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个新加坡老师问我，大陆功利风气日盛，我们大陆大学人如何感觉、态度？

我说资本主义倒灌大陆，现象奇乱，不足为奇。这时代到底功利到什么程度，是由我们时代]、是由我和我身边的人的讨论后得出结论，不是大众媒体和道德家们来定性的。这时代比以前时代功利，这种比较是不严格的，有认真的历史观的人是不肯这样轻率下结论的。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问这样的的问题的人是假设自己是个哲学家了，但他们其实都不肯真的去做哲学家。阿甘本认为，弄清我到底处于什么时代，我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这只是去说清个人与所处时代的独特的、只有他自己看得见说得清的关系，这很难，连诗人都只能替我们去感受。

对此，哲学仿佛也只能替我们提供一样辅佐：勇气。使我们面对一个说不清东西时表现沉着。他们句子来收管现实，将混沌的乱像放进公正的句子里，是他们的手段。

这时代太功利，我不好受了么？我仍是回答：要看我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混，他们决定我的命运和感觉，我感到与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在，这将决定我对我的此在情愫之基本面的定性。

读后有这样有看法：

1-情感上做作，思想上卑鄙：自己的亡国之奔变成对病因的埋怨，三百年前的名姝的惜国之思被他发挥，认为比我们今人高明，这就成了：国在亡，大家比谁对它哀得有水平，结论是古人更有水平。如果是这样，作者应该告诉我们怎么办，也就是怎么让我们今人哀得更有文彩？

2-证明了我的预感：读陈是与读红楼梦一样的：绕来绕去要说佛教到苏鲁支语录里的那点东西，一截一截反复地缠，变成文彩的卖弄、典故的惊若一顿园里阿当见蛇般的偶然采摘。文学也不是这样弄的，须知！那些能给我们已快乐的文本，是那些对当代失去了火药力的旧文本，巴尔特说，你故意去写这样的古典文本，是傻。文学也好，理论和哲学也好，都应是对同代人成为快感文本的东西。故意弄成古典文本，一是为了逃避自己不可能不涉身其中的真政治，二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的阶级政治决定性，三是为了装扮自己的立场为一种权威言说，好象说有这样文彩的思想和立场，你还敢说它是资产阶级式的腐朽和自欺的，好象说作者这样写是为了与鞋匠和屠夫的思想和立场划开，因为他们的表达粗鲁，而甘于与三百年前的小三、快女和芙蓉姐姐为伍：意思是：我认为我族人民是有胡适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连三百年前的小美人都这么有头脑，但须是侠女名侏才会这样，那时的屠夫和鞋匠是不会的，在今天，则是别的大学教授和专家也没有柳MM有水平了。

3-总的评价是，陈相当地势利，他的超人的学问，我是没看到；很多地方不是我读不懂，是我懒得去与他纠缠，在将进去之前我已怀疑他是在故弄玄虚。

附：〈柳〉第一章：

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弄。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尤之思。伯舅山阴俞觚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弄，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一日寅恪偶在外家检读藏书，获睹钱遵王曾所注牧斋诗集，大好之，遂匆匆读诵一过，然实未能详绎也。是后钱氏遗著尽出，虽几悉读之，然游学四方，其研治范围与中国文学无甚关系，故虽曾读之，亦未深有所赏会也。
丁丑岁，芦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顾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此红豆极端呕我，太刘小枫了！）。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可参云间杜九高登春尺五楼诗集贰下“武静先生席上赠钱牧斋宗伯”诗云“帐内如花真侠客”及顾云美苓“河东君传”云“宗伯大喜，谓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如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虽有对古代MM的这样开明的想法，他身边的同事和学生、校外的农夫屠夫的思想，他却一定看不上的，中国士大夫学者包括今天中国大学里的学者的所谓研究、思想和哲学，所以都是这样的抒情而已；连资产阶级学者乔姆斯基都肯定：每一个人的这种柳如是式的关怀，是身上的一种natural endowment，陈这等政治小人的可恶，是刘小枫式的自认的小精英式的可恶：他们只看重MM，但不能看重一个劳动者的同样的思想和行动力！陈所谓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先通过主导和剥削来获得学问和理论的潇洒抒情，来奠基，实现那样的资产阶级主导式统治后，他就能这样从容地来抒情了，自由和独立了，今天的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小文人们，不也做着这样的梦么。一个资产阶级文化内的最有名的首饰匠的精神世界，我认为是那个文化的全部的存储；陈寅恪之流由于文人的那种传统毛病，是连这个首饰匠的水平和境界都不到的。范曾、范曾，他只是范曾式的装神秘而已，一摊开来，进入论争，绵绣学问马上呈现月经带般的壮观）！

齐泽克的最近的文章里的意思是我三年前就开始有的：中国证明了资本主义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可以搞得更欢。

东欧人民是吃不着兜着走了，以为只要有了资本主义，就会有民主和自由，以为有了民主和自由，就会有西方人在电影和广告里看到的那种幸福。但是，他们只看到了一种比集权社会主义更滞胀和没劲的资本主义。

东西欧人民的不满证明，集权国家人民内心里真的向往的可能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人的状况在基本公正的制度里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会被集体地关注和照料。

也许柏林墙壁倒塌和东欧的复辟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人民扑向一种更广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事情还没有完。

叙述向我们提供大量的轶事，总会起说起离题。句子是一个权威法庭，将叙述带来的证据呈上来。句子是一种自然，它去除了叙述。句子将一种纯语法的逻辑强加到叙述上。

句子是一种自然，它是用来漂白叙述的文化的，使听上去不是那么地不清白、不纯洁（III， 224-225）。

革命是欲望的基地。革命是欲望的上演。在革命中，欲望才自由。罗耀拉和毛泽东式的革命写作，是要让读者能在其中上演革命，这就像圣经里一样，读者设想着自己是耶稣那样地去冒险和胜利。漂亮的句子是要帮助欲望去完成其象征运动。

但群众去读时，会加图像带进来，图像里总有多于我们认为它有的东西。所以，必须用语言来保持图像的正统和纯洁。所以，圣经-革命写作是要用语言去保卫宗教的正统。这是要将图像重新拉回到语言中。

为什么语言有这个功能？因为语言是一种系统。一进入语言，就是在用选择，每一个局面都是选择，一直选择到无可选择，最后得到的就是虔诚或神（III， 754-765）。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298004574459890698286648.html

我身边的年青人都是迫不及待地借钱要买车，好象车是个前世里他就该拥有而这辈子被剥夺他于是一定要夺回来一样。每一个人富足而贪于享受的最低标准不同，那种急于消费的样子，却是一样。如何去过简单的生活，如何避开和放弃，是生态政治的关键。但这首先是一件去扼制别人的欲望的一件事，是普天下最难的。

中国的油价、出租车涨价和污染问题之争执的复杂，各种复杂和利益方之间的需要摆平，已到了非用生态议会这样一专业的吵架机构不可的地步了。

但这个ecological congress会成为中国未来民主的的二步并一步的伟大举措。生态政治将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将民族国家内政治嵌入这个大政治中，一步到位，这会是很令人振奋的事。

资本主义在中国爆炸式地发展着，很多人却仍相信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伸张。但要是中国当代的这种更高效的威权式资本主义证明是比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更高效的呢？要是在中国，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的自由伴随，而是对经济的阻碍了呢？那时将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是从哪里读到过这句话，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专家教授为了一点个人利益整天像肥苍蝇一样，一闻到经费，就忙着赶去。须知，那都是人民的事、公民的事儿、城邦的事儿。当专家、学者和官员说话都像龙永图那样认为自己很壮烈、很大胆和很深刻时，也是一个社会最独裁和专断的时候。正是人民的声音被压制，他们说话才这样过瘾。

http://www.nytimes.com/2009/11/09/opinion/09zizek.html?pagewanted=2&_r=1&sq=zizek&st=cse&scp=1

This is why today’s China is so unsettling: capitalism has always seemed inextricably linked to democracy, and faced with the explos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many analysts still assume that political democracy will inevitably assert itself.

But what if this strain of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proves itself to be more efficient, more profitable, than our liberal capitalism? What if democracy is no longer the necessary and natural accompani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ts impediment?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perhaps the disappointment at capital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as a simple sign of the “immature”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who didn’t possess a realistic image of capitalism.

When people protested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the large majority of them did not ask for capitalism. They wanted the freedom to live their lives outside state control, to come together and talk as they pleased; they wanted a life of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 liberated from the primitive ideological indoctrination and the prevailing cynical hypocrisy.

As many commentators observed, the ideals that led the protesters were to a large extent taken from the ruling Socialist ideology itself — people aspired to something that can most appropriately be designated as “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Perhaps this attitude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

阿甘本说，德波尔1967年的这本书就好象是为我们最近三十年的情发展写的剧本，这预言的鬼灵，令我们悲哀。

1-我们时代更喜欢图像而不是物事，更喜欢复制而不是原物，更喜欢再现而不是现实，更喜欢表象而不是存在，费尔巴哈的话，是景观社会的定义。« Et sans doute notre temps... préfère l'image à la chose, la copie à l'original, la représentation à la réalité, l'apparence à l'être... Ce qui est sacré pour lui, ce n'est que l'illusion, mais ce qui est profane, c'est la vérité. Mieux, le sacré grandit à ses yeux à mesure que décroît la vérité et que l'illusion croît, si bien que le comble de l'illusion est aussi pour lui le comble du sacré. » Feuerbach (Préface à la deuxième édition de L'Essence du christianisme)

2-图像的生产堆积出一个景观社会，形成一个假世界。被自动化的图像构成的景观社会里，说谎者自己骗着自己了（如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景观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说的对现实生活的具体的倒置，正如我们在镜中看惯了自己的反影而认那才是真实一样。景观里图像的舞动，是无生命的东西对我们的舞动，就像稻草人对我们的舞动。La spécialisation des images du monde se retrouve, accomplie, dans le monde de l'image autonomisé, où le mensonger s'est menti à lui même. Le spectacle en général, comme inversion concrète de la vie, est le mouvement autonome du non-vivant.

4-景观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由图像来中介的关系。Le spectacle n'est pas un ensemble d'images, mais un rapport social entre des personnes, médiatisé par des images.

5-本来可以有很多种世界观的，但其中的某一种被物质地被翻译到现现了，压倒了其余的，从此，一种世界观独大了。Le spectacle ne peut être compris comme l'abus d'un mode de la vision, le produit des techniques de diffusion massive des images. Il est bien plutôt une Weltanschauung devenue effective, matériellement traduite. C'est une vision du monde qui s'est objectivée.

1-写作是一种体力姿势，与发声姿势相对立。

2-是对一种无法抹去的标记的法律上的登记，来对抗时刻、遗忘、错误和谎言。

3-一种介入整个主体的无限实践，与简单的记事对立。

这三种是根据姿势、法则和快感来分的写作（IV，293）。

写作，这是一种交换；当我面对这样一种危险的时刻，我一方面得放手出让而另一方面又得紧紧抓住一个东西，写作的作用是，向我提供方法，保护我不受一种致命的打击。如果没有写作，我几乎没有办法求助，无处依靠：给的已放弃了，要的但还未到手：我就处于一种无限失败中了（IV， 292）。

大众传媒要将我们的身体剔出关于话语的话语的传播，国家治体是要控制我们的生物生命将语言剔出我们的生物生命，两相夹节，我们每一个人都成自己的国家中成为嫌疑犯，都是危险的阶级，越是普通人越像恐怖分子。人类的生物生命本身被国家高度怀疑，用尽一切办法来控制。如福柯说，人是在这样的国家被高度动物化，被当作动物园里的东西来饲养。

所以，阿甘本认为，当代西方或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政治的基本范式是：集中营；我们这个奥斯维辛之外的集中营更是绵里针式的集中营。西方的政治成就他说是从雅典走到奥斯卡斯维辛：

What is at stake here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new "normal" bio-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state. This relation no longer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free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but concerns the enrollment and the filing away of the
most private and incommunicable aspect of subjectivity: I mean the body’s biological life.
These technological devices that register and identify naked life correspond to the media
devices that control and manipulate public speech: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of a body
without words and words without a body, the space we once upon a time called politics is
ever more scaled-down and tiny.
Thus, by applying these techniques and these devices invented for the dangerous classes to a
citizen, or rather to a human being as such, states, which should constitute the precise space
of political life, have made the person the ideal suspect, to the point that it’s humanity itself
that has become the dangerous class.
Some years ago, I had written that the West’s political paradigm was no longer the city state,
but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nd that we had passed from Athens to Auschwitz. It was
obviously a philosophical thesis, and not historic recital, because one could not confuse
phenomena that it is proper, on the contrary, to distinguish.
I would have liked to suggest that tattooing at Auschwitz undoubtedly seemed the most
normal and economic way to regulate the enrolment and registration of deported persons into
concentration camps（《对对公民身体的生物政治烙印说不》，《世界报》，2004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