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岳丈捡宝助学 布衣婿不负光阴
北 外（4）
山西于83年首批考入北外进修者有太原李静（女），何京（女）、朱亚莉(女)，张慧丰，赵安源，忻州王维平、张应亮、贾雪峰、张景智，榆次陈崇德，运城王安康及阳泉本人。其中忻州王是忻州师专刚毕业便报了考，不合原招生规定中教龄达若干年之上者，但进修态度积极，又照顾边区，就来了。张景智是北插，自学成才。太原几位也是凭实力考取的。榆次老陈是上海人，也是老插，年龄最大，当时可能已39岁，但属于中教佼佼者。王安康是运城解州人。
这些人从考试看，成绩自然优异，但能被录取，自有其他因素。未被选拔参加考试者中也不乏人才，但由于单位不放人等等原因，首次未能如愿。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对语法词汇和考试感兴趣，因为他们在各个师专也仅仅学了点这类知识，便认定英语不过如此，或者在中学工作一段后，更形成了一种定势。此外忻州几位老弟，年轻气盛，陈、张二位也自恃年长，又是当地小有名气之人，什么都不在话下。陈自参考始到北外出来止，一路指点语法，激扬单词，自以为是。唯太原几位，来自不大不小城市，知深知浅，大为上进。
开学之后，忻州几位小伙，身强力壮，整日赶课，他们从系里弄了一份课表，然后几座教学楼之间东奔西赶，一节赶一节，我曾和他们跑了几次，觉得不叫事，跑不过来，便分手了。他们尤其喜欢邓炎昌讲的“美国社会”大课，邓的课犹如讲故事，一次不落。
老陈老张尤喜在宿舍自学，因他们都是自学成功，闭门造车不觉困，总之各有特点。
一年后，老张忽然问我每天忙些什么，当我告诉他们已听了一年语言学之后，他才若有所悟，也试着听。由于他底子好，也很快入门，并于毕业时考取了研究生，顺便留在了北京。老陈又返回榆次一中，任教导主任，后来回了上海，听说在一个教会机构工作。太原李静后来去了美国。赵安源去了澳大利亚又回并教书。王维平后又考取北外研究生，赶上“六。”运动，因出头过甚 ，被定为不能使用对象，返回省教院。后又把张应亮也弄出美国。张从北外回到宁武后，也在“六。”时用他在北京买的半导体收音机供学生听“美。之音”，顺便犯了错误，几乎挨整。贾雪峰因他岳父同山西副省长XXX关系，先调到太原，后来当了省外办副主任 。
然也有大不走运的。太原铁中朱亚莉因单位不同意她进修，一直在工资手续上为难，二年不得安生。运城王安康身体欠佳，整日倦怠，提不起精神。
第二批人员进入北外时，便不似首批神气了。其中运城肖云翔老师因家中老婆又种地又养猪，于心不忍，竟自我炒了鱿鱼，卷铺盖走人。为此，我一方面给他写信劝导，另一方面再三给英语系求情，保留机会，很使他感动，终又返回学校。
其实我更是咬紧牙关才熬过来的。
除了年龄，身体等等原因之外，我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及精神方面。
开学前，我先去北京，在岳父家里做了些必要的准备。首先用铁条子和木板，又买了些螺丝钉子，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书架，支在一个小柜上，将带去的词典等工具书布置成一个学习角落。二年后，这个小书架已经不够用了。然我毕业后，妻兄又将该书架带到大兴县继续使用。
铺盖是从岳父家拿去的，有新有旧。妻妹送给我一个她结婚时的脸盆。岳父给我找了一大摞捡来的各式纸张、半拉本子等。我又从中拣了一支圆珠笔，到西单商场花几毛钱修理了一下，特别好用。岳父母嘱咐带二只白瓷碗和一双筷子，会同一双捡来的三节头黑皮鞋，在门口摊子上钉了一下，一起装在也同样是捡来修理过的大提包里，用自行车带到学校。身上里外皆是穿了十来年的衣服，四季一贯制。几位内蒙来的大姐式女教师终于看不下去，明确提出要我换换季，我只有苦笑而已。
北外的食堂虽然很多，饭菜也不错，然而却引不起胃口，岳父给的饭钱还得省出些买书。每次打饭，人很拥挤，二只小碗在炊事员手里递来接去，十分不便，几次惹得人家数说。每天早上买一个煮鸡蛋，都得掂量一番才下得了决心，于是，卖鸡蛋老太太看在眼里，总要便宜一、二分钱。望着满地学生们丢落的饭票，真想一张张捡起来。。。就这样一点点一天天，竟存了一信封的硬币，拿到银行兑换时，也受了一顿营业员的教育。。。
经济拮据并未影响求学，而且还排除了某些消费干扰，更能集中注意力学习。
同时，学习之余，我同好友王安康一道，想方设法丰富自己，感受北京和北外，利用手中可怜的几个钱，分别到其他几个食堂去体验伙食，尤其对阿语系的穆斯林小灶感了兴趣，就着牛羊肉独特的味道，观察该系师生之间独有的文化表示。老教师每餐必要给孩子般学生的碗里拨几块肉，宛若父女。一位不知名的老者，约有60开外，每次前往茶炉打水时，总要注视几位中年妇女用小车推煤劳动，终于忍不住放下水壶，执意要推一次车，几位老大嫂怕他干不了，便让他用铲子装车才作罢，老先生执铲柄之前，老嫂子执其后，互相关照，互相体贴，穆斯林精神大放光芒。
此外，我们晚饭后要沿校外马路或走到西院后不远的运河边，观人打渔劳作，或慢跑至友谊宾馆、人大，在楼群中居然发现了齐白石老人之墓碑。再远处，我们还乘车去了八大处，香山碧云寺。
周日里，同学们大都进城游览，我则必回西单岳父家里找点活干，或者帮他分拣纸张布头，或打扫屋子。冬天时，居然将一大堆多年积存的煤面儿搞到胡同里重新加水和好，抹平后，用铲子切成煤块， 晾干后重新烧火用，又学了一样本事。
日积月累，我居然也有了点小钱，买了个60来元元的华光傻瓜照相机，拍了些黑白照片，在学生会低价冲洗。还买了一件极为流行的咖啡色羽绒服，加入了时装男士行列，而且从此上汽车后免了被售票员盯着打票的白眼，北京人真的势利，我也偷着装阔，和他们开开玩笑。
临毕业前两个月全国取消粮票、布票，却开始食品涨价，每个月伙食即使节省也得翻一番，真的有点吃不消了。好在仅此两个月。一毕业，便找了几个废纸箱，将书本打包起来，又在岳父捡的破烂中翻出一只旧皮箱，但有一个破洞。用鞋油打磨后，将衣物归置于内，用绳子捆起，搭上任玉平老师等来京办事的一辆工具车，回家去也。
本章写至一半时，恰遇北外60年校庆，便和他人调了课，专程再返北外。
三年的山西师院生活，给了我人生以新的机遇，一直魂牵梦萦，半生难忘。二年的北外学习，则给了我实实在在的知识、做人做事的力量和奉献社会的资本。多年来，每次去京，一旦有空，总要返回北外，在校园里走走，在教室外望望，在小花园里坐坐，回顾那难忘难捱的日子。
而这次，则是喜气洋洋，校庆搞得华而不俗, 彩旗飘飘，人群如流，赤子归家。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伴我重新游览了校园东西二院，并不时提醒我留影拍照。从材料上看，当初的不少老师已退休，甚至已做古，不能夺目地加入校庆行列。在西院碰到了王光先生，他仍旧骑一辆旧式自行车，而且再次展示了他从右边上车的技术，并告我已搬进了新楼，然而他却固执地成为了北外唯一没有装潢的一家。屠蓓老师既娇小更矫健的身影仍然十分亲切如故，她正要急忙加入她的同班同学里去。十来位后来几届山西籍学员也认出了我，他们大多已在京城干事，混得不错。
北外发展了，专业课上了很高层次，校园也更宽了，无怪是世界一流的高校之一，我为之高兴，我为之骄傲。我一直在寻思那曾给了我知识的不在校庆人前的老师，他们仍像平日那样，只有在上课时才能在教室里看到他们。此刻，他们或许也在校友师生重逢的欢乐中，或许仍旧在家里备课看书，轰轰烈烈的场面是难以打动他们的意志的。从校庆资料看，曾经给我们上过课的20来位老师，如今都已成了研究生、博士生导师。想到曾经就教于这些大师级学者专家教授真是一种幸运，多么可敬的老师，多么难忘的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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