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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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中提出：“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的路。可是还有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顾准文集》第372页）

顾准在这里指出的两股潮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即：一是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顾准记忆有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以专政为主要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潮流；（毛泽东毫不掩饰这一点，他说，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二是以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为主的，以民主、法治为主要特色的资产阶级革命潮流。前者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后者创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和阵营。

现在看，两股潮流在交叉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面临考验。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历经阵痛，仍然坚持改革开放，大步迈向世界，融入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交叉、在交流，在相互学习、借鉴，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想法和做法是祸国殃民的。所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还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的1973年4月29日，一个被定为“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却实在惊世骇俗。

顾准这样写到：“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浸透，浸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浸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顾准文集》第374页）顾准摸到了两种类型的人的共同思想资源：“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内心为善而实际上作了恶行，这是可悲的。”（《顾准文集》第375页）他还指出：“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顾准文集》第375页）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是顾准说出来的，邓小平做出来的。顾准以思想家的真知灼见，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魄共同完成的。顾准是说得做不得，邓小平是做得说不得，所以邓小平干脆说“不争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邓小平的话来通俗解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顾准代表了革命的头脑和心灵，邓小平体现了革命的身体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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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党派的两种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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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股潮流的交叉当中，民主党派则是吸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想资源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民主党派之所以产生、发展的思想资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比方，民进成立之初通过的会章就规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157页）(这里说的"民主政治"与现在我们理解的是大不一样的.主要是指议会民主,宪政民主,与专政,专制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也就是说，是具有通常意义上的 “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1958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的《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改造民主党派工作纲要（草案）》中指出：“争取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时间内，使民主党派基本上完成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根本改造，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第848页）经过几次政治运动的波折，最后只剩下“听、跟、走”，只剩下“老实党”一类的称谓。探求民主党派建立之初参政议政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就是探求上个世纪中叶在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中，法俄革命和英美革命传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演进的历史。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对这一思想资源的探究，不仅充满了理性的诱惑力，同时也对两股潮流相互交织的改革开放事业有一个更广阔、更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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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产主义思想的输入式与民主党派思想的自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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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思想是输入式的。中国二千多年只具有一乱一治的周期性循环，而没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一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少且分散；二是即使有而且强大，也只能自发地产生工团主义而无革命的必然要求。这是列宁在论工会时早就指出过的。所以，他提出了著名的“灌输”理论；即从外向内“灌输”革命思想。顾准也说；“思想永远是灌输的。”（《顾准文集》第369页）我一直认为这是很古怪的事情。我到现在也弄不大明白，这里边是不是有逻辑上的错误。不过，毛泽东确实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灌输”吧。

民主党派的产生则具有自发性。

同样受法俄、英美革命的影响，前者具有灌输性；后者具有自发性。一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形成；二是民族工业日渐壮大。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是践行的基础。这样，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产生之初就有了如下的差别。

差别一：共产党是阶级的政党；民主党派是阶层的政党。阶级的政党主张革命，使用暴力，指向国家政权；阶层的政党主张渐进的改良，指向知识传播和科学民主，作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差别二：共产党是阶级矛盾激化时的产物；民主党派却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激烈斗争、殊死决战时，作为“中间力量”和“第三种势力”出现的。用八个字来概括：民主法治、实业救国。

差别三：时空观上的不同。共产党更注重空间上的胜利，（上下、左右、前后是为空间概念）城市暴动失败就农村包围城市，瑞金守不住就万里长征去延安。为了巩固政权，毛泽东可以搞“阳谋”、“引蛇出洞”，或者“南巡讲话”，或者住进“西方山洞”，或者扬言要“重上井岗山”，可以让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调换等等。只有变换了空间，才会重组力量，取得主动和胜利。（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有传统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前后态度；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执着都说明了这一点。）1953年，毛泽东批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分头去办。”以为既然是执政党，就必须直接行使政权。所以才有了“替人民当家作主”、“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潜意识。对此，顾准曾指出：“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要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顾准文集》第368页）现在我们提出的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杜绝以党委的名义发法律文件，在政府职能上，不搞“控股制”。这不能不说与顾准的观点不谋而合。

民主党派注重时间上的胜利。民主法治，不断推进；实业救国，身体力行。不去与执政党争上下的位置，前后的顺序，左右的方位。从学术出发，从社会出发，从科学、民主、法治出发，以批判的眼光、建设性的意见，督促共产党或政府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没有一蹴而就的民主与法治；也没有一蹴而就的理性与公义，只有渐进的改良的过程。最终，时间会证明一切的。许多被历史误解、错批的观点，在空间上被扭曲，但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例如：梁漱溟1953年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与毛泽东当庭抗理，指出“工人九天、农民九地”，事实证明真理在梁一边，毛大失水准。（参阅《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例如：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提出著名的三大理论，“以党代政”、“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在20年后，时间证明了其正确性。毛泽东对此特别生气，1958年下发文件，说“党政不分，具体细节属政府。只有一个设计院，没有两个设计院。决定在政治局，具体在书记处。”这种观点，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改革也是从党政分开开始的。所以，章乃器至死相信：“时间决定一切”。

例如：梁漱溟早就提出：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到了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时空观上，民主党派成员心态要放平放正。有些意见和思想暂时不能被接受，可以先放一放，提还是要提的。不提，还要你民主党派干什么。不能简单地听、跟、走。不要刻意标榜自己的立场如何与中共在每件小事上都保持一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这就是好同志。中共和民主党派既要相互负责，更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共同为国家、为人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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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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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得风气之先。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变革，都是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登高一呼、组织群众搞起来的。曾任民进中央主席的周建人在1945年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多数不识字。我们却是识字的人民，比较有时间与发表意见的机会时，如果还不说话或说话太少，让专制势力伸展上去，在良心上实在是犯罪。”民进创史人马叙伦说：“自（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我们民进同人平日里都有本位工作，假使国家走上轨道，我们谁也无暇多问政治。但我们是国民一分子，也是国家主人翁。国家兴亡，匹夫有则。现在国外环境的困难尚多，国内也面临政治总崩溃的危机。一切恶劣的现象摆在面前，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放弃国民的责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第161页〉《民建成立宣言》中也指出：“我们这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实在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太惨烈了！为着国家，我们不但不能做自了汉，而且也不能让自己血汗牺牲所争取的成果，永供别人糟蹋毁灭，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经常组织，积极的与闻国家大事。”（《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卷第28页）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具有专业知识和文化的基础上，还应该具有社会责任、终极关怀和人文情操。在他发言时，代表的是社会的正义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