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辟雍碑

         辟雍碑，1931年出土于洛阳东郊15公里，偃师市东大郊村北，原西晋太学遗址，今保存 在东大郊村。 该碑高3.32米，宽1.1米，系用一整石块凿成。碑首有蟠龙伏绕，正面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碑”等二十三字。碑文隶书三十行，行五十五字，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辟雍视察的事迹，碑阴刻有行政学官太常、散骑，教职人员博士、助教、主事、司成，以及学员的郡籍、姓名等，多达四百余人。该碑立于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碑座于1974年在太学遗址发掘出土，后与碑身合为一体。

洛阳太学，始创于东汉，太学生最多时有三万人，直到西晋，仍达一万余人。该碑对研究我国一千六百多年前晋代教育、对考察学生分布情况，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该碑晋隶书法灵活，似用改制的扁笔书写，这对古代书法艺术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研究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的重要历史资料。辟雍碑碑文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在前后4年间，曾三临辟雍巡视，考察学生“德行”、“通艺”，并行赏鼓励。

辟雍碑碑首与碑身用一大块青石凿成，高3.22米，宽1.10米，厚.030米。辟雍碑碑首两侧刻有浮雕蟠龙图案，碑额题：“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23字,字径8厘米。正文30行，行55字，字径3厘米。辟雍碑碑阴刻有行政官员太常、散骑、常待，教职人员博士、司业、主事、司成等,以及学中员如礼生、弟子、门人、散生、寄生等的郡籍及姓名，多至400余人，这对研究晋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以及学生来源有重要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它确证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中国第一。辟雍碑全碑用晋隶书写成，刻工细致，保存完好。此碑身于公元1931年在偃师佃庄乡东大部村北辟雍遗址中发现，1974年在辟雍遗址中又发现了碑座，分离了多年的碑身与碑座，又重新结合在一起，辟雍碑现立于东大郊村。1963年6月20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辟雍碑碑额从正面看，双龙盘绕，两面不对称，有种独特的风格。辟雍碑碑座非常见的龟形（赑屃）而为宫殿造型，显现魏晋时期的碑刻风格。

历史典故

                                   举翼堂收藏有几套，1992年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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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为王者之里。”洛阳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时间长达１５００余年。自裴李岗文化时期始到北宋末年的７０００多年，这里的文明进程长期处于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           洛阳是国务院首批颂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洛阳地处河南西部，横跨黄河中游两岸，有近5000年历史，现辖1市6区8县，总面15，208平方公里，总人口607万，市区面积544平方公里，市区人口130万。洛阳素称、“九朝古都”，据考证，行后有夏、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13个王朝在此设立国都，建都史长达1529年，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古都。在隋唐盛世，洛阳人口百万，成为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有着深厚的古文化底蕴。以“河图洛书”代表的河洛文化被奉为“人根之祖”“人文之祖”。东周礼乐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典章制度。道学创始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理学光大于此。地动仪、浑天仪、候风仪在此发明。《汉书》在此修成，魏晋文学在此兴盛，我国古代科技、教育、文学、历史、哲学等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在洛阳取得的。作为长期辉煌鼎盛的古盛的古都和经济文化中心，历史给洛阳留下了都城遗址、寺庙、石窟、墓葬碑碣等丰厚灿烂的文化遗产。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53处，市县级650处。沿洛河排列的夏商周汉魏隋唐五大都城遗址举世罕见，被誉为“五都荟洛”。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释源”、“祖庭”之称。邙山遗存着东周以来诸朝皇陵形成的中国最大的古墓葬群，已出土珍贵文物40余万件，建有世界上第一座古墓博物馆。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也使洛阳成为海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热点地区。 　　伊洛盆地风光旖旎，名山环抱，自然景观多姿多彩。北有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及小浪底水库旅游区，南有五岳之一的嵩山和国家森林公园白云山、花果山，造化神奇的鸡冠山溶洞被誉为北国第一溶洞。洛阳牡丹天生丽质、雍容华贵、名甲天下，已有1500年的栽培史，现有500多个品种。每年谷雨前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花海人潮，流光溢彩，万人空巷，蔚为壮观.1983年以来，市政府兴办的一年一度的牡丹花会，以其独具的神韵和魅力，吸引了无数中外客商和游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历史文化相映生辉，使旅游业成洛阳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 中国最早的宫城          华夏文明发源于河洛地区，形成于河洛地区。夏、商、周是华夏文明形成并逐渐成熟的时期。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二里头宫城面积逾１０万平方米，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大型的青铜器作坊，面积达１万平方米，据考证该作坊连续使用了约３００年。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铜鼎、铜爵以及青铜兵器戈、簇等。在这里发现的文字符号，被蔡运章称为“卦象文字”。        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斟鄩”所在地，是夏王朝的都城，夏王朝在此定都约３００年。这应是我国“七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封、杭州、安阳）中最早诞生的都城，也是最早的洛阳城。夏、商、西周、东周作为华夏文明的定型期，都以河洛地区为其重要的活动中心。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的整体形态已经定型。如今，中华民族的各个思想流派都可以从周公、老子、孔子等代表的儒、道思想中找到本源。可以这样说，华夏文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在河洛地区定型。 “三教祖庭”与玄学理学之源          在徐金星看来，孕育、诞生、成长并繁荣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不同于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它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古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曾经对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等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所谓中国“三大教”，即儒教、道教、佛教，都和洛阳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实开儒学先河。因周公封于鲁、周公后人治理鲁，故鲁国成为周公思想及儒家思想根基深厚的地方。后鲁国诞生孔子，孔子向往周，故有“孔子入周问礼乐”之事，洛阳实为儒学的渊源之地。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统治思想。道教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老子为教祖，人们尊称其为“太上老君”。不少研究者指出：《道德经》和道家学说是道教的理论基础，而老子撰写《道德经》的地点就在洛阳。佛教是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在东汉时期首传于洛阳，白马寺至今仍被视为中国佛教的“释源”、“祖庭”。          洛阳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三教祖庭”，而且也是玄学和理学的诞生地。玄学诞生并兴盛于洛阳。曹魏正始年间（公元２４０年至公元２４９年），何晏、王弼等人在洛阳创立玄学。魏晋玄学是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相融合的产物，促进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宋代以后，虽然洛阳不再作为都城，但程灏、程颐在洛阳开创的程朱理学，长达８００年时间里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          这五大思想流派，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品格”的形成影响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天下之中”与中华民族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的独特地理位置，曾对洛阳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华夏族正是以炎黄二族为主体，形成于河洛地区，后以华夏族为基础，在汉代前后形成汉族，以后汉族又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称为中华民族。          《史记·刘敬传》记载：“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宋代的李格非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噤喉，而魏赵之走集。”因“成周雒邑”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也是后来河南省被称为“中州”或“中原”的原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也是指洛阳一带。“中国”一词，曾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小雅·六月序》中也有：“《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据考证，“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１９６５年陕西宝鸡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铭文中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天的洛阳一带。          河洛地区是我国姓氏的重要起源地。有研究者统计，全国１２０个大姓，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或姓氏中的一支、两支起源于河南的，合计９７个，占我国姓氏总数的８０％以上，其中大多数姓氏分布在河洛地区范围内。单就偃师市来说，该市现存姓氏５３１个，其中起源于偃师或姓中一支、两支起源于偃师的就有１１７个，另外，起源于偃师现在已消失的姓氏有９４个，二者合计２１１个。          在中国七大古都中，以洛阳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居住的帝王数量最多。二里头遗址上的夏都斟鄩被称为“中华第一都”。沿洛河由东向西５０公里一线内，保存下来五座古代都城遗址，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北魏时期洛阳城范围约１００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在中国七大古都、１０１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洛阳应是当之无愧的“古都之首”、“名城之冠”，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文明圣地”。 华夏文明源于河洛　   　　“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而以伊洛河平原、洛阳和嵩山地区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近日在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这样说。这一观点得到了百余名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并达成共识：河洛文化生成在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起着主源、主导和核心作用，文字、礼器、青铜冶铸、都城以及河图洛书，都是河洛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河洛文化”这一提法是近年才出现的。近年来，汉族南方支系的福佬人、客家人、广府人等都把自身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认为自己根在中原，而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又是中原的核心区域，所以常常提到河洛，“河洛文化”的概念也就因之而起。明乎此，“河洛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代名词，是华夏正统文化的泛指，而并非是指黄河、洛水交汇处的一个小小区域的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河洛地区---辽阔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河洛地区在上古时期就是当时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在向海外朋友所发的邀请函中进行了如下的简要表述：以“河图”、“洛书”为源头河洛文化，是古代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地域文化。从地域上讲，“河”指黄河，“洛”指洛河，“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和嵩山周围为中心，与今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大体相当并扩及晋南、陕东的广大地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河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上可追溯到的五帝时期，但主要产生于夏商周三代，历经汉、唐，其下限基本上到宋末元初。河洛文化是中华先民以及后裔在河洛地区创造的以农耕为主的政治、经济、生活、习俗及由此产生的信仰、礼仪等文化，它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同寻常的重大影响。          正因为如此，河洛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其产生年代久远且内容体系完备，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河洛文化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影响和促进了周边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河洛文化以古都文化中礼、乐、道、法的精华为核心，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河洛文化以客家民系的形成为标志，以中原人民南向迁徙为载体，传播到闽台和域外，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因此，河洛文化已以成为连结海内外华侨华人最强大的精神文化纽带。 河洛文化的民俗        民俗，是人民群众创造、享用并传承的民间文化，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社会文化的基本部分。洛阳，作为河洛地区的中心，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绚烂多姿、瑰丽奇异的民俗文化，并以其“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文化地位深深影响着中原乃至中华民俗，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洛阳民俗文化，礼仪、宗教、道德，衣食住行、民间艺术、传说故事、方言俚语，都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集中体现了河洛文化的特色，是河洛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华夏民族素称“礼仪之邦”。回溯历史，中华重视礼仪之俗滥觞于洛阳。早在夏商周三代，洛阳就是天下翕然向风的“首善之区”，历代统治者不断定制作规，相沿成俗，特别是周公定鼎洛邑，制礼作乐，对洛阳礼仪民俗的形成和传播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洛阳成为礼仪文化的中心，孔子问礼于老聃的生动记载就证明当时天下人对洛阳礼仪文化的崇敬向往之情。《宋志?表》曾这样赞叹洛阳人民的礼仪之风：“士向诗书，民习礼仪,务本立业，有周召遗风”。长期以来，在重礼之风的熏染下，洛阳人民以淳厚朴实为美，崇尚信义，乐善好施，豁达宽容。家庭生活以孝为先，邻里之间和睦谦让。民间常用“鱼傍水，水傍鱼”、“两好合一好”、“亲帮亲，邻帮邻”来形容融洽、互助的亲邻关系。          民间艺术在洛阳民俗中熠熠生辉，光华四射。自古以来，洛阳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养成了开朗乐观、积极进取的性格，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形式繁多、活泼动人、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有节奏鲜明、唱腔优美，富有地方特色的河洛大鼓，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戏曲，有技艺精湛、扣人心弦、惊险而又热闹的杂耍。洛阳工艺品品种繁多，精致美观，更是名扬海内外。洛阳宫灯历史悠久，造型精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尤以红纱灯最为知名，常被用作喜庆饰品，深受人们热爱。名闻遐迩、誉满中外的“唐三彩”是洛阳工艺品中的精华，它熔绘画、石刻、雕塑等艺术为一炉，继承融汇了我国历代工艺品的传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民以食为天”，饮食民俗是民俗百花园中最让人留恋赞叹的一朵奇葩，洛阳的饮食文化同样是洛阳民俗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洛阳水席自古驰名，是来自民间的传统名吃。唐武则天时，它飞进重楼叠檐的宫廷御厨，其后又从宫廷走回民间，遂名扬天下。其他风味小吃不可计数，牡丹燕菜，晶莹清爽，官贵吉祥；洛鲤伊鲂，味美肉嫩，回味悠长；长寿鱼色红味鲜，酸辣咸三味俱全；不翻汤油而不腻，纯正利口；烫面角色泽如玉，皮薄透亮。一边品尝风味独特的名吃，一边聆听美丽动人的传说，双重享受，人生至福。          “洛阳牡丹甲天下”。洛阳人民素以爱花，特别是爱牡丹的习俗闻名，它是当地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欣赏美、追求美的鲜明写照。洛阳种牡丹、赏牡丹的习俗，远至唐宋以前，然其牡丹名重天下，被誉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则是唐以后。一代女皇武则天，生前最爱赏牡丹。她深爱牡丹雍容华贵之美，把各地牡丹运到洛阳栽培，一时牡丹大盛，从此种牡丹、赏牡丹成为洛阳民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皆然，花开时，士庶竟为游遨”。有诗人赞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为狂”、“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特别是近年来，洛阳牡丹声名更盛，花会期间，千姿百态的各色牡丹，竞相绽放。四方游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沉醉于流光溢彩的花海之中。          洛阳民俗是河洛文化的源头活水，哺育着世世代代的河洛人民。它扎根于民间，生长于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千百年来，洛阳民俗代代相传，相沿不衰，并不断吸收容纳周围及外来民俗，形成众多美俗、良俗，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东汉以来的河洛历史        东汉建太学：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29)，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创建太学。汉顺帝时扩建。太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        倭国来朝：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正月，倭奴国(在今日本九州北部)派遣使节来洛阳朝贡，刘秀封其国王为汉倭奴国王，赐“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原印1784年在日本福岗县出土，现藏于福岗市美术馆，印高2.2厘米，重108克)。        永平求法：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遣郎中蔡?、博士弟子秦景等18人出使西域，拜佛求法。蔡?等到大月氏，邀请天竺国沙门摄摩腾、竺法兰，携带《贝叶经四十二章》及佛像，于永平十年(67)用白马驮回洛阳。次年，官府于洛阳城西二里御道北建白马寺，是为中国佛教祖庭。 班超出使西域：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班超出使西域，镇抚西域各国，西域与汉王朝断绝65年的关系至此恢复，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重新开通。永元十四年(102)，班超才返回洛阳。班超在西域30年，为巩固我国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白虎观会议：东汉时，由于“五经”有今文、古文之争，建初四年(79)，章帝亲自在白虎观大会诸儒，审议"五经"异同，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议》一书，作为官方典籍公布。《白虎通议》为今文经学。由于朝廷支持，今文经学在东汉前期广泛流传，该书也成为官学的通用教材。        班固修《汉书》：东汉建初七年(82)，兰台令史班固在洛阳著《汉书》，用20余年时间修成。《汉书》从秦末农民大起义写到王莽失败，计120卷，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班固死后，部分“表”、“志”由其妹班昭和马续续成。《汉书》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的断代史。        许慎作《说文解字》：东汉时，许慎在洛阳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9353个，古文、籀文1163个为重文。每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        蔡伦改进造纸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宦官蔡伦改进了民间造纸方法，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作纸，人称“蔡侯纸”。造纸术的改进，对世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张衡发明地动仪：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太史令张衡在洛阳发明地动仪，并成功测知永和三年(138)陇西地震。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张衡还发明浑天仪，并有天文学专著《灵宪》。        大秦遣使入洛：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国王(古罗马帝国皇帝)安敦遣使来到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直接往来的开始。        党锢之祸：东汉延熹九年(166)、建宁二年(169)，宦官把持朝政，以"部党"罪名，两次在全国逮捕党人，史称党锢之祸。两次“党锢”，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之间斗争的具体表现，反映出东汉后期的黑暗政治。        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为正定"六经"文字，经朝廷批准，蔡邕书《尚书》、《周易》、《礼记》、《论语》于石，使工镌刻成碑，互相参检，凡46碑(块)，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 董卓之乱：东汉中平六年(189)，董卓率兵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自为相国，独揽朝政。次年，关东诸侯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失败后，挟献帝西走长安，并驱使洛阳数百万人随之西迁，沿途死亡无数。行前，董卓的士卒大肆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        曹魏建都洛阳：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魏继承两汉制度，于洛阳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兴修水利，使洛阳成为全国水利事业发达地区之一。        马钧制“龙骨水车”：曹魏嘉平六年(254)，马钧在洛阳发明农业灌溉工具“龙骨水车”，结构新颖，简便，省力，效率高，对当时农业发展起了极大促进作用。此外，马钧还改进了织缕机，制成了指南车、转轮式发石车、水转百戏等，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西晋建都洛阳：晋武帝泰始元年(265)，晋王司马炎废曹奂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都洛阳。晋咸宁五年(279)，晋灭吴，统一中国。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受命编撰历代群臣事迹。他与刘恕、范祖禹一起，居洛阳19年，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编成编年体通史巨著。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定书名为《资治通鉴》。该书上起战国(前403)，下迄五代(959)，记事凡1362年，为文共294卷。        翟氏抗金：南宋建炎元年(1127)，金人分兵南下，攻破洛阳。翟兴、翟进兄弟召集族人、乡兵与金人抗战。历时数年，多次争战，翟氏兄弟及翟进之子翟亮战死。        金中京保卫战：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中京洛阳被蒙古军包围，中京留守强申率2500人坚守，蒙古军围攻3个月不能破城。        李自成克洛阳：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闯王李自成率兵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发福王府金银及富室窖藏赈济贫民。        汴洛、洛潼铁路修建：清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汴洛铁路勘测工程全面铺开，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二十一日竣工通车，全长1838公里。宣统二年(1910)七月七日洛潼铁路破土动工，民国20年(1931)完工，全长2372公里。        吴佩孚驻兵洛阳：民国9年(1920)9月2日，吴佩孚战败皖系军阀段祺瑞，进驻洛阳，同时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副使。10月10日，吴佩孚在西工兵营挂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公署"、"陆军第二师司令部"的牌子，扩建西工兵营。洛阳成为直系军阀的大本营。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民国21年(1932)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定洛阳为行都。同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洛阳红枪会活动：民国15年(1926)1月，河南民众为驱逐省长岳维峻，联合成立了民间组织"红枪会"。红枪会既抗拒军阀、土匪，也与军阀勾结杀害共产党人和普通百姓。洛阳红枪会西起新安，东到偃师，北起邙岭，南到龙门，几乎村村都有。冯玉祥占领洛阳后，严禁民间私藏武器，对红枪会进行收编、改编，红枪会逐渐被瓦解。        洛阳抗日保卫战：民国33年(1944)春，陷于困境的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以夺取洛阳为主要军事目标的河南战役。5月5日，日军攻占龙门，由洛阳地方民团组成的国军第15军和94师守卫的洛阳成为一座孤城。面对数倍的日军，洛阳民众和爱国官兵誓与洛阳共存亡。日军穷凶极恶，每日发射炮弹近万发，把洛阳炸成一片火海。洛阳民众、爱国官兵寸土必争，把每个街巷、民居、沟岔变成战场，人人当先，个个英勇，白刃格斗，血染古城。在坚守洛阳的21天中，中国军队自师参谋长到士兵，阵亡1 3万人，仅剩1000余人。日军虽被歼2万，但不断增援。而拥有重兵的刘峙、蒋鼎文违抗中国军事最高统帅部命令，坐视洛阳沦陷而不救。5月25日，洛阳沦陷，未退到城外的爱国官兵全部战死。洛阳抗日保卫战是中国广大爱国军民用血肉之躯谱写的一首民族正气之歌。           1948年3月3日，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成立，杨少桥任市长。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洛阳城，杨少桥入城，发布施政纲领。1949年12月28日，洛阳市人民民主政府改称洛阳市人民政府。        毛泽东致电洛阳前线指挥部：1948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攻克洛阳。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就谨慎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明确官僚资本界限、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人民自己负责管理城市等作了9条指示。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地区的军政领导，对当时的城市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央确定洛阳为重点建设城市：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在洛阳建立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滚珠轴承厂、热电厂、铜加工厂等，共占地307 5万平方米，国家投资78657万元。同时确定洛阳市为重点工业建设城市。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截流：1997年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按计划顺利截流。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经国务院批准，集防洪、防凌、减淤、灌溉、供水和发电等综合效益的特大型控制性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预计340亿元。1991年9月1日前期工程开工，1994年9月2日主体工程开工。计划2001年12月31日完工。全部工程竣工后，可使黄河中下游防洪能力从5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