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社会主义学院·费孝通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林汉达等。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冯亦代都打到费、潘家里去了，成为坐探。活儿能白干吗？于是上面让彭奇请他到“森隆晚餐”，饭桌上，询问到冯亦代的经济情况。这令冯“十分感动”，说：“党对我是仁至义尽，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负义之徒了，夜间想了许多对不起党的地方，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时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对得起党。”[p161]继而，彭又与冯亦代“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这次谈话使我很兴奋”，“日益体会到党对我的援救的那种温暖的关怀。”[pp197—198]老刘知道冯亦代喜欢艺术，多次请他一家人看歌剧《茶花女》[p235]、僮剧《刘三姐》[p257]、越剧《小忽雷》[p275]、盖叫天的京剧《武松打店》[p328]，再后来，老刘还与冯氏全家观赏芭蕾舞剧《天鹅湖》[p326]、舞剧《鱼美人》[p301]，冯亦代特别对儿女讲了戏票的来历，叫他们也跟着感动：“感谢党给我们的照顾。”[p301]

　　是温暖，还是残酷？总之，冯亦代的生活完全转变了。回家寻情，出家寻梦。有谁知道他寻的是什么？

　　 到章伯钧家卧底

　　冯亦代轻易走进章家门，上面很满意。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这样，就有了更宽的接触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钱锺书、黄苗子、吴祖光、丁聪、董乐山。但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章伯钧。《悔余日录》里，由于汇报父亲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显眼，冯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门”等字词轮换使用。越到后来，“地安门”出现得越多。

　　章伯钧不同于费孝通，不烦劳朋友买药，洗衣，买果子酱，打听医院，张罗骨灰盒。由于冯亦代长于编辑业务，章伯钧又懒于写思想汇报。所以，父亲有几次请他帮忙代劳。遇到这个情况，冯亦代事先还要请示。“上午和彭通了个电话，十时去章家，给他抄了份‘认识’，到四时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钧不思上进，连罗隆基都不如。他把时间都用来买古籍、藏字画、玩古董、听戏、聚餐、聊天。看书，也是看线装书或德文书。对此，冯是有记录的：“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点半才离去，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1961.12.24.p343]

　　的确，到章家卧底，冯亦代用不着带盐鱼，他要带的是脑子、记性。因为呆的时间长，章伯钧议论多，有时还遇到其他右派分子，冯亦代便觉脑子不够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p176]“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门，章伯钧说话自然无主题、无中心，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冯亦代不能当场记录，事后追记，难免疏漏。

　　为提高职业水平，他很注意研读相关书籍。比如，一次“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还阅读了尼基福罗夫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人的兴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终生的东西。瞿秋白从容就义前，惦记的是家乡的豆腐，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书写白白的豆腐。他的灵魂由一个政治人物还原到情感柔软的书生，读后不觉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冯亦代——一个搞欧美文学的人，读这些蹩脚货，何以总是屡屡地“令人兴奋”呢？

　　“谁知我汗血功？谁怜我千里才？”冯亦代的劳动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这天，大概是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之际。冯亦代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达仁，下午三时看钱端升，原定五时去陈铭德家，后来，在钱家呆得过久，才作罢。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陈铭德，下午三时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时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汇报。再说了，冯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铺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拟去找章，电话中知道章伯钧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刘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拟去地安门，但打电话去，他们有客就不去了，这几次都不凑巧，总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谈的总谈不起来，今天则又有客。工作推不动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1960.8.3.p256]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p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p335]。灵魂里也没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记里把“卧底”工作，叫“家里”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热爱的文学及翻译工作，则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个时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剧场见到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见面，马校长就希望冯亦代能去北师大讲讲现代英美文学。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叹道：“‘半生误我是虚名’，拿什么讲呢？近十年来简直什么也没有看……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条，思想有取向，行为有准则。那么，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章伯钧今天来学习了，见了我寒暄一番，说“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说在思想上必须力争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么？……晚上写了信给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1960.9.2.p263]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1957年前，毛泽东就知道章伯钧在背后*共产党。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老刘多次与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p254]

　　尽了心力之后，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78：他结束了黑暗

　　1967年，父亲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生·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锋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斋

　　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临行两包中华牌: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吊若海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轱辘体之一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

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时期，精英们的思想大致相同，但是如果社会出现大危机之时，精英就会产生分化，形成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作为享利者，与体制紧密合作共同将局面维持下去，体制外精英则在忧患意识的催促下，开始了试图改变旧秩序的努力，这是社会的一个分水岭。

如果统治集团感到了既将到来的灾难，与这群具有忧患意识精英密切合作，社会就会向改革改良方向发展；如果统治集团固步自封，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拒绝与忧患精英合作，拒绝变革，矛盾就会更加尖锐；如果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化，产生了一批能左右局势的、有远见卓识的领军者，如魏孝文帝之流，他们就会与体制外有忧患意识精英结合，从而将改革进行下去;如果保守顽固派占了上风，拒绝与具有忧患意识的精英合作，将破败体制之车继续推下去，另一种悲剧就会拉开帷幕。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水不可堵，愤不可蓄”，生活无着中的胆大者开始反抗，逐渐形成了气候，这时那些不得志的、具有忧患意识的精英开始正视这股势力，而这股势力也会向精英们抛出橄榄枝，两者讯速结合，改朝换代开始了。统治集团与草泽英雄的对决是惨酷的，可以说对决的结果就是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白骨露野村落为墟，起初统治集团可以借助强大的统治机器将草泽及其精英镇压下去，但反抗决不会停止，直到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建立为止。

英雄们拿命换来江山后，受私欲的左右，建立的仍是个最能将自己私欲发挥到极致的制度，可怜的精英仍逃不脱砍头的命运，除非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新皇的鹰犬，灾难的轮回又重新运转，这就是中华上国的最大特色。

现在的中国，乱象已萌，治世者是与真正代表民意的草泽精英们合作促成和平变革，还是拒绝代表大多数精英的呼声进将传统维持下去，堕入灾难的轮回,让我们拭目以待。

袁世凯是个精明人，当他看到具有忧患意识精英们所代表的潮流不可逆转时，首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与孙中山为代表的精英合作，促使了清政府的让位，中国第一次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建产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这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私欲，拉了历史倒车，登基作帝，屁股还没暧热就被赶下了台，惜其有始，悲其无终。孙中山以美英为师，天不假年，革命未成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此后蒋氏国民党与共产党，一个以美为师，一个以俄为师，各拉精英逐中原，又此后三反五反大跃进十年动乱，真是多难，只是邦兴否？

　　要想真正从源头上堵住“裸官”的去路，根本性的措施有两条，一是“裸财”，二是“裸权”。

　　《钱江晚报》昨天发表文章说，所谓“裸财”，就是要从法律层面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重庆的文强坐拥包括八处房产在内的上亿资产，如此骇人的巨大贪腐财产，竟然没有一个制度去调查、监督、制衡它。要是文强不是那么狂妄自大，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而是早早把他的家人移居海外，他的2000万人民币巨款不是藏在鱼塘里，而是汇到境外账户里，那么说不定他也能步那些外逃贪官后尘，在加拿大或某国的别墅里享福呢。

　　所谓“裸权”，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接受真正有效的监督。如果有严密的制度、相互制衡的机制保证政府官员在有效监督下使用权力，那么即便有些人想做“裸官”，他的“财路”也会被掐断。

　　文章指出，几年前，商务部就曾经公布了一个数字：4000名贪官卷走了500多亿美元，如果官方再不下决心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那么“裸官”们将会卷走更多的国家财产。

　　近些年来，中国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暗中将配偶子女等亲属转移到国外境外定居，通过他们将国内的不法财产转移出去，以便退位后或面临被查处风险时，可以到国外继续“幸福生活”。

　　这种官员被媒体称为“裸体做官”。近来比较典型的“裸官”包括“出走”巴黎的中共浙江温州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没来得及外逃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等。
“裸官”继续“潜伏”
在中国各级官场

　　北京有关人士指出，杨湘洪、庞家钰只是“裸官”的冰山一角，很多手握大权的“裸官”仍继续“潜伏”在中国各级官场。事实上，“全裸（配偶子女都定居国外）”、“半裸（有配偶或子女定居国外）”的官员绝非少数，只不过官员个人信息通常被当成机密，不向公众披露，公众无从了解哪些官员已经“半裸”甚至“全裸”。这名人士认为，“裸财”和“裸权”固然是反腐的治本之道，但在特权无处不在、贪腐之风盛行的当下，官方很难拿出决心和魄力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今年年初新疆阿勒泰等地试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今已经没有了下文，说明官方很难自觉推进这一制度。他说，在“裸财”和“裸权”无法实现之前，深圳提出“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机关正职，不得成为重要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还是具有积极意义。

　　舆论应该鼓励各地先从让公众了解哪些官员已经“全裸”或“半裸”做起，通过整治“裸官”，推动官方走向“裸财”和“裸权”。

    《扬子晚报》昨天发表文章说，“裸官”根本不是能不能当正职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当官的问题。“裸官”的要害不在“裸”，而在“逃”，这和副职正职关系不大。带几千万逃出去的，恐怕副职不比正职少。

　　“裸官”当然需要管理，但让公众先知道哪些官员是“裸官”，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如果官员能在制度上就隐瞒掉自己是“裸官”的情况，任职方面的限制就根本对其无用的。

    《金羊网》发表文章说，“裸官”携巨款外逃已非个案，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遏制“裸官”外逃也没有好的对策。

　　虽然2004年台盟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的建议案》后，中纪委曾经在湖北、山西和北京市等地作过领导干部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备案的试点。但试点过后却没有了后文。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反腐工作的一个失误。

　　文章认为，“裸官”外逃归根结底，还是现行法制的缺失和无力，还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监督缺失，还是暗箱操作下的权力腐败。而《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难以出台建立正是其关键所在。与其在贪官外逃后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国外引渡去交涉，为什么不事先就完善现有体制呢？又有什么理由不实行财产公示制度和官员家属出国定居申报制度呢？

中国具备与宗教对话的经验

　　中国有关当局对这些发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

　　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应付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即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入党，下一个需要应付的问题就是宗教了。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道理。这里有两层的含义。一是执政党必须直面宗教问题，因为宗教是客观存在的。二是执政党有能力应付和解决宗教和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中国文明和各种不同的内生的、外来的宗教互动了数千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宗教问题的信心应当是有的。

　　但信心不等于现实。在信心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不同时代，因为不同的内外背景，当政者在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必须有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方法。那么，在当代的中国，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挑战众多，并且是深层次的。在笔者看来，有三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显然。

　　第一是中国世俗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很多人简单地把中国宗教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看成是官方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并不十分确切。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看法有待探讨，但在中国的文明环境中，世俗性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中华文明尽管不排斥宗教，但文明本身是世俗的。与世界上其它文明相比较，世俗性是中华文明的最大的特点。在世俗性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体现出理性、开放、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点。大多宗教文明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经常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西方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出现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在中国则没有这样。中华文明没有拒绝宗教，而是在理性的态度下，包容了各种宗教，逐渐使得宗教成为自己世俗文明的一部分。

世俗化与宗教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宗教发展不可避免，那么世俗文明的宗教化是必须避免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灾难。不管怎么说，世俗化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大趋势。当然，激进的世俗化也导致了宗教的激进的反弹，但这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来证明世俗文明宗教化的合理性。实际上，西方世界花费了数个世纪进行宗教文明世俗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从世俗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文明的世俗化，就是说，不被宗教化；二是如何采取开放理性的态度来包容宗教发展。

　　第二大困境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在经常出现政治不容忍宗教，宗教热衷于政治的情形。在很多场合，这就使得政治和宗教处于对立状态。政治是世俗政治。政治不容忍宗教，如上面所说，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中国世俗文明的原因。或者说，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世俗文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常处于一个世俗政权规定的构架之内。在这个构架之外，宗教的发展必然遇到诸多困难。

　　另一方面，宗教力量对政治也具有浓厚的兴趣。今天，中国的一些宗教力量，例如很多地下教会，甚至以“推动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为它们的目标。这里既有宗教力量争取发展空间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背景。宗教力量对政治的兴趣，尤其是它们倾向于拥有政治影响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导致政治对宗教的不宽容。这就容易陷于一种政治和宗教之间的恶性循环。在西方，政教不分有惨痛的历史教训。正如宗教文明的世俗化，政教分离也相当艰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间。在这方面，中国也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政治包容宗教，二是宗教不干预政治。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两者的冲突会越来越甚。但包容宗教并不能证明宗教可以干预政治。要走出目前两者之间的恶性互动，需要两者的努力。如果政治不能包容宗教，那么，宗教力量必然会继续挑战政治；另一方面，如果一些宗教力量还要以改变政治为目标，就必然会遇到来自政治的压力。

　　第三个大的困境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存。不同宗教之间发生纠纷和矛盾甚至冲突，这在中外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很深刻的教训。在当代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官方承认的正教之间还是不被承认的地方教会之间或者是邪教之间，都还是处于竞争宗教空间的阶段，没有出现明显的教派冲突。但同时也要看到，各种宗教之间的矛盾也在显现，甚至同一宗教内也在出现不同的教派。从历史上看，各种宗教之间如果不能发展出和谐共存的规范，矛盾和冲突时必然的。

　　宗教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尤其敏感。在中国，民族往往是以宗教来界定的，尤其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就是说，民族和宗教往往很难区分开来。这样，一些平常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或如马克思所说的“阶级矛盾”）就很容易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继而演变成宗教矛盾。在西方，人们经常把社会矛盾和民族和宗教矛盾混为一谈。最显著的是一些人经常把一般的人权问题和宗教问题等同起来。最近，在新疆问题上，一些国际恐怖组织也努力想把那里的社会矛盾转变成为民族甚至宗教矛盾。

　　不管人们喜欢以与否，宗教问题在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宗教的内部需求和外部推动造就了宗教发展强大的动力。在新的时代，中国的世俗文明向何处去？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应当看到，世俗文明一方面遇到了挑战，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从世俗文明中找到应付挑战的方法和经验。中国之所有能够数千年维持其世俗文明的性质，就是因为其有无穷的智慧和潜能来应付非世俗文明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只有人们面对现实，才能理性地应付挑战。回避问题或者用非理性的方法，只会适得其反。这也是历史的教训。

　　纳米比亚的高等教育资源极其落后，每六个中学毕业生中才只有一个进得了大学。北京助长该国权贵子弟的教育特权，不能不造成民间的深刻不满，而对北京在当地的长远利益形成难以消除的阴影，显示了北京推行软力量的笨拙手段，以及在外交上过分依赖上层路线的反面效果。

　　毋庸讳言，招收外国留学生是扩展软力量的重要步骤，而吸引可能成为未来领袖的外国留学生，更是软力量潜在的最大“回报”。在这一方面，美国可以说驾轻就熟。特别是在第三世界，权贵子弟是华盛顿吸收外国留学生作为外交“长线投资”的最好对象。

　　以1970年代到1990年代台湾国民党“高干子弟”中出名的“四公子”为例，四人全是美国名牌大学出身，特别是陈履安之父是副总统陈诚，连战之父是内政部部长连震东。这样的父辈权贵身份，美方招收这些学生时肯定心知肚明。

　　另一个例子是两年前不幸遇刺的贝娜姬。她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其父阿里布多早已是巴基斯坦多年的外长，并且是孟加拉国独立前西巴基斯坦叱咤风云的头号政治领袖。

　　当今泰国蒲眉蓬国王更不平凡：因为他的父亲当年作为泰王王子留学哈佛医学院，而降生在哈佛校园。其他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华盛顿从这些软力量“长线投资”中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回报”，自不待言。

黑箱操作与公开招生

　　美国选择吸收外国权贵子弟留学，甚至不限于第三世界。曾经听到一位多年参与哈佛大学申请人面谈审查过程的人士，披露他曾经协助一位在任加拿大总理的女儿进入哈佛就读。
    由此可知招收外国权贵留学生，实在是美国软力量的拿手好戏。但是前引《纽约时报》幸灾乐祸地报道北京招收纳米比亚权贵子弟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华情绪，却毫无五十步笑百步的检点。这一现实反映了美国和中国在具体做法上的重要不同。
　　最明显的区别，是北京依赖上层路线的秘密黑箱操作，而美国政府却一直以相对透明的公开渠道和机构吸引外国学生。如上所述，美国大学显然也照顾外国权贵子弟，但是除了透明之外，这种照顾并没有明显偏离美国高校自身的招生程序：根据加州伯克莱大学校长柏敬诺（Robert Birgeneau）的计算，美国常春藤名校“特招”的各种权贵和校友子弟、运动明星、“平权”黑人等名额超过了招生总数的一半。

　　哪怕是权贵子弟，美国名校招生还是有相当高的招生底线。前述国民党“四公子”都是美国名牌大学博士，而贝娜姬则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前被选入严格按照学业评选的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而我们却没有听到北京招收的纳米比亚权贵子弟进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

　　更重要的是在权贵子弟之外，美国也大量开放招收第三世界平民子弟的佼佼者。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留美学生绝大多数属于此类。最具有历史后果的，也许无过于奥巴马总统的父亲老奥巴马，出身于非洲肯尼亚弱势的罗族部落平民家庭，却能够最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这样兼顾权贵和平民的“门户开放”，是美国软力量触及全球各地的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不断追赶美国，北京近年来开始关注和加强在软力量上的投入，如今遍布全球的百多家孔子学院和新近首播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ITV)是明显的例子。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是软力量长线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纳米比亚赴华留学生争议表明：如果北京不改善黑箱和特权操作，那么在软力量的发展上仍然远不是美国的对手。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间，迅速地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纪霖：首先是认同的危机。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在民主社会里，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的决策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怎么来动员选民、影响选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精英和政府的关系是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统治者应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逆转。逆转的原因，有两个背景性因素，一个是外敌的消失。从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一直到抗战胜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断过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接一个，始终有外敌。这个外敌不是潜伏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外敌的存在，使得知识精英哪怕对政府有诸般不满，还是对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认同感，除了个别烂透了的北洋政权，比如张作霖的统治。对于国民党政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是一直怀有期待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独立与评论》内部，有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像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认为独裁虽然不好，但与其存在着无数个小独裁——军阀割据，不如有一个开明的大独裁，在中央形成一个开明的威权，以应付大敌当前的国难。有了外敌，就容易形成精英与政府某种适当的合作关系。抗战胜利以后，外敌基本不存在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制造什么外敌，让知识分子和国民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认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战后知识分子所一致认同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后来，国民党想通过打内战“戡乱建国”，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让知识精英绝对无法认同。

　　当外敌消失之后，其他方面的变化就很容易导致离心离德。

　　许纪霖：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是到1940年代，知识精英在利益上日益与政府体制疏离，无法通过其工作获得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有尊严的报酬和收入。北洋政府忙于内斗，对知识分子是不太重视的，常常有欠薪。国民党在1927年建立国民政府以后，非常注重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回来的大知识分子。1927年到1937年，既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只要你不与政府作对，凡是在体制里谋到一份工作，特别在国立大学，收入是非常不错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每月有三四百大洋，过的是非常奢华的生活。你想，骆驼祥子一个月七块大洋，也可以在北平温饱了。在四十年代之前，知识精英分享了政权的好处，体制内部的知识精英大都对国民政府有认同感。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有批评和反抗，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关心政治，有利益上的考量。但建立在利益上的统治正当性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利益链发生问题，政府的正当性就发生危机。果然，1940年以后的战时中国，开始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伤害最大的对象，就是这些拿国家薪水的公务人员。国民党的党政人员还可以搜刮，知识精英没有什么好搜刮的，实际生活水准直线下降。一旦精英沦为贫民，对政府的态度就急转直下。假如政府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知识分子还可以接受，问题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贫富差距严重拉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令人寒心。费正清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1943年是一个转折点，蒋委员长失去了精英的认同。这一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的确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理。因为当时费正清在昆明，每天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混在一起，对人心的转向有敏锐的观察。

　　以闻一多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里大大小小的人口，还可以雇几个保姆；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学兼课、刻图章补贴家用了。后来，他会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义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1946年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回来做北大校长，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学术计划。结果在教授会上他的方案无人理睬。教授们纷纷向校长诉苦：我们现在生活都有问题，十年以后是否还活着都是个问题，还谈什么学术！胡适听了目瞪口呆，大失所望。1940年代后期，校园已不再成为校园，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学生们三天两头上街抗议游行，教授们也民不聊生，要靠美国的救援面粉来维持生命，那是多大的心灵伤害！朱自清情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面粉。说实话，他不是对美国有多大的不满，而是对政府不满。朱先生如此持重之人，竟然也在清华园里与学生们扭秧歌。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的笼络知识分子的高薪政策，到那个时候完全失败。

　　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感，在清议、舆论上会有很多批评吧？

　　许纪霖：国民党舆论主导权的丧失，是其失去民心的另一个表现。国民党在1924年以后改组，学习苏俄的经验，面目焕然一新，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革命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国民大革命兴起以后，很多北方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开始认同国民党。为什么认同？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五四”以后的新气象。1927年以后，国民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国民党是非常暧昧的，它延续了革命党的方式，不是靠法治，不是靠建立一套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来获得认同。国民党还是靠三民主义教育，强行在学校设立训导处，推行三民主义党义教育。自由派知识分子、学生非常不满，完全是应付性的。虽然它在主流教育体制有不可动摇的位置，但没人相信它。公共舆论的主导权，一直不在国民党那里。“五四”启蒙的核心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与作为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有冲突。闻一多之所以后来拍案而起，最早是他一度很崇拜的领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他看了以后，吓了一跳，这不是反“五四”吗？于是闻一多这些从“五四”走来的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忍受，走上了对抗国民党的路。

　　这是否说明当时是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

　　许纪霖：对，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话语领导权。从这点来说，国民党一直不占上风，处于被动挨批的位置。而共产党则非常会抓舆论。《八一宣言》以后，主张抗日。四十年代以后争取民主、自由，延安《解放日报》接连发社论，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汇合了二战期间国际上主流的民主声音。四十年代的话语领导权相当部分还在自由派手中，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观察》杂志，力量很大。蒋介石起床之后第一件事，不看《中央日报》，不看《解放日报》，而要看《大公报》。《中央日报》都是他的声音，不要看；《解放日报》都是骂他的，也不要看；而《大公报》代表了社会一般的舆论，他不得不顾及人心的趋向。《大公报》后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亚洲第一家获得这个权威奖项的报纸。

　　战后的一段时间，是近代中国舆论最开放的年代。人人可以办报、办杂志，什么声音都可以放出来，很响亮。国民党压力很大，不仅有内部的舆论，而且美国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要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等到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对舆论的处理就非常简单，谁的声音对我不满，就一家一家关。先是关激进的，然后关温和的。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影响很大，有十万订户，百万读者，一开始不敢关，后来国民党觉得实在无法容忍，关掉。连北平的《新路》杂志都容忍不了。《新路》本来是自由派当中的温和派办的，又有宋子文的背景，正面建言远远超过批评，最后也被查禁了。关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一时似乎讨厌的声音消失，天下太平了；但民情却在地下奔涌，怨恨在暴力中积累，一点点将温和的知识分子逼到激进。储安平在《观察》上很尖锐地指出，谁在制造共产党？是国民党制造了共产党，将温和的自由主义一个个逼到了左倾。

　　国民党政府失去话语的主导权，会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赶到左边去。

　　许纪霖：是的，国民党不仅容不得老冤家共产党，而且容不得中间的自由派。中间的自由派虽然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们代表了普遍的民心。在争取中间派这点上，国民党是连出错招。李敖嘲笑蒋介石是“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老蒋作为一个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对民主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他相信实力就是一切。在战后他缺乏作为国家领袖应有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手笔，做不出他儿子蒋经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台湾那样的扭转乾坤的历史大动作。

　　战后国共之间的力量一度处于某种平衡，于是中间力量有了施展的空间。1946年初，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以后，民盟的罗隆基得意地对马歇尔讲：“共产党让步大，国民党苦恼多，民盟前途好。”一时似乎也有和平的希望，但一个东北问题，燃起了全面内战。国民党最初处于绝对优势，相信军事决定一切。陈诚对老蒋拍胸脯说，只要你放手让我干，保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是就像我们从电视剧《潜伏》里面看到的，国民党的整个党、政府和军队都烂掉了，百分之八十的精力不是去对付共产党，而是对付自己人。人心抓不住，只能转向靠特务统治，用暗杀、镇压、抓人的办法维持政权。战后国民党看上去像庞然大物，但内部都被掏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弱化，无法深入到基层，都浮在表面。到了靠特务统治维持天下，那已经是黔驴技穷，合法性建立在暴力上。那个时候，国民党基本上气数已尽，哪怕是最温和的人，也开始向左转。到1948年，蒋介石连民盟都容忍不了，压迫他们解散，统统把他们推到与共产党合作的一条路。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最后的破裂，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结果。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知识分子都会遇到一个跟谁走的问题吧？

　　许纪霖：在1948年底到1949年，从北到南，知识分子当中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走还是留？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有挣扎。跟着一个在小岛偏安的政权，能维持多久？中国晚清以后政治变动太频繁了，知识分子看得也多了，不就是一次新的朝代更迭吗？许多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朝代更迭可以接受，毕竟是汉人自己的政权，社会与文化总不会变吧。冯友兰与国民党关系比较深，当时作了最坏的打算，留下来，即便政治自由没有了，学术自由总是有的，可以作一个单纯的教书匠。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发生的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

　　去留问题的选择，大多不尽然是政治的选择，还有文化的认同。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即使接他们的专机飞到了北平，还是不走。不是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实在是国民党让他们看伤心了，不愿为它而陪葬。国民党太烂了，新政权纵然有百般缺点，也总比国民党好吧？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家国有依恋感，依恋母校，依恋城市，依恋早已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土地、风情和文化。去留的选择，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文化的认同。

　　就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那段从蜜月到疏离最后到决裂的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新中国一起走进了1949年。

宪法第二十四条明文规定，国家要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确实存在三个重大的问号，它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应有的理论水平，会在国际社会中留下贻笑千古的笑话。

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我们希望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能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彻底地反省一下，发扬独立思考、有错必改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把我国的理论思维推向更高、更先进的水准，以利于思想理论界大踏步地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

问号一：“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始终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大问号：“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为什么哲学只能分成两大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始终坚持“宇宙万事万物归纳起来无非是两大现象：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4；）由此引申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派的对立。凡是承认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统统属于唯物主义派别；相反，认为世界本原是精神的，就是唯心主义派别。

可惜，恩格斯在120多年前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他个人的认识。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提出了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对立，并认为“一切哲学都不能超出这两大派别之外，任何真正独立的第三派别，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5；）

看来，这样的分类，就像孩子把大人分成好人与坏人一样，并认为整个世界除了好人与坏人以外，根本不存在第三种人。显然，这是把复杂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易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分为“阴”与“阳”两大类。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他们从来没有轻易地武断：世界是“阳”的，或世界是“阴”的。《易经》说：“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白话易经全译本》1989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P371；）“大极”也称太极，是指阴阳未分，天地浑沌的时期。巧得很，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理论，在宇宙大爆炸的三分钟前，整个世界尚未耦合成第一个原子；也许，宇宙大爆炸的奇点，真的是浑沌的一片。我们老祖宗的猜测确实是很准、很准。恩格斯的思维能力与水准，与《易经》相比较，确实不是同一等级，更不是同一个层次。

请问，解放后的中国哲学，为什么一定要抛弃自己老祖宗的精华，专门去宣扬一位欧洲人的哲学思想呢？这难道不是全盘“西化”的一个近代典型？莫非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月亮更圆？

事实上，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与科学实践都在告诉我们，“世界本原”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上除了物质以外，还有信息，还有真空能量（一种非常奇怪的质量），还有时间和空间，还有运动，还有关系，还有熵（无序度的数学表达）等等。整个世界究竟有多少个独立元存在？有待于后人更详细的研究。这就是世界观的进步，一个“多元互动随机整合与随机展开”崭新的世界观正在向全世界招手，这就是本文产生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如何认识世界？这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它不但需要全社会的独立思考精神，更需要随着时代进步的创新精神。停滞的理论、不变的学说都是错误的。

【二】世界不是物质的。

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告诉我们，像地球啊，月亮啊，行星和恒星等等的具体物体，包括我们吃的食品、住的房子、开的汽车统统都不是他们所说的“物质”。

首先，因为所有的具体物体都是有限的，而整个宇宙恰恰是无限的；为了保证宇宙无限性原理的正确，哲学家只好用抽象的物质或物质的抽象来搪塞老百姓。可惜，天知道这条“无限性原理”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第二，因为哲学上的抽象“物质”，需要权威的庇护，这与商品市场中的品牌效应一样，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借助革命领袖列宁的光环，隆重推出了列宁的一个物质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166；）然而，列宁并不是天才的哲学家，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也遭到了历史的批判。如果，中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稍微有点头脑，只要认真地想一想，立刻就可认发现列宁的“物质”定义，确实经不起推敲，真正的“物质”决不可能用一个定义就可以搞定。

比如，列宁的“物质”定义，其核心只有两条：1、客观实在性；2、能被人感知。众所周知，类似“爱”或“恨”这样的东西，既具备客观实在性，又能被人感知，难道“爱”或“恨”也是“物质”？还有“精神”“信息”、“运动”、“时间与空间”、“关系”、“熵”等等；它们统统具备“物质”定义的两个核心要素。换言之，根据列宁的定义，精神也变成了物质！？请问，这样的“物质”定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谁相信列宁的物质定义，谁就成了天底下最幼稚可笑的人。

还有，列宁的“物质”定义，明确宣布“物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范畴——纯粹的思想创造物。请问，我们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能不能告诉人们，他们脑袋里的“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物质如果不是物理学中有质量或有能量的具体事物，难道真的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抽象？这样一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莫非真的走向了它的反面——戴着唯物主义面纱的唯心主义者？

第三，因为一个理论，必须能自圆其说才行。所以，我国的哲学家和教授们又捡起了“具体与抽象”的对立统一，试图利用这个哲学的专业用语，在列宁的“抽象物质”与物理学能感知的“具体物质”以间，架起一座桥梁；于是乎，这一切似乎就变得无懈可击了。

可惜，具体与抽象，能不能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抽象物质与具体物质能对立统一吗？抽象的人不能拥抱，抽象的水果不能吃；抽象的一切，只存在人类的思维王国，这是牛啊、马啊、狗啊，根本不可能理解和捕捉的东西。类似神仙或鬼怪这样的错误抽象，就更加令人头痛与烦心。请问：抽象人与具体张三、李四，抽象水果与具体的苹果、桔子，抽象存在（思维王国）与具体存在（现实王国），为什么一定会对立统一呢？又是怎么样进行对立统一的呢？一句简单的“寓于与被寓于”就能说明一切吗？寓于与被寓于的双方，即抽象与具体的双方也能相互转化吗？说实在，六十年来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位哲学家或哲学教授，能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只要你能坚持独立思考，你立刻就可以发现，列宁的“抽象物质”本来就存在巨大的弊端，他的“抽象物质”与“具体物质”根本就不可能对立统一。

综上可知，关于“世界是物质的”这一论断，太经不起推敲！如此弊端百出的东西，怎么可以允许它作为大学教材，继续去误人子弟呢？

顺便提一下，重新认识“物质”、把握“物质”，这正是哲学界不能回避的实际问题，也是我国思想理论界应该认真研究的重大科题。也许，这正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全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最佳契机。

【三】“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自圆其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随着法制社会的不断完善，人民终于有权力、有胆量对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质问：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究竟能不能“合二为一”？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一方面，如果你真的赞同了“世界是物质的”这个命题，你就不可以再坚持“世界是精神的”这种观点。前者被冠以唯物主义的美名，后者就是反动的唯心主义。两者只能取其一。

另一方面，按照辩证法或对立统一的理论，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质与量，就像手背与手心一样，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你不可以、不允许、也不可能把看似对立的两个方面实施分离，然后再来一个取舍。

看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原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是根本无法和稀泥的两种理论。在逻辑上确实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弊端。

按照唯物主义理论：“世界是物质的”对！“世界是精神的”错！

按照辩证法的理论：“世界是物质的”与“世界是精神的”或者都对；或者都错；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对与错。总而言之，两者永远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给人们讲了六十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一个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理论！请问，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

                 问号二：世界为什么是无限的？

我国的辨证唯物主义不单单认定“世界是物质的”，同时还认为：“物质世界是无限的”，“整个宇宙的无限性还是不可动摇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02，P206；）由此引出了“辨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大问号：世界为什么是无限的？

在老百姓的理解中，有限就是在空间上有边界、时间上有始终的那种东西；无限就是在空间上无边界、时间上无始终的那种东西。

我国的教科书哲学确实犯了主观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武断地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它的唯一理由：要是宇宙有了边界，那么宇宙边界以外，又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在宇宙边界以外是非物质的东西，那就是为唯心论和宗教谬说大开了方便之门；如果你还是一位唯物主义者，承认宇宙边界以外的东西仍然是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宇宙就永远没有了边界。总之，只要离开宇宙无限“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上帝的存在。”（《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04；）

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他们就是用一个自以为是的拮问，自作聪明地推出了“宇宙无限”的结论。真的，除了这一推论，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宇宙是无限的。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日常观念中的“边界”推广到整个宇宙。如果，宇宙根本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边界，也不存在边界内、外的区分；那么，“宇宙无限”的上述推论，肯定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早在1987年，本人就提出过宇宙统一论的思想（“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新华文摘》1987年第8期，P33-35；），也就是在哲学上重新定义有限与无限。如果把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定义为有限，把事物的绝对变动性定义为无限。根据人类对大量事物的考察，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具有相对稳定性与绝对变动性，而且是这两者的统一，也就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那么整个世界，小到鸡蛋、苹果，大到地球、太阳、宇宙统统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物。其实，空间的边界与时间的始终，确实是事物相对稳定性的具体表现，空间边界的消失与时间始终的连续，确实是事物绝对变动性的具体表现。所以，重新定义有限与无限，在理论上也说得通。那时候本人尚未完全摆脱对立统一的大框架，只要在这个大框架下，不触动基本原理，那么你的文章才有发表的希望。

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理论，我们现在的物质宇宙正处在膨胀的状态，物质宇宙的空间（它的几何形态）可能呈发散状或平直状，那就是无限。物质宇宙的空间（它的几何形态）亦可能呈收敛状，那就是有限。科学家还告诉我们，物质宇宙膨胀的最后结果，究竟取向这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状态，完全取决于整个宇宙的总质量。因为，可见物质的总质量最多只占宇宙总质量的5%，还有95%以上的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总之，现代科学尚无法确切知道宇宙总质量的多少，所以宇宙空间的有限与无限，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确定。

在宇宙总质量的概念上，科学家完全不可能同意我国哲学家的无限论。因为，实实在在的宇宙决不是人类思维王国的想象世界，在思维王国中你可以把1+1的运算，轻易地推至到无穷大那样的无限王国；然而，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由于引力的真实存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荒谬。换言之，宇宙总质量的无限大，肯定是我国哲学家在思维王国中的武断——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想当然的主观猜测。

由于主流科学家普遍赞同宇宙大爆炸学说，所以从时间上看，宇宙的起点应该从150亿年前的大爆炸开始。关于时间的起点问题，霍金提出了“虚时间”这个全新的科学概念，试图借用球面这种无始无终的模型，来绕开时间起点的困惑。实际上，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改造我们习惯的时空观念，始终在不断地探索与进取。

相比之下，由于思想的长期禁锢、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我国的教科书哲学太缺乏大胆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如果连所谓的“基本原理”都不敢怀疑、不敢讨论，我国的理论思维又怎么可能跟上时代的列车，更好地为民族振兴服务，为全社会服务，为全人类造福呢？

                问号三：“对立统一”真的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吗？

“辨证唯物主义”始终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辨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42；）说实在，仅仅凭着恩格斯、列宁的一些笔记，再加上毛泽东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论述，就可以把对立统一捧到“最根本的规律”的神坛上，这种做法是不是过分地轻率？是不是有点太小看老百姓的智商？过分地抬高对立统一，不能不使人们怀疑：“对立统一”真的是唯物辨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吗？

平心而论，“对立统一”的思想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具备的知识结晶，也是认识论范畴里的历史丰碑。

诸如，阴与阳，好与坏，善与恶、男与女、利与弊、功与过、内与外、新与旧、有与无、矛与盾、多与少、因与果、质与量、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客观与主观、必然与偶然、抽象与具体、肯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结构与功能、优点与缺点等等、等等，这都是人们非常习惯、非常熟悉的“一分为二”。其实，“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也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或者都对，或者都错，或者根本没什么对与错。

说白了，对立统一的人为痕迹过于浓重，只要你划出一道线，就有了以“线”为标准的“一分为二”，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立统一；只要你把“线”一收，又变成了“合二而一”，“线”的放与收，又可以构成新的对立统一。看来，给对立统一自己戴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并不过分。

大量实践证明，对立统一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最有效、最实用的“法宝”之一。不管它在理论上的对与错，只要它还有实用的价值，它依然会有市场，依然会有生命力，依然会有前途。因为，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实用主义者，凡是有用的东西，包括像对立统一这种非常实用的工具，人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然而，从事物的本来面貌来看，从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来看，从对立统一本身的弊端来看，人们真的不能长期停留在《矛盾论》、《实践论》的水准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及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或者，积极增加新的元素，努力扩大人类的视线，把具有不确定性的“随机王国”纳入思想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改造与完善对立统一（说心里话，60年来我们的哲学家很少对对立统一进行具体分析或分门别类）。或者，干脆全完推倒重来，重新去开拓全新的道路，这应该是人类认识范畴里的一次革命——彻底否定对立统一。说实在，对立统一的未来，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是继续顽固地坚持到底呢？还是走改造、完善的道路？或者干脆推倒重来？不知道！

毫无疑问，有人把“对立统一规律”说成是宇宙间最根本规律的观点，确实是没有根据的主观武断，这是凌驾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上最狂妄自大的具体表现。因为它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被时代所淘汰；因为它本身不可能自圆其说。对对立统一过分的宣传与教育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猖獗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历史的沉痛教训之一。

【一】“对立统一”无法解释事物的产生与起源。

宇宙从哪里来？太阳与地球从哪里来？地球生命从哪里来？人类从哪里来？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从哪里来？……

宇宙到哪里去？太阳与地球到哪里去？地球生命到哪里去？人类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到哪里去？……

如此这样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对立统一这个最普遍规律或最根本规律中找到答案，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章“辨证法的无穷奥秘”的开篇中，作者明确地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辩证的。……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学问，它的一系列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科学地阐述了世界状态的问题，揭示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辨证图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66；加重号是本文所加）

看来，我国的哲学教科书自己也承认，他们宣传的对立统一只讨论“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只阐述现在的“世界状态的问题”；显然，对立统一对物质世界的产生与起源无能为力，对物质世界的未来同样无能为力。

比如，风靡中国大陆的福利彩票，其中的双色球的每一次开奖，我们可以断言：它的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它的每一次开奖都与历史无关！

请问，哲学教科书所标榜的最普遍的对立统一规律，对此现象又能作出何种解释呢？双色球的诞生又是什么具体“矛盾运动”的结果呢？还有，“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这些基本规律都能适用吗？双色球的开奖，即使进行了上亿次的“量变”，它的下一次开奖也不可能发生任何“质变”，更不可能被它自身所否定。

你说“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我们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你的判断就成了错误的判断。同样道理，我们不但指出对立统一不能解释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同时还指证了“双色球开奖”这个现在的事物，对立统一同样无能为力。所以，我国的哲学界确实不能把对立统一吹得太过、太大、太神了！

记住：任何规律都要有自洽的理论支撑，都要有大量的实践支持，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的，过去的60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世界为什么是对立统一的？这个对立统一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对立统一究竟有没有理论根据？你可以列举出成千上万个例证，所有的例证与语录一样，都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再说，没有理论根据，只靠革命领袖们的光环，所有的例证与《圣经》中的故事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撑的假设，它肯定与科学无缘；所以，对立统一就像上帝、真主、佛主一样，只能是信仰，而且是披着哲学外衣的、现代化的信仰！

【二】“对立统一”肯定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动力与源泉。

“在辩证法看来，事物的运动是事物的‘自己’运动，这种运动的源泉或根据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43；）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顺口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理论渊源。

众所周知，太阳是地球生命的源泉与唯一动力。人类吃的食物，最终都是太阳能的一种转换；人体生命的延续不但需要空气、水，更离不开食物的营养补充，即能量的补给。换言之，没有太阳能的补给，人体生命是不可能“自己”运动的，这与“扫帚不到，垃圾不会自动跑掉”的道理一样。

回顾《矛盾论》写作的时代背景，强调“内因”与“自力更生”，这都是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需要。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引进外资”与“合作共赢”取代了“自力更生”，这也是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需要。如果，承认哲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哲学必须坚持它自己应该坚持的真理，绝对不可以随着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像墙头草那样随意地改变自己。这是丧失原则的错误行为，也是导之中国哲学长期落后、衰败的根本原因。

再说，只要承认事物的联系是事物存在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你就不会过分地强调内因，或者过分地强调外因。任何事物的生成，都是多元互动中的随加整合与随机展开。就拿人类与人类社会来说，这一切本来就是全方位的复杂整合，它既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也不是内因与外因（或根据与条件）的对立统一，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它先天的自身因素以外，绝对少不了地球的“自己”运动、人类与地球的互动、还有运气与机遇等等。

据记载，全世界已经发现，由狼哺育的幼童有10多个，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度发现的两个。其中大的年约7、8岁，被取名为卡玛拉；小的约2岁被取名为阿玛拉。狼孩刚被发现时，生活习性与狼一样，用四肢行走，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怕火、光和水；只知道饿了找吃的，吃饱了就睡，不吃素食只吃肉，吃的时候不用手拿，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开吃。不会讲话，每到午夜后像狼似地引颈长嚎。看来，人的直立行走和语言并不是天生的本能，人脑本身也不会自动产生意识，人类的知识与才能更不是“人”这个内因自己运动的结果。所以，过分地强调内因，突出内因的主导地位，这本身不符合事实，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再说，内因与外因并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对立统一。究竟是谁规定：外因永远只能处于第二位的次要角色？究竟是谁规定：“根据”一定比“条件”重要？究竟是谁规定：外因一定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种规定难道不是对辩证法的公开亵渎？不是说“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都会相互转化的吗？为什么“内因”与“外因”的主导地位就不能相互转化呢？毫无疑义，这种“命中注定”的第一与第二，严重违背了辩证法的“相互转化”原则。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撑的立论，即使有成千上万个实际例证，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说教或信仰。这样的立论，随时可以找到更多的实际例证来推翻它。请问，真理能凭实际例证的多少，由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吗？

【三】“对立统一”无法回答它本身的困惑。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

从规律的定义，人们可以认定：“对立统一规律”应该是事物的一种本质联系、必然联系、稳定联系。

从矛盾的理解：“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同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79；加重号是本文所加）

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就是一种联系或关系。请问，以“联系或关系”为核心的规律，与物质究竟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两种东西？

如果，承认“规律”与“物质”是同一个东西；人们就无法理解，既然同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又会分开成两样：一种是支配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另一种是具有物理质量或能量的具体物体？又是谁把它分成两样的呢？会不会再分成三样、四样或更多样呢？

如果，承认“规律”与“物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人们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先有“对立统一”这样的规律呢？还是先有宇宙这样的物质？由此引出的困惑，同样要命：

先有规律，后有物质；我们就不可以说“世界是物质的”。

先有物质，后有规律；物质又是怎样变出规律？没有规律的物质，应该是一个“死”的东西，不可能“自己”运动。

物质与规律同时具有，不分先后；那么世界的本原就变成二元论。于是，世界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规律的，世界是物质与规律共有的。这岂不成了一个笑话：对立统一规律彻底地否定了唯物主义！看来，辩证法真的是唯物主义的克星，不但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在世界本原的讨论中也不可能统一。

可以肯定，我们上面列举的弊端，只是整个体系中比较重要而且明显的错误，远不是它的全部。比如，在“质量互变规律”的叙述中，个别的哲学权威，竟然可以抛开恩格斯的原意，公开地偷换哲学概念，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论述，公然改造成为一条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规律。按辨证法的本意，一个事物的质与量，本来就不可分割，事物的变化永远只能是质量同变，何来质量互变呢？这正是思想理论界最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实际上，对教科书哲学的不满由来已久，心里明镜一样的人，更是千千万万，包括广大的哲学工作者和兴趣爱好者。关键是对未来的责任心，但愿人人都能以平和、淡定的心态去思考这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滚滚的历史车轮的面前，切切不要成为阻碍民族崛起与改革深化的阻力。毫无疑问，敢于对“辨证唯物主义”的三大问号，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本身就是对“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最大的拥护与坚定的响应。但愿本文的论述能敲开中国理论思维的坚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年到头风尘仆仆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2009年可谓忙碌异常、行色匆匆，他身披袈裟的红色背影几乎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具体地说从年初至今，他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德国、日本、美国、荷兰、法国、冰岛、丹麦、台湾、捷克、加拿大、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意大利、美国、德国及日本均是两进两出。此外，达赖还将于12月初对澳洲和纽西兰进行10天的访问。全球五大洲他走访了四个，本来他希望在3月访问开普敦，结果被南非政府婉拒。

　　在达赖今年的行程中，有的属于“荣誉之旅”，比如2月8日开始的为期4天的欧洲之行，先是接受罗马市授予他的“荣誉市民”称号，接着到德国的巴登—巴登接受“德国媒体奖”；10月初，在华盛顿接受美国国会颁赠的“蓝托斯人权奖”。有的属于宗教对话，比如6月5日，达赖在海牙会晤了荷兰外交大臣费尔哈根和其他政治和宗教人士，然后出席了在罗马天主教堂举行的一次跨宗教对话，但更多的是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

　　纵观今年以来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藉发表演说凝聚人气。达赖之所以被称为明星式人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善于驾驭舆论，并将个人魅力发挥到极致。4月24日，他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大学，分别以“心的本质”和“我们的道德观念”为主题发表两场演说，令一万多名师生和民众激动不已。10月，达赖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Calgary）发表演说，批评20世纪是一个血腥世纪，呼吁人们经由内修产生博爱；同时也不忘调侃自己说，有些人认为他有神秘力量，这全是无稽之谈，让人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二、有意无意推动“台独”、“藏独”及“疆独”势力合流。8月30日，达赖出现在台湾南部，对高雄等泛绿阵营掌权的县市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一周后的9月10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和“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见面并公开握手。10月中旬，达赖再次访问日本，而热比娅同时在日本访问，也是在东京，两人实现了“第二次握手”。此举被一些海外观察家视为 “台独”、“藏独”和“疆独”成合流趋势的标志。

　　三、高调评论世界事务。他在世界各地访问时不如以往谨言慎行，话题日渐火辣。例如他在日本访问时，公开称“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称之为藏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战前属于印度，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此外，他还就日美关系发表高见，渲染朝鲜与中国的威胁，促日本允许美军基地继续存在。达赖表示：“基地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必不可少。看看亚洲，朝鲜正在进行核试验。中国是超级大国，本应该为世界做出建设性贡献，但是看不到中国将来会怎样。”

许多国家都打这张牌

　　达赖喇嘛不仅是一个宗教领袖，更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在国际上炙手可热，无人能出其右。至于原因也许多种多样，例如达赖的个人魅力，国际社会同情弱者的从众心理，以及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民主价值等等。其实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头顶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更是特立独行、正在崛起的国家。
    如果说达赖是一张牌的话，那么这张牌就蕴含着非同一般的政治价值。许多国家都试图打这张牌，尽管着力点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是希望彰显人权理念，有些国家是为了地缘政治平衡，有些国家希望利用这张牌增加自己制衡中国的筹码。达赖本人也希望运用这张牌撬动世界政治格局，并为自身找到一个有利位置。
　　今年以来，有意无意在打达赖这张政治牌的国家和地区不少。比如，由泛绿执政的台湾南部七县市邀请达赖访台为“灾民祈福”，政治牌特征很明显。

　　美国是打牌的老手，对达赖这张牌更是玩得得心应手。奥巴马特使贾芮特（Valerie Jarett）今年9月间访问达兰萨拉时，曾面邀达赖喇嘛与奥巴马会晤，她不无肯定地说：“美国仍在拟订双方会晤日期，但一定会在今年内。”达赖10月份访问美国时，奥巴马未与达赖会面，招致利益集团、右翼人士以及舆论抨击。但一般预期，他访问中国后，可能再择期与达赖会面。

达赖喇嘛的剩余价值

　　达赖之所以动作越来越大、口无遮拦，其实也间接透露他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今年6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你很沮丧，因为你的“中间道路”无路可走了。你在自己人那里失去支持和影响。中国人民也不理会你那些东西。达赖承认：“是的。我真的感到很无助。”

　　达赖说出了心里话，他的无助感至少来自三个方面：一、他已是74岁的老人，与北京和解无望，近年来倾力推行的“中间路线”（即不寻求西藏的独立，但谋求由自己领导的西藏自治地位）也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时间不在他一边，他一旦老去，按照在藏区产生转世灵童的惯例，就由不得达赖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宗教与政治地位简单延续下去。

　　二、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西方国家既无心也无力承担东西方因为西藏或其他问题走向对立的风险。相反，中国对西方国家都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制。例如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即迅速出手，显现罕有的强势。换言之，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已没有多少文章可做。

　　三、达赖手中的筹码仅剩下西方空泛的口头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实力悬殊不成比例，已不具可谈判性。

　　更重要的是，北京非常明白，十四世达赖百年之后，其苦心建立的流亡政府将会泡沫化、碎片化，以致最后虚无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存在一个真空区间。因为依照传承，达赖的转世有着十分复杂的程序，仅寻找灵童就至少需要3年。根据达赖不到18岁不得亲政的规定，下一世达赖重新进入世界的视野至少已是20年之后。而这期间，崛起的中国早已从国际规则的屈从者演变为制定者，当然也会是世界牌局的主导者。

　　这样的情况不该让人感到惊奇。谁都知道在中国国内采用这种媒体管理和运作模式不会有任何问题或后果。

　　不过，如果有意以这套思维和管理方式进一步登上国际舞台，为中国争取话语权，恐怕将面对很大的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天前关于由新华社主办、拥有“中国CNN”之称的国际新闻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CITV）开始试播的消息，不得不让人感到好奇：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媒体如何面向国际？

　　这其实不完全是一个新的话题。今年以来就有不少未经证实的报道指出，中国有意在今后几年投资数十亿美元，打造大型传媒集团以落实国家公关战略并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之前中国《环球时报》推出英文版、中国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俄语频道的开播，似乎都指向这个新趋势的诞生：中国越来越有自信，它在国际上要有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的利益。

　　然而对于这个做法的有效性的质疑，始终挥之不去。中国官方媒体的优势也是它的弱点，国家雄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为它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但也正是其官方背景使它难以摆脱一种受意识形态控制、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印象。

　　有句话说，印象就是现实。如果官方媒体观念不改变，进而扭转国际间对它的印象，最终其大量投入和所收获的国际影响力很可能将不成正比。想象有一天，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世界不得不听，但它说的话却没有人相信。

　　处于先天性国际公信力弱势的中国官方媒体，要在一个信息流通不自由的环境中，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形象和品牌，本已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工作。奥巴马此行的电视直播机会原本是一个它面对全球，向世界宣传自身脱离官方话语的难得机会，如今看来这个机会被白白浪费，确实可惜。

　　内部考量和外部目标不协调，凸显了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种性格矛盾，未来这两种性格的继续拉锯将决定它们能否赢得国际信赖，从这个过程中外界也能观察中国政府在媒体公关的内外需求上所作的平衡。

　　在这个不可轻易忽略中国的时代，中国观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重点是如何证明中国的声音值得聆听。以CNN作为一个符号和指标，反映或许还是一种西方标准，但无可否认的是，要发掘属于中国的独特观点，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独立的媒体环境，以及一套代表中国多元异质社会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