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丁学良

      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像今天的北京“迎奥运，讲文明”一样，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1937年2月27日出版的美国《文学文摘》杂志，专以中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作为封面故事。刊登的照片显示当时的中国精英们，是怎样试图把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与中国社会大众层相结合，变成国民习以为常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74年以前，宋美龄、阎宝航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现代化早期领头的精英分子，就已经在为当今的北京奥运做准备工作了──让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行为规范，与世界文明接轨。

    完全可以推论，如果当年日本军队不打进中国，新生活运动能从1934年一直坚持下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国民素质，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面积的差劲，糟糕到在国际社会里常令人难为情。所以中国公民现在出境旅游，出发前要发一个表，强调遵守一系列行为规则。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以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只得停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近代中国史上有两件事──都是我出国读书才有机会知道的，即从1920年代末，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8-9年时间，中国GDP的增长也是非常显著的。那时中国的内地不怎么样，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建设，比如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进步很明显，已经走上了一条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包括工业化，但更广泛，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进步。可这个伟大的起步，被异国军队的侵略给中断了。

     从抗战开始，中国外战、内战、革命、动乱一波接一波，基本上没停过，直到后来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现代化努力，差不多完全割断，导致了中国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是社会、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整体危机。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承受这个后果。

         正在危机的关键阶段，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北京进行全面的迎接准备，与今天为奥运的准备堪作反衬对比。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荣渠1972年的2月27日，一封写给在贵州任中学教师的弟弟的信里（收录进他的回忆录《北大岁月》），描述了那时在北京发生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中国虽然表面上的革命口号震天动地，但由于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受到文革的破坏，非常糟糕。为了迎接全世界头号强国总统的来访，北京的面子工程做到十足。罗荣渠的信中写到──

         “尼克松来，北京做了充分准备，可以说是全城动员。许多访问单位都大搞清洁卫生，粉刷一新。市面上多了一些水果、蔬菜、食品、百货一类。王府井一带，市招（商店招牌）为之一新，认得出哪家铺子是卖什么东西的，是一大改观。书店里陈列了《红楼梦》等书（旧版），供外人选购。治安保卫，更是抓得很紧。到北大的，只是卫星站的技术人员和新闻记者两批，到处拍电视，访问谈话，一般表现还礼貌。尼克松的群众性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看戏，一次是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原定是（观众）每五人中有一人鼓掌，后来临时改为全场起立鼓掌，首尾共两次。”

     从1934年一直到1972年，差不多近40年后，在文革的糟糕时段，中国又不得不把被中断的、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东西拿出来临时拼凑──为了在外国人眼前展现尊严，所以要采取诸多临时的措施，粉刷市容，要在商店里加进中国老百姓平时买不到的那些食品、水果，以隐藏其后面民不聊生、文教崩溃的深刻自卑感。

    文革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破坏到什么程度？破坏到当时有外宾来中国，送给周恩来一套多卷本的《大百科全书》，周恩来要回赠，竟然找不到一本像样的中国辞书，只好回赠了那种两盒香烟大小的袖珍本《新华字典》。周恩来深以此事为羞耻──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国家竟然落到这个地步。

     我刚才提到，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可惜被打断了，而且一中断，就不是一两年，而是几代人。这中断的，就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的交融。你不与世界文明主流多方位接触，就不清楚你的哪些方面是多么愚昧落后。

    中国社会近200年来最重要的进步，都得益于它与文明世界主流的接轨；无此，不但汽车、火车、飞机、电脑、手机等等现代设备无从谈起，就连今天我们这个国家里重要的政治架构也不会有。《宪法》、“共和国”这类观念是来自西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亦来自于西方，虽然内容上还不同，但架构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中国社会深层面的落后、国民素质多方面的低下，如果关起门来搞改进提高，目标太低，动力也太弱。一让大量的外国人走进来、让大量的中国人走出去，大家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某些部位、我们公众的一些行为方式，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不尊严！为了办“绿色奥运”，北京市花了1400多亿人民币搞环保。山东的青岛还出动十万大军打捞沿海的海藻。为了让北京更“文化”，建起了多座演剧院，对故宫博物院大修。为了让北京更像一个“国际大都市”，把街道和景点的“惹笑英文”改正一新。在奥运会前夕，中国又签署了新的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2008奥运会，这些进步事业会连串发生。

      所以，今年4月在国际上因为西藏问题而引发“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浪时，芬兰国家广播电台专程来北京采访，问我如何看待这个争议。我回答：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按国际标准把奥运会办好，即便它马上不会带来显著的政治进步，但会带来显著的社会进步。累积的社会进步，能够为稳健的政治改良创造条件。

    北京奥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耗费钱财的一次体育活动。据国际媒体报道，约400亿美元，我想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为了奥运，不但直接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而且北京及周围诸多省市的工厂为减轻污染而关闭，外地人进京办事受限制，从外省引水入北京，全国火炬传递，举国安全措施，代价极其巨大。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希望北京奥运结束后，一些好的东西能够留下来。我指的不是硬件，而是那些重要的软件，主要的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我们这个社会普通民众的公德、对环境的保护、对文化生活的爱惜、对人权的关注。若能加上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提升了的意识，那就更好了。

     如果北京奥运以后，这些“软”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即使不是100%，若留下来一大部分，那么这个耗费无数钱财的北京奥运，终究留下了进步的种子。对整个中国而言，这些种子有着推动更多进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