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

章碣 .唐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焚书（钳制思想，禁锢学术，破坏文化），不能加强国家根基，只能削弱国家元气。是为“竹帛烟消帝业虚”。
关河（函谷关与黄河），固然是天然屏障，却不能保险政权，只能看守陵墓，言下之意，地利的作用，既有赖于天

作为北京大学“水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一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蔡先生的大学理念，在1930年为《教育大辞书》而撰写的《大学教育》

陈寅恪的晚年很多意见都用曲笔写出，鲜有直疏胸臆者。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口述，由其弟子汪篯记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比较淋漓。  
今录其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集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他是二陈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

我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发表的《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一个文明
的民主国家，实在是平常得很。想不到这封信竟引起许许多多误解。误解的基本原因之一，
是若干人士拒绝对我在信里所说的种种论点或做理智的思考，而只把各人心中画好了的影像
投射（project）到我身上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众心理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
认为应须让心理学专家去研究。我们现愿意在这里解释一下的，是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
并且提出建议。
    第一

■以胡适与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充满感情，他们整体上希望中国走上改良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但在1943年前后，失望每每随希望而起。

　　1943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两个人物，彼此之间亦师亦友的胡适和傅斯年，一个客居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一个生活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国。此时，抗战已见胜利的曙光。

　　“心情微近中年”的胡适

　　刚刚卸任美国大使的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陈寅恪人格的最大特征是具有独立不倚的精神。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他更在自己一生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自觉地贯彻这一精神。其突出表现有以下几点。

由新世界出版社推出的《江边对话》实际上是两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之间的三次对话记录。对话的主人翁一位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路易•帕罗， 另外一位则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对话的主题是围绕世界宗教中的某些核心问题而展开的，这样的议题对于帕罗先生来说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而对赵启正先生来说既是陌生的专业问题又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就其工作性质看，赵先生前20年是科技专家，后20年则是党政领导，特别是他最后的行政职位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形象代言人，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