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使得基督教忏悔的明确性显得纯真。这与邪教的无语形成对比。祈祷必须用语言说出来。语言使基督教从偶像崇拜走到了一种大宗教：有它自己的特定的语义，来战胜它的自我解释中的暧昧和空洞。宗教必须从图像走到语言。语言的图像化，才是它的宣教。

语言对宗教的保证作用首先是实在论式的：用语言形式来担保它有实有其事儿，使人们误以为宗教里说的事儿，就是他们平时用语言在说的事儿。

第二个作用是逻辑上的。语言将宗教图式讲得像是用标点隔开一样的，有了启承转合，有渐进过渡，神性只是一串列表，上帝是一个个可以举出来的特征的集合了。

伦理上的作用：语言的能量只是一种形式，它是要带人冲到世界之外，它只是被利用来为更大目标服务的（III，758-759）。

The diffuse intellectuality I am talking about and the
Marxian notion of a "general intellect"lO acquire their
meaning only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experience.
They name the multitudo that inheres to the power of
thought as such（隐含于、内在于我们的思想中的诸众）. Intellectuality and thought are not a
form of life among others in which life and social production
articulate themselves, but they are rather the
unitary power that constitutes the multiple forms of life as
form-oflife. In the face of state sovereignty, which can
affirm itself only by separating in every context naked
life from its form, they are the power that incessantly
reunites life to its form or prevents it from being dissociated
from its form. The act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mere, massive inscrip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into
the productive processes (an inscription that characterizes
the contemporary phase of capitalism,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and intellectuality as antagonistic power
and form-of-life such an act passes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is cohesion and this inseparability. Thought
is form-of-life, life that cannot be segregated from its

form思想是生活的形式，是那不能被隔离到其形式中的生活; and anywhere the intimacy of this inseparable life
appears, in the materiality of corporeal processes and of
habitual ways of life no less than in theory, there and only
there is there thought（只有这一无法我们分离的生命出现，在好运一身体过程的物质性中，生命和理论中的习惯过程中，才有思想，也只有其中才会有思想）. And it is this thought, this formof-
life, that, abandoning naked life to "Man" and to the
"Citizen," who clothe it temporarily and represent it with
their "rights," must become the guiding concept and the
unitary center of the coming politics（这样的思想才应该成为未来的政治的凝合中心）（阿甘本《没有目的的手段》，8。9）.
(1993)

正如其它的神话传统想要激活原初的神秘时间，去与神同时代，达到创造的原初层面，在艺术中，作品的线性时间被打断，人在过去和未之间复其在场的时间。去观看一个艺术品，这意味着冲进一个更原初的时间，意味着韵律的载天辟地的开放中的一种狂喜）it means （在对艺术品的体验中，人站到了真理中，站到了在诗性的行动上中揭示给他的源泉头中）.

艺术在今天已失去其原衩结构。在其形而上命运的尽头处，我们看到，艺术已成为一种虚无的力量，只是一种自我消失的无了，正彷徨在审美领域的沙漠中。它的异化是根本异化，是人的原衩历史空间的异化。艺术的异化，表明人已发挥作用去了他的使他成为人、能在其中行动上和认知的那一世界空间。

人一旦失去其诗性地位，他无法在别的事上重建其尺度。大难处会不会有大拯救，艺术会不会将人在地球上的尺度当尺度？

By
opening to man his authentic temporal dimension, the work of art also opens
for him the space of his belonging to the world, only within which he can take
the original measure of his dwelling on earth and find again his present truth
in the unstoppable flow of linear time.
In this authentic temporal dimension, the poetic status of man on earth finds
its proper meaning. Man has on earth a poetic status, because it is poiesis
that founds for him the original space of his world. Only because in the poetic
ἐποχή he experiences his being-in-the-world as his essential condition does a
world open up for his action and his existence. Only because he is capable of
the most uncanny power, the power of pro-duction into presence, is he also
capable of praxis, of willed and free activity. Only because he attains, in the
poetic act, a more original temporal dimension is he a historical being, for
whom, that is, at every instant his past and future are at stake.
Thus the gift of art is the most original gift, because it is the gift of the original
site of man（阿甘本《无内容的人》，62-64）.

我们只能以考古学的形式进入当代，也就是将考古学用到我们当代中的那些我们绝对无法活出的部分上。用到我们身上的那没有被活出的部分。我们活过了，但有很多部分并没有被活出，将被不停地吸回到我们的根源中。那一没有被活出的部分，虽然已到过我们身上，却是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所谓当代和当前，就是我们活过的所有东西里的那一没有被活出的部分。

那阻挡我们不能进入当前的东西，正是那我们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创伤可能是因为太近）而无法去活出的东西。关注这一未被活出的东西，正是当代人的生活本身（做好一个当代人，使自己去成为当代，就是要去关注这一我们身上的未被活出的部分）。在这一意义上说，去成为当代、做好一个当代人，就是去回看那一我们从未到过的当前（阿甘本，《什么是装置》，51-52）。

巴尔特总结尼采的话：做当代人是不合时宜的；必须与这个时代不相关，才能真正做好当代人。诗人曼德斯太姆说，这个时代是断了背骨的，我们是在这个断裂处来把握这个时代的，时代是out-of-joint了，我们的到来，就是来粘结这种断裂的。我们被当代的强烈刺光灼伤，在时代的刺眼中看到了黑暗，这才使我们成为当代。我们因为看到自己身上还有未被活出的部分，不是去与每一个人成为当代人，所以，我们才感到我们与根源相连。我们是在当前的每一处上都与过去的每一个时代相联系这一意义上去成为当代的人。我们在阅读和写作中发现过往和所有文本里的符号和形象都是鲜活地“当前”着的，我们这才感到我们自己是当代人。做模特儿式的总是穿着最新款的东西的当代人，是不可取也不可能的，他们总只是已经和不再，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当下、正在和落入。

阿甘本的这一论术里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被归纳出来。这些话仿佛是给了我思考当代的勇气：不是因为执着当前的权杖而来了底气，而是被我身上的还被活出那些东西支撑。是的，我还是剩下了一些可用来支持我自己的东西的，在一切都过了之后。不要革命、不要弥撒亚，我要让一切在我的当前里到场，每一个口袋都被翻出，但我只是因为那正退我而去正重新进入黑暗中的东西而感到有力量。去成为当代人，就像是一种献出：用我自己的当前去焊接各种当代的破碎。

一切都是当代的了。一切都到当代来报了到。但到处都是幽灵/幻影。在活着的当前的核心，在我们的哲学生活用品的最鲜活的脉动中，只有那幽灵/幻影。

我们只是那个被电视转播的幽灵/幻影而已。我们可以被生产，可以被转播，奇迹般到场。

当前，哪个当前，许多个当前同时到场。在另一个大陆的幽暗的房间里，在此记得，当下，我相信了这个所说的幽灵。我们如何来相信各种活着的当前的共时性？

到处都有幽灵，有看不见的可见性，用不着我回看的那种朝我看来。一种绝对的自治从来不可能。幽灵摆弄着那一绝对地看的权利。那是一种我看不到的但对我起作用的法则。由于这幽灵，我是处在一种他治里的。我的自由是被限在这一来自他者的凝视、在他者凝视下的所生的责任中的。

他者的凝视，这是一个世界中的另一个世界的根源的不可还原的他性，是另一个现象性的来源，另一种出现之原点。

这种以电视为代表的那种“涌出一股光来摄住我、投资到我身上的”幽灵显现，这种关于真物、只是真物的效应，l‘effec de reel，彻底替代了或架空了人的生存中的“触摸的不可替代性”。我们的体验因此是中空的。“这”对我们不存在。

这就到了海德格尔那里去了：现象学下的海德格尔要考察关于活着的当前的有效性之形而上学。他想要排除幽灵，来获得关于科学、哲学、政治和技术的尊严，也就是获得思想的尊严。他假设，技术与哲学、技术与形而上学、技术与西方有某种内在关系，认为技术是第二性的，是可以被收回到、汲收到那个前技术的根源或physis中的。这就是当代生态主义者接受的所谓海德格尔反技术情愫（pathos）：反技术的也就是本源泉论的也就是生态主义式的（德里达/斯蒂格勒，《回声学》，127-149）。

不走海德格尔套路，我们就得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各种幽灵》中向我们指出 的那条路：路在前方，在和路的那一不可能中；幽灵是那个哈姆莱特父亲，他来指认、来指引，但不来参与；它将责任和他治带到我们身上。向未来学习，这是我们不得不得出的政治教训。一切都变成当代的了，幽灵乱舞，就是这个意思。

继承是从一种独特性传到另一种独特性的。继承是要从另外一种独特性出发来教我们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性。那个我们所要者，回头凝视着我们。

技术威胁着遗产，但没有技术，我们就得不到遗产。所以，遗产和继承总是那么地成问题的两件事儿。继承，这是要忠于一种对象，引入一种责任。面对过去，我们需一种大技术，需要一种不排除了人的动物性的那种技术，那种不再将人的某些部分关进动物园的技术（德里达/斯蒂格勒《回声学》，99-100）。

在倒错的世界里，真理只是虚假的划过我们眼前的一个瞬间。

如果当代艺术无法顶天立地地去存在，那么，我们也难于去评断古典艺术。我们不光难于和不能，而且，由于无知和怯懦，我们还敢对它动手动脚。无知就是为了被利用，才被生产出来。

由于我们对于艺术的历史感、我们的口味没能在激烈的当代艺术实践中被考验和锤炼，我们只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文化象征逻辑，用一些流行的主题串在组织一些虚假的作品网络。艺术家也只是盯着博物馆和收藏者，只求作品能进他们的手中，正如国际货币基金能将各国的债务转正为资产。大量假的（并不一定指赝品）东西渗出入艺术的国际铭写，堂皇地作为当代艺术正典压到我们自己头上。

这个景观社会所造成的虚假的口味形式也使我们无法去参照真正的艺术口味。美国人最富，所以做假、收假、卖假也最多。他们其实是不要真的米凯朗琪罗的壁画的，因为那不够光亮，也没有镀过金。费尔巴哈总结道：他那时代不要物，只要图像；不要原作，只要拷贝；不要现实，只要REPRESENTATION。我们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假物有理由存在，但它是来替代真的，这是可怕的。只要游客相机里能被拍得更美，假的就比真的更好，生锈的城市内的铜像会让游客生气的。

德波尔认为，这方面最令人吃惊的例子，是中国官方将仿造的秦始皇兵马俑放到原坑内，被当作真物来展览，给各国的政治元首们来惊叹。原物不好看，比例不对；来看的人不是来细评后得出结论，是准备了许多工作当量的情绪和形容词来惊叹的，你画个符号在好运里，他们也要惊叹的。是的，连统治者想要被当选，也要取经于广告商来学着控制那个公共政治话语-行动场了，那也只是在合适的镜头里微笑和握手罢了。

近期老走过绍兴城中心的很挡着高档车炫富的路那个秋瑾烈士纪念碑。老实说，从五十米开外望去，它不光在高楼下显得失去比例，而且它看上去蛮脏的，对这个有四百亿乡村工业产值的县城而言，像个污点；对于它今天的无顾忌的资本主义扩张和毁坏，的确是。

现在，连我这个有点近代史知识的人也问自己：这女士当时到底要献身个啥？你知道我们村里也经常是有农妇想不开而吃农药自杀的，远望，你也想不通她们为什么这么想不通。秋MM是想通的。但她想通的是我们的想不通的。我们没有像她那样想通是不幸，我们都象她那样想通，可能也是不幸的。让我等会儿再接着展开这个话题。

话说她的纪念碑边上是围着十三家肯德基（这是三年前的数据了，是我和我不肖的外甥当时用人类学式方法也就是说用脚和眼睛考证出来的），后者的胡罗卜面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著名的人血馒头。我们老小两个当时就发问：为什么这鲁迅笔下的曾经的看客社会现在是这么与肯德基干上了？现在有答案了：他们需要资本主义红旗渠来开通欲望，用资本主义式油炸和冰镇和烘焙来实现自己的主体自治和个性解放。那个鲁姓文学青年根本不省世事，甚至拎不清：你到底是要让看客们革命、有思想还是做殉道者？你根本不管人家的小日子。砍秋女士头的那一天，看客们其实是不识时务地来参加时装发布会或脱衣舞表演的！多么地不合时宜，被鲁愤青看见，自然是活该挨骂了。现在，坐进肯德鸡，看客们终于身在异乡胜故乡了：看客们只在看人家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就行了，正如那人血馒头其实也不是因为挨饿才吃的一样。肯德基才是那终极景观，吃，看，看，吃。至于人血馒头，它是围着秋女士纪念碑的沾着矿工和民工的血的奥迪和宝马了，谁见了它们愤怒过了？

好的，来说关于那个想通的事儿。外族君主独裁哪怕对于没双重身份和国外存款的人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反国外列强和跨国资本，在政治上如今会被认为是反对改革开放了，总之是，秋女士如果要让中国过了清王朝后搞资本主义，是不必这么大闹的，正如几千万她身后的革命英烈献身的那一共产主义事业，到头来也是政客和红鼠们大捞的一个由头，与两代人的理想与激情毫无关系。

其实，这样评说秋女士那代的想通和想不通，是残酷的。只是，我们要小心今天的那些仍在拿这些前人的想通想不通做文章的人。

近代史之后的历史，对我们中国人是一团混账，评说对不对，有没有想通，都是毫无意义。当前的城市里的水泥书写，才是胜过一切的硬道理。不满这种水泥书写？你就落进我的困境里了：只能用理论这种恐怖主义武器去对付这个就是我们人类为了自己的舒适而豢养出来的那个让我们的皮肤毛孔发热来为我们增利的资本主义大装置。这事说难很难，说简单，阿甘本说，就是像儿童使用大炮来当玩具一样，用它，让它本身进入后人的经济循环就可以。

经济是公开向人类开战，不光是要来打击我们的生命的可能性，而且也要来摧毁我们的自救的可能性。经济的需要压倒了人的存在的需要。经济变成金融，金融变成少数人玩弄和吞噬国家未来资源的手段。我们被要求扩大内需，去消费我们本已饱足的东西，又用一些美妙的景观，去向往那些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科学不再是用来理解世界，或改进其中的某些部分的了。它被要求立刻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为它找理由。为了应付社会要求于它的无尽的解释和辩护需求，它只好无思了。医疗在今天已不是在为人类的健康奋斗，因为它对于人类的病理环境无能为了，反对这个病态环境，就是在反对国家，至少是在反对制药行业了。药不是用来治和救，而用来消费的。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被吃药的。我们有真病，得不到理睬，没什么病，它也想来治我们，我们只能去生它需要我们去治的病了。

我想我是在理论中搞哲学，将哲学往理论里搞；有些人是喜欢将哲学往学科里搞，将哲学搞得专业。

专业哲学容易教条，会责备别人怎么看不懂，硬要人来看懂，于是成为教条。“先弄懂德格尔或德里达哲学中的主要概念，再来说话”，那些严格的教师会这么认为。意思是：你们要清心无欲地去钻研，然后才轮得到来享受这个伟大的殿堂。我总怀疑，这样态度的人自己坚持不了多久。让欲望来融贯，一种努力才能坚持。欲望一进入理论和哲学，后者就成为写作，而写作是不被算在专业研究里的。

巴尔特是希望师生两造的哲学和理论行动里都有欲望贯穿，让每一个人都从哲学、研究和理论始，以写作终。一个哲学系里的几年劳动的成功，应造成这样的局面：人人都去写作了。

所以，我倒是觉得用“理论”这个说法，可以搪塞我们在哲学、研究和写作三者之间的无措。写理论仍不是写作。但它已是：用理论写理论。

如果政治如阿连特说是对公共事物、事务、事情的关心，那我们就得弄清这三个译出res　ｐｕｂｌｃ的汉语词本身是指什么。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在《使物公共》这一本书中，用Ｄｉｎｇ这个德语词来指ｒｅｓ，认为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ｋ是实体政治实际政治实用政治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更好的说法。他认为，既然人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之代表的事情、事务和事物那么说不清，越说越乱，人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那么没有代表性，将那么多人自己集聚后的政治筹划不当一回事儿，弄得政治好象是别人的事儿，刚学会走路的幼儿园小朋友也竟对政治玩世不恭，那么，还不如重新回到“物”，去另搞一种政治。

他称这种新的assembly为物的议会，parliament ofｔｈｉｎｇｓ。因为人一说话，物就成了事，事就成了务，务就成了问题和对策，这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不好的。像哈贝马斯倡导世界议会，直接将安理会解散场就开始这个世界议会，Ｌａｔｏｕｒ认为这只是那种隔靴搔痒的民族议会的翻版，会比联合国还不着边际。他提出创立“物的议会（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things）”，对那个the global作出充分的代表。

当前政治的三种对象“事情”“事物”“事务”里，都有一个“事”，这个“事”的实，是可以被政客和媒体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的，最骇人听闻的就是美国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用一尺高的资料指证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个国家机器可以这样地来编造事实，在那样的平台上说谎得这么自信。事实总是太会说话。我们的政治如果只关心“事”，就会落到这种你编我也编的结局。

广告中的人的身体的色情，完全是照着传统的文化模型来进行：只用了色情的符号，而不涉色情本身。美相的女人和雄性的男人即使有点裸，也不涉及广告的色情隐晦。广告只是要向社会传达一个合味和舒适的图像。一般说的色情，如我们从萨德和心理分析中读到的，只起自碎片的和切碎的身体，其中，只有身体的某些部分是能指：色情的身体从来不是组装好的。在广告中，人们是在一种将这些细节从身体那儿隔离出来的很拘谨的恋物中，才看到一点点色情的，如有一张嘴、一只手、一只脚、一只胳膊、一比头发的被恋物地突出时，我们就感到有一丝儿色情，而这不同于我们说的那种色情。

心理分析认定的那种色情是怎样的一种？身体的碎化、对身体某些部分的想象式拔高，实际是构成一种幻觉，这是要去追求那种与身体的第一需要相连的原初快乐。这一追求是根据一个简单的“脚本”来组织，心理分析家们说，我们可以将它还原为一个动词和它的对象。如弗洛伊德说的“孩子被打了”。广告都是不带一丝幻觉的萌芽的，而要是真带有一丝幻觉，那这广告就太有效果了，太生动了，读者就会从他自身的冷漠中跃出，怨恨他自己的身体。这样的广告自身很隐喻，但会向我们提供representation，来表征那些构成幻觉的简单运动：毁灭、吮吸、插入、滑动、裂变、消失、震颤、发光等等。这样的广告造成的幻觉，是要将读者拉出那一确定的位置，进入一个破译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屈服的位置，也就是说，广告中，图像尽管暴力，还是会保留好它对读者的诱惑的（III， 70-71）。

广告只想要向我们提供一个动力的图像，用各种迂回的模仿、效仿来将读者与一种物质状态联系起来（巴士拉尔）。如果图像是轻盈的、蒸发的、发光的，读者，自己也会这样，物质的原型质素与读者的五官的对应，是广告的基本套路，两者之间的接力，是广告之根本。广告要激发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接力，中间就要动员文化符号，那纷呈的就是那些流通顺畅的当代的文化通货----这些都只是前戏。鼓动读者或受众去将自己的五官去比附某种物质状态，才是广告真谛。化妆品和饮料的广告因此可能不是其本身做得好，而是最容易做，最好象是为广告定制的产品。

理论在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僵死阶段会变得格外繁复，它是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无力中终于胡乱找到的一个支持自己的主体支架的一个apparatus，这就像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对于手机的存在性依赖一样。理论越来越难被看透，理论最终是对于我们知识分子或读书人的迫害了。你想玩理论，但你发现，一玩就被玩，就被陷在其中，一辈子出不来了；你还不敢不玩，生怕人家来说你没有理论功底，装也要装得对理论毕恭毕敬。

照了阿甘本关于“使用”的意思说下来，我们应该去“使用”西式理论，将这样的被大学[ 神话化的理论当作是下棋和做军事游戏那样的事儿。对西方理论我们就应该这个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不光这样“用”西学之用，也用中学之“体”，那体也只有被我们用了，才能继续，体和用应该一块儿都被用。

这里就到了这样一个路径选择点上：在西学和中学或两者的并举上是留点体再用呢，还是一用到底算了？

1978年以来的好西学的人士到今天的甘阳这样狗屁不通的大师，大都是从西学代理商转换到今天的中学铁杆了。甘阳逻辑不通地说了很多理由，要号召年青人将希腊语和中国古文都学通，一个潜代词是：这两路都是无限的学问，一竿子到底，一辈子净身烂在其中，像入修道院一样，这才出知识和思想沙皇。这不是说甘阳自己做到这样了也要年青人这样，而只是说词，是吹牛（他自己是连英文都还这么滥的，要别人学拉丁语和希腊语，自己却是决不去碰的）。这只是吓人用的。

这种态度是1978年后的西学的理论热潮的典型后遗症，其后续危害将极大。比如说，一研究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由于术语多和繁，德语又不肯去学，于是，我们只是象读说明书那样先去恭敬地读术语去了，生怕弄错伟大学者的本意，而甘愿将其当作教条，师生共同像念经一样去对那些文本。一谈海德格尔，就变成了术语的梳理，变成将这些术语强压到对方身上，didactic照本宣科之后必然就dogmatic教条到底了。

说要“用”德德格尔，就是将他的文本当围棋盘来用，就是很快将它放入游戏，就像一个导演去将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那样地去读它（最近的确有个导演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拍成了电影）。

“用”的态度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抛弃甘阳和汪晖们的狗屁不通的中国中心论，将“体”也用了，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大气的态度。这两种人一方面偷偷玩着西方理论，另一方面却动不动要回到中国中心或国学立场上，这是因为他们西方理论玩不动，一个海德格尔一个德里达或维特根斯坦他们就啃得很快噎住，他们要回到中华老字号的那种既不像哲学又不像思想也不像理论的东西上，来显威风，而他们也是不啃后者的，他们只是轻浮地退到那种姿态上为自己脸上贴金，来装B而已。所以，我们必须用“用”的态度去同时读西学之用和中学之体之用。在这种“用”的态度和眼光下，甘阳们就成了装B犯。

这样一种假设我们必须打烂它：以为一个人要从年看时就读拉丁文和希腊文、古文底子又好，必须有很好的西学功底、古文底子，才能来做研究、写思想哲学或理论。这是一种像甘阳这样的变态的有严重强迫症的人欺骗年青的说法，只是相信的人目前很多罢了，本身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我们应该乐观，必须从头相信：任何伟大的思想、理论和哲学都可以在二个以上的健全的讨论中无限地生发出来，拉丁语字母和希腊语字母和汉语古文字背后并没有隐藏天机，不是夺宝奇兵的游戏。两个被解放的个人之间的活泼的交流里隐含着人类那诗歌宗教和建筑之源里隐藏的一切，并不会因为家里有钱、背着更多干粮或贿赂考官，而让某一个得到格外多的思想或理论或哲学。目前中国大学文科里的悲观情绪下，大家都以为是要弄更多的钱来，造成更好的像莫须有的西南联大那样的风气，才能搞好研究、学术和思想和理论，这种看法我认为是太蠢了。解放，只是我们自己宣布解放，要一个好的机构、机制和更多的工资来解放你？做理论、有理论关怀的人却抱这样的短视眼光来等待被解放，那我就要问你这样的眼界怎么去做理论了！

德里达说的好，未来的文科、正在到来的文科、无条件大里的正在到来的文科，应该去无条件地悬置使包括大学机构在内的一切现存秩序得以可能的那些根本原则，我们在研究和写作中就应该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国国父那样地起草着象《独立宣言》那样的伟大创构。大学师生倒应该先拾起这一抱负。跟着自己不钻专叫别人去钻拉丁希腊和古文的甘阳去钻博雅学，这是离题多少千里了？

这不是一个有选择的问题，无法选择的是：不在大学师生的这种结集抱团式的话语-行动-军事-劳动的共同体式的共同存在中温暖自己，你怎么可能有底气去勇敢地思想，有健全的脚力去读去写？

读和写在两个有共同的热切的政治关怀的个人之间，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儿！你看毛泽东和列宁，他们这么忙，理论难道比陈寅恪们少读了？他们地“革命实践”一点为少地读到了他们当时需要的理论----不是理论来教导他们，是他们需要与同志战友在这种理论状态下去感受现实去在更大的历史框架下考量自己将要作出的行动。

大气地“使用”理论的第一步，我觉得就应是倡导：让我们自己人之间先热烈地讨论起来！当前我们大学师生坐到一起你知道是没什么话好讲，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现实；人人都专业化得紧，一读一说一写，就如巴尔特说，成为恐怖主义者：只肯照自己的专业知识引导下的眼光来读来写。我们都是言语无味面目峥的一群，与甘阳们没什么两样。我们的争论水平到达什么层次了，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哲学能力才能够跟进到什么水平。底线争的水平先，读的水平后。一辈子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来读，然后在头发终于白了之后来像陈寅恪那样阴森森地向人发言！去吧，这个关于大学学术、理论和思想造化的无耻谎言。我们应该诅咒像甘阳那样无耻地不肯反省自己的理论和思想错乱却还要逼人去读拉丁语和古文的大学教授！他们太虚伪，他们太错乱、他们太无生命力。

政府控制着我们的记忆，过去被筛选和编织，一层浓雾一样的虚假笼罩着全社会。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回应的微笑的虚假，像宋祖英和那个唱《我们的希望的田野》的个准国母脸上的笑容一样地没有任何回应，它只是持续地在那里笑，不为什么地笑。我们的政治、科学、司法和艺术系统，就成为一层不对我们作任何回应的微笑的虚假。赵本山的幽默，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黑色的幽默：赵本山也被玩了，他以为玩了我们，实际是他被玩着地来玩我们。日子好起来了：也就是更多的黑矿里被压死更多的无名的民工来造出比马云的“江南会”更漂亮更高端（只有二十人被允许进入）的私人会所。而连马云们也做梦都不会想到，资本主义宗教发展到了现在，他的高端别墅也只是“塑料充气”式的，就像我们广大的看客只能敲着塑料充气棒来欢呼歌星和球星了一样。马云的别墅里再也不会发生“蝴蝶梦”了。他们家的保姆从高档超市里搬回来的，也只是一大堆塑料充气的什么了：那是更商品的商品，也就是说，比塑料充气还更塑料充气。摊开一地，就像被儿童的毁灭意志摆弄过的一地玩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