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联模式的灭亡，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可以回到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争论的起点，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更好地揉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柏林墙倒塌20年了。20年前的这个夏天，当许多东德难民涌入西德使馆，从而导致一场势不可挡的难民大潮的时候，身在中国的我们，每天就像看一出惊心动魄的连续剧一样，关注着遥远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切。

　　当时的中国，也刚刚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10月1日，当前东德党的首脑克伦茨到北京参加建国40周年庆典时，据说还曾向中国面讨“中国方案”(chinesische Loesung)的机宜。但几乎就在同时，到东德参加东德建国40周年国庆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则在东柏林向前东德领导人发出了“谁最后参加改革，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Wer zu spaet kommt, den bestraft das Leben）的呼吁。

　　一个多月后，长达28年横亘于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终于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不但成为东德难民大量涌入西德的，而且也成为东西德统一的前兆，尤其是成为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亡、冷战结束的的先兆。又过了一个多月，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枪杀，更成为这段历史中除了苏联消亡之外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过去两百年：暴力还是蚕食？

　　20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可以从许多视角回首和审视这段历史。依然抱有极左意识形态思维的人们，可以从中反思东欧为什么会消亡，其间的外在和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具有自由派思维和情结的人们，可以再次“欢呼”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胜利。

　　但若纵观过去两百年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种种探索和付出的代价，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与融合的进程中，产生另一层思索。

　　在过去两百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两者虽水火不容，但其实却各自反映了对人类不同的精神贡献：前者主要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乃至贪婪，而后者则着眼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开始，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以某种形式如影随形。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马克思和拉萨尔两个派别，前者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后者则主张融入资本主义议会体制，蚕食般地将社会主义理念架构到资本主义体制中去。
   
    今天回首看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分歧，拉萨尔的部分理念已透过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体现在今天的欧洲社会之中；但在当年，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包括议会体制）尚不完善，因此暴力革命依然是社会主义的选项之一，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暴力革命派，并导致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胜利和后来一大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苏联模式灭亡：历史的必然

　　从理论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相距社会主义真正的理念已经甚远。除了计划经济之外，对人民思想和个人自由的钳制，与社会主义追求人真正自由解放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而一个经由计划经济导致的贫穷基础上的所谓公平，也绝非当年为改善资本主义弊端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主义灭亡乃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灭亡，则绝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失败或泯灭。相反，由于苏联模式的灭亡，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可以回到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争论的起点，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更好地揉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在经历了过去两百年意识形态的血雨腥风之后，21世纪其实是人类的融合世纪。一如过去百年，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通过社会民主主义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逐渐发展的市场经济也正在拯救曾经濒临崩溃的原有模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到了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与原先苏联模式中的专制结合，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将是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国两制：第二回合互动

　　撇开这一点，就时空背景而言，20年前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其实只是过去两百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一回合；而12年前香港回归中国后实行的“一国两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两大体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产生的微妙互动，则开始了第二回合的彼此活动。这个过程和结果如何目前还难以预计，但伴随、关注和推动这一互动的过程，却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三十年的改革有什么成效？有。但成效很小。政治体制改不改？改，但能不改则不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爱这么想，都爱这么做，因为他们对现实已经很满足，满足的现实再让他们去改、去变，变来变去的只是物质利益的失去。知识分子宁愿失去自由，宁愿被奴役，也不愿意失去富足的生活。当奴隶当惯了，如同美国南北战争时的黑奴，他们不想当主人，当主人也不会。

知识分子和过去的臭老九可真是不同。现在的知识分子有钱，国家给个课题，马上就成了万元户。十万元户不足挂齿，百万元户刚刚起步，千万元户才刚刚致富。有名的知识分子一个两小时的讲座就是十万二十万进项，又没见谁交过税，比那些歌星影星活得还要风光。只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权力知识分子，非权力知识分子只有羡慕和嫉妒份儿。

按道理讲，一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自由取决于有无财产，财产是人格独立和自由的基础。有钱了，经济水平提高了，思想应更自由才对。可是，什么东西进入中国就变了味，中国的知识分子财产的增多，反而使知识分子更少了独立的人格，更多了犬儒。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最初的富裕起来的人群一样，同样具有原罪。知识分子不想洗去这个原罪，他们用双重思想的方法使自己获得了新生，他们在不断欺骗自己和原谅自己的过程中成为权贵阶层的一部分，并成为权贵的吹鼓手。只要看一看余秋雨表演就足够了。

过去有一句话，党培养你（知识分子）多年，你（知识分子）得为党说话。政治体制可以不改，但修修补补的不伤皮毛的、不伤筋动骨的改革总是有的，否则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句话就白说了。知识分子总得说个理，总得冲上舞台大喊一声，我们一定要改革，只是来不了真格。就如同时装秀、表演秀、超女现场秀、名星模仿秀，无论如何逼真都是假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赝品就是赝品。知识分子表演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表演比模仿秀更复杂，因为他们的表演不是形体的表演，而是思想的表演。思想的表演，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本事，还真搞不清真伪。

在现实中，知识分子还愿意以代替别人思考问题代别人体验为使命。比如说吧，本来人权是人世间的普世人权，正如吃喝拉撒睡一样简单，可当普通的公民还没体验到人权时，他们就说那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要不得，使不得，学不得，一玩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这也如同打黄扫非，普通公民还没看到呢，他们就说这个不能要，要了就亡党亡国。西方总是亡我之心不死，坏着呢。公民让这帮知识分子搞得晕晕呼呼，又因普通公民一般也不爱做抽象的思考，知识分子很容易得到了对公众的催眠权。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还不如毛泽东说得实在，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尝一尝。知识分子的霸道的地方在于，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就是不让民众吃，在吃的方面他们不但领先，而且还要独占、垄断。

过去，我们总爱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着我们去解放，总爱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们也有输出革命的本能和冲动，正所谓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也就是说，我们真还是亡别人之心不死。据说毛泽东还派出了一些中国幼童到西方国家潜伏，以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之用。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幼童长大了，一个也没有回来。我不希望这是真实的，如果真实，一些人肯定活不下去，我得尊重人权。

现在看来，西方国家亡谁之心不死总是外部的问题，只要是内部不出问题就行。正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石头总也孵化不出鸡蛋，松树总也结不出苹果，蛇总也变不成人，因为没有内部的因素。这个道理，知识分子都懂。可一到政治问题，知识分子因掌握那么一点儿可怜的知识就迅速催生致命的自负，他们用类似武侠小说里的乾坤挪移之法把内部问题变成外部问题，把外部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有了知识就忽视了自已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掌控知识的狂妄他们总想扮演人间上帝，总想成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总想给世界比划出一个阳光大道，人间天堂。却不知他们领着人们走在天堂的路口时，最先死的却是他们自己。

不过这样的动机总还是好，出发点总还是好。可就是有这样可怜动机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如同濒危动物，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有利益，他们的利益只有依靠权力才能实现。权力利用了知识分子的拙劣的表演和永远不变的性恶人性。权力给知识分子利益，知识分子为权力鸣锣开道。知识分子一旦和权力相结合，如同小人得志，一下子就翻了脸。

话说得太远，再把话说回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战略也不用到处去寻找。有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知识分子不说，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在哪改，“三公”改革、财产申报改革、宪法落到实处的改革、群体事件的司法改革、权贵资本的改革、社会分配正义的改革、反对特权的改革，哪一个不是看得见摸得着？还用找吗？现实就在那摆着，奉劝知识分子别再说什么以党内民主代替人民民主的废话来蒙人就行了，别乱指手划脚就行了。台湾学者说，他们最看不起大陆的政治学者，这话是有道理的，经济利益的满足，使他们更愿意舔权力的腚沟，失去了作知识分子的资格。

        作者：朱孝顶

      司法机关的智慧，永远不能低估，从“躲猫猫”到“综合型悴死”再到“临时性的即意强奸”再到“被死亡”。而今首都北京某法院在轰动全国的铲车冲撞法官暴力抗法一案的判决书中，“将企图冲撞法官、法警”当作犯罪行为，承继了文革的优良传统，将思想犯罪科以刑罚，开发商大为快意，其开发的著名楼盘在“暴力抗法”行为实施地拔地而起。快意的同时还有与开发商订阅秘密拆迁协议的某乡政府官员，其终于实现了如期向开发商交地的协议，奖赏自不必说，重要的是“鸡”已杀，猴该消停了吧，自此天下太平，螳臂挡车者该羞愧至死了。

　　司法机关的伟力在于，可以将“强制执行之果断、有力、及时”之英名传播于天下之间。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一时间天昏地暗，众口一词，颇有文革时的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之气概之壮观。于是乎，众所周知的执行难，民事诉讼胜诉后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人类善良愿望，在此实现了完美对接，被“暴力”的抗法者成为了阻拦时代进步的“跳梁小丑”、成为应当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被广为宣传的新概念）”被严厉惩处对象。

　　但事实呢，证据呢？

　　“思想自由”原则，素来为我国宪法保障之基本权利，也是世界公认之原则。惩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乃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刑法理念。思想无罪，意识无罪、企图无罪！任何人，如果仅有企图而没有实际行为，则不论其“企图”有多肮脏、多委琐、多无耻、多骇人听闻，均不应治罪、均不应处以刑罚。

　　执行难，固然成为司法顽疾，固然罪恶滔天，但其成因，绝不应完全归责于被他们称为“老赖”者单方。执行为判决之延续，判决无论从实体、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正当，执行本身是否正当，司法机关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尤其是执行腾退房屋和土地案件，因为房屋和土地直接关乎被执行人的居住与财产权益，理应慎之又慎，岂能一执了之？！我党历来主张之群体路线、思想教育哪里去了，没有充分的说理、没有恰当的腾退后的居住与经营安排，岂能草率动用武力？！

　　暴力抗法固然不合于法、不合于情，但执法者的暴力、野蛮的罪责更重。多少暴力抗法背后折射的却是暴力执法、非法执法或赤裸裸地暴力侵权。公民之人身权利、财产权益、居住权益受我国现行宪法保护，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任何公民享有上述基本人权。挽留须有有权机关签发的挽留证；逮捕须有有权机关签发的逮捕证；调动军警须有有权机关的调令；出动近百名法官法警的强制执行活动，岂能没有“强制执行裁定”？！未宣布、未送达强制执行裁定，未出示执行员证件的情况下，近百名冲入大院，与土匪何异？！

　　某些法官，千万不用再费心思说什么“均已正规着装，标志明显”了！历史上，官匪一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案例还有列举吗，难道正规着装就可以不用出示证件、不用出示挽留证、不用出示逮捕证，而径行拘捕吗。

　　呜呼，作为“被暴力”案的辩护律师，我们还能说什么？诸位良知未泯的有权人士，请谨记，超越你们现有官职和权势的还有人类亘古不变之真理，还有烙入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人类良知。不要用你们那浅薄的“无神论”去亵渎真理与良知。

　　这样的文章，也许有权者并不喜欢，喜欢者均没有权，有能力声援者没有文字表达能力或表达时间，有能力声援者或不屑于卑微人物之小事。

　　呜呼，谁来监督司法机关？！有多少刑事审判可以直面历史，有多少暴力抗法者沉冤得雪？！

　　我国也有一群出色的公民记者，从“史上最牛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再到“周老虎事件”、“荆州牵尸索价事件”，网友的图片和言论不断闪现在中国的舆论中。这些将自己所见所闻提供给公众的网民，无疑是称职的“公民记者”。他们的身影非常活跃：抗击南方冰雪灾害、反击西方媒体对拉萨事件的不实报道、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力量，“公民记者”将自己的所见所感，通过网络汇聚，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主流媒体、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在一些主流媒体看不到或不愿意涉及的领域，“公民记者”的声音甚至成为主流。

     “公民记者”存在的巨大空间，不但是主流媒体的拾遗补缺，还可能是捷足先登引领主流媒体“在现场”的先行者，它将成为推进主流媒体革新的一股助力。主流媒体再强大，也做不到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而蛰伏在民间、几乎是无处不在公民记者就能随时担当重任，加之新媒体科技的成熟和便利，这种担当将在量和质上都得到充分表现。尤其是媒体管理目前存在诸多“禁区”的情形下，许多主流媒体时常处于不该有的“缺席”和“失语”状态，这种缺失，必然会有网络媒体等自由度相对宽泛的替代者予以“补席”。人们等不及立法层面的法案推出，等不及“禁区”的逐渐松动，呼之欲出的民主意识必然走在现行管理体制前面，用扎扎实实的个案推动新闻管理法案的尘埃落定，推动“禁区”范畴的缩小。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推进速度的高低与公民记者的水准有很大的关联。

      “公民记者”除了“无处不在”的优势，还有“不以此为生”的利益超脱优势。无法持证上岗和享受特殊待遇是把双刃剑：既在一定程度限制了他们的发表平台，又在一定程度摆脱了无谓的立场限制。公民记者既是爆料人，又是评论员，同时也是观众。以传统眼光看，“新闻”是严肃而正统的，“记者”是官方而职业的。而现实的趋势是，社会在进化，素质在提高，权力分配的金字塔正在一次次的浪潮中逐渐趋于扁平。而网络这个“价廉物美”的传播与交流平台，使得“公民记者”现象在全世界都兴盛起来。美国有一个“公民记者协会”，这个组织是网民的一个自发组织，要求每一个新加入的成员，都必须有一个老成员的推荐，所有人都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和个人资料。正是因为这样严格的认证要求，使得这个组织有了一批具备公信力、能够写出高质量文章的“公民记者”。在国内，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开办了一个“一五一十部落”（my1510.com），她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来推广公民记者的概念。通过web2.0的互动，让博客和传统媒体之间能够产生一个良性的互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公共领域的占领，不再只是传统媒体和在册记者的职责，也是编外媒体和公民记者的天职所在。

　　有人对公民记者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发出质疑，其实大可不必，人们了解真相的途径越多，越容易做出正确判断。公民记者由于摆脱了过滤器的控制（意识形态与商业诱惑），更易发出独立的声音，对事实的反复评论，有利于逐步接近真相、接近真理。事实上，有许多职业记者已经加入到公民记者的行列中来，当他们的传统身份受限时，就改换身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记者的主流。我们不难看出，一些“民间报道”与“民间评论”的水准非常之高，其中闪烁着很多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智慧，当我们看到各级各地政府部门对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快的反应，就足以窥视到这些“民间人士”的影响力。

　　总之，公民记者的涌现，是对政府公开公正的一种促进，也是对新闻改革的一种促进，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和人们民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公民记者将变成打造民主社会的一股有生力量。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行动力，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值得期待。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

　　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

　　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数据是，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按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亿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120万穷人的家当。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正当，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但是，据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50个县的男性和900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美国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美国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贫富分化伤害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该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江平说自己不至于为了某一理想走上最决绝的道路，除了“没有这个勇气”，他也考量了这种方式的效果。

　　无论政治还是民粹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江平对法治的信仰，因为它是民主与自由的载体。

　　江平说，经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看政治也好，看国家前途也好，都有两方面的经验，这是他人生很大的特点

　　本刊记者/韩永

　　前不久，《南方周末》举办“中国梦践行者”致敬典礼，法学家江平是其中最年长的“践行者”。他从幕布后走到前台时，没看清脚下的台阶，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主持人白岩松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江老师一路走来，虽然也有坎坷，但是，你看他“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舞台中间”。

　　这个插曲，倒真像是这位老人的人生写照。

　　去年年底，年届80的江平患了中风，出院后腿脚不如以往灵便。送记者出门时，他走起来有点摇晃。其庞大的身躯对于饱经风霜的两腿，像是一个负担。腿脚给他带来的麻烦，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但这却往往让人因之对江平更添几分敬意。

　　1990年12月底，江平60岁生日。在学生们为其操办的生日晚会进入高潮时，大家要求江平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看起来不太灵便，却非常坚定地走上前来，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叫“我们决不动摇”。“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升华！”当时在现场的学者说。

　　几番剧痛，看淡得失

　　江平人生的前两个分水岭，都与右派有关：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被打入“敌对的阵营”；1978年右派摘牌，他又被拉入“人民的阵营”。1990年被免职后，他不希望自己属于任何一派，完全独立。

　　对江平来说，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与他相熟的几位业内人士表示，江平此后的很多行为，或许都能在这年找到解释。

　　1956年，江平带着全优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苏联学成归来。江平1951年被选中赴苏联留学，不知5年后国内风云已变。当时，中国正在以整风的名义“引蛇出洞”，“给党提意见”一时风行。

　　在领导的授意下，江平和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江平留苏归来后进入该校)的另外19名年轻教师，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共有5条，包括成立整风委员会、鼓励中层干部向党提意见以及建议工会由选举产生等。大字报一开始广受好评，校领导也给予充分肯定。

　　随后风向突变，原本被鼓励的“给党提意见”被定性为“对党恶毒攻击”，积极建言者纷纷被打成右派。江平由于是该校第一张教师大字报的始作俑者，当然未能幸免。在试图将其划入右派时，组织上颇为头疼——江平之前的经历“又红又专”，不仅18岁就参加革命，还被选为赴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学校专门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最后终于在其教育经历中找到了“源头”。

　　江平在国内所受的最重要的两段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上的。中学时就读于崇德中学，这是一所由中华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民主自由之风甚浓，正是在这种风气的熏陶下，江平18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他说自己当时参加革命的意愿有两个，“一个是(实现中国)物质上的富强，一个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江平后来考入燕京大学，这又是一所教会学校，民主之风同样领国内之先，其创始人就是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

　　手握这两个罪证，学校给江平定性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对于这一定性，江平说既服又不服。服的是，这大体就是自己的思想根源，不服的是，为什么民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前自己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吗？“当时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在我的思想中始终是一个疙瘩。”

　　江平说，被划为右派，是自己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让他颇为感慨的是，他留苏本来应该有6年时间，为了早日回国工作，在5年之内修完了课程，没想到努力学习的结果是“抢到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如果在1957年7月份回国，国内反右形势已明朗，他不会傻到要自投罗网。

　　被划为右派还带来了另一场灾难，他新婚的妻子在组织的压力下提出离婚。两人在留苏期间相识，欲在留学期间结婚未获批准，于是回国结婚，却没想到婚姻如此短命。

　　遭遇双重打击的江平被派往西山劳动。一天，江平去铁轨边拿钢丝绳，不远处的火车突然间滑行下来，毁掉了江平的一条腿。

　　江平说：“从1957年到1978年，这期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这个“最低谷”，说的就是1957年。

　　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我可以说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这让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再去为某些东西的得失而烦恼，也就有精力去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执拗信仰与委婉表达

　　与1957年不同的是，1990年的转折带给江平的，是释然。他在当天全体教师大会上说：“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

　　这一事件给江平带来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说，如果说自己的人生要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东西，追求民主自由算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只是有时候激烈一点，有时候隐性一点。1990年以后，这些从年轻时期开始累积的基因开始发酵，“它超过了对很多利益的考量。”

　　早在苏联留学期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引发了江平深入的思考。“为什么昨天还是一个伟人，今天就成了一个杀人犯？”思考的结果是，这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原因，而有制度的推手在里面。

　　22年的右派经历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想：“中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江平说，自己给人生的一个大的准则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尽量不做违心事。“在政治运动横行的时代，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秉持的一个原则是“政治条件不好，就不说话”。

　　到了90年代，江平认为说话的余地已经很大了。他说，自己对形势有一个大的判断，就是中国不可能再有1957年那种风险了。“不会被抓起来，不会被戴帽子，中国不会再出现反右的运动了。这跟自己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有关。”

　　与他相熟的律师张星水说，江平不仅是一个长于思考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善于选择表达的人。“他会权衡表达的风险和效果，以期事半功倍。”

　　张星水认为，江平的这种态度，让他在官方和民间都沦为“少数派”，“官方认为他有些激进，民间则认为他有些保守”。

　　曾经在2003年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的张星水承认，自己在2001年到2005年非常激进，虽然也是有序的表达，却是“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江平与他做了很多沟通，从2007年开始，张星水趋于缓和的表达。

　　一位前辈的眼神

　　江平所参与的公共事件，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法律逻辑，从而用这一逻辑去驳斥其他的逻辑。被驳斥的逻辑里，既有政治的逻辑，也有民粹的逻辑，后者让他显得更与众不同。在2008年10月一次讲座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他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站起：“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江平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上的“护法”言论，也同样惹来了如潮的非议。

　　“他对法治的信仰已经深入骨髓，”张星水说：“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这种信仰，无论是政治的力量，还是民粹。”

　　而这种信仰背后的动力，还是民主与自由。在江平看来，“法治的基本东西，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

　　“民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要创造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去选择一个最好的政治家来领导中国。而这种制度应当是透明的、公开的。”

　　他说，自己过去不太尊重政治家，近些年才发现，法律人要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没有政治理念的法律人可以在有关执法的是非判断上很清醒，但却可能在所执行的法是善法或恶法上判断很不清醒，这并不奇怪。”

　　在中国法治的进程上，江平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进两步、退一步”。“这就是说，你进得要是太快的话，可能就被别人反对掉了。只有进一步，妥协一些；再进一步，再妥协一些。不可能设想任何东西都是笔直地、不断地往前进，这不太可能。所以，前进和妥协，改革和妥协都是正常的。”

　　在江平看来，“前进的两步”主要来自于民间的推动，“但推动的程度，还要取决于领导人的认可。”

　　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前进，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进行。“中国这么大，一旦出现了极度的混乱，那中国是非常难以想象走向何方的。中国如果走到这一步——可以到你的床上踏上一只脚，可以随时把你的财产没收，穷人再搞一次革命，财产再一次分配——我想这不能够带来民主，恰恰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江平说，60年前，自己为了民主、自由而呐喊，60年后，这一目标仍然未变。“好在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新闻媒体采访多一点。要充分利用每一次机会，来宣扬法治理念。”

　　江平所能利用的另外一块平台，是演讲。“相比起写文章来，我更喜欢在讲台上发挥我的思想。”他说。

　　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毕业生这样描绘江平演讲的现场气氛：“现场热烘烘的，让人虽然冒汗却移不开步，我们便如善男信女一般，听着先生布道，感觉是听了天籁之声，只知道它熨平了我的五脏六腑，让人有一种本能的冲动。”

　　去年冬天因中风住了两个月的院后，江平说现在已经是“保命第一”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起到了铺石筑路的作用，现在已接近完成我们的使命，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青年人接过接力棒。”

　　采访过程中，江平经常会陷入沉思。除了斟酌字句外，还有去年末的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了。”转载自《新闻周刊》

　　前不久，在G20召开前夕，美国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个构架意在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如果这个构架得以实现，那么意味着美国要增加储蓄并减少预算赤字，中国要减低对出口的依赖，欧洲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企业投资。尽管因为各国意见的不同，这项提议并没有成为这次G20峰会的主要议程，但还是给以了足够的重视，并反应到会议的文件中。

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美国的真实意图当然并不是如它所说的那样。美国要借此来重新建构一个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结构，同时把危机的责任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构架”的本质是变相地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美国早就在这样做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连续出台了针对中国的所谓的“反倾销”案，包括轮胎和钢板等商品在内。和美国一样，欧盟尽管表面上也在强调自由贸易，但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也跟着美国。

　　很多年里，中国一直在努力推进自由贸易。中国的这种角色是西方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只有发达国家才推动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自从中国登上世界经济舞台之后，这个角色就倒了过来。贸易自由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想，中国应当努力推动下去。但重要的是，中国不能简单迷信自由贸易，更不能迷信自己推动自由贸易的能力。毕竟，现实的全球经济并非是由提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来主导的，而是带有各种利益的政治家主导着的。贸易不仅仅是经济学，更重要的是政治学，是权力的较量。

　　可以预见，如果欧美的经济不能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会变本加厉。因此，中国面临的是如何消化来自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压力。

调整出口导向经济的机会正在流失

　　尽管这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金融监管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问题。例如，就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来说，从前那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这种模式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互相指责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如果意识到，这种模式不可持续，那么就要对这个结构进行大力调整。对中国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

　　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在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不能说中国不重视内需经济，但的确过分依赖于出口经济。在出口和内需两者之间，重心在前者。同时，对出口经济没有能够进行适时的调整。正如其它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所表明的，需要对出口经济进行不断的调整，僵硬的出口模式总会在一个时间点上，出现问题。日本是个好的案例。出口是成为“日本第一”的最大的驱动力，但过份依赖出口也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一个主要因素。自由贸易需要良好的国际条件，如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各国领袖们认同和推动全球化，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条件一旦不存在，出口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而这样的危机往往是超出各国本身所能控制的。

　　这次金融危机本来是一次大好的机会来调整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可惜的是，这次大好的机会正在流失。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有关方面强调的还是出口经济，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性举措来刺激出口。这实际上的意义并不很大，因为西方的金融危机，来自西方的需求必然减少。即使在一些领域，中国的出口仍然如往日那样成功，但这种成功正刺激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性或者政策性反弹，即贸易保护主义。就国内来说，出口补贴实际上造成了穷国（中国）补贴富国（美国）、穷地区（例如贵州）补贴富裕地区（如广东）的局面。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用从其他经济领域的收入来补贴出口部门。

中国经济的种种结构失衡

　　除了内需与外贸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外，中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

　　首先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均衡。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就是说市场现在调节着大部分中国经济活动，但是在市场上活动的主角还是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一样，中国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但一旦国有部门绝对主导市场，市场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了。和非国有部门相比较，国有部门更容易不按照市场逻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数万亿的拯救方案，但大部分的钱流向国有部门。国家大力支持的十大经济部门大都是国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国有部门已经演变成为体制内庞大的既得利益，它们把金融危机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追求本身的利益。更有甚至，国有部门已经开始凭借其庞大的资金开始和非国有部门竞争，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的局面。

　　与之相关的就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到今天，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缓和和改善收入分配差异与解决就业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生存环境则还是恶劣。中央政府希望利用这次金融危机来振兴中小企业，但现在发展的倾向刚好相反。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很快会形成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实际上，这种情况背后更让人担忧的就是经济规模扩大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不均衡。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大型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之低。无论在哪个国家，最能满足民生经济需要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极其重要。中小企业的制度空间如果得不到保障，其创新能力就会受到遏制。

　　最重要的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完全来自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这些是一个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西方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和发展，就是依赖于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基础设施。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遇到了阻力主要是因为缺失这个社会基础设施。很简单，没有这个设施，就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社会正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转型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看能否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基础设施。

　　但在这方面，中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阻力。各级领导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解放过，对此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总以为这些方面的投资是为了救济穷人的。思想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很难见诸于行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社会改革已经在中国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进展不大。社会投资需要钱，但钱不是中国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积累了足够的钱来进行社会改革（投资）。问题是各级官员不想把钱用到社会投资。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中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投资，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基础设施，就不可能转型成为一个以内需为主体的消费社会。没有社会的转型，也就没有经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资源。　

结语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外在的压力不可避免，也会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失衡是事实，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不可能不受到失衡的影响。但要有效回应全球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外在压力，中国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内部的经济结构均衡化，既不能抵御外在压力的冲击，更不能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田勘

　　美国众议院10月28日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认可他为世界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做出的巨大贡献。

　　尽管孔子的思想并非都是精华，但美国众议院能通过决议，称孔子理念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质”和“促进人类和谐”，这无疑是对孔子思想中普世或普适价值的认可。显然，作为孔子的传人，中国人从美国人认可孔子思想中的精华这一事实固然可以感到自豪和骄傲，甚至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但恐怕更深的意义在于是否认同人类所谓的普世价值，也同时能比较出中国与美国人对普世价值认可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精髓的不同思考。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决议，是由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格林代表另外41名众议员提出的，这是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思想、智慧、道德和理想的认同。吸收、接纳并采用人类所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强盛、富裕、兴旺和发达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强大早就为世人所承认和赞美，然而美国为何强大和发达，尽管探讨得很多，如吸纳世界各国的人才，以科技兴国等等，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因没有被中国人所关注。

开放性是美国强大的原因

　　今天，美国众议院的决议给出了一个答案，包括吸纳孔子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先进文化、思想和哲学中的精华并体现在行动上，是美国文明、强大和发达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其他思想家所提出的理念：泰山不拒抔土，故能成其高；江海不辞细流，故能成其深。不过，其间的差距在于，中国人能提出这种思想，但不一定能落实在行动上。美国人不仅能理解这种思想，而且能做到。所以，美国的强大其实是思想观念上的强大，是虚心好学的强大，是敢于吸收全人类普世价值的强大，也是这些观念能落实到行动上并形成制度的强大。

　　当然，美国的拿来主义并非是全盘照收，而是吸取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和精华。例如，孔子倡导的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以及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正和道义是美国人认可的；孔子对于政府的要求，如忠诚、尊老和承认家庭重要性，以及政界人士必须成为诚实和道德的模范等，也是美国人认可的；同样，孔子为促进和实现社会和谐而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美国人所认可的。

　　在能否接纳和吸收人类思想和文化结晶方面，也能找到中国与美国的一些差距，甚至也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依然落后，依然并不如意的原因。例如，对于民主、自由这样的普世价值，一些人甚至并不承认是普世价值，更有人极其不屑，认为那是西方欺骗人的把戏，因而把这样的普世价值拒之门外。
其实，并非中国人不认同这样的普世价值，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有识的中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中共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这实际上也是对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普世或普适的民主理念和价值的认同。
　　因此，中国人并不是不会思考，也并不乏学习他人长处改变自己落后面貌的动机，只是如何落实和如何操作是一件难事。当然，对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借鉴和学习，并非一定要像美国众议院一样搞一个议案，而是要把学习和借鉴作为一种创新，一种手段，一种脱胎换骨的思维，并体现在行动上。

　　一个强大先进的国家仍然能虚怀若谷，向一个相对贫弱和落后的国家汲取思想和文化的精华和优点；那么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就更没有理由不向先进的国家汲取思想精华和取经，并转变自己的观念，用普世价值来促进自己的发展。这才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承认孔子、学习孔子向中国人传达的重要意义。

        作者：许知远

拖着彩烟的战斗机划过上空，中心的道路被封锁，每一个井盖都再次被检查，华人明星们聚集在一部电影中为国家权力唱赞歌……炫耀、傲慢、紧张、焦躁、荒诞的气氛包围着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周年的庆祝，最终与“人民”与“共和”毫无关系，它是官僚系统的一次自我庆祝。被挑选的人民出现在广场上，他们欢乐与舞蹈，像是活动的道具。

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模糊的年代，重温往事变得如此艰巨，更何况，官僚权力仍牢牢把握着过去，它选择记忆的内容和尺度。年老的一代，主张去忘却苦难，因为欢乐似乎更对眼前的生活有利，更何况，在长期的教条之下，他们可能也失去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能力；年轻的一代，他们还来不及体验，或者是过多混杂的信息，已占据了一切；那些愿意也有能力的回忆者，无法分享他们的记忆，一个扭曲的公共空间不能也没兴趣分给他一席之地。我们是一个习惯遗忘的国家。我们夸耀五千年的历史，但每个人对二十年前的事，都记忆不清。

倘若六十年的历程太过复杂，其中的悲剧太过让人不安，就让我们谈谈最近的十年。这个中国日益富有、国际影响力日益强大的十年，它将以十月一日的阅兵，而达到顶峰。但很有可能，历史学家将把2001年之后的十年，定义为一个错失的十年。

任何一个组织，它是一家公司、一所学校或是一个国家，它的表面的辉煌和内在的弊端，都可能并行不悖。通用汽车在八十年代初即已问题丛生，但是规模掩盖了一切，当一切被揭开时，它变成了一艘迅速下沉的巨艇；传统的声誉也带来遮蔽，北京大学早已丧失了大学内在品质和创造能力，但是它依旧可以凭借蔡元培时代的成就来自我炫耀；俾斯麦时代的德国，是欧洲新生的强权，它的军事、商业、科学、文学上的成就都令人瞩目，但是当一战爆发时，人们才意识到它蕴涵着如此的内在缺陷：教育溃败、信仰丧失、人民的分裂、官僚系统的膨胀、多元声音和制衡机制的消失，它是个金与铁的年代。

那中国呢？还记得2001年前后，这个国家曾经蕴涵的对未来的乐观和期望吗？它渡过了九十年代初的严寒和紧接而至的喧哗与躁动，经济自由已经带来了一个相对宽松、尽管仍然弱小的市民空间；私人经济不断蓬勃，而且逐渐孕育了一个中产阶级群体；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信息匮乏，让人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年轻人纷纷要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尽管他们的视野仍单一，却充满了活力；国际化和技术革命一样，增加了乐观，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加入了WTO，国际规则将可能帮助这个古老国家跳出旧循环的困境；连政治体制也做出了某种妥协，它欢迎私人企业主的加入，经过了九十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官僚系统的控制能力衰退了，人们也希望这个在全球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商人阶层，能变成另一支社会力量……

但将近十年过去了，最初的这些期望，都改变了味道。这个国家不仅没有把握住那个强大的上升潮流，反而使之改了味。表面上，它的确日益强大：经济增长的速度无人匹敌，军费开支迅速攀升，它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但一旦深入其中，你会发现：私有经济的活力，正迅速被国有企业的垄断所挤压；大学教育彻底沦为权力与金钱的俘虏，培养出一代没有灵魂和人格的青年；市民空间尚未成熟，就已被控制、收买，然后自甘堕落；互联网没有转化成自由表达的渠道，反而愈发变成了群众语言暴力的发泄场，它令公众轻易陷入极端化的情绪；社会的不稳定感在迅速增加，贫富差距和普遍的腐败，则令民怨四起……在这些变化背后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社会的独立空间、个人的独立性、市场和技术的自由度，都在被国家权力所吞噬，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热情，被消耗和扭曲，而这种创造力和热情，才是推动一个国家的根本动力。

此外，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帮助掩饰了中国的停滞。既然民主试验屡遭失败，自由市场陷入金融危机，那么中国或许的确找到了它的独特模式。但倘若你认识了这种模式的代价有多么高昂，它的独特性就实在不值得赞赏。

       中国经济为何在向降低出口依赖度、增加民间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型过程中踯躅不前，是因为中国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财富的增长。

       在过去半世纪，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夕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与之相对照的是政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纵观全球其他国家近60年发展历程，中国情况非常特殊。俄罗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92–2003年间从35%上升至55%，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则维持在22–25%。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1952年64%上升至2004年71%，联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同期从16%下降至10%。巴西与美国相近，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自1950年51%上升至2003年60%，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在这50年间维持在21%左右。

      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原因何在？从制度层面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民主宪政，二是国有经济。首先，在民主宪政国家里，征税权和政府预算权受到国会和媒体等的制约，政府开支占GDP比重难以膨胀。中国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现行税率困难相对较小。比如最近为了抑制房价飞涨而在学界、业界呼声很高的物业税，此举虽可便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以物业税形式转移居民财富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从实际数据看，1995–2007年间国家预算内财政税收增加了6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上涨1.6和1.2倍。

       其次与国有制经济相比，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经济增长更易拉动居民消费。根据70个国家1980–2003年数据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居民消费倾向越低。私有制经济下，一方面GDP增长带动劳动收入上涨，另一方面土地、住房和股权等资产升值收益也被居民分享。例如美国1999年互联网鼎盛时期4%的GDP增长启动强劲消费增长。国有制经济下，GDP增长带来土地等国有资产升值难以惠及百姓，直接制约居民消费增长。建立国有制初衷是通过国有资产升值降低居民税负、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共同富裕，这些目标并未兑现。另一方面，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并将收益重点投资于国有企业，对全社会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2006年中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4倍，1997–2006年间国有企业就业机会间却在逐年减少，民营企业才是新增就业的主要驱动力。

       针对中国经济难以向消费驱动转型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制度渊源，可以考虑推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把各村土地均分给农民。二是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权益基金”，其中央企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31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以“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分配，并允许基金股份自由交易，但是政府对“国民权益基金”的运作执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和控制。三是推进民主宪政改革，对行政权力进行实质性制约。

　　最近比较吸引眼球的，却是一群“愤老”。其中关注度最高的，绝对是“体坛愤老”袁伟民。

　　曾经带领中国女排获得无数殊荣，被全球华人瞩目数十年的袁伟民，近年来已经淡出体育官场，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纷扰俗世中超脱的他，从回顾到反思，写一本《体坛风云》如同重磅扣球，狠狠地砸出了无数火花。

　　书中的争议处很多。从暗批（其实已经批得很明）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拖后腿，到爆料马家军“嗑药不倦”，到反思中国体育的“唯金牌论”，体坛愤老袁伟民以硬挺的身段写下自己在中国体育事业中数十载寒暑的经历，为世人掀开了中国体育铁幕的一角。

　　无数人都把焦点集中到他和何振梁在申奥时的“梁子”。我倒不这么看。

　　在中国传统的智慧里，“中庸”和“平衡”往往是上位者首要的考虑。当袁伟民和申奥代表团和罗格一派达成“京罗组合”的选票协议时，很可能也需要留一个后手给韩国的“贪污老金”。世事难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韩国的老金真的上台，中国这边也总有个人当年有份人情在，以后说话办事也方便。

　　袁何之争，我想顶多是中国的左手对右手之争。

　　抛开了吸引眼球的肥皂剧，袁伟民的书里，真正值得称赞的是一种诚实面对的态度。

　　在袁伟民的书里谈及体育的部分，他该赞就赞，该骂就骂。中国高层官员的“著作”里常有大量的“和稀泥”内容，在这本书里少之又少。

　　这一点，在和兴奋剂斗争的部分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尽管面对无数的高低官员的游说压力，他还是选择了诚实面对体育精神，宁可少拿金牌，也不给中国的诚信抹黑。

　　诤言难得，古今如此。

　　比起“体坛愤老”袁伟民更进一步的，是笔名“皇甫平”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

　　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人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为当时停滞不前的改革摇旗呐喊，引发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交锋。1992年初，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力挺改革派，“皇甫平”声名大噪，成为宣扬改革的一面旗帜。

　　按理说，出身官方传媒的深宫，享受着丰厚的退休待遇，本不必再指点江山，引来争议。

　　但是这位愤老，最近一口气写了两万字的长文，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极其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共必须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以推进基层民主，遏制基层权力失控，以反思维稳逻辑维护长治久安。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人民日报》出身的“愤老”下笔洋洋万言，一下就打在缠绕中国进一步发展恶势力的七寸上。明眼看中国时事的人都知道，中国进入新世纪来，国进民退的大趋势，让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寻求高额，甚至是非法资本回报。

　　知道归知道，有胆子对现今领导层做出有针对性的建言，则是另一码事。

　　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断成长，在中国造成的问题可谓是“罄竹难书”，他们不仅对中国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盘踞，而且寻找政治代言人，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现在知道中国的专家为什么变得这么臭），他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中共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周“愤老”的文章回顾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勇于与传统政治经济利益结构切割，毅然放弃自己参与缔造的传统理念和执政手法，壮士断臂，大破大立，才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文章的最后，引述了明史“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的沉痛教训，痛陈中央应当和特殊利益集团切割的必要性。

　　这样有种的文章，近几年来已经不太多见。

　　看到这些挥斥方遒的建言，“愤老”对中国以人治为主的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跃然纸上。

　　要说中共建政史上最大的“愤老”事件，当属是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他在1959年7月13日写了一封万言书，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封直达最高领导人的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引燃了毛泽东的斗争意志，直指彭德怀对他下战书，“指名道姓，喋喋不休”

　　于是就出现了最失控的“愤老”一幕，彭德怀对着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怒吼：“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一言既出，命运已定。

　　可悲的是，历史总是要在当事人尸骨已寒之后，才证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的错误，彭德怀的忠耿。

　　但历史在进步中，中国的言论环境也在逐渐宽松。

　　从给最高领导人写私人信件而被政治斗争打倒打臭，到在媒体上对新一代领导人痛陈时弊而仍旧安度光阴，再到网络上汹涌澎湃的“愤青”现象，都反映了中国的言论空间的逐步拓展和权力架构的逐渐分化。

　　中国期刊界有一个异数，《炎黄春秋》。虽然屡次传说杂志被禁，或某一期被停止发行，但总是化险为夷。它创刊至今10余年，宣改革、倡民主、揭真相、搞思想新潮的“异见”动作不断，但却一直屹立不倒。

　　这里有不少“愤老”长期耕耘写作。费孝通、程思远、赵朴初，原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以及杜润生、于光远、李昌、李锐等等。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也为之撰过稿。

　　该刊的屹立不倒，就可以看出来那群元老级的愤老们所拥有的广泛的人脉关系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只要中国政坛仍维持以人治为主的格局，“愤老”们所起到的平衡和推动作用就绝不可轻视。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看过的潮起潮落更多，很多元老级的人物甚至是参与了中共建政从“阿尔法”到“欧米茄”的全过程。因为有着对历史过程的亲身体会，他们对治国方向的失误和政治上的误读，有着无人能比的深刻领悟，甚至是直觉判断。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掌握的资源和渠道更多，他们言论更能够得到最高层的倾听。得到“愤老”背书的言论和思想，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存活空间，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

　　和“愤青”相比，“愤老”们已无后顾之忧，“人走茶凉后”，根本不必再看他人脸色行事。而他们距盖棺论定不远，总要在说了一辈子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后留下一点真话，很多故事，若非历史的当事人说出来，公众永远也不会知道。

　　留下几句真话，传下一点真知，让后人看到点人格的魅力，这就是“愤老”的价值。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明年只要我们的部门预算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就立刻上网，向社会公开。”

　　广州当局是在听取了市民的广泛意见后，才鼓起勇气公开“账本”的。舆论普遍认为，广州这种做法应成为常态 ，应在全国推广。

　　出于好奇，我也上网查看了广州政府部门的“账本”，结果发现“账本”看似披露得很清楚，甚至到了过于详细的地步，一般人很难看得懂，文件完全由图片格式构成，下载将占用2.08G的硬盘空间，如果打印成普通杂志般大小，将厚如两块砖头。

　　我认为，公布这么多数据的结果不是变得更透明，而是变得更复杂。其实，公众要的信息，是有针对性的，而不是堆积如山、难以理解的数据。

　　当局应做的，是公开一些公众有兴趣知道的数据，例如各个政府部门的“三公”（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消费，甚至是各个部门主要领导人的财产申报。要让这些数据更可信，也可由独立的审计公司审查后才公布，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公众监督的目的。

　　今年6月，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的六人小组公款出国豪华游在互联网上被曝光后，立即引发热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本月中旬审议通过免去罗国华职务。

　　罗国华事件所以会引发热议，是因为公众想知道，一个部门的领导为何有权这么奢侈。非常明显的，公众想知道的不是广州海事法院的日常开支，而是豪华出游的开支详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行政开支，仅“三公”消费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总行政开支的30％。 由此可见，“三公”消费的确值得关注，各个政府部门应该清楚交代。

　　对于“三公”消费没有具体被列出而受到质疑，广州市政府作出了回应。这种互动本身其实也可说是一个更积极地把公开预算推向更加透明化的过程。

　　张杰明解释称，公费出国、公款招待其实列入了公务员的公务经费里，公务经费预算是人头费，包括工资、公用经费、外出经费等很多项：“这就像一个人每个月的生活费一样，包括吃饭、穿衣等很多项开支，很难再分为是在家里吃饭花的钱，还是在外面吃饭花的钱。”

　　广州市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雪也表示，在预算中单列公费出国，从财会制度上来讲并不科学。

　　虽然不太同意张杰明和陈雪的观点，但广州公开“账本”之举乃全国首创，应给予肯定；它对中国各地政府走向更透明化有一定的推动力。在广州之后，其他地方政府现在多少都面对公开“账本”的压力，上海市财政局刚表明，政府部门的预算是“国家机密”。《珠江晚报》近日刊登的时评说，广州并非中国的政治特区，广州政府部门的预算能够公开，其他地方的政府预算为何不能公开呢？如果其他地方的政府预算能够公开，为何没有公开呢？

　　广州此次公开的“账本”，预算编制仍有很多环节过粗过简，公众最关心的诸多项目也难以一目了然。要进一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下一步该做的是公开公众能够看得懂、有兴趣知道的预算。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失竞争能力。国有企业越大，海外投资越不讲经济理性，在国际受到阻力就会越大。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大趋势。一是国有企业急剧地扩展到原来的一般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本来集中在电信、石油、矿产等被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但最近国有企业很快扩展到包括地产业在内的一般性垄断行业。第二个趋势也同样显著，那就是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国有化，国有企业用股份等手段渗透到原来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金融危机一爆发，国有企业马上就有了用武之地。中国政府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出台了庞大的四万亿人民币的应付危机的方案。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的拯救经济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经济杠杆”。西方政府通常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中国的经济杠杆主要表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通过这个部门，政府就可以结合政治、行政和经济的方法把其政策推行下去。国有企业本来就聚集了庞大的资本，现在政府的拯救经济方案的庞大的财力又大多流向了国有企业。凭借越来越庞大的资本，国有企业在各方面的作为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畅通无阻。

　　人们既要承认国有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作用，但也要看到目前国有企业发展趋势令人担忧的地方。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纠正，拯救危机者反而最终会演变成为其它各种危机的根源。　

导致产能过剩和变相的宏观调控

　　在很大程度上说，尽管可以把国有企业视为是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作为经济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措施，它们也自然把危机视为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扩展自身的利益。实际上，它们的利益的扩张已经导致了诸多消极后果，例如因为各级国有企业的盲目的扩张已经使得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这迫使中央政府正在进行一波变相的“宏观经济”调控。

　　本来，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因为各级政府在制定拯救危机方案方面缺乏科学性，庞大的资金的注入没有导向产业升级，所得到的只有产业的无限度扩张。更有甚者，很多地方把原来是宏观调控对象的、需要淘汰的诸多企业进行拯救，把落后的企业又救了回来。就是说，金融危机本来应当是淘汰落后企业的，但实际上则是保护了落后企业。很显然，这种低层次的产业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实际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规模越来越庞大，但同时国有企业也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根源。因为中国各方面的法制不健全或者法制得不到执行，国有企业的发展显现出三个主要的弊端。

　　一是发展毫无边界。国有企业可以借力国家庞大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行政权力，再加上市场机制，这些都使得国企发展所向无敌。

　　二是没有外在的机制和手段能够有效地规制国有企业。因为往往是政企不分，无论是政府的哪个部门要规制国有企业的行为异常困难，甚至表现为不可能。在政企不分情况下的规制往往是人们所说的“左手规制右手”。

　　三是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尽管是国家的钱，但国有企业的行为犹如独立“小王国”，可以自行决定内部的工资水平，同时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用上交利润。（现在即使国有企业开始上交利润，但比例极小。）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概念了，因为所有的公共部门是要受制于公共的监督的。国有部门因此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因为是国家的钱，国有部门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其决策往往没有任何经济理性。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包含着无穷尽的腐败。

　　国有企业的这些变化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抓大放小”的改革。这个设想非常具有战略性。就“抓大”来说，中国需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盐铁论》到近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而国家也需要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但要建设各种庞大的公共工程，而且也不断面临各种危机。国有企业的作用非常显然。在全球化的时代，国有企业也必须扮演另外一个积极的角色，即增加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同时，“放小”的目标是为了发展一个同样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在当代，非国有部门从很多方面来说例如就业、分配、效率和效益、竞争等等甚至比国有企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要不要国有部门或者非国有部门，也不是国家所有制或者其他所有制的问题，而是它们间的边界问题。无论是哪一方，如果没有发展边界，侵占了另一方的空间，那么经济必然失衡，危机不可避免。从现在看来，尽管无论是“抓大”还是“放小”在执行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主要还是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

有别于西方的“国进民退”

　　有人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部门在所有国家都得到很大的扩张。这就是一些人盲目乐观，过早宣布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但实际上，在今天的世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各种因素中间达到平衡的问题。无论是哪种主义，其实践走到了极端，必然导致危机。

　　中国目前的“国进民退”和西方的很不相同。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政府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自己的企业。并且在西方，“私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天经地义。就是说，西方政府很容易实施“退出”。实际上，西方各国也正在设想和准备各种退出机制。但中国则相反，“国有化”拥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私有化”则是意识形态的敌人。等国有企业侵占非国有部门之后，要退出则是非常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退出”（或者中国称之为“民营化”）过程往往又导致巨大的腐败，权力的腐败。

　　毫无边界的国有企业因此既是中国的经济挑战，也是中国的政治挑战。国有企业不讲效率，不讲市场机制，因此也就没有有效的竞争能力，尤其在国际市场上缺失竞争能力。上世纪九十年代设想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没有能够实现，反而调转方向和国内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是，国有企业越大，海外投资越不讲经济理性，在国际受到阻力就会越大。这种国际阻力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这次中国有了自己企业的“五百强”，但正如国资委领导李荣融所强调的，这是企业的“五百大”，而非“五百强”。西方的企业经过这次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危机之后竞争能力会更强。中国的企业会面临更恶劣的竞争环境。

　　国有企业毫无节制的发展也会导致消极的政治后果。因为大力侵占非国有部门，本身又没有竞争概念，缺乏效率和效益，从长远来看，会遏制甚至扼杀非国有部门经济。国家的税基因此会很快变小。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稅基变小的政治后果往往是不可设想的。　

阻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　

　　国有企业也在有效地阻碍着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创新。国有企业好比皇家经济或者农民的“自留地”，自给自足，不会受外在环境过度的影响。历朝历代垄断关键的工业和商业，政府所需资源大多来自这个部门。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比较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信用等制度体系。在西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的企业，其所需要的资源来自民间和社会，因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制度体系，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扩大税基，另一方面又从社会汲取资源。中国的传统政治好像非常恐惧于和社会民间打交道，对民间经济的发展多有限制，也不放心。国民党甚至还搞过“党产制”。但结果还是不管用。

　　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脱节，最终走向大危机。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忧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的外部的监管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但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

       中国官方人民网10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呼吁移民无论持有何国国籍，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所谓入乡随俗，但也指出本地公民应以宽容心态接纳外来移民，所谓海纳百川：“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互为因果的现实命题。”

　　张元元“报效祖国”事件在新加坡闹得沸沸扬扬，不但已引起中国官方媒体注意，近来还引起台湾媒体的关注。人民网指事件引起新加坡人对移民不信任情绪，呼吁移民入乡随俗；台湾《自由时报》社论则借此事件抨击总统马英九“向中国倾斜”，称新加坡人的疑虑“确实有其必要”。

　 《自由时报》10月21日发表题为《从张元元“报效祖国”看马总统的终极认同》的社论，指张元元事件在新加坡引起“颇大的反感”，并赞扬新加坡人对事件“立即警觉”，“可见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是一丝不茍的”。

　　话锋一转，文章批评马英九身为“中华民国总统”从不掩饰“向中国倾斜的心态”，上任一年多来“迫不及待地实现‘报效祖国’的心愿”，从“九二共识”到“一中市场”到“终极统一”，“台湾从经济到政治逐渐锁进中国，主权国家的地位摇摇欲坠。”

　　社论认为，新加坡人的疑虑“确实有其必要”，因为“万一中国人不断移民新加坡，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而他们仍把‘报效祖国’当做最大的心愿，有朝一日新加坡搞不好也会被他们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完成他们‘认祖归宗’的梦想。”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则指出，张元元事件引发新加坡民意极大反弹：“不少新加坡人认为，原来新加坡‘潜伏’着如此多移民新加坡，却仍效忠中国的‘两面人’。”文章还指新加坡公民谭空宏写信质问政府：“难道政府希望国民接纳的新移民就是像张元元这样的吗？”

　　中国官方人民网10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张元元的“报效祖国论”已引发部分新加坡国民对移民不信任情绪：“新加坡各界在讨论如何看待张元元回国参加阅兵事件的同时，有的声音显然不再就事论事，而是毫不隐晦地谈及他们对移民的不信任。”

　　这篇文章一方面肯定新加坡政府对于永久居民并非公民，允许他们和祖国保持联系的立场，认为“新加坡政府的言论是客观的”；另一方面认为一些新加坡人的抱怨“似乎也不难理解”——由于移民大量涌入，新加坡国民近年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人潮”，这无形中增加了本地人的工作和生活成本，自然而然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排外情绪。
    文章呼吁移民无论持有何国国籍，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所谓入乡随俗，但也指出本地公民应以宽容心态接纳外来移民，所谓海纳百川：“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互为因果的现实命题。”
　　此前，有中国媒体在报道张元元以“海归女民兵”身份参加国庆阅兵时，夸大了她在新加坡的收入，将一个月两三千新元收入说成是两万人民币（约4200新元），被质疑是要以此凸显她宁舍高薪也要回国。此外，媒体通过张元元的母亲公开张元元的新加坡身份证，也被网友批评是只为追求报道效果，不尊重受访者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