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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成都拍卖价值12亿的行政办公楼的举措成了举国关注的新闻。有报道称，成都市新行政办公中心占地255亩，总投资12亿元，有高档的会议中心、接待中心等。据说新行政办公区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可以建造相当于10000平米的学校40座，这个数意味着这次汶川大地震四川所有倒塌学校的总和。 也有报道称，成都市新政府大楼投资12亿，大约相当于台湾给四川赈灾捐款的3倍，由法国世界著名设计师设计，他同时也是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的设计者。 在汶川巨大的生命劫难中，最让人痛彻心脾的是数千名孩子在根本没有逃生时间的几秒钟之内，就被轰然倒塌的教学楼夺去了生命。面对这些遭受无妄之灾的幼小生命，我们每个成年人都应感到心中有愧。 不要说地震烈度太高，教学楼理所当然要倒塌，同在一地的政府办公大楼不就没有倒吗？香港慈善机构捐建的几所希望小学教学楼不也安然无恙吗？即使倒塌，也有脆性倒塌与延性倒塌之分，倒塌只要延迟几分钟，绝大部分孩子都可以逃出死亡之门，哪怕多一个孩子逃生都是万幸啊。由于建筑质量问题而导致的教学楼脆性倒塌，才是夺去孩子们生命的真凶。 根本问题在于，政府办公大楼是官员们为自己盖的，当然要确保质量。香港慈善机构严格审查图纸，派人监督施工，也保证了教学楼质量。而那些猝然倒塌的教学楼，却无人对其质量负责。 在人的能力可以达到的限度之内，我们怎能把孩子死亡的原因推诿于地震，而逃避我们自己应负的责任呢？如果真的对中国人民负责，就应该更深刻更彻底地从根本体制上进行反思。 世界上什么最大？人的生命最大。孩子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孩子的生命是大中之大。我们总是说，我们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优越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建造出可以保障孩子生命安全的教学楼呢？ 是没有钱吗？我们的GDP总量已达到20多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四)，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另外，据经济专家陈志武测算，国家每年还有预算外的资产性收入约8.8万亿人民币。我们可以在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上花钱如流水，每年耗费过万亿；我们可以耗巨资建造最豪华的办公大楼(成都市政府办公楼投入12亿)和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金融证券市场上的一笔黑幕交易可以高达几百亿，贪官们可以向境外转移几百亿、几千亿……。我们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第一(约30%)，而我们在教育投入上占GDP的比例（约2.7%）不仅长期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为7%)，甚至远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为4.1%)。 这些很有限的教育经费，经过各级教育部门的层层截留、挪用，再加上官商勾结，贪污分肥，最后摊到教学楼投资上就更少了。建筑商还要再从中赚取利润，就只有偷工减料了。 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就是这样经过无数人之手被打造出来了。它不是哪一个人的过失，而是很多人合力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是公共财政和权力由于不受公民监督和制约而走向“官有化”和“权贵化”的恶果。 汶川数千名孩子遇难的惨剧告诉我们，民生不是一种恩赐，而是公民必须加以争取和捍卫的一种权利。惟有民主才能保证民生，而真正的民主只能建立在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公民社会之上。 中国多灾多难，才有了“多难兴邦”之说。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多难”都是由民众来承受，而兴起的却是骑在民众头上的一家一姓之“邦”，一帮一派之“国”。其结果是，民众“多难”而“兴邦”，“邦兴”民众仍然“多难”。惟有兴“民主”之邦、“宪政”之邦、“公民社会”之邦，才能切实给民众带来福祉，永远结束“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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