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9年第三期,竟然有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汪曾琪的《我的老师沈从文》,还有一篇李辉讲述的黄永玉、汪曾琪的交往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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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沈从文》,在题记里说是去年才整理,可里面好多内容大都读过。依旧是“朴素、真切”的讲述,“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这是我喜欢的风格。
金岳霖作为沈从文的朋友,在文章中的亮相尤其令人叫绝,他滑稽的扮相——眼睛有病,有一个时期戴的眼镜一边的镜片是黑的,一边是白的。他风趣的言语——提问学生时“今天,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士回答。” “今天,梳两条辫子的回答。”闭着眼睛用手有一指,一个女士就站起来。他古怪的行为——养一只高大的斗鸡,常把脖子伸到桌子上来,和金先生一同吃饭,还到处买大苹果大梨大石榴,然后和别的孩子比赛,谁的比他的大,就照价收买,并把原来较小的一个奉送。真是一个妙人!
(难怪林徽因曾移情与他。他亦不曾辜负,终生一个人生活。“一身诗意千寻瀑,人间万古四月天”,这是林去世后,金先生的挽联。很多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招呼朋友吃饭,席间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举座感叹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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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在文章《高山流水,远近之间》中大量转载了黄永玉、汪曾琪的交往中提及彼此的信笺、文字。他们的友谊,初见倾心相交,对彼此才华认同赞赏,1947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与黄裳一起开始了“三剑客”式无拘无束、浪漫而令人回味如老酒般的交往,一同看望沈从文,一同切磋文艺,文革后的疏于往来。黄永玉在佛罗伦萨听到汪曾琪的死讯,“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琪居然也死了。”我无法揣测这包含了多少情绪。但有一点,我愿意这样想,他们后期的疏离,是缘于个性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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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和民族的,适当的装饰意味,和他所特有的爽亮、乐观、洁净的天真,一种童话似的快乐,一种不可损伤的笑声,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的精力充沛的笔墨中融成一气,流泻而出,造成了不可及的生动的、新鲜的、强烈的效果。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 汪曾琪为黄永玉香港画展所作。
“我的画只有他最懂。”谈到汪曾琪,黄永玉常爱这么说。
“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当笔者建议黄永玉写写汪曾琪时,他不假思索的回答。
朋友之间,有这样的认知,能说出这样的话,是无法彼此淡漠的,尽管不通音讯,尽管不问冷暖。
有时,不问,并非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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