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峰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45年到1949年间，迅速地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纪霖：首先是认同的危机。我一直有一个看法，在民主社会里，精英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的决策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怎么来动员选民、影响选民，是最重要的。但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精英和政府的关系是最核心的东西。中国传统上是民本政治，从儒家一直到国民党，都讲民本、民生，但是民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本身不可能发出声音。哪怕到了近代，有了公共领域，有了现代的传媒、报纸、杂志，其中能够主持言论的还是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小民。民是要被代表的，而代表民意民心的，恰恰是掌握了话语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是否得民心，实际上是是否得士心。统治者应倾听士大夫的清议和民间舆论。

　　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逆转。逆转的原因，有两个背景性因素，一个是外敌的消失。从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一直到抗战胜利，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断过亡国灭种的危险。一个接一个，始终有外敌。这个外敌不是潜伏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外敌的存在，使得知识精英哪怕对政府有诸般不满，还是对合法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认同感，除了个别烂透了的北洋政权，比如张作霖的统治。对于国民党政府，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以前是一直怀有期待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独立与评论》内部，有过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像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这些老牌自由主义者，认为独裁虽然不好，但与其存在着无数个小独裁——军阀割据，不如有一个开明的大独裁，在中央形成一个开明的威权，以应付大敌当前的国难。有了外敌，就容易形成精英与政府某种适当的合作关系。抗战胜利以后，外敌基本不存在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消除了。政府不可能再制造什么外敌，让知识分子和国民为了国家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认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战后知识分子所一致认同的口号是“和平统一，民主建国”。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后来，国民党想通过打内战“戡乱建国”，自然很不得人心，首先让知识精英绝对无法认同。

　　当外敌消失之后，其他方面的变化就很容易导致离心离德。

　　许纪霖：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是到1940年代，知识精英在利益上日益与政府体制疏离，无法通过其工作获得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有尊严的报酬和收入。北洋政府忙于内斗，对知识分子是不太重视的，常常有欠薪。国民党在1927年建立国民政府以后，非常注重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回来的大知识分子。1927年到1937年，既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黄金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只要你不与政府作对，凡是在体制里谋到一份工作，特别在国立大学，收入是非常不错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每月有三四百大洋，过的是非常奢华的生活。你想，骆驼祥子一个月七块大洋，也可以在北平温饱了。在四十年代之前，知识精英分享了政权的好处，体制内部的知识精英大都对国民政府有认同感。虽然有些知识分子有批评和反抗，但大部分知识分子并不关心政治，有利益上的考量。但建立在利益上的统治正当性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利益链发生问题，政府的正当性就发生危机。果然，1940年以后的战时中国，开始出现急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伤害最大的对象，就是这些拿国家薪水的公务人员。国民党的党政人员还可以搜刮，知识精英没有什么好搜刮的，实际生活水准直线下降。一旦精英沦为贫民，对政府的态度就急转直下。假如政府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知识分子还可以接受，问题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了，贫富差距严重拉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令人寒心。费正清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1943年是一个转折点，蒋委员长失去了精英的认同。这一说法，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的确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理。因为当时费正清在昆明，每天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混在一起，对人心的转向有敏锐的观察。

　　以闻一多为例，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家里大大小小的人口，还可以雇几个保姆；1940年以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只能去中学兼课、刻图章补贴家用了。后来，他会拍案而起，除了政治上的义愤，切身的生活感受是更大的催化剂。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普遍的现象。1946年胡适从驻美大使任上回来做北大校长，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学术计划。结果在教授会上他的方案无人理睬。教授们纷纷向校长诉苦：我们现在生活都有问题，十年以后是否还活着都是个问题，还谈什么学术！胡适听了目瞪口呆，大失所望。1940年代后期，校园已不再成为校园，到处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标语。学生们三天两头上街抗议游行，教授们也民不聊生，要靠美国的救援面粉来维持生命，那是多大的心灵伤害！朱自清情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面粉。说实话，他不是对美国有多大的不满，而是对政府不满。朱先生如此持重之人，竟然也在清华园里与学生们扭秧歌。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的笼络知识分子的高薪政策，到那个时候完全失败。

　　当知识分子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感，在清议、舆论上会有很多批评吧？

　　许纪霖：国民党舆论主导权的丧失，是其失去民心的另一个表现。国民党在1924年以后改组，学习苏俄的经验，面目焕然一新，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革命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国民大革命兴起以后，很多北方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开始认同国民党。为什么认同？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五四”以后的新气象。1927年以后，国民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国民党是非常暧昧的，它延续了革命党的方式，不是靠法治，不是靠建立一套在宪法和法律基础上的公共文化来获得认同。国民党还是靠三民主义教育，强行在学校设立训导处，推行三民主义党义教育。自由派知识分子、学生非常不满，完全是应付性的。虽然它在主流教育体制有不可动摇的位置，但没人相信它。公共舆论的主导权，一直不在国民党那里。“五四”启蒙的核心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与作为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有冲突。闻一多之所以后来拍案而起，最早是他一度很崇拜的领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他看了以后，吓了一跳，这不是反“五四”吗？于是闻一多这些从“五四”走来的自由知识分子无法忍受，走上了对抗国民党的路。

　　这是否说明当时是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

　　许纪霖：对，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话语领导权。从这点来说，国民党一直不占上风，处于被动挨批的位置。而共产党则非常会抓舆论。《八一宣言》以后，主张抗日。四十年代以后争取民主、自由，延安《解放日报》接连发社论，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汇合了二战期间国际上主流的民主声音。四十年代的话语领导权相当部分还在自由派手中，像《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观察》杂志，力量很大。蒋介石起床之后第一件事，不看《中央日报》，不看《解放日报》，而要看《大公报》。《中央日报》都是他的声音，不要看；《解放日报》都是骂他的，也不要看；而《大公报》代表了社会一般的舆论，他不得不顾及人心的趋向。《大公报》后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这是亚洲第一家获得这个权威奖项的报纸。

　　战后的一段时间，是近代中国舆论最开放的年代。人人可以办报、办杂志，什么声音都可以放出来，很响亮。国民党压力很大，不仅有内部的舆论，而且美国派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要蒋介石联合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等到全面内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对舆论的处理就非常简单，谁的声音对我不满，就一家一家关。先是关激进的，然后关温和的。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影响很大，有十万订户，百万读者，一开始不敢关，后来国民党觉得实在无法容忍，关掉。连北平的《新路》杂志都容忍不了。《新路》本来是自由派当中的温和派办的，又有宋子文的背景，正面建言远远超过批评，最后也被查禁了。关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一时似乎讨厌的声音消失，天下太平了；但民情却在地下奔涌，怨恨在暴力中积累，一点点将温和的知识分子逼到激进。储安平在《观察》上很尖锐地指出，谁在制造共产党？是国民党制造了共产党，将温和的自由主义一个个逼到了左倾。

　　国民党政府失去话语的主导权，会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赶到左边去。

　　许纪霖：是的，国民党不仅容不得老冤家共产党，而且容不得中间的自由派。中间的自由派虽然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们代表了普遍的民心。在争取中间派这点上，国民党是连出错招。李敖嘲笑蒋介石是“搞独裁无胆，搞民主无量”。老蒋作为一个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军人，对民主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他相信实力就是一切。在战后他缺乏作为国家领袖应有的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手笔，做不出他儿子蒋经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台湾那样的扭转乾坤的历史大动作。

　　战后国共之间的力量一度处于某种平衡，于是中间力量有了施展的空间。1946年初，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以后，民盟的罗隆基得意地对马歇尔讲：“共产党让步大，国民党苦恼多，民盟前途好。”一时似乎也有和平的希望，但一个东北问题，燃起了全面内战。国民党最初处于绝对优势，相信军事决定一切。陈诚对老蒋拍胸脯说，只要你放手让我干，保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是就像我们从电视剧《潜伏》里面看到的，国民党的整个党、政府和军队都烂掉了，百分之八十的精力不是去对付共产党，而是对付自己人。人心抓不住，只能转向靠特务统治，用暗杀、镇压、抓人的办法维持政权。战后国民党看上去像庞然大物，但内部都被掏空了，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弱化，无法深入到基层，都浮在表面。到了靠特务统治维持天下，那已经是黔驴技穷，合法性建立在暴力上。那个时候，国民党基本上气数已尽，哪怕是最温和的人，也开始向左转。到1948年，蒋介石连民盟都容忍不了，压迫他们解散，统统把他们推到与共产党合作的一条路。知识精英与国民党最后的破裂，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结果。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知识分子都会遇到一个跟谁走的问题吧？

　　许纪霖：在1948年底到1949年，从北到南，知识分子当中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走还是留？不少知识分子内心有挣扎。跟着一个在小岛偏安的政权，能维持多久？中国晚清以后政治变动太频繁了，知识分子看得也多了，不就是一次新的朝代更迭吗？许多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朝代更迭可以接受，毕竟是汉人自己的政权，社会与文化总不会变吧。冯友兰与国民党关系比较深，当时作了最坏的打算，留下来，即便政治自由没有了，学术自由总是有的，可以作一个单纯的教书匠。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发生的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

　　去留问题的选择，大多不尽然是政治的选择，还有文化的认同。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即使接他们的专机飞到了北平，还是不走。不是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实在是国民党让他们看伤心了，不愿为它而陪葬。国民党太烂了，新政权纵然有百般缺点，也总比国民党好吧？另一方面，许多人对家国有依恋感，依恋母校，依恋城市，依恋早已与生命融为一体的土地、风情和文化。去留的选择，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文化的认同。

　　就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那段从蜜月到疏离最后到决裂的历史，就这样翻过去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新中国一起走进了1949年。

          作者：吴鹏

宪法第二十四条明文规定，国家要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然而，“辩证唯物主义”确实存在三个重大的问号，它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应有的理论水平，会在国际社会中留下贻笑千古的笑话。

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我们希望中国的思想理论界能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彻底地反省一下，发扬独立思考、有错必改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把我国的理论思维推向更高、更先进的水准，以利于思想理论界大踏步地融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

问号一：“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始终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由此产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大问号：“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为什么哲学只能分成两大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始终坚持“宇宙万事万物归纳起来无非是两大现象：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4；）由此引申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派的对立。凡是承认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统统属于唯物主义派别；相反，认为世界本原是精神的，就是唯心主义派别。

可惜，恩格斯在120多年前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他个人的认识。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提出了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对立，并认为“一切哲学都不能超出这两大派别之外，任何真正独立的第三派别，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5；）

看来，这样的分类，就像孩子把大人分成好人与坏人一样，并认为整个世界除了好人与坏人以外，根本不存在第三种人。显然，这是把复杂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

众所周知，我国的《易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分为“阴”与“阳”两大类。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他们从来没有轻易地武断：世界是“阳”的，或世界是“阴”的。《易经》说：“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白话易经全译本》1989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P371；）“大极”也称太极，是指阴阳未分，天地浑沌的时期。巧得很，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理论，在宇宙大爆炸的三分钟前，整个世界尚未耦合成第一个原子；也许，宇宙大爆炸的奇点，真的是浑沌的一片。我们老祖宗的猜测确实是很准、很准。恩格斯的思维能力与水准，与《易经》相比较，确实不是同一等级，更不是同一个层次。

请问，解放后的中国哲学，为什么一定要抛弃自己老祖宗的精华，专门去宣扬一位欧洲人的哲学思想呢？这难道不是全盘“西化”的一个近代典型？莫非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的月亮更圆？

事实上，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与科学实践都在告诉我们，“世界本原”本来就是多元的。世界上除了物质以外，还有信息，还有真空能量（一种非常奇怪的质量），还有时间和空间，还有运动，还有关系，还有熵（无序度的数学表达）等等。整个世界究竟有多少个独立元存在？有待于后人更详细的研究。这就是世界观的进步，一个“多元互动随机整合与随机展开”崭新的世界观正在向全世界招手，这就是本文产生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如何认识世界？这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它不但需要全社会的独立思考精神，更需要随着时代进步的创新精神。停滞的理论、不变的学说都是错误的。

【二】世界不是物质的。

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告诉我们，像地球啊，月亮啊，行星和恒星等等的具体物体，包括我们吃的食品、住的房子、开的汽车统统都不是他们所说的“物质”。

首先，因为所有的具体物体都是有限的，而整个宇宙恰恰是无限的；为了保证宇宙无限性原理的正确，哲学家只好用抽象的物质或物质的抽象来搪塞老百姓。可惜，天知道这条“无限性原理”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第二，因为哲学上的抽象“物质”，需要权威的庇护，这与商品市场中的品牌效应一样，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借助革命领袖列宁的光环，隆重推出了列宁的一个物质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166；）然而，列宁并不是天才的哲学家，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也遭到了历史的批判。如果，中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稍微有点头脑，只要认真地想一想，立刻就可认发现列宁的“物质”定义，确实经不起推敲，真正的“物质”决不可能用一个定义就可以搞定。

比如，列宁的“物质”定义，其核心只有两条：1、客观实在性；2、能被人感知。众所周知，类似“爱”或“恨”这样的东西，既具备客观实在性，又能被人感知，难道“爱”或“恨”也是“物质”？还有“精神”“信息”、“运动”、“时间与空间”、“关系”、“熵”等等；它们统统具备“物质”定义的两个核心要素。换言之，根据列宁的定义，精神也变成了物质！？请问，这样的“物质”定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谁相信列宁的物质定义，谁就成了天底下最幼稚可笑的人。

还有，列宁的“物质”定义，明确宣布“物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范畴——纯粹的思想创造物。请问，我们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能不能告诉人们，他们脑袋里的“物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物质如果不是物理学中有质量或有能量的具体事物，难道真的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抽象？这样一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莫非真的走向了它的反面——戴着唯物主义面纱的唯心主义者？

第三，因为一个理论，必须能自圆其说才行。所以，我国的哲学家和教授们又捡起了“具体与抽象”的对立统一，试图利用这个哲学的专业用语，在列宁的“抽象物质”与物理学能感知的“具体物质”以间，架起一座桥梁；于是乎，这一切似乎就变得无懈可击了。

可惜，具体与抽象，能不能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呢？我们不知道。抽象物质与具体物质能对立统一吗？抽象的人不能拥抱，抽象的水果不能吃；抽象的一切，只存在人类的思维王国，这是牛啊、马啊、狗啊，根本不可能理解和捕捉的东西。类似神仙或鬼怪这样的错误抽象，就更加令人头痛与烦心。请问：抽象人与具体张三、李四，抽象水果与具体的苹果、桔子，抽象存在（思维王国）与具体存在（现实王国），为什么一定会对立统一呢？又是怎么样进行对立统一的呢？一句简单的“寓于与被寓于”就能说明一切吗？寓于与被寓于的双方，即抽象与具体的双方也能相互转化吗？说实在，六十年来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位哲学家或哲学教授，能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卷。只要你能坚持独立思考，你立刻就可以发现，列宁的“抽象物质”本来就存在巨大的弊端，他的“抽象物质”与“具体物质”根本就不可能对立统一。

综上可知，关于“世界是物质的”这一论断，太经不起推敲！如此弊端百出的东西，怎么可以允许它作为大学教材，继续去误人子弟呢？

顺便提一下，重新认识“物质”、把握“物质”，这正是哲学界不能回避的实际问题，也是我国思想理论界应该认真研究的重大科题。也许，这正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全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最佳契机。

【三】“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自圆其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随着法制社会的不断完善，人民终于有权力、有胆量对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质问：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究竟能不能“合二为一”？换言之，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一方面，如果你真的赞同了“世界是物质的”这个命题，你就不可以再坚持“世界是精神的”这种观点。前者被冠以唯物主义的美名，后者就是反动的唯心主义。两者只能取其一。

另一方面，按照辩证法或对立统一的理论，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质与量，就像手背与手心一样，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你不可以、不允许、也不可能把看似对立的两个方面实施分离，然后再来一个取舍。

看来，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原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这是根本无法和稀泥的两种理论。在逻辑上确实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弊端。

按照唯物主义理论：“世界是物质的”对！“世界是精神的”错！

按照辩证法的理论：“世界是物质的”与“世界是精神的”或者都对；或者都错；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对与错。总而言之，两者永远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给人们讲了六十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在逻辑上是一个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理论！请问，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

       作者：吴鹏

                 问号二：世界为什么是无限的？

我国的辨证唯物主义不单单认定“世界是物质的”，同时还认为：“物质世界是无限的”，“整个宇宙的无限性还是不可动摇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02，P206；）由此引出了“辨证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大问号：世界为什么是无限的？

在老百姓的理解中，有限就是在空间上有边界、时间上有始终的那种东西；无限就是在空间上无边界、时间上无始终的那种东西。

我国的教科书哲学确实犯了主观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武断地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它的唯一理由：要是宇宙有了边界，那么宇宙边界以外，又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在宇宙边界以外是非物质的东西，那就是为唯心论和宗教谬说大开了方便之门；如果你还是一位唯物主义者，承认宇宙边界以外的东西仍然是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宇宙就永远没有了边界。总之，只要离开宇宙无限“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就不可避免地要承认上帝的存在。”（《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04；）

我国的哲学家与哲学教授们，他们就是用一个自以为是的拮问，自作聪明地推出了“宇宙无限”的结论。真的，除了这一推论，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宇宙是无限的。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日常观念中的“边界”推广到整个宇宙。如果，宇宙根本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边界，也不存在边界内、外的区分；那么，“宇宙无限”的上述推论，肯定就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早在1987年，本人就提出过宇宙统一论的思想（“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新华文摘》1987年第8期，P33-35；），也就是在哲学上重新定义有限与无限。如果把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定义为有限，把事物的绝对变动性定义为无限。根据人类对大量事物的考察，可以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具有相对稳定性与绝对变动性，而且是这两者的统一，也就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那么整个世界，小到鸡蛋、苹果，大到地球、太阳、宇宙统统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物。其实，空间的边界与时间的始终，确实是事物相对稳定性的具体表现，空间边界的消失与时间始终的连续，确实是事物绝对变动性的具体表现。所以，重新定义有限与无限，在理论上也说得通。那时候本人尚未完全摆脱对立统一的大框架，只要在这个大框架下，不触动基本原理，那么你的文章才有发表的希望。

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理论，我们现在的物质宇宙正处在膨胀的状态，物质宇宙的空间（它的几何形态）可能呈发散状或平直状，那就是无限。物质宇宙的空间（它的几何形态）亦可能呈收敛状，那就是有限。科学家还告诉我们，物质宇宙膨胀的最后结果，究竟取向这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状态，完全取决于整个宇宙的总质量。因为，可见物质的总质量最多只占宇宙总质量的5%，还有95%以上的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总之，现代科学尚无法确切知道宇宙总质量的多少，所以宇宙空间的有限与无限，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确定。

在宇宙总质量的概念上，科学家完全不可能同意我国哲学家的无限论。因为，实实在在的宇宙决不是人类思维王国的想象世界，在思维王国中你可以把1+1的运算，轻易地推至到无穷大那样的无限王国；然而，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由于引力的真实存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荒谬。换言之，宇宙总质量的无限大，肯定是我国哲学家在思维王国中的武断——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想当然的主观猜测。

由于主流科学家普遍赞同宇宙大爆炸学说，所以从时间上看，宇宙的起点应该从150亿年前的大爆炸开始。关于时间的起点问题，霍金提出了“虚时间”这个全新的科学概念，试图借用球面这种无始无终的模型，来绕开时间起点的困惑。实际上，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改造我们习惯的时空观念，始终在不断地探索与进取。

相比之下，由于思想的长期禁锢、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我国的教科书哲学太缺乏大胆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如果连所谓的“基本原理”都不敢怀疑、不敢讨论，我国的理论思维又怎么可能跟上时代的列车，更好地为民族振兴服务，为全社会服务，为全人类造福呢？

                问号三：“对立统一”真的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吗？

“辨证唯物主义”始终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辨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42；）说实在，仅仅凭着恩格斯、列宁的一些笔记，再加上毛泽东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论述，就可以把对立统一捧到“最根本的规律”的神坛上，这种做法是不是过分地轻率？是不是有点太小看老百姓的智商？过分地抬高对立统一，不能不使人们怀疑：“对立统一”真的是唯物辨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吗？

平心而论，“对立统一”的思想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具备的知识结晶，也是认识论范畴里的历史丰碑。

诸如，阴与阳，好与坏，善与恶、男与女、利与弊、功与过、内与外、新与旧、有与无、矛与盾、多与少、因与果、质与量、物质与精神、唯物与唯心、客观与主观、必然与偶然、抽象与具体、肯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现象与本质、结构与功能、优点与缺点等等、等等，这都是人们非常习惯、非常熟悉的“一分为二”。其实，“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也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或者都对，或者都错，或者根本没什么对与错。

说白了，对立统一的人为痕迹过于浓重，只要你划出一道线，就有了以“线”为标准的“一分为二”，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立统一；只要你把“线”一收，又变成了“合二而一”，“线”的放与收，又可以构成新的对立统一。看来，给对立统一自己戴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并不过分。

大量实践证明，对立统一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最有效、最实用的“法宝”之一。不管它在理论上的对与错，只要它还有实用的价值，它依然会有市场，依然会有生命力，依然会有前途。因为，人类中的大多数都是实用主义者，凡是有用的东西，包括像对立统一这种非常实用的工具，人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然而，从事物的本来面貌来看，从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来看，从对立统一本身的弊端来看，人们真的不能长期停留在《矛盾论》、《实践论》的水准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及与时俱进的基本原则。或者，积极增加新的元素，努力扩大人类的视线，把具有不确定性的“随机王国”纳入思想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改造与完善对立统一（说心里话，60年来我们的哲学家很少对对立统一进行具体分析或分门别类）。或者，干脆全完推倒重来，重新去开拓全新的道路，这应该是人类认识范畴里的一次革命——彻底否定对立统一。说实在，对立统一的未来，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变数：是继续顽固地坚持到底呢？还是走改造、完善的道路？或者干脆推倒重来？不知道！

毫无疑问，有人把“对立统一规律”说成是宇宙间最根本规律的观点，确实是没有根据的主观武断，这是凌驾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上最狂妄自大的具体表现。因为它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被时代所淘汰；因为它本身不可能自圆其说。对对立统一过分的宣传与教育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猖獗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历史的沉痛教训之一。

【一】“对立统一”无法解释事物的产生与起源。

宇宙从哪里来？太阳与地球从哪里来？地球生命从哪里来？人类从哪里来？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从哪里来？……

宇宙到哪里去？太阳与地球到哪里去？地球生命到哪里去？人类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到哪里去？……

如此这样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可能从对立统一这个最普遍规律或最根本规律中找到答案，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章“辨证法的无穷奥秘”的开篇中，作者明确地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运动变化是辩证的。……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学问，它的一系列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科学地阐述了世界状态的问题，揭示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辨证图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66；加重号是本文所加）

看来，我国的哲学教科书自己也承认，他们宣传的对立统一只讨论“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只阐述现在的“世界状态的问题”；显然，对立统一对物质世界的产生与起源无能为力，对物质世界的未来同样无能为力。

比如，风靡中国大陆的福利彩票，其中的双色球的每一次开奖，我们可以断言：它的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它的每一次开奖都与历史无关！

请问，哲学教科书所标榜的最普遍的对立统一规律，对此现象又能作出何种解释呢？双色球的诞生又是什么具体“矛盾运动”的结果呢？还有，“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这些基本规律都能适用吗？双色球的开奖，即使进行了上亿次的“量变”，它的下一次开奖也不可能发生任何“质变”，更不可能被它自身所否定。

你说“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我们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你的判断就成了错误的判断。同样道理，我们不但指出对立统一不能解释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同时还指证了“双色球开奖”这个现在的事物，对立统一同样无能为力。所以，我国的哲学界确实不能把对立统一吹得太过、太大、太神了！

记住：任何规律都要有自洽的理论支撑，都要有大量的实践支持，更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真的，过去的60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世界为什么是对立统一的？这个对立统一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对立统一究竟有没有理论根据？你可以列举出成千上万个例证，所有的例证与语录一样，都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再说，没有理论根据，只靠革命领袖们的光环，所有的例证与《圣经》中的故事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撑的假设，它肯定与科学无缘；所以，对立统一就像上帝、真主、佛主一样，只能是信仰，而且是披着哲学外衣的、现代化的信仰！

【二】“对立统一”肯定不是事物发展的唯一动力与源泉。

“在辩证法看来，事物的运动是事物的‘自己’运动，这种运动的源泉或根据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唯物辩证法大纲》李达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P243；）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顺口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理论渊源。

众所周知，太阳是地球生命的源泉与唯一动力。人类吃的食物，最终都是太阳能的一种转换；人体生命的延续不但需要空气、水，更离不开食物的营养补充，即能量的补给。换言之，没有太阳能的补给，人体生命是不可能“自己”运动的，这与“扫帚不到，垃圾不会自动跑掉”的道理一样。

回顾《矛盾论》写作的时代背景，强调“内因”与“自力更生”，这都是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需要。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引进外资”与“合作共赢”取代了“自力更生”，这也是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需要。如果，承认哲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哲学必须坚持它自己应该坚持的真理，绝对不可以随着政治形势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像墙头草那样随意地改变自己。这是丧失原则的错误行为，也是导之中国哲学长期落后、衰败的根本原因。

再说，只要承认事物的联系是事物存在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你就不会过分地强调内因，或者过分地强调外因。任何事物的生成，都是多元互动中的随加整合与随机展开。就拿人类与人类社会来说，这一切本来就是全方位的复杂整合，它既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也不是内因与外因（或根据与条件）的对立统一，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人类与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它先天的自身因素以外，绝对少不了地球的“自己”运动、人类与地球的互动、还有运气与机遇等等。

据记载，全世界已经发现，由狼哺育的幼童有10多个，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度发现的两个。其中大的年约7、8岁，被取名为卡玛拉；小的约2岁被取名为阿玛拉。狼孩刚被发现时，生活习性与狼一样，用四肢行走，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怕火、光和水；只知道饿了找吃的，吃饱了就睡，不吃素食只吃肉，吃的时候不用手拿，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开吃。不会讲话，每到午夜后像狼似地引颈长嚎。看来，人的直立行走和语言并不是天生的本能，人脑本身也不会自动产生意识，人类的知识与才能更不是“人”这个内因自己运动的结果。所以，过分地强调内因，突出内因的主导地位，这本身不符合事实，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再说，内因与外因并不是真正的、平等的对立统一。究竟是谁规定：外因永远只能处于第二位的次要角色？究竟是谁规定：“根据”一定比“条件”重要？究竟是谁规定：外因一定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种规定难道不是对辩证法的公开亵渎？不是说“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都会相互转化的吗？为什么“内因”与“外因”的主导地位就不能相互转化呢？毫无疑义，这种“命中注定”的第一与第二，严重违背了辩证法的“相互转化”原则。一个没有任何理论支撑的立论，即使有成千上万个实际例证，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说教或信仰。这样的立论，随时可以找到更多的实际例证来推翻它。请问，真理能凭实际例证的多少，由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吗？

【三】“对立统一”无法回答它本身的困惑。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

从规律的定义，人们可以认定：“对立统一规律”应该是事物的一种本质联系、必然联系、稳定联系。

从矛盾的理解：“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和同一及其关系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P79；加重号是本文所加）

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就是一种联系或关系。请问，以“联系或关系”为核心的规律，与物质究竟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两种东西？

如果，承认“规律”与“物质”是同一个东西；人们就无法理解，既然同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又会分开成两样：一种是支配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另一种是具有物理质量或能量的具体物体？又是谁把它分成两样的呢？会不会再分成三样、四样或更多样呢？

如果，承认“规律”与“物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人们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先有“对立统一”这样的规律呢？还是先有宇宙这样的物质？由此引出的困惑，同样要命：

先有规律，后有物质；我们就不可以说“世界是物质的”。

先有物质，后有规律；物质又是怎样变出规律？没有规律的物质，应该是一个“死”的东西，不可能“自己”运动。

物质与规律同时具有，不分先后；那么世界的本原就变成二元论。于是，世界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规律的，世界是物质与规律共有的。这岂不成了一个笑话：对立统一规律彻底地否定了唯物主义！看来，辩证法真的是唯物主义的克星，不但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在世界本原的讨论中也不可能统一。

可以肯定，我们上面列举的弊端，只是整个体系中比较重要而且明显的错误，远不是它的全部。比如，在“质量互变规律”的叙述中，个别的哲学权威，竟然可以抛开恩格斯的原意，公开地偷换哲学概念，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论述，公然改造成为一条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规律。按辨证法的本意，一个事物的质与量，本来就不可分割，事物的变化永远只能是质量同变，何来质量互变呢？这正是思想理论界最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实际上，对教科书哲学的不满由来已久，心里明镜一样的人，更是千千万万，包括广大的哲学工作者和兴趣爱好者。关键是对未来的责任心，但愿人人都能以平和、淡定的心态去思考这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滚滚的历史车轮的面前，切切不要成为阻碍民族崛起与改革深化的阻力。毫无疑问，敢于对“辨证唯物主义”的三大问号，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本身就是对“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最大的拥护与坚定的响应。但愿本文的论述能敲开中国理论思维的坚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有关达赖喇嘛的话题几乎从未间断，只是今年以来似乎更为频密，常常抢占西方主流媒体重要位置，同时也被网民热议。其中比较典型的评论有两个，一说他“明星风采”依旧，所到之处皆能造成轰动效应；一说他是“令中国倍感头痛的老男人”，一再为北京造成困扰。两者其实都印证了他的政治价值。

一年到头风尘仆仆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2009年可谓忙碌异常、行色匆匆，他身披袈裟的红色背影几乎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具体地说从年初至今，他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德国、日本、美国、荷兰、法国、冰岛、丹麦、台湾、捷克、加拿大、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意大利、美国、德国及日本均是两进两出。此外，达赖还将于12月初对澳洲和纽西兰进行10天的访问。全球五大洲他走访了四个，本来他希望在3月访问开普敦，结果被南非政府婉拒。

　　在达赖今年的行程中，有的属于“荣誉之旅”，比如2月8日开始的为期4天的欧洲之行，先是接受罗马市授予他的“荣誉市民”称号，接着到德国的巴登—巴登接受“德国媒体奖”；10月初，在华盛顿接受美国国会颁赠的“蓝托斯人权奖”。有的属于宗教对话，比如6月5日，达赖在海牙会晤了荷兰外交大臣费尔哈根和其他政治和宗教人士，然后出席了在罗马天主教堂举行的一次跨宗教对话，但更多的是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

　　纵观今年以来达赖喇嘛的国际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藉发表演说凝聚人气。达赖之所以被称为明星式人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善于驾驭舆论，并将个人魅力发挥到极致。4月24日，他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大学，分别以“心的本质”和“我们的道德观念”为主题发表两场演说，令一万多名师生和民众激动不已。10月，达赖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市（Calgary）发表演说，批评20世纪是一个血腥世纪，呼吁人们经由内修产生博爱；同时也不忘调侃自己说，有些人认为他有神秘力量，这全是无稽之谈，让人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二、有意无意推动“台独”、“藏独”及“疆独”势力合流。8月30日，达赖出现在台湾南部，对高雄等泛绿阵营掌权的县市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一周后的9月10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和“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见面并公开握手。10月中旬，达赖再次访问日本，而热比娅同时在日本访问，也是在东京，两人实现了“第二次握手”。此举被一些海外观察家视为 “台独”、“藏独”和“疆独”成合流趋势的标志。

　　三、高调评论世界事务。他在世界各地访问时不如以往谨言慎行，话题日渐火辣。例如他在日本访问时，公开称“阿鲁纳恰尔邦” （中国称之为藏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战前属于印度，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此外，他还就日美关系发表高见，渲染朝鲜与中国的威胁，促日本允许美军基地继续存在。达赖表示：“基地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必不可少。看看亚洲，朝鲜正在进行核试验。中国是超级大国，本应该为世界做出建设性贡献，但是看不到中国将来会怎样。”

许多国家都打这张牌

　　达赖喇嘛不仅是一个宗教领袖，更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在国际上炙手可热，无人能出其右。至于原因也许多种多样，例如达赖的个人魅力，国际社会同情弱者的从众心理，以及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念、民主价值等等。其实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头顶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又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更是特立独行、正在崛起的国家。
    如果说达赖是一张牌的话，那么这张牌就蕴含着非同一般的政治价值。许多国家都试图打这张牌，尽管着力点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是希望彰显人权理念，有些国家是为了地缘政治平衡，有些国家希望利用这张牌增加自己制衡中国的筹码。达赖本人也希望运用这张牌撬动世界政治格局，并为自身找到一个有利位置。
　　今年以来，有意无意在打达赖这张政治牌的国家和地区不少。比如，由泛绿执政的台湾南部七县市邀请达赖访台为“灾民祈福”，政治牌特征很明显。

　　美国是打牌的老手，对达赖这张牌更是玩得得心应手。奥巴马特使贾芮特（Valerie Jarett）今年9月间访问达兰萨拉时，曾面邀达赖喇嘛与奥巴马会晤，她不无肯定地说：“美国仍在拟订双方会晤日期，但一定会在今年内。”达赖10月份访问美国时，奥巴马未与达赖会面，招致利益集团、右翼人士以及舆论抨击。但一般预期，他访问中国后，可能再择期与达赖会面。

达赖喇嘛的剩余价值

　　达赖之所以动作越来越大、口无遮拦，其实也间接透露他内心的焦虑与无奈。今年6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你很沮丧，因为你的“中间道路”无路可走了。你在自己人那里失去支持和影响。中国人民也不理会你那些东西。达赖承认：“是的。我真的感到很无助。”

　　达赖说出了心里话，他的无助感至少来自三个方面：一、他已是74岁的老人，与北京和解无望，近年来倾力推行的“中间路线”（即不寻求西藏的独立，但谋求由自己领导的西藏自治地位）也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时间不在他一边，他一旦老去，按照在藏区产生转世灵童的惯例，就由不得达赖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宗教与政治地位简单延续下去。

　　二、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今非昔比，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西方国家既无心也无力承担东西方因为西藏或其他问题走向对立的风险。相反，中国对西方国家都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制。例如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即迅速出手，显现罕有的强势。换言之，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已没有多少文章可做。

　　三、达赖手中的筹码仅剩下西方空泛的口头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实力悬殊不成比例，已不具可谈判性。

　　更重要的是，北京非常明白，十四世达赖百年之后，其苦心建立的流亡政府将会泡沫化、碎片化，以致最后虚无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存在一个真空区间。因为依照传承，达赖的转世有着十分复杂的程序，仅寻找灵童就至少需要3年。根据达赖不到18岁不得亲政的规定，下一世达赖重新进入世界的视野至少已是20年之后。而这期间，崛起的中国早已从国际规则的屈从者演变为制定者，当然也会是世界牌局的主导者。

　　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奥巴马谈话的传播范围受到限制，削弱了他直接向全中国民众表达看法的效力，而中国这个动作反映了它在管制具政治色彩的信息方面，从来没有也不会放手。

　　这样的情况不该让人感到惊奇。谁都知道在中国国内采用这种媒体管理和运作模式不会有任何问题或后果。

　　不过，如果有意以这套思维和管理方式进一步登上国际舞台，为中国争取话语权，恐怕将面对很大的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天前关于由新华社主办、拥有“中国CNN”之称的国际新闻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CITV）开始试播的消息，不得不让人感到好奇：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媒体如何面向国际？

　　这其实不完全是一个新的话题。今年以来就有不少未经证实的报道指出，中国有意在今后几年投资数十亿美元，打造大型传媒集团以落实国家公关战略并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之前中国《环球时报》推出英文版、中国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俄语频道的开播，似乎都指向这个新趋势的诞生：中国越来越有自信，它在国际上要有自己的声音，维护自身的利益。

　　然而对于这个做法的有效性的质疑，始终挥之不去。中国官方媒体的优势也是它的弱点，国家雄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为它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但也正是其官方背景使它难以摆脱一种受意识形态控制、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印象。

　　有句话说，印象就是现实。如果官方媒体观念不改变，进而扭转国际间对它的印象，最终其大量投入和所收获的国际影响力很可能将不成正比。想象有一天，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世界不得不听，但它说的话却没有人相信。

　　处于先天性国际公信力弱势的中国官方媒体，要在一个信息流通不自由的环境中，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形象和品牌，本已是一件极具挑战的工作。奥巴马此行的电视直播机会原本是一个它面对全球，向世界宣传自身脱离官方话语的难得机会，如今看来这个机会被白白浪费，确实可惜。

　　内部考量和外部目标不协调，凸显了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种性格矛盾，未来这两种性格的继续拉锯将决定它们能否赢得国际信赖，从这个过程中外界也能观察中国政府在媒体公关的内外需求上所作的平衡。

　　在这个不可轻易忽略中国的时代，中国观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重点是如何证明中国的声音值得聆听。以CNN作为一个符号和指标，反映或许还是一种西方标准，但无可否认的是，要发掘属于中国的独特观点，中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独立的媒体环境，以及一套代表中国多元异质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应是民众想要的民主和共产党能提供的民主的融合，是区别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直是中西许多学者及民众关心的话题。时至今日，“中国模式”取得了不俗的经济表现，加之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日期迫近，又引发许多学者对相对滞后的民主政治改革产生了新的猜想。接下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否还会持续？民主政治变革将会选择怎样的路径？全党直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全民直选国家主席真的为期不远了吗？

中国需要不断进步的民主政治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来看，它和民主政治则有着天然的联系。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就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强调“民主”对于社会重新收回国家政权的意义。其理论发展者恩格斯、列宁等，也无一例外地将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传承其衣钵的中国历代领导人也都大力提倡过民主。比如，毛泽东曾将民主作为中共政权摆脱“黄宗羲定律”的“新路”。邓小平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历史来看，其发展、壮大也曾受益于民主政治。国共内战伊始，两党力量对比悬殊，但共产党为何能以小米加步枪的弱小之势打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答案是民心，广大民众对共产党的衷心支持导致战争发生了转向，使国共战争演变成为共产党主导的“人民战争”，造成国民党政权四面楚歌。为什么当时的民众会自愿支持处于下风的共产党？很简单，民众在看到边区政府的民主作风，感受到以农民为本的土地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切身好处后，自然会对共产党领导的未来产生美好憧憬。就连当时德高望重的李济深、沈均儒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被当时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蓝图所感动，倒向了共产党阵营。可以说，共产党是打着民主的大旗打败专制、独裁的国民党的。建国初期，中国也确曾出现过可贵的民主政治。中央人民政府的7名主席副主席中有3名来自党外，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27名来自党外，还有许多党外人士担任了政府要职。全国政协在人大缺位的情况下，享有当时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些都为共产党迅速接管和巩固政权提供了可靠保证。

　　可以断定，无论是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量，还是从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出发，进入全球化链条、在政治把握上日趋成熟和理性的中国不可能放弃民主，更不可能退回“文革”的极端时代，民主政治将成为未来中国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同时还应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催生的民众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人民要求加快民主变革的呼声已此起彼伏。西方大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横加指责，向中国政府施加变革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需要对现有的民主政治不断进行变革，以顺应民意，安抚国内外情绪，保持政局的稳定。

民主政治改革不会脱离现有模式
    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句中国官方的表态同样适用于解释中国民众的心理。他们追求民主权利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意愿得到结果上的满足。如果民众可以自由、充分地表达意愿，但这些意愿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能得到满足或令人信服的解释，照样会引起不满。民众所关心的，是通过民主手段打造出来的政府能否让大家满意，自己的生活品质是否有了提高，精神需求是否得到了保障等。民主的重点在于选出能够代表民意的政府，而不在于选举过程。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新三座大山、贫富差距、官员贪腐、环境恶化等问题的解决，已成为衡量政府是否顺应民意、执政为民的标杆。不论是通过选举还是选拔组成的政府，只要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并能持续为民办事，就是一个民众满意的政府。
　　最强烈的民主意愿应是来自民间，但民众的意愿又千姿百态，因此，民主不可能由全体民众自由操作，而只能由政府推动，或者民众不满现任政府，将之推翻之后由新任政府推动。在当前的党国体制下，推翻政府就是推翻***，从现实情况来看是不可能的。这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挑战，共产党会尽一切可能维护其统治。二是共产党拥有7600万党员，几乎囊括了当今中国的各路精英，而且，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还在不断延伸，政治吸纳的效果非常明显。三是共产党也在不断自我完善，在理论上陆续加入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理论等内容，在行动上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使共产党的生命力不断增强。因此，在可预期的未来，共产党的统治仍不可动摇，中国民主政治改革也只能由共产党来推动。

　　依此推断，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应是民众想要的民主和共产党能提供的民主的融合，是区别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富有内敛特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央集权的传统层级管理体制、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城乡分化的两极发展状态等，与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根基完全不同，这些都决定了西方民主很可能在中国水土不服。因此，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事实上，西方民主在亚洲难以完全成功移植，一些民主化的地区和国家如台湾、菲律宾、泰国、韩国等，都在民主化后面对各自的政治问题。日本的民主虽然相对成熟稳定，但也发生首相像走马灯一样，刚混个脸熟就走人了的困境。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更使中国政府增强了自信，不会轻易相信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更不会为了民主的光鲜外衣而盲从西方，只会在现有模式上进行改革，而不是革命。正如中国领导人经常表明的，“我们不对西方民主作评价，但我们要说的是，它不适合我们”。

民主政治改革将继续“小步走、不停步”

　　尽管中国国内外要求民主政治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近期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全党直选党的总书记和全国民众直选国家主席更不可能。从民主政治的性质来看，改革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权力由政府转向民众，这必然会在现有权势阶层遇到阻力，使改革过程成为权力交锋的拉锯战，影响改革进程。在中国政府的战略布局中，经济发展仍是第一位的，在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的十六分之一、有些地区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民主改革就成了奢侈品。从民众角度讲，由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有新的进步，如人大和政协的地位有了提高、网络民意得到了执政者的重视、信访渠道有所畅通等，再加上既有政治模式下经济建设突飞猛进，都会有效减少民众对激进民主改革的期待。

　　理想与现实总是存有差距，认为是好的制度不一定就能实行。比如讨论多年的财产公示制度，虽然公认对加强民主监督、遏制腐败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涉及太多官员利益而遭到巨大阻力，至今未能推广。类似的以稳定为前提的改革，势必要在与既得利益者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进行，注定了不能阔步前进。

　　事实也证明，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从1987年开始的村级民主选举，由于家族和黑恶势力介入、贿选等问题丛生，致使政府不敢贸然将此种直选模式扩大化，目前只上升到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选举，县以上一律实行间接选举。在干部竞聘的试验性改革中，也只停在了极少数厅局级干部的副职上，此级别以上的所有干部和以下的多数干部，仍然采用传统的选拔任命方式。反映基本民权平等的城乡同票同权问题，直到最近召开的十一届十一次人大常委会上才被讨论。获得2007年度美国白银电影节（Silverdocs）最佳纪录片奖的电影《请投我一票》，以小学生竞选“班级委员”的角度预演了中国采用西方民主后而出现的种种丑陋现象，令人心惊肉跳。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只是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已经掌控权力的人未必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必然是在原来基础上“小步走、不停步”，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方模式的道路。

        要了解一个社会的道德现象，除了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以及领导人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架构，必须涵盖内在（精神/文化）与外在（物质/制度），以及个人与集体（社群）的各项因素。

　　沈裕尼说，由于1980年代家长们纷纷把孩子送进英校念书，西风东渐，我国中华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这个文化的断层，造成我国的这一代人，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少羞惭心、恻隐之心以及感恩的心。她还说，“当我们的学校教育着重经济效益，只传授知识、求生存的技能，而忽略了灌输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一切道德沦亡的社会败象便竞相涌现。”（《“外部环境”影响语言学习之取向” 》早报言论2009年11月11日）

　　国人在救災、慈善方面的表现，不比人差。而且，诚实守信，早已是新加坡品牌的卖点。沈说的“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少羞惭心、恻隐之心以及感恩的心”的民众，什么国家都有。这样的人，在新加坡是否特别多，没有数据支持，实在不好说。

　　不过，如果说到道德沦亡的社会败象，倒是有两个很常用的指标性数椐；那就是犯罪率与贪污的国家排名。

　　不论是犯罪率或贪污指数之低，新加坡都领先亚洲，并高居世界各国排名榜上。而且，自建国以来，逐年在进步中，并没有因“文化断层”而下降。所以沈裕尼的说法，相信纯粹是个人观感，不足以反映现实。

礼仪之邦贪污盛行

　　长久以来，我个人有一个不解的困惑：中华文化标榜道徳，号称礼义之邦。何以在社会的实践上却往往不如人意。

　　郑永年说，“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了”，并具体的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早报言论2009年11月10日《中国年轻人为何崇拜权钱？》）
　如果把中国大陸今日的道德困境归咎于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那台湾陈水扁弊案所揭露的官商勾结的惊人贪腐行径，又如何解释？
　　民进党如此，国民党在这方面也乏善可陈。当年国民党就是因为贪婪腐败而被共产党击败，赶出大陸。

　　如果把社会以及官场的道德乱象，归咎于中国对民主制度的不适应，那只要看看民国以前的清朝，就很难自圆其说。“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一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与地方或中央政权相关机构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后”被贪污的普遍与严重性吓了一跳，并因此立刻开始研究中国的贪污问题。（李海鸿《清史研究》）

　　据一些研究者的说法，纵观中国历史长河，唯一能消灭贪污的时代，昙花一现的，只有李世民的贞观之治。

　　不过，如果好像柏杨那样，直指贪污腐败的根源是中华文化，是其主流儒家文化，忽略了许多中国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那又未免太过简单仓促。

　　奇怪的是，世界华人社会中，比较廉洁自律，几乎都是比较西化的社会，如新加坡与香港。而在清朝，唯一不腐败的官方机构，据说只有一个：那就是晚清的中国海关。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从1861年到1908年，掌握了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例子，似乎说明了法治的体制与管理方式，其杜绝贪污的效应，胜于文化传统。

　　其实，要了解一个社会的道德现象，除了文化传统、治理体制以及领导人外，还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一个比较全面的研究架构，必须涵盖内在（精神／文化）与外在（物质／制度），以及个人与集体（社群）的各项因素。

　　外在因素如地理环境，物质资源，政治经济系统，科技水平等；内在因素，集体的有文化传统，个人的如人格心理的发展等等，这些因素，无一不对其社会的道德现象发生影响。

　　二十世纪初的人文地理学大师杭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走遍世界，他觉得当时的中国人似乎特别自私自利。

       经过多年的研究，他认定这是中国荒年特多对民族性的殘害。“一个人要是没有这种畸形发展的自私心，是抵挡不了那种残酷的荒年。於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多经一次荒年，人品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总之，极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过荒年，生存下去。几千年的长时间里，唯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才受选择。因为，以前凡是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光了。”
　　这种令人心惊胆跳的论说，当然不是人人可以苟同的。不过作为一个例子，用来解释外在因素如地理环境与物质资源对道德现象的影响，倒很恰当。

　　至于制度对道德的影响，就更显而易见了。例如，在探讨贪污的成因时，很多学者将眼光盯住了官僚制度本身的问题，如清朝的捐纳（卖官鬻爵）与财政制度的漏洞，往往迫使官吏贪污。他们还指出，清朝地方官员的俸禄极低，官吏们却不得不自己掏腰包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行以及地方基础建设，为了应付这种职位本身所带来的巨大支出，地方官员们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合法或不合法地敛财。

　　上面谈的，是外在因素的例子。至於内在因素，如沈裕尼所说的文化传承以及道德教育，又该如何看待？

　　近代教育学家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区别了来自文化（族群）的规范习俗（norm and convention）与普世道德原则（universal moral concerns）。

　　不同的族群文化有不同的社会规范与信仰，例如，回教禁止妇女穿着露出肌肤的服装、不准教徒吃猪肉。而普世道德却是各种文化宗教都共有的，更深层的道德原则，如公正／平等与人类福利／关爱。

　　传统的规范与信仰需要上一代人有意识的传授。而普世的道德本能则是与生俱来的。

　　道德的健全发展，与整个人格发展切切相关。如一棵种子，需要良好的外在环境，阳光雨水，肥料滋养。幼嫩的苗芽，还需要园丁筑篱保护，细心栽培。

　　慈爱的父母，温馨的家庭，良师益友，安全自由的心理氛围，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等，全方位爱的教育，才能确保一个孩子，能随着其认知能力的成长，在天赋良知良能的基础上，建构自已的道德认知，从一个自我中心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博爱众生的心灵。

　　如果单从学校环境来看道德发展的培育，教育学家建议，要鼓励学生之间的合作／团队作业，因为道德发展，主要来自同辈之间的建设性／良性互动，而不仅是师长的训诫。

        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范围最广泛、危害最严重、影响最恶劣、形势最紧迫的，无疑就是腐败问题。这一点，正逐渐成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体制内体制外难得的共识。

　　但是，对于反腐败在当前工作中的位置，对于反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却似乎还没有在认识上“与时俱进”。反腐败一直没有成为工作中心，没有真正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反而常常让位于经济增长的“硬指标”，或者受制于担心影响经济的“软借口”。

腐败已深入中国社会

　　经过这二三十年的发展蔓延，腐败如今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到每一个阶层，也影响到社会的每一步运作。起初，腐败先在党政机关中滋生，然后，又蔓延到立法、司法部门，以及教育、医疗、学术团体以至军队等等。

　　同时，企业界的腐败问题也不断发展，并与党政机关的腐败结合起来，更加变本加厉。形势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无法避开腐败问题的影响。城管、消防、各种行业协会、民间团体，这些本来似乎没有多大权力的机构，也逐渐腐败起来；不少本来没有什么权力的人，也通过勾结、依附腐败的权力而分得利益。欺行霸市、横敲竖诈的“黑社会”尚且不说，就连水中打捞尸体这样的“业务”，也能看到权力腐败的影子！

　　在中国当前的种种社会问题中，腐败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往深层次说，腐败是旧的政治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矛盾的产物，是这种矛盾的集中反映，是监督和制约机制长期缺失的结果。往现实的层面说，腐败对当今的社会造成了罄竹难书的危害，是当今很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

　　从“党的执政能力”，到国有资产的流失，从贫富悬殊、发展不平衡，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从“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从教育、医疗问题，到国企的管理和效益，从食品安全，到征地拆迁、民众上访等等，都与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以腐败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都有赖于一个廉洁、进取、有效率的干部体系。

腐败也制约经济发展

　　对于腐败问题，一直有一种想法，认为腐败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经济进步到一定程度，腐败问题将会自动得到遏制，或者，至少可以先集中发展经济，将来再回头来解决腐败问题。现在投入很多精力去反腐败，不但事倍功半，而且会影响经济发展。
    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腐败确实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无论在什么发展阶段，腐败都会对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在腐败之下的经济发展，常常是畸形的，也难于持久。无论在什么时候，反腐败都不能放松，更不能放纵。
　　事实上，腐败现象一旦孳生蔓延开来，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科技水平、劳工素质、外贸环境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比起来，由于腐败而引起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无法公平竞争、市场扭曲、消费畸形等等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腐败。

　　因此，即使不去考虑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这样更高层次的需要，即使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应该把反腐败作为一个中心任务，作为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工作来抓。

　　在当前紧迫的形势下，中国的改革需要再一次转变观念、“换脑筋”。不要继续把反腐败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反腐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措施，提升到最优先的中心位置。把治理腐败作为最主要的阶段性目标，把反腐败的成果作为成败得失的衡量标准，动用各种力量，投入主要精力，努力扭转腐败现象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破解各种矛盾积聚起来的险局，为经济的长久发展和国家的真正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无法回避的考验

    纵观新中国建国六十年的历史，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因而也就有不同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时代，巩固政权最重要，所以“阶级斗争就是纲”；邓小平时代，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很紧迫，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腐败问题成了进一步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反腐败成了攸关成败的迫切任务。

　　如果说，当年的毛泽东“抓革命”，后来的邓小平“促生产”，那么现在的胡锦涛和今后的领导人，关键而紧迫的任务，则是“反腐败”。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挑战，是一道必须做好的“必答题”！如果腐败现象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将无从谈起。

　　当年革命成功了，毛泽东成了开国元勋；后来生产发展，经济崛起了，邓小平因此名垂青史。如今，反腐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攸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考验。如果谁能成功治理腐败，成功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体制机制，使政治清廉、健康发展、长治久安，同样将彪炳史册。

       中国聚焦

　　作为一个曾经立志“Work in China and for China”的中国人，近40年的大陆生活经历，让我逐渐看清了一个在个人情感上难以接受的现实：凡是熟知中国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历数中国存在的多方面的严重问题；而且由于个人背景不同，每个人历数的中国问题各异，甚至互不重复；由此，只需少许的想象力，你就可以想见中国问题的全方位属性。更要命的是，上至庙堂之高，下至贩夫走卒，几乎每个人都能开出针对中国问题的药方，并且也都能意识到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无能为力。

持续良性发展的根本前提

　　有关上述难解难分的中国困境的迷思，曾一度使我陷入精神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认识到：一种文化或社会的先进与否，取决于系统化的因素，取决于系统化的优选机制是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社会，不在于它采用什么样具体的制度形式，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以公平竞争为核心的优选机制，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持续良性发展的根本前提。

　　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责、权、利分配机制，建立公平竞争、民主正义的政治制度，是整个社会系统化优选机制形成的最基本要件。体现公平、公正和民主、正义的直接选举本身就意味着“公权民授”和“全民或全方位监督”。它可以有效塑造政治人物“为民服务”的政治生态，再辅以权力制衡不断消除不合理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和更新各种制度和机制，进而形成政治清明、公平竞争、自由发展、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这是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在渐进改良中实现平稳、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前提。

　　第二、言论与信息自由是一种优选机制，它可以优选出真理、真知和真相，为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进化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进步的要素。信息是连接世界的纽带，是传承文明和交流思想的媒介，是各种决策的依据。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已经广为人知。信息控制导致的制度和机制失灵、教育与文化倒退、思想与核心价值苍白无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问题的严重性。言论与信息自由本身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竞争性文化环境。也只有在竞争性环境中，各种信息和言论中所包含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够像大浪淘沙一样被淘出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科学与文化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市场是一种优选机制，它可以把资源效率高的企业留在市场中，而淘汰资源效率低的企业，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是市场竞争本身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市场环境是建立在以政治机制为核心的非市场决策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优选作用，需要有一个重要的（非市场决策或政治安排）前提：价格必须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合理收益（资源税、公共资产收益税、劳动者受益、资本收益等），并充分包含环境与社会成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扭曲的价格就会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

　　第四，与优选机制相反，如何消除那些现实生活中阻碍优选机制形成的因素也是“汰劣”意义上的优选机制。魔鬼藏在细节处，没有完善的制约机制和程序细节作保障，优胜劣汰的优选机制就很难建立和良性运行。所以，争取进步的最好方式就是从各种细节和具体事件着手，不断推动制度改良。比如，“恶法”“恶规”通常被视为中国社会的重要乱源，而建立宪法委员会，强化立法审查，形成“立法——立法审查”相制衡的机制，有助于清除和杜绝“恶法”；赋予司法系统以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权，形成“行政规制——司法审查”相制衡的机制，有助于清除和杜绝“恶规”。再如，改进各级人大和各类会议的议事规则，也可以使现有的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等等。

民主直选化解“逆向淘汰”
    以上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几种优选机制。总之，只要具备了系统化的优选机制，社会的发展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聪明起来，只要有几个聪明人，或者一个人在某方面聪明有智慧就足够了，通过优选机制把最好的理念、技术、方法与制度选出来，推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就足以实现持续发展和长久的繁荣。上述内容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规律总结如下：凡是发达国家大体上都在系统化优选机制方面有过人之处，而落后国家的系统化优选机制往往不到位，或者缺位。
　　是否实现了高效率的“优选”，可以作为任何领域或层面发展水平的评判标准，如果还没有达到高效“优选”的程度，这个领域或层面就存在不合理因素，就需要加以改进。

　　在中国，作为国民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却是名副其实弱势群体而被边缘化，其利益长期受损而得不到纠正。也就是说，中国政治领域中的优选机制还远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郎咸平先生讲：凡是你能想到的都是错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陆在教育、学术、思想、宣传领域优选机制的缺乏。郑永年先生曾在《联合早报》上撰文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泡沫，声言中国的大学抢走了大量的人才，却把他们培养成无用之才。高等教育系统的优选机制糟糕的同样出乎预料。

　　中国实质上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却在大张旗鼓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打左灯、向右转”式的主导意识形态谬误只能加剧行为和观念的举国错乱。结果：真实的谎言大行其道，意识形态领域毫无疑问成为“逆向淘汰”的重灾区，为主流文化的虚伪特征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些中国人面对国际上科学前沿成果的出现，第一反应是到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根，然后沾沾自喜地宣称，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早在几百年、几千年前就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认知和成就了。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把自己伟大先知的成就发扬光大，而是直接把它边缘化，甚至直接把它遗忘到难寻踪迹的角落里了呢？这难道不正是缺乏文化优选机制的表现吗？

　　中国的问题很多，表面上也很复杂，任何寄希望于单一药方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想法都缺乏实际意义。但是，如果非要从众多的药方中寻找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我认为还是以民主直选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层，“招标馆”。这座大楼，也是经过“招标”的，既然公开招标，为什么“龙种”没中标，“跳蚤”中了标？毫无疑问，是权力在干预，腐败在作怪。招标作为工程质量的程序保障，在无所不能的权力面前，变成为一种象征，这种现象不独在烟台。

　　第二层，“建设馆”。钢筋不到5年就腐烂不堪，这种“神奇钢筋”应作为偷工减料的典范，昭示工程建设的“潜规则”，也让世人看看现今这些腐败工程的质量水平。

　　第三层，“监理馆”。建设与监理分开，目的就在于希望用第三方来监督建筑工程质量，可是在无所不能的金钱面前，在无所不在的贿赂之下，工程监理也在迅速堕落，钞票到手，不监不理，合格报告照开。

　　第四层，“验收馆”。一座不足5年寿命的大楼，居然顺利通过当地工程建筑质量监督站验收，也算是“奇迹”之一。

　　第五层，“监督馆”。一座政府投资近4000万元的工程，才使用4年多就成为危楼，居然没有一个部门介入，进行相关调查、问责。有关部门用这种态度对待纳税人的钱，应该专门设馆纪念。

　　每一个馆，都要在醒目的位置摆放相关负责人的雕塑，把他们的大名镌刻于石以示纪念，把相关文件放在玻璃柜里，以供观瞻。在1～5层，开设“投币电梯”。从工程招标、建设、监理、验收、问责……如果有一个环节把牢，“楼垮垮”便不会出现，遗憾的是，在“投币电梯”的搭载下，建设单位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无敌，用4000万元制造了一堆前无古人的“豆腐渣”。

　　人越来越长寿，而建筑越来越短命，这是为什么？

         作者：胡星斗        

                   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新华社报道，梅德韦杰夫指出，21世纪，俄罗斯必须进行建立在民主价值和机制基础之上的全面现代化。他说：“我国在21世纪再次需要全方位的现代化。这也将是我们历史上首次基于民主价值观和民主体制的现代化经历。”

　　梅德韦杰夫进一步指出：“我们将建立智慧型经济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新的产品和科技，以及有用的人才。我们将创造一个由智慧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以取代领袖思考和决定一切的古代社会。”

　　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武汉长江大学十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随后，各种消息也证明，冬泳者与渔夫也曾经积极救助学生。

　　他们是这个时代罕见的道德英雄。这些普通人，平时可能是非常平凡的，甚至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当看到同类陷入死亡危险的时候，孟子所命名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驱动着他们置自己的危险于不顾。在这一刻，“善端”激发出了令人敬佩的道德行为。在这些平凡的英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刚健质朴之气。

　　这个故事证明了孟子的命题：人性本善。但孟子及后来的儒家哲学也接着指出，人的这种“善端”很容易被外物所遮蔽。此时，人就会变得自私，面对生命的选择，就会优柔、算计，精于计算而怯于行动。总之，刚健质朴之气就会逐渐流失，大多数人会变得萎靡、猥琐、自私。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刚健质朴之气的流失。最直接的因素是物质主义哲学，这一点无须多说。令人感到伤感的是，每一种文明，随着时间推移，似乎都有趋向衰败、腐烂的趋势。这个时候，生活在文明之边缘的人群，相对来说更为刚健质朴。中国人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王朝似乎都由边缘人群进入文明中心区建立的，比如刘邦由楚地而入主中原，李唐宗室有突厥血统，他们为已经腐烂、萎靡的南朝文明注入了生气。

　　生产、生活的特殊形态也会导致刚健质朴气质的流失。这方面，亚当·斯密有精彩论述。斯密虽然赞美商业社会带来繁荣与自由，但也指出，高度发达的商业会给民众精神带来不良影响。首先，分工过于细致后，每个人只做一种简单的工作，对除此之外的世界一概不知，人们的见识将变得短浅、狭隘。于是人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奇异情景：“在城市居民的知识不及乡村人”——这种知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应付风险的能力，生活的常识。

　　斯密也指出，这种商业分工也会让人丧失尚武精神。商业、经济学教导人们做每件事情时进行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金钱也会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价值，而从金钱到物质主义享受只有一步之遥，于是，人们的“心思不断用在享乐方面，因此变得懦怯，没有须眉气概”。也就是说，人们普遍缺乏刚健之气，

　　反过来说，每一次社会的良性变化，包括利他的、利公的道德行为的增多，都以刚健质朴之气的恢复为前提。最近我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良性变化，都始于士人群体——当然最初肯定是其中少数人——的道德自觉。比如，宋代士大夫的自觉，就一举扭转了五代十分败坏的社会风气。清末士人有一些生气，也与曾国藩的道德自觉有关。梁任公晚年曾经这样评论曾国藩、胡林翼等一般儒家士人在清代、乃至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意义：

　　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坏极了，一面严格地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恶势力跑，而同时也以这一点与朋友们相互勉励，天天琢磨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渐次声应气求，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

　　曾国藩们是从练兵开始的。当西方人入侵中国之时，八旗、绿营军队已经完全腐烂。本来对汉人保持戒心的清廷，不得不允许汉人编练新军。曾国藩深知刚健质朴的精神对军队的决定性作用，他定下挑选士兵的条件：不收绿营兵，不要集镇码头上的油滑之人，不要衙门当差的滑吏，最好是山村朴实的农民。他理想的是士兵是忠恳、质朴、健壮的。至于军官，曾国藩要求他们具有书生的“血诚”，心志高远，不沾染浮华的风气。总之，他把刚健质朴之气带回军队，也带回社会。晚清所有的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精神根源都在这里。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属于什么状况？在长江边上，我们看到了刚健质朴。但就在这几天，第七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在广州火车站附近隆重而热烈地进行着。在这里，日本AV女优、内衣秀、性用具店观者火爆，而性文化展区却大受冷落，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到底性文化节有多少文化？难道，这就是文化？——它真是透着萎靡的气息。

　　可见，刚健质朴与萎靡交织于这个时代，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两种精神的较量。

       网友呼吁薄熙来当主席总书记或总理

一名在上海上学的大学生表示：“我觉得薄书记是我们学生敬重的书记，很多学生和我一样，看到有关薄书记的信息和镜头比看到大明星还兴奋。好书记！”“好一个打黑唱红的薄书记，他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想的是党的事业。这样的好干部理应重用，使全国人民受益！”“薄熙来好样的，人民有你这样的领导是福气！！到我们湖南来吧，这里太需要你这样的领导！！”

网名还称呼薄熙来是“高瞻远足的政治家”，“希望薄书记当下一届的总理。看到了希望。我在大连四年，也是薄市长当家，很自豪。薄希来应该做总理。中国之大幸。百姓之大幸。
薄书记是有魅力有能力的好书记，全国人民都喜欢你！”“为什么我喜欢沉浸于悲伤，唯有看到薄人，才向往快乐，薄熙来！！！中国的希望！！！”‘‘薄熙来，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看到薄书记的新闻很兴奋！经济、政治、人品、品味和正气都不少，未来的总理”。

中国的网名还向北京建言，“建议中央把薄熙来做为省部级官员的样板，组成精干的调研组，全面收集整理薄熙来的工作经验和思想作风，形成一套完整的事迹材料，像当年宣传焦裕录、孔繁森那样，在中央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各级领导干部人手一册，严格要求全国地市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都要进行学习对照，找出差距，不足处限期补上；对贪官污力 当然要坚决打击；对哪些饱食终日无所们作为的庸官，要一律就地免职，把那些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敢抓敢管、敢碰硬的人才提拔起来”。

有人并且建议“可不可以来个全国范围的民意测试高级党政领导人的支持率？我想看看薄书记能高出多少个百分点！（为了表示尊重，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不参加）”。有网民表示：“每次看到薄熙来三个字,我眼里充满了泪水!”“誓死捍卫薄熙来书记！”一位网民则响应：“我同你一样，随时为了薄熙来同志献出自己的一切！”

有网民要随时为薄熙来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位来自大连的网民更多次在网上大量留帖：“怎么说好，薄叔在我们大连的时候就立下了一面旗帜，他在大连的时候黑社会是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没有人敢对着跟他干。他在大连开创了很多个全国第一，是全国第一个在市委市政府 定期举办市民听证会的人。老百姓有什么困难只要把问题反映到薄叔的信箱里不用一个礼拜问题解决。上调省政府以后沈阳立马大变样，原先脏乱差的形象没了，城管队乱打乱罚的没了，黑社会抢劫杀人的没了，旅游经济上来了老百姓钱袋子鼓囊了。这样的好书记上哪找？再说调到商务部以后率领商务部的同事们东奔西走为我们国家打赢了多少次贸易战？？佐利克就曾说过：‘如果中方派得是薄熙来，那我们美国就得准备缴械投降了。’就是这样的好官在清理门户的时候（商务部腐败窝案）触痛了某些高层的直接利益，就被踹出了商务部，踹出了北京。我们在为薄叔呐喊助威的时候又有谁能理解薄叔的苦衷和痛心？老子今天把话亮这了，谁要是敢对薄叔下手，老子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废了他（她）。现在能像薄叔一样 坚持党性原则的好干部不多了，我愿意用我的胸膛替俺的薄叔挡子弹。同意的请支持我。”

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显然凸显了他根正苗红的合法性基础，并赢得了民心的支持，却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比如在中共党内就有一些人觉得不以为然。最引起争议的，是质疑他的这一系列做法，有挑战其前任贺国强和汪洋的嫌疑。据称在这次打黑行动中因为与黑社会有牵连，被薄抓起来的重庆高层官员中，有些是当年由贺国强和汪洋提拔起来的，是这两位中共高官当年倚重的干部。

胡锦涛支持薄熙来要扭转权力格局？

但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得到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肯定，据称胡锦涛对此赞扬有加。根据北京中宣部的有关规定，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媒体上的有关报道，包括版面的位置、大小、时间的长短等是有规矩的，而薄熙来已经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在媒体版面上的安排是有规定的，但他近来却频频在中央和地方媒体占据大量的版面和时间，曝光率位居前列，显然是得到了中共高层某种特许或默许。

薄熙来作为中共元老薄一波的长子，因为薄一波当年的极端立场，无情无义批斗胡耀邦，在海内外留下了极差的口碑和不好的印象，很多人都把对薄一波的愤怒和不满，转移发泄到薄熙来身上，因此薄熙来实际上有背着其父原罪的包袱。北京知情人士认为，胡锦涛这次支持薄熙来，除了显示他顺应民意、从善如流的立场外，显然也有他的政治考虑。他要借力使力，借薄熙来的咄咄逼人，借薄熙来旺盛的政治企图心，借薄熙来来挑战习近平，扭转中共十七大以来形成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