲述故事。讲那多少年里我们看到别人写的童话情节到某处戛然而止再也不讲下去了的故事。是的，童话只能到那里中止，后面的生活不再属于童话。可人们还是想看，谁让前面的童话被渲染得那么美呢？
当这一切发生并且继续下去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想找回已经不可能了，七节变成了不是与我一起享受生活的人，他加入到了配合外界的行列，逼着我把自己的生活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他从未变过，他本来就是那样。于是拍照片，在网上发照片，加一些美丽的说明文字成了我们的最终目的。哪一天的出游或者不同日子里的事情如果没有拍下来，这一天便白过了，这个地方便白去了。即使照片拍完没有发在网上，也使得我们的日子没有意义了似的。我们站在宁静的三文鱼的故乡水闸前，望着三文鱼在清清的水中游荡，那时我是真的想拍照片了，不为什么。就是想拍。我问七节带相机了吗？他说没带，这里你不是来过吗？照片早拍过了，周游世界比这好的景色多了去了，南美那一万多张照片你还都没发给人家看呢。不给人家看，你拍它干嘛呀？
七节的不同在于，他能够享受这种炫耀，他很享受被人羡慕的感觉。这些没有了，他还会创造出来。但是每次我在上传照片后加说明文字时，他都在旁边一脸嘻笑，说美眉又在吹牛了。甚至还在拍照阶段，他就已经边拍边说，美眉要吹牛喽！对这种所谓“吹牛”，被羡慕的过程，到七节那一脸嘻笑的态度，我都不是很享受，还微有一点别扭。有时为了消除这种别扭，我会很长时间不在网上发照片。这个时候七节会追问，前几天的照片你发了吗？怎么不发呢？
发漂亮的图片，本来是我很乐意的事情。发的过程是种快乐。有人看到是种分享的快乐。得到回应是种勾通的快乐。后来感到别扭了，也许也是跟七节的态度有关吧。
从温哥华到温哥华岛的那天，站在渡轮上的风里，今天看着那时拍下来的照片，依稀还能身临其境我当时的兴奋，面对他的镜头全是快乐神情，那一夜未睡的事情也恍然从未发生过。当然，也不排除夸大快乐的嫌疑。
就要到家了，想象也就多起来。之前许多的日夜，我都想象过有一天站在七节自己盖的白色小楼前面，会怎样。会不会情不自禁地流泪，会不会有朝圣之感，甚至像藏人同胞那样匍伏在地上。七节的白色小楼前后都是一片开满蒲公英花的草地。哪个结婚纪念日，我若再穿上白色的婚纱坐在这小白楼前的草地上，那是怎样的美景。但是下了渡轮后，他一直开车，天不知什么时候黑透了，我们终于进入黑夜，我也终于支撑不住睡着了。中间几次醒来，都看到他在黑暗里开车，周围仿佛全是岩石与悬崖，一不小心就会撞向哪里或者坠入哪里。那是他常走的路，他一路注意力都很集中地开着车。我看他一眼立刻就又睡着了。这路开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我意识不到这已经是在温哥华岛上。那漫长的回家的路，好象依然遥遥无期没有尽头。那晚到家，我感到是从中国的深夜进入了温哥华的深夜。白天成了某种幻觉。他说，我们家到了。我抬头看看，正是他传给我的一张又一张照片上我看过许多次的小白楼，一模一样，有熟悉感没有神秘感。我随着他下车跌跌撞撞地进了门。里面还是工地模样，凌乱繁杂，灰尘很厚，房子盖了好几年还没盖完。楼上有大小两间屋子已经装上木地板，墙壁也漆好了，梳妆台是他自己做的。只有一张小床放在小屋，大屋放他的电脑和一些工作台。大屋是他计划中做主卧室的，里面套了个卫生间，弄完了，铺了白地砖，只是没有铺好，马桶前面的两块砖松动了。淋浴室和洗手池在里面各占了一角。全是临时状态。他说，等着美眉来干活咯。我累得顾不上搭腔，倒下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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