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昨晚为止，08年末的所有影评都观赏完毕，而用《叶问》来做年终鉴赏的压轴大戏，值！在看影片之前，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功夫片和人物传记片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当从影院都出的那一刻，不由感叹：08年最值得看的电影是《叶问》一点儿也不过分！可我想写的确是李钊这个角色！
　　
　　当影片中的叶问打败了观众们的假想敌之时，他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完美符号。大众的民族情绪被挑拨，难以抑制的激情在胸中蔓延。我们起立鼓掌，我们振臂高呼，我们痛快地沉浸在对一个完美意象的YY之中，仿佛我们自己的身体正在融进民族英雄的伟大人格，尽管实际上，这不过是场错觉。
　　
　　而香港演员林家栋饰演的翻译官则在眩晕的狂欢中被隐去了，这是一个无比丰满的实在，足以在电影史上留下他的踪迹。
　　
　　“翻译官”——我们已经对这个角色习惯到了麻木的程度，从《地道战》到《鬼子来了》，这历来是一个集万千丑恶与一身的令人忿恨的影像符号。而在抗战史上人数更为众多且更应令人忿恨的人群——“日伪军”则被放置为一个尴尬的存在。那帮1·5倍于侵华日军兵力的真正“走狗”曾在历史上无情地杀戮同胞并用自己的身躯铸造起膏药旗师团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抗战军民引以为荣的战绩无不充斥着百万日伪军的尸骨，而真正被击毙在“支那”土地上的“皇军”数量却不过区区二十余万，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警醒的事实？而在影视作品中，“翻译官们”却替代了这些人成为了被口诛笔伐的对象。在山大柏的自传《我是日军翻译官》中，他细致地描绘了游走于时代狭缝中的小人物的无奈和心酸，让读者对“翻译官”这个形象有了更加清晰饱满的认识，无论叶伟信同志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或许他早已经在漫长的影视误读中积聚了强烈的平反欲求，所以才塑造出“李钊”这么个不一样的翻译官出来，从而为《叶问》平添了更多的蕴涵和力度。
　　
　　回顾整部影片，“李钊”可以说是除“叶问”以外着笔墨最多的人物，实际上也被林家栋塑造地更为饱满出色。这个人物很符合悉德·菲尔德的编剧原理，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做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并且人格转变的轨迹清晰可见。影片刚开始，李钊以佛山警官的身份出场，言谈举止之间将这个小人物的市侩和刁钻表现得淋漓尽致，日军占领佛山后，他又迫于生计充当起了翻译官，叶伟信巧妙地布置过一个细节：就是当李钊为避日军耳目而将叶问一家收留在自己家中之时，我们通过摄影机镜头看到了他家里老弱妇孺的窘迫景象。做为一个不会功夫又贪生怕死的凡夫俗子，只有凭一口流利外语安身立命的本事，不选择当翻译官那简直是情理不容！为日军招募人肉沙袋一方面是迫于淫威一方面也切实考虑到了那一袋“白米”对乡亲们的重要，尽管如此，武痴林的死还是令他感到深深的震撼，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应有的反应，从此以后他行为的动机开始悄悄地发生转变，而众人的唾骂和归咎则成全了他发自心底的一声怒吼：
　　
　　我只是个翻译，我不是个走狗！
　　
　　如果说在这一刻，这声怒吼还带有李钊掩饰不住的自责和怯懦的色彩，在其后对“叶师父”一家的救助则成为了他问心无愧的明证。一方面是日本人的胁迫和窘迫的生存危机一方面是民族自尊心的叩问和对“叶问”一家安危的责任，李钊如履薄冰地在二者的夹缝间游走，由此产生的戏剧张力远远地超越了男主角，也因而产生了本片最绝妙的两段台词：
　　
　　一段是三浦将军在问叶问的尊姓大名时，叶问回答：
　　
　　我是一名中国人！
　　
　　李钊则将叶问的这句话翻译成：
　　
　　他叫叶问！
　　
　　另一段是三浦邀请叶问做自己军中的武术教练时，叶问厉声拒绝并向其发出了挑战。
　　
　　李钊急中生智，将其翻译为：
　　
　　叶先生会认真考虑该邀请并希望能同您切磋武艺。
　　
　　李钊的这两句翻译令所有在大时代中挣扎求生的小人物们会心会意，这些人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向，也没有英雄人物的耀眼光辉，但是心灵深处自有他们不为人知的人性魅力在闪烁。而影片结尾，也正是这样一位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挽救了我们高大全的叶大师的身家性命，同时也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人物的自我救赎。
　　
　　叶问无疑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永远都难以企及的，因为他是一个完美意象。与之相比，李钊的人性魅力更加切实可靠也更加真挚可贵。可惜的是，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今天看来也不是处处可见的。更多的人做了“翻译官”做过的事却从未想过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达成自我救赎，或者即使想到了也无法鼓起勇气去认真履行。傻B总有傻B们去拥戴，阳春白雪也会有人去唾弃，这是银幕之外更加复杂纠结的实在。
　　
　　但无论如何，能做个不为走狗的翻译终归是一件高贵的事情。
　　
　　至少，我坚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