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样的自由还是不够的。巴尔特说，我们应该使我们的阅读多元，不应该有阅读的入口，我们手里应该同时操作着许多种阅读，像交响乐队指挥那样去阅读。且第一个阅读版本与最后一个阅读版本是不应该有高低之分，且坚认能指是增补的、滑动的，文本是在连续中不断被继续完成的。

没有一种首读的。读不是消费，而是游戏，是让差异因子的不断回返。重读一个文本，就像我们嗑毒品，我们不是真的为了吃毒品，而是为了重新开始，开始得有所不同，我们不是真的想去攫住那一文本，那一真的文本，而是获得那一多元文本：同一，但新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总要我们去吞下书，消费掉，再去买另外一本。我们的阅读不是消费，而是游戏，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III，130）。

经典和传统在这样的阅读面前不是被破坏了，而是被真正保护了，每一代人去用它们，不会再被糟蹋，就像我们使用棋盘和足球场一样，换一个也没关系了。如果每一个人都被从这消费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僵死的阅读方式中解放出来，人人都成了这样的大读者，也就不会有经学和国学这样的狗屁学问了。是的，读任何一个新文本时我们都感觉像是在读已读过的文本一样。我们也许正在进入这样一个大读者时代，是大众媒体、大学教授、电视连续剧地贬低读者的这种能力。我们已毫无疑问是一个读者的时代了。

换句话说，美只能通过引用才能说出它自己。马里安娜像苏丹的女儿，这是我们对美唯一能做的事儿。去掉以前的所有符码，美就发不出声音来了。所有的关于它的述谓都是同义反复的。美得像拉斐尔的麦当娜，那么麦当娜像什么呢，像维纳斯，那维纳斯像什么呢？维纳斯像维纳斯那样地美？我们是因为累了没意思了才会停止这种空的比较，这种修辞的堆砌。因为这样地说不清，我们就将它藏起来，使它无声（III， 146）。

相反，如果我们将这样的历史人物与其他的人物一混同，如毛泽东一与他的厨师亲近，说出家长里短的话来，我们就怀疑他是与虚构人物搅和到一块儿了，不是他了，我们就不知道这是在读历史还是小说了。这样的人物一进入小说，就成为慈祥的老祖母，很矛盾地既有名但也滑稽。他带给现实光鲜，但不能带来辉煌。因为，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时就已到达真实的最高级了（III， 203）。

所以，普鲁斯特说，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拿破仑的地位远没有家里的老仆人重要，只有她对五岁的小孙女说话时，拿破仑才有机会露脸。历史人物在现实中的确切的重要性，你看是如此地偶然。

在我们的讨论和写作中，越去关注历史人物，我们口中的历史就越离题。我们因为难于扯紧对历史的叙述线索，才离题地插到历史人物身上。

我们是在根据个人历史的叙述来布排我们嘴里的历史人物的。他们的重要性是在我的个人当前的坐标系里的参数决定，而要命的是，这参数也是时时在变的。

To restore the thing
itself to its place in langu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restore the difficulty of writing, the
place of writing in the poetic task of composition: this is the task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

语言是物自身：----A philosophical presentation is thus one that, regardless of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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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peaks about,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it speaks of it; it must first of all say
language itself (Hence the essential proximity--but also the distance--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 proximity that is at least as ancient as Aristotle's definition of first philosophy as
theologikē).
----This can also be expressed by saying that philosophy is not a vision of the world but a vision
of language;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 indeed, has followed this path all too zealously. Here
a difficulty arises, however, from the fact that--as is implicit in Gaunilo's definition of the
voice-what is at issue in a philosophical presentation cannot be simply a discourse that has
language as its subject, a metalanguage that speaks of language. The voice says nothing;
instead, it shows itself, precisely like logical form according to Wittgenstein. It therefore
cannot become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Philosophy can only lead thought to the limit of the
voice; it cannot say the voice (or, at least, so it seems).

What unites
human beings among themselves is not a nature, a voice, or a common imprisonment in
signifying language; it is the vision of language itself and, therefore, the experience of
language's limits, its end. A true community can only be a community that is not presupposed.
Pure philosophical presentation, therefore, cannot merely be the presentation of ideas about
language or the world; instead, it must above all b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of language

我们今天的文化与其说是资产阶级文化，还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文化。

小资产阶级是一头怪物。我们需要一种关于小资产阶级现象的政治理论。

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社会中最行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那一主导神话中的怪兽。在狼外婆的故事里，它是那一头小羊。

一个人走向当代的过程，就是人类的整个的成为过程。个人一生在重复整个人类历史。

个人既打断了他所处的时代或世纪的背骨，成为伤口和断裂，但同时又成为凝结这一伤口的血液。他的到来使他的时代破碎和断裂，但也要他的到来，才能弥合这破碎和断裂。

在后历史时代，个人都强大到像巴尔特的“读者”那样，能吞吸整个人类文明，但同时也强大到用他的欲望来变态地阻断所有的被树立的历史叙述。阿甘本的去成为当代的人，就是诗人；每一个这样地去成为当代的人，都是诗人了。

所以，在写作中永远有一种所谓先锋派的势利这样的倾向，那是一架资产阶级机器，是资产阶级自己反对自己用的。知识分子得意地生活于其自身的封闭中，要去追求微妙和奥义，想与大众的看法切开。但他们忘了，如果他们是像陈寅恪那样无法被理解的，是屈原，那么我们读者就必须是傻的、无知的或是故意不去理解的。一定要是这样，陈寅恪才是你说的陈寅恪。这就是先锋派的势利：他们是故意不让你读懂的。

所以，好的先锋派从来不宣布什么政治，他们写的，可能看上去仍是古典的东西。写作不是作出理论选择，它就是在行动了，写的方式、风格和话语就形成一种批判过程，而不只是去宣布去批判。写本身就是批判了！

知识分子在[与作时头顶好像总有这样一个声音在严责他：你写的，总的算在一起，仍是次产阶级的；你所做的一切根本无助于革命。知识分子在理论和思想上的先锋，是对于自己总结赠阶级、自己总对革命无用这一点而生的焦虑，是歇斯底里？

知识分子的话语没什么好代表的，也没什么好前示的，知识分子凭其情性只是要去采取消极的行动，批判就是史诗般地去看和写，是去epique，是要去割断，切开。知识分子将历史当面条来切。他敢将历史斩作几段，用政治经济学式批判使社会关系最终清晰和透明（III， 1044）。

真是精辟的分析。将现实当作一个破产的公司来清算，一边行动一边理论，史诗般地朝前和朝后看，将历史砍作几截，拔开一切意识形态云雾地使社会关系透明。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

在此之上，阿甘本认为，他应该是一个诗人，一个既成为时代的断裂伤口，又在断了背骨的时代的瘫痪状态里凝聚血液，去撑起一个天空，拔开来自当代的刺眼的光，去看见作为他自己的本质的时代的黑暗的人。

他是一个能为自己的此在作世界历史定位的人，他是这样做而成为别人的样板的人。

地方政府一缺钱，就会像疯了一样，什么都敢做，谁都拿它没有办法。它没什么东西好卖，就卖地，地卖光，就收财产税尤其是房产税，再不行就加高地税，实在不行，就在所得税之外再收人头税，还不行，那就搞奥斯维辛，只让有些人活，为了让一些它认为重要的人活，而干掉另外的人。

政府要卖地，又要保印发虚币的银行不瘫下，就要抬高地产价格，将每一方都维持在被温水煮青蛙的水平。同时，我们也都感到自己住的那个水泥盒子更值钱了，也就没话说了，其它的代价我们是不管的。我们甚至更起劲地去买它的房子，为了防止这个十三点一样的手里同时拿着土地和银行的政府胡来，哪怕欠上一大笔钱，我们在被迫比贪婪。

都是钱来钱去，我们认为是干净了，脱去干系了，但想不到，那一切我们认为已摆脱的东西突然会加几百倍地回来追索，尤如无意中在信用卡上透支10块十年后要还8万一样。

那个在算计着我们的，就是那个国家的统治装置。我们相信，那个装置是被一小撮人构成的小集团掌控的，但我们现在发现，这原来还是第二位的，因为，这个装置也要将他们的下一代所要进入的世界搞成了这么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乐园。中国人终于有钱这后看到的这个美丽世界，原来也就是一个用钱来对付钱的世界。

一边是钱，一边是这个十三点的像我们身上的失灵的假肢一样的统治装置。原来我们以为是点点钱，生活就有保障，现在才发现，这个十三点一样的假肢要来统治我们，我们是没得逃。什么共产党，什么人民的政府，它都是这样的可怕的假肢，一用一下，就要永远被它用。我们现在比利奥塔更吃惊地发现，不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后都是那一欲望-利比多经济循环，我们还发现，社会主义集权主义经济是比资本主义经济更专制更残酷的统治装置，相比，它的政治上的高压和暴力还稍轻一些了。

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还稍有一点关心，我就会非常害怕这个一手抓着银行另一收抓着土地的政府相当地警惕。对这样一个神经病装置的行为的分析已经没有意义，必须落实一些措施，来提防它的暴力发作。

附-1：杨芳洲《关于房价暴涨与都市畸形繁荣》：由于税收大部分都以增值税形式由中央拿走填了外汇占款这个因财富流失产生的窟窿，因此，各级政府巨额的行政管理费开支，只能从政府卖地、卖国企（包括银行）、以及各种各样的执法钓鱼及寻租中来。政府垄断着土地，通过卖地收取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无疑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当前腐败发展势不可挡的形势下，公仆们视这些“自己”划拉来的国家人民财富为自己“可支配的收入”，而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政府强烈的卖地动机形成的房地产畸形繁荣，造成资源、土地配置严重失衡，城市空房大量增加和农用土地大量减少造成触目惊心的巨大浪费。城市周边瓜果蔬菜用地急剧缩小导致农副产品价格大涨，（北京今夏西瓜已涨到每斤一元以上，而前年还只有4、5毛钱。）水资源（尤其北京和整个北方）将很快枯竭，环境污染及各种环境灾难将迅速发展而难以控制。

附-2：宋鸿兵：《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突围》

美国经济现状，形象概括就是呼吸机维持着美国经济未来。什么叫呼吸机呢？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他是得了急性心脏病，然后美联储给它插上了呼吸机，把它救过来，现在插了呼吸机之后，脸色红润了，大家觉得经济好转了，但实际上这个管子拔不掉，这个管子就是美联储的救助计划，这个救助计划的总额上线高达23.7万亿美元，美联储的巨额担保就是6.8亿，所以众议院的委员也说，就算一个人从耶稣诞生之日起，每天开销100万美元，到现在都用不了一万亿，这个数字实在是破天荒了。那么这个呼吸管拔不下来，但是能一直插着吗？一直插到肺管里吗？最后引发的就是国债的危机，这是更大的问题，所以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处在非常艰难的地步，现在情况不是真正好转，而是非常紧急的过程。

外汇占款之所以会产生通胀因素，是因我们的外汇主要没有用来进口金银、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有用保值物资，而是给美国人白使（美债的利息收入赶不上美元贬值的速度）。靠税收填上这个财富流失的窟窿，等于将我们杀鸡取蛋的税收交给美国人白用。美元如果崩溃的话，我们的二万亿美元财富（等于历年积累的增值税收）就彻底贡献给了美国。

我个人认为金融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趋利，就是利滚利，我觉得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强大的武器，世界第八大奇迹，利滚利是纯粹的数学性，根本不考虑经济发展情况，不考虑借贷人能不能还钱，就是今年的钱还不了继续借，把这个利息滚进去。这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完成脱离了实体经济运作规律，大家知道，利滚利中间有72法则，如果学财务核金融应该很熟悉，你的回报率乘以72等于是多少年，这几条曲线，利率越高，覆盖率越高，但是实体经济走的是S型曲线，他从这个产业启动到快速增长，到平滑期都是S型曲线，跟利滚利是不一样的，这样会导致这个企业在发展当中一旦形成借贷，而他还不上贷款，就会出现危机。

附-3：恩道尔《被“设计”的生活》

最近两三年来，地球结束了一个较短的暖化循环，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冷却的周期。如果这个世界把“变暖”这个伪科学当了真，就是说人类造成的碳排放使地球变暖，这将是历史上费用最大的一项操纵计划了。空气中包含的二氧化碳只是海洋、土壤和生命中包含的全部二氧化碳的0.001。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成立了一家私人公司，就是从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中谋利的，支持他的是伦敦最有权势的一个私人银行家族。全球变暖是这一小撮精英鼓噪起来的，不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的。

今天，由于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某种东西被错误地定名为“食品”、被摆放在超市里，我们的后代现在有更多的人患过敏症、肥胖症、偏食挑食。全球范围的工业化食品生产和流通被控制在三家巨头手中，全都是私人的企业，都在美国，由嘉吉公司领头――这时全球最大的。正是嘉吉公司撰写了WTO的农业规则，命令中国这样的国家开放市场来“竞争”。但是嘉吉或者ADM，它们自己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公司。它们是美国、欧洲和目前在亚洲的事实上的垄断者。这些农工商联合企业的产品，例如肯德基，麦当劳，大麦克，都是人工调味、着色、使用添加成分的，那些东西对人类大脑中的“满足”中枢产生作用，令消费者像吸毒上瘾那样产生迷恋。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家有声望的科学杂志发表关于这种病毒的严肃研究：例如被分离出来的H1N1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也没有任何详细的描述。自从4月份以来死亡的病例，人数并不算多，对于死因并没有严格的证明是H1N1所导致的，他们更多的是由于此前的致命的疾病发作，导致的死亡病例。他们都被列入H1N1死亡人数。直到今天，被WHO确定为H1N1“症状”的那些症状都是普通感冒的症状――打喷嚏，咳嗽，流鼻涕，发烧。

然而全世界好像面临新的黑死病那样恐慌，好像不服用“达菲”、不打疫苗就活不下去了；那些药品都是现成的，制药巨头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问题是，那些疫苗中含有助剂和氢氧化铝这样的缓释剂，有水银保鲜剂，都是高毒性物质，会引起孤独症、偏瘫甚至死亡。这些药物其实比它们所要治疗的疾病本身更加有害！

普通美国人也是受害者：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宣传机器――麦迪逊大街——的广告技巧。最近情况正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那些大权在握的私人精英，把自己的同胞当作试验转基因食品的小白鼠，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这样做了。华尔街的银行精英在知道泡沫快要破灭的时候，还去哄骗普通美国人买房子。现在人们开始觉醒，看出那个著名的美国之梦其实是一场噩梦，用债务和信用卡“融资”支持的噩梦。

最近重新读这个文本时发现，全文是三点，一是，摆置和硬剥开看是技术的本质，二是技术将我们拖入的危险也是我们的拯救之道所从出，三是，人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上的意思，是poietcally，不是poetically，这意思就是：人像在诗歌本源里的艺术、宗教、建筑等等源头中的状态那样地去生活，将技术放到那个共容了诗歌、艺术和宗教的大技术所被庇护的physis中，才是出路。

而这一切，是由待我们用追问也就是思想去达到。

一追问，我们发现，我们虽一意执着于技术，却从未与它的呈现照面，过度关心审美效果，我们也忘了去体验艺术的本质的呈现。

下面两句很让人感到突兀：我们越带着追问地去思考技术的本质，艺术的本质对我们就越显得神秘。我们接近危险，通向拯救力量的途径就越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也因此而更要去追问。因为追问是思之虔诚。

。

这是全文的结尾部分。我觉得可作很多种解释。比如，可以说：我们思考技术的本质越深，艺术的本质对我们越显得神秘，因为，技术和艺术在根底里是在一道的，越知道这一个，对另一个就越困惑，因为那个更大的东西是我们无力了解的，技术不通，我们只能回到艺术。physis的本质毕竟不是能被人完全追问得清楚的。这是神秘主义了。

后一句：我们越接近技术带给我们的危险，拯救之道也越显于我们眼前。冒技术之险越大，我们得救的希望也越大？还是反过来？我们都原以为是反过来。海德格尔在这里仍然没有任何思想之承诺，只是两可地来向我们解释。

他来说这个技术问题了，但最后，他想了很多巧计来脱身，说呀说，最终终于脱身：他没有将这个技术问题说清，没向我们交待清楚，他只是巧妙地脱身，占了个大师的便宜，最终没有来负责。

面对我们当代人的生态焦虑中的技术问题，海德格尔带给我们的建议和安慰只是：技术将我们带入的危险越大，我们得救的希望也越大。这是不是说，我们应该主动谋求多多落入技术带给我们的危险中，以便来得到更多拯救，越在大危险中，我们得救的希望就越大；抑或他认为，人是无法在此事中有什么主动性的，既然技术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偏面的过度，技术之灾难也是人之拯救的场所，但救是要由一种更高者来救，人是无法自救。

一切都是拜托于思之虔诚，努力更深地去追问，这是人唯一使得上劲儿的事。其余的，人什么都没法做。这种说法我难感到满意。

思之虔诚，我在课堂里与同学们有过一个商量：当我们对一个人说，你没做好是因为你想得不够虔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黑厚？通常一个传销培训师会对学员这样责备，一个党支书会这样对那个想农业学大寨而没有学好的农民。那希特勒面对起了对伟大的解放和拯救的怀疑的受伤士兵，也会这样说：你既然这样了，就更应忠于领袖的伟大事业了，你实际也是没有办法了呀，你伤都负了。这种黑厚最终是纳粹主义式，而这总是符合我们普通人的对于终极价值的依赖感的：那种甜蜜的小资的婴儿般纯洁美好的理想在前，我们的受伤在后，受伤是可以叫别人去受伤的。布迪厄揭露过海德格尔的这种政治本体论后面的可怕。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更可怕，他直认印度人和中国人是不可能成为精神人类的，是欧洲精神人类的拖累。德里达在《海德格尔和那一问题》一书中直指胡塞尔是这样一个本身就是人种主义纳粹的纳粹受害者。

胡塞尔的危机前的欧洲精神原质和海德格尔的在技术被终于放进那个四大或physis中的被拯救后的人类世界，都是纳粹主义式的危险承诺，不可能做到也不值得去追求。那么，在我们这里说着的当儿，还有什么可值得期待的呢？海德格尔在1966年访谈里含糊地说，“还有一个上帝”可期待，它如果重回到人的世界，兴许事情不会那么坏。我则建议：尼采的看法：未来是创造的，未来是发明出来的；让下一代、孩子们，或代表了孩子们的天真创造的超人们来重新创造出一个未来。技术问题最终我想是这样消失的：不是被我们解决了，而是它不构成问题，这问题对我们不相关了，irrelavent了。

是老太太专信基督教大陆新教，而我们子孙不从，于是才闹出一国两制，被葬了两次或每次只被葬了半次这样的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伟大实践。葬礼分二种形式交叉进行等等都还是和谐的，尸体应如此被抱进棺材，则起大争论，是本人力排众议，责论非基督教的长辈放弃，饶了大陆基督教新教一回。但想不到埋棺时仍发作了后遗症，长辈们非要遵守时辰，叫来墓地送葬的牧师在冷风中等待多时，终于还是又中国特色了一回。

因为要造杭州机场，就嫌山上的成堆的祖坟不好看，于是政府命令将整座山上的几万个旧坟平掉，将旧魂的骨头塞进新开辟的像房地产期房那样销售着的生态公墓。当着众多大人小孩的眼，奶奶的被泼上柴油被烧成的灰（关于她的牙齿有没有被烧成灰，是否被单独缺医少药出来扔掉，我和孩子们起了争执，我不相信科学，所以说烧不掉的，孩子们很相信科学，说一定会烧掉的，他们没有听说过奥斯维辛，不知道技术一定会将我们人类送进奥斯维辛的炼尸炉这一道理，我也不忍心与他们讲），被装进一个红色的布袋，叫号后领出被放进一个瓷罐，再放入墓中的正方形水泥板合，盖上被子后被用水泥砌紧。水泥板上再盖一张塑料纸防潮，这又引起目击的孩子们的争议，这次我们保持了一致意见，认为埋塑料袋终归不环保。

守灵和葬礼上，大陆基督教教会的乐队竟然吹贝多芬的《欢乐颂》作起棺音乐，由中国引领的西洋乐队中间更有惊人的选择，除了《主的恩是我们快乐》等主题音乐，中间居然还有文革时的《火车进山寨》等昂扬旋律，甚至还有当代流行歌曲。这可太泼皮玩世主义了。

新农村要殡葬改革，力防偷偷土葬，所以，老人死后政府命令必须给尸体拍照，签到下收条，才能领回尸体玩上三天，进火葬场时要对证过的，以防掉包。

因为参与操作，此事对我触动很深，感到我的此在的深层结构，我的儿时的imaginaire和我的文化母基，都像奶奶的礼那样被撕碎，被来自西方的技术摆置，没有任何的商量。我感到在这个我自己是像僵尸那样依附在这个时代，连做旁观者都做不好。这种我来自的新农村的不三不四，比城市消费文化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出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无着，在其中我没法拿出足够的勇气来思想和行动。

这是西方技术和思想渗透中国后达到的饱和点了。

我说资本主义倒灌大陆，现象奇乱，不足为奇。这时代到底功利到什么程度，是由我们时代]、是由我和我身边的人的讨论后得出结论，不是大众媒体和道德家们来定性的。这时代比以前时代功利，这种比较是不严格的，有认真的历史观的人是不肯这样轻率下结论的。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问这样的的问题的人是假设自己是个哲学家了，但他们其实都不肯真的去做哲学家。阿甘本认为，弄清我到底处于什么时代，我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这只是去说清个人与所处时代的独特的、只有他自己看得见说得清的关系，这很难，连诗人都只能替我们去感受。

对此，哲学仿佛也只能替我们提供一样辅佐：勇气。使我们面对一个说不清东西时表现沉着。他们句子来收管现实，将混沌的乱像放进公正的句子里，是他们的手段。

这时代太功利，我不好受了么？我仍是回答：要看我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混，他们决定我的命运和感觉，我感到与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在，这将决定我对我的此在情愫之基本面的定性。

1-情感上做作，思想上卑鄙：自己的亡国之奔变成对病因的埋怨，三百年前的名姝的惜国之思被他发挥，认为比我们今人高明，这就成了：国在亡，大家比谁对它哀得有水平，结论是古人更有水平。如果是这样，作者应该告诉我们怎么办，也就是怎么让我们今人哀得更有文彩？

2-证明了我的预感：读陈是与读红楼梦一样的：绕来绕去要说佛教到苏鲁支语录里的那点东西，一截一截反复地缠，变成文彩的卖弄、典故的惊若一顿园里阿当见蛇般的偶然采摘。文学也不是这样弄的，须知！那些能给我们已快乐的文本，是那些对当代失去了火药力的旧文本，巴尔特说，你故意去写这样的古典文本，是傻。文学也好，理论和哲学也好，都应是对同代人成为快感文本的东西。故意弄成古典文本，一是为了逃避自己不可能不涉身其中的真政治，二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的阶级政治决定性，三是为了装扮自己的立场为一种权威言说，好象说有这样文彩的思想和立场，你还敢说它是资产阶级式的腐朽和自欺的，好象说作者这样写是为了与鞋匠和屠夫的思想和立场划开，因为他们的表达粗鲁，而甘于与三百年前的小三、快女和芙蓉姐姐为伍：意思是：我认为我族人民是有胡适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连三百年前的小美人都这么有头脑，但须是侠女名侏才会这样，那时的屠夫和鞋匠是不会的，在今天，则是别的大学教授和专家也没有柳MM有水平了。

3-总的评价是，陈相当地势利，他的超人的学问，我是没看到；很多地方不是我读不懂，是我懒得去与他纠缠，在将进去之前我已怀疑他是在故弄玄虚。

附：〈柳〉第一章：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弄。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尤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弄，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
丁丑岁，芦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顾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此红豆极端呕我，太刘小枫了！）。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可参云间杜九高登春尺五楼诗集贰下“武静先生席上赠钱牧斋宗伯”诗云“帐内如花真侠客”及顾云美苓“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如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虽有对古代MM的这样开明的想法，他身边的同事和学生、校外的农夫屠夫的思想，他却一定看不上的，中国士大夫学者包括今天中国大学里的学者的所谓研究、思想和哲学，所以都是这样的抒情而已；连资产阶级学者乔姆斯基都肯定：每一个人的这种柳如是式的关怀，是身上的一种natural endowment，陈这等政治小人的可恶，是刘小枫式的自认的小精英式的可恶：他们只看重MM，但不能看重一个劳动者的同样的思想和行动力！陈所谓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先通过主导和剥削来获得学问和理论的潇洒抒情，来奠基，实现那样的资产阶级主导式统治后，他就能这样从容地来抒情了，自由和独立了，今天的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小文人们，不也做着这样的梦么。一个资产阶级文化内的最有名的首饰匠的精神世界，我认为是那个文化的全部的存储；陈寅恪之流由于文人的那种传统毛病，是连这个首饰匠的水平和境界都不到的。范曾、范曾，他只是范曾式的装神秘而已，一摊开来，进入论争，绵绣学问马上呈现月经带般的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