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的真政治，是要由敌和友之间的真正的敌意，来保证。在《友爱的各种政治》里，德里达想要描述出1）哲学传统中的关于友爱的各种立场，2）施米特的敌友辩证中的各中间层次，然后3）从这两层来反思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政治传统及其话语传统。这其中，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政治之司法之前司法性根源（l’origine non juridique ou pre-juridique du juridique）的解构，最有深义。
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作为政治纯正性的保障的解构，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一定是兄弟间的？为什么不是姐妹间的？为什么必须是要从精子（染色体）相似、同构来开始，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说的博爱要以此为基础，施米特拆解它时为什么也靠了这个？所有人都是兄弟，all men areｂｒｏｔｈｅｒｓ，男人，兄弟，我们说，施米特说，兄弟相煎，才是敌意的正宗，真政治要从中出。德里达回溯了亚里士多德、蒙田和尼采的相似说法，认为，施米特的话没有什么哲学原创性，而且，他说的友爱与敌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药罐式的芜杂，无法收拾，一碰就会成一地鸡毛的：ｌａ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ｅｎｔｅ ｌ‘ａｍｉｔｅ ｅｔ Ｌ’ｉｎｉｍｉｔｅ ｓｅｒａｉ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１７６）。总是敌意，友爱只是来治疗，来纠错，来追悼，来修理，但施米特认为，对病的治疗也成为一种恶，本身也需被治疗。
从论辩角度看，德里达认为，施米特的强调敌人在先，敌人是对朋友的复制，是一种策略，这种对立式的否定性是法理学家的论辩习惯，与哲学论辩是不同的。谁可以做我的敌人？我的朋友和我的兄弟。他们是我的绝对的政治敌人。这是一种政治之虔诚，与海德格尔说的“思想之虔诚”有的一比。《党争论》里，施米特举斯大林支持的铁托与英国支持的米哈伊洛维奇之间的死拼作为例子：兄弟间才有绝对的敌意。
根据德里达的判断，施米特还认为，只有德国哲学才使党争论可以被掘出来讨论（１６９页），从费希特到克莱斯特到克洛塞维奇到恩格斯的半起义式的战争，中国和苏联的人民战争，都还缺乏理论形式的，有待哲学和政治上的觉醒的。黑格尔的国家与革命之妥协，被列宁打破，职业哲学家变成哲学革命家；列宁是对这一关于真正政治的普鲁士大额外章的真正继承人，而毛泽东进一步将列宁的认识激烈化。我们中国人都能看到，毛泽东是将敌意分成：种族间的（美帝、日本帝国侵略者）、阶级（地主资本家）、民族内的敌意（国民党）和党内。施米特没来中国，可能没有看到这一层，经德里达提醒，毛的这一关于敌意的分层作为政治之源的立场，是政治和哲学上的一个大觉醒，因此，在党争论里，施米特点出斯大林和毛泽东是“颠覆式战争的最大实践者及其最著名的理论家”。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中，最纯的哲学和最具体的现实之间撞击出了火花（阿尔都塞的ｓｕ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毛泽东写《论游击战》和《论十大关系》时，就是这样的时刻。那时，毛剥去了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去政治化，而将当时情境超政治化ｓｕｒｐｏｌ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一立场一发展，毛泽东的那一套政治的辩护，只有是在进入世界的共产主义式政治时，才能得到完美辩护，在此之前，只能算作游击战；而毛就是这样来辩护的。
德里达对此的解构是：施米特和毛泽东这样的敌我论，只能是诗意地被理解的，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诗意地来解释的，施米特就是引用Ｔｈｅｏｄｏｒ Ｄａｕｂｌｅｒ的Ｄｅｒ Ｆｅｉｎｄ ｉｓｔ ｕｎｓｒｅ ｅｉｇｎｅ Ｆｒａｇｅ ａｌｓ Ｇｅｓｔａｌｔ，来说这个道理的。而尼采和蒙田也都曾这样说，亲爱的朋友，除了敌人，哪里还会有朋友？弟弟间和朋友间最会出真敌人。但真正的敌人也很难找。布莱特希特：让我们打一场真正的战争！施米特说，让我们来真正政治！怎么来？那就要从真正的敌意里开始。这一来源是前司法的，是与本雅明说的暴力的来源一样的。
***施米特的论述在我看来，是接通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和欧洲哲学家们的关于欧洲的政治命运的说法：他认为哈姆莱特是德国，不，他说，德国是哈姆莱特，他引用十九世纪德国诗人Ferdinand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的话，Ｄｅｕｔｃｈｌａｎｄ ｉｓｔ Ｈａｍｌｅｔ：在《哈姆莱特》里，我们已看到了党争之战争的影子，不是实际打，而是用打来澄清政治。黑暗时代以后，文艺复兴以来，用党争来澄清政治，到了浮士德（德国的和新教的）和唐璜（西班牙和天主教的）是走了歪路，到了哈姆莱特，是有觉醒，然后国家之前的党派战争的创始，拿破仑的军队和t人文主义理想，这都是人类一次次的试探党派式战争的努力，就象用战争来抄政治股票要成为常规一样！这是施米特从读本雅明后得出的看法。然后是就到了列宁斯大林和和毛泽东了！
斯特劳斯的看法也属这一路：欧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式政治里，把这一现代政治觉醒搞混浊掉了！施米特:那一政治觉醒只好依仗毛泽东这一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