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些学者认为，两岸最终统一的症结在于双方政治制度的差异，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国大陆民主化。他们的想法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国际学术界的确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但是他们忽略了民主的一个重要属性，那就是，民主的民族主义基础。

　　在当今的大陆，民族主义倾向十分明显。随着中国的发展，说“不”的和“不高兴”的“愤青”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代表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为了争取这些选民的支持，一些政治家完全有可能以“两岸统一”为承诺。而一旦选上，“两岸统一”就会成为选民对他们的授权(mandate)。如果“统一”是一个有时间限定的目标，武力解决就成为最为有效的方式。

　　邓小平1980年1月就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再过几天就整整三十年了，但这一目标仍然没有实现。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一个有选民授权的大陆领导人绝不会再等三十年，而“武力统一”的变数则会大大增加。

中国的民主化

　　两岸要想真正实现和平统一，实行中国的民主化才是最佳途径。我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狭义上的“中国”(大陆)，而是广义上的“中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民族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 。中国的民主化自然是在包括两岸四地的全中国范围内进行的。

　　在这一过程中，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政党都可以参加全国性的政治角逐，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应当说，中国共产党将会是最有竞争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有将近7600万党员，具有在大陆执政60年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国民党也有很强的实力。中国国民党有近百年的历史，有党内民主和竞选民主的经验。民进党如果放弃台独主张，改名为“中国民进党”，将来也会有前途，因为它在基层民主选举方面的经验也十分丰富。

　　如果各个党派不是在通过战争来角逐，而是通过选票来竞争的话，那么，中国的统一自然是和平的。如果中国共产党通过选举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台湾人民肯定会心悦诚服。如果中国国民党能够通过竞选成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执政党，大陆老百姓也会期盼出现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
    这样，一个团结、统一、和谐、民主的中国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尊敬和向往的地方。

       中国官方媒体指出，近十年来黑帮犯罪愈演愈烈，表面上看是黑帮老大和保护伞十恶不赦，但究其根本是整个社会病了。

　　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昨天报道说，1949中共建政后，旧中国的黑帮逐渐消失，却在改革开放后死灰复燃，并在最近十年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黑帮主要还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可到了2000年以后，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以暴力为投资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两轮打黑越打越黑

　　报道引述学者观点说，2000年和2006年，中国掀起两轮打黑专项斗争，但却“越打越黑”，主要原因是黑恶势力“保护伞”在不断壮大。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支配应由市场支配的资源，导致寻租空间加大，一方面又在监管层面严重缺位，黑社会的卷入也就成为必然。中国打黑除恶注定要打持久战。

　　在第一轮打黑中，沈阳市人大代表、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刘涌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但还是一路绿灯地迅速暴力致富，成为“著名私营企业家”。刘涌的保护伞包括：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副局长高明贤等等。

　　在这次重庆打黑风暴中，已经查出200多个司法干部深陷涉黑案件，其中有10多个厅级、副厅级官员。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邱格屏认为，“这并不是个别官员思想素质差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升级的表现，而是腐败转型的又一标志。它预示着反腐道路将更艰难。”

　　如果不是政府披露打黑战果，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黑社会的真面目，中国人对于黑社会的记忆，大多来自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形象，或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青红帮。1949年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经济关系简单，社会结构单一，黑社会并没有太多生存的土壤。

　　但1978年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黑社会便随之相伴而生。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组织犯罪已经扩展到中国大陆的每个省。在一些省，有组织犯罪已经吞没了所有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市镇。”
    长期研究中国有组织犯罪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认为，在转轨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本应由市场行使的职能：对土地、能源等物资的支配权，对项目、执照的审批权，优惠政策的倾斜实施权等等，这些使得“经济寻租”大量存在并异常活跃。
　　“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夏明说。

学者：是政策的失误

　　夏明认为黑恶实力壮大也是官方政策的失误，例如在贷款分配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比较偏爱，而对私有企业贷款不足，在社会福利领域，农村缺乏社会福利，而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覆盖面非常薄弱。“大规模的底层社会非常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阶层，同时也极容易受到有组织犯罪的诱惑，欲将之作为社会爬升的阶梯。”

　　报道引述海外政情分析人士说，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6日在世界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发展机遇与挑战暨第二届苏商发展年会上说，中国的资产泡沫如果爆破，将造成201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

　　中国新闻网报道， 郎咸平认为，进入2010年，中国开始遭遇新的危机，并不能高枕无忧，应当更加谨慎。“目前，全世界包括美洲、亚洲、欧洲对人民币升值要求的压力越来越大，这里我非常担忧！”他表示，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将会加大。其次，自9月12日“轮胎特保案”中国失败后，美国开始一系列贸易制裁，现已蔓延至欧洲、亚洲、南美洲，这对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城市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此外，近期水、电、油以及铁矿石等价格上涨，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他表示，在金融风暴过后，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越来越不友善，在汇率压力越来越大的同时，贸易制裁、贸易壁垒也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在提醒中国的企业在2010年要格外的谨慎。

　　至于为国人所始终热议的房价，郎咸平更是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他引用11月2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对中国的“警告”言论表示，中国的资产泡沫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半年大量信贷资金的流入是造成资产泡沫化的第一步，从此持续恶化。

　　郎咸平通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的数据研究得出结论：近几个月，代表中国目前主流购买力的中高档以及写字楼盘的租金不断下跌，意味着刚性需求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的房价猛涨是资金推动型，其内在原因就是对于企业家而言，投资环境恶化，产能过剩，转而从实体经济投身购买楼盘，大量逃避通货膨胀的避险资金涌入楼市，从而将房价炒高，产生大量泡沫，如果政府不及时处理，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20年前，柏林墙倒塌了。柏林墙是冷战的产物，当时东德政府构筑柏林墙或许是对国际环境压力的一种无奈反应。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赋予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似乎已经远远超越于柏林墙的构筑。围绕着20周年纪念，今年有大量的有关柏林墙倒塌的文献发表，其中一些重要文献是由前东德政府官员提供的，是反思性的。阅读这些文献，不难体会到，墙不仅仅是东德政府修建的，它也是被东德政府自己推倒的。在东德政府统治下，这堵墙越筑越高，越筑越厚。更有意思的是，这堵墙倒塌的关键在于东德社会对其政府改革的极端不信任。在墙被推倒之前，东德政府并不是不想改革。尽管很多改革措施开始到位，但为时已晚，社会已经对政府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不管政府方面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都无法赢回社会的信任。墙筑得很辛苦，但顷刻之间，就被推倒。跟着柏林墙倒塌的是经营了数十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及其各国共产党政权。

柏林墙倒塌之后

中国走出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

　　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西方的学界还是政界都相信，中国也会很快步东欧共产主义的后尘。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预言，“自由在中国必将胜利，共产中国必将终结”。但很显然，这并没有发生。相反，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全然不同的道路。这自然要归功于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判断。邓小平相信，在东欧和苏联，表面上是社会力量推翻了那里的执政党，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执政党自身，在于执政党的不作为，自己推翻了自己。中国如果要避免走苏东道路，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1992年南巡后，中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上的经济奇迹。中国没有柏林墙。内部的改革使得执政党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而经济发展为执政党提供了充足的新的合法性资源。与此同时，通过开放，中国也和国际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到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不仅远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多道“社会墙”的出现

　　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人们遽然发现中国也正在出现了一道又一道并且是日益厚重的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些墙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笔者曾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各群体间面临的信任（或者诚信）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那么，形式多样的社会不信任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呢？这不是很多人都能清楚认识到的。信任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旦社会群体和角色之间出现一堵堵无形的墙，信任自然解体，社会跟着解体。

　　墙的出现和信任的解体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阻碍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没有信任就不会有有效的改革。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无穷的问题，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改革而得以克服和解决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使得任何改革越来越困难。政府任何一个改革举措，无论是经济改革，或是社会改革，或是教育改革，都不会引起社会的热情。随之而来的大多是猜疑、冷嘲热讽，甚至抵制。

　　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是没有正当的理由，而是建立在自己已往的经验上的。中国的改革政策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社会在墙之外，本来就没有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各级政府官员都是欺上瞒下。党政官员把自己关在城堡之内，隔离于社会，其设计的改革又如何能够体现社会的真正需要？

改革越多，基本生存权就越成问题

　　改革本来就是要给人予希望的，尤其是普通人民的希望。但经验则不然。在很大程度上，每一次改革都增加了人民对前景的忧虑感。社会希望通过改革而被赋权，但实际上改革成为了对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权利的剥夺。很多人的感觉是，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权就越成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工作难找和找不到工作（工作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居住权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例如住房改革。这些年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少，但问题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发展商绑架了整个住房体系，转而又绑架了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买房、结婚和养家。正是因为被绑架，无论是有房的还是没有房的，都不感觉到幸福。教育也一样。教育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的结果都是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不公平。无论是住房和教育，形形式式的改革都在向权钱阶层倾斜。如果从每一次改革中获利的都是权势阶层，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信任改革呢？

　　信任的缺失更使得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法治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所以，提出了要建立法治社会的概念。但人们忘掉了，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法治，法治还必须有更重要的社会基础，那就是社会信任。无论是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还是社会的自我治理，都需要法治。不过，中国的各级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同盟已经导致了社会信任的解体。没有社会信任，如何才能让社会成员相信法律是公平的、执行法律的人是公平的？在市场把一切社会细胞都货币化了之后，以钱为本也就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法则了。连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要用货币来衡量的时候，表明这个社会细胞已经彻底解体了。法治是最基本社会正义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不成，那么还有什么比一个由一个伟人统治的人治社会更令人向往的呢？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重生”的。呼吁一个毛泽东式的民族英雄已经成为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了。

　　如果不能出现这样一个伟人，那么社会只能求助于自己了。那就是社会的暴力化。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的暴力化往往导致无政府状态。如果把一个国家分解成为权力、资本和社会，那么在任何体制下，社会是最弱的部分。权力可以保护自己，资本也可以保护自己，但社会无力保护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是必须被保护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保护社会的机制，例如福利制度。如果没有保护社会的机制，资本主义也是会被推翻的。是福利社会的产生挽救和保护了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也有保护社会的机制。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强调的就是对社会的保障。即使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implicit contract），就是“你接受我的统治，我提供给你基本的权利（就业和福利等）”。苏东版社会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没有自由，搞贫穷社会主义，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权利也难以持续。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民造反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要推倒一堵钢筋水泥墙需要的是简单的体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会墙”则要困难得多。但这些墙的存在必然对执政党的长治久安、政治秩序和社会和谐产生消极和负面的影响。对这一点，中国的领导层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三个代表”到“三接近（接近实际、接近群众和接近生活）到“民本主义”，这些政策话语的主题都是要拆掉政府、资本和社会之间一堵堵墙。但现实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这些墙似乎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很显然，如果没有赋权社会，拆墙谈何容易？在权力和资本结盟的情况下，社会的选择又会怎样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动拆墙，那么社会一旦愤怒，这一堵堵墙终究将会被推倒。

       一直领导着越南民众胜利前进的越南共产党，遭遇了许多共产党掌权后曾经历的相同问题。虽然本质上不可避免，但是它清楚这种恶劣问题的后果。
　　2009年9月1日，年届七旬的总书记农德孟在纪念1945年8月河内起义和9月2日独立建国64周年及执行胡志明主席遗嘱40周年的仪式上，表达了对党内干部“生活作风腐化，官僚，脱离群众”的不满，明确表示“整党是最关键的任务”。
　　截至2006年底，越共有310多万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约3.7%。其组织机构遍布全国，甚至还在国外工作和学习的7000多名党员中建立了72个基层党组织。越南的华裔学者陈子原表示，越共各项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其国家小，程序少，各种上级精神不但容易落实，而且中途较少被添油加醋，更不会发生变异”。
　　那么，越共自身改革进行到了哪一步，后续动力又如何？
　　
　　黎笋之后的越共改革
　　越南共产党诞生于1930年，在苏联、中国等抗日力量支持下，仅仅15年后它就建立了“北越”国，又经过30年终于赶跑了美国人，实现了南北统一。其后它不但渗透了同为法国前殖民地的老挝、柬埔寨，还有意整合缅甸甚至泰国，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南半岛的枭雄地位。
　　逝世于1969年的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人民军的缔造者，他长期接受共产国际及中共领导、指导和帮助，但他之后的领导人黎笋亲苏反华。黎笋1986年去世后，越南决心逐步摆脱战争国家形象，全面走上“革新开放”之路。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着手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功课做得早，1991年苏联解体未对其造成重大冲击。
　　越南学者陈子原说：“黎笋辞世后，越共先后经历了5位总书记，长征在位6个月，阮文灵在位5年，杜梅6年，黎可漂4年，再后来是2001年上台的农德孟。整个经历实际上是一个从极端、封闭到逐步开放、发展的过程。”与党的领导人更替相适应，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理论，主张容纳多种所有制；1991年“七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的“胡志明思想”；2006年“十大”修改党章，明确提出“两个先锋队”概念，即越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的先锋队”。
　　2009年7月，越共召开十届十中全会，为2011年“十一大”做准备。农德孟强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建设纲领”实施近20年来成就斐然，下一步是要总结、补充和发展。目前，越共中央执委会已派人到全国各地调研，课题包括“继续提高党的领导力和战斗力”、“继续全面革新”、“抑制经济衰退，维持合理增速”、“注重文化建设”和“提高国际地位”等。另外，扩大民主，重视纪律、纲领，达成社会高度共识等，也将是十一大的重要议题。
　　陈子原表示，前一阶段，“扩大党内民主已经成为越共的一个显著改变，并且把类似的方式推广到国家工作的其他层面，其先后创建了党内选举制、所有领导职务差额选举制、质询制、党务和信息公开制、基层民主制、权力监督制等党内民主制度，都不断引起外界关注”。
　　众所周知，越北少数民族（岱依族）出身的农德孟自2001年4月出任越共总书记以后，让越南的国际形象更加开放和活泼。在2006年4月越共“十大”上，越共首次进行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尝试，时任总书记农德孟在全国党代表投票中，战胜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实现连任。不过，与外界想象的不太一样，在越南国家事务中总书记并无专断之权，所以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被形象地称作“三驾马车”。由于现任总理阮晋勇、国家主席阮明哲和国会主席阮富仲都力推改革，“改革派主导越南政坛”已成为外界的一致看法。
　　“一种还没有被越南政府承认的观点认为，引领了越南经济改革并且获得成就的其实是战败的南方，因为那里的许多人早在殖民地和越南战争期间就有了参与市场的经验，同时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修建的许多航空、航海基地和各种公路，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陈子原表示。不过，对于越共内部的南北矛盾和改革的后续动力问题，曾在广西师范大学留学4年的越南一名大学教师指出，“虽然南北越南人在政治意识上一直有分别，但对于国家的统一观念是一致的。这就注定了越南会继续发展，而许多矛盾也能在内部获得解决。”

        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强人已经步入暮年，除了倒数着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了”的倏忽时光，还要泰然面对另一些强人发动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错话。错就错了，自己本来就是个错思想，怕什么呢？说了之后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种偏执使马宾从对立阵营收到了一顶“左的精神领袖”的帽子。曾经的同事吴敬琏更将他打入“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之列。以推崇市场化著称的吴，最近在一篇万言文章中公开批评马宾“开倒车”。
　　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吴敬琏第一个不能答应。今年10月，为纪念新中国经济建设60年，吴在以封面专文形式发表的文章中说，马宾那种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将不得人心。
　　
　　二老相争
　　 马宾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总干事、副主任，退休后担任顾问一职。吴敬琏则先后在这个机构担任常务干事和研究员。
　　本刊记者向吴敬琏询问了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对马宾及其观点有着强烈的态度。他注意到，在马宾的号召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透过网络做出响应的人，“是很有煽动力的”，这让他担心。
　　虽然吴敬琏与马宾一样，对于腐败等问题有着共同的心情，但他发现马宾为此开出了一剂“毒药”。
　　“我不主张革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训太痛苦了。”他说，“他要求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了今天的腐败等问题，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改革不够深入。”
　　这不是第一次交恶。数年来，两个人在字里行间不时批驳对方。对吴敬琏，在市场经济进程中，马宾就像面前一堵障碍，需花费巨大精力去战胜。尽管没有人怀疑中国的市场经济依旧在推进，他的忧虑却一点没有减少。
　　“你看看，现在的国进民退现象多严重啊！”他手里端着一杯咖啡，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对眼球裹满血丝。
　　在马宾的追随者那里，吴敬琏的反应被解读成是“右派失势的前兆”。退役军官李森说，“他这次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现在中央上层看到美国的经济危机状况，右派的一些东西可能要流产，‘大盘’不景气，很着急。”
　　马宾与吴敬琏闹翻，也就是这十多年的事情。当初，反对通货膨胀和腐败方面，他们有高度共识，很谈得来。但马宾后来认为通胀和腐败是由市场引起，吴对此不同意，他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化来解决。”
　　在中国，吴敬琏是对股份制改革极热衷的两个经济学家之一，另一个是厉以宁。厉对低通胀和股份制都支持；吴虽反对腐败和通胀，但支持厉以宁的股份制观点；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里，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一种表现形式。吴敬琏对股份制的立场让他感到不满，并找吴谈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谈拢。最后，吴和厉一同进了马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名单。
　　在早些年，马宾与吴敬琏还有着共同的人际圈。吴敬琏的老师、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是马宾的故交。1930年代，孙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是秘密党员，被抓捕过一次。出狱后穷困无着，受到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马宾接济。
　　1983年，孙冶方去世。中国经济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基金于同年设立。根据相关资料记述，筹款清单上，马宾一次捐了2983.67元，是额度仅次于荣毅仁和薛暮桥的个人最高捐赠之一。自从1984年第一届颁奖以来，吴敬琏迄今连续5次获得该奖。
　　马宾捐出的近3000元钱，是抽空翻译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的两本书所得的全部稿酬。问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他说不认为那笔钱是自己的，“我有工资，我认为有工资以后就不应该拿别的钱。除了工资以外，自己的生活费用一律不该要公家的。那两本书，也是美国人送给我的。”
　　现在，马宾和吴敬琏同为孙冶方基金会23人理事会的组成人员之一。
　　“我也不想和马宾弄出一个什么社会事件，”吴敬琏说，“我们完全没有恩怨。我是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来想一想，他提出的这样一条道路，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在目下的中国，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被禁。除了境外“别有用心”的媒体（广播电视、报章杂志、网络站点）而外，书，作为一个封建专权时代被禁的保留项目，自然脱颖而出、备受青睐、首当其冲。其次，应是电影，尤其是作为记录真相的历史纪录片，这是封建年月里不曾有的“舆论工具”，本着与时俱进的党性原则，从争夺舆论阵地、掌握历史篡改权的战略高度出发，通过我广电总局的辛勤公关与不懈努力，被禁的影片层出不穷、汗牛充栋。最后作为补充，电视剧也开始进入“被禁行列”，小生孤陋寡闻，难免挂一漏万，被禁的电视剧给我最深影响的是《走向共和》，现在又跳出来一个“很黄、很暴力”的《蜗居》。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延安颂》、《解放》，这样的工作似乎应有国民党“反动派”来做，不宜由我党出面。

《走向共和》是一部很难得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该剧反映了：自清朝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至民初袁世凯称帝失败，约廿年间的中国历史，包括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拳乱、庚子后新政、辛亥革命、民初政治等史事。片名“走向共和”，不仅气势恢宏，而且切中要害、针砭时弊，似乎大有深意！

不知怎的，这部后来遭禁播的电视剧，竟是由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台长、分党组书记、总编辑”的赵化勇（不久前刚刚被免去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担任总监制，是中央电视台于2001年开机拍摄的，并于2003年在央视一套“弘扬主旋律”的黄金时段全国首播。后来由于不可知的原因（估计可以排除“很黄很暴力”的嫌疑），中央台边删边播，快速播完，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6月（2003年）下令各家电视台不准重播电视剧《走向共和》”。为什么被禁播，这是一个可以思考但不可以声张的问题 。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走向共和》为什么会“走向禁播”，本来是一贯以“弘扬主旋律”、“甘当喉舌传声筒”的中央电视台精心策划的智慧结晶，怎么一夜之间就落得了个弃婴的下场？当时，国外媒体的急先锋、自1942年以来就“亡我之心不死”的“*国之音”曾经发文揣测“圣意”指出：被禁播是因为影射了中央高层权斗。我却不以为然，我个人认为被禁主要是因为“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被删减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讲话（最后一集）就很说明问题，先摘录于下，令诸公旧梦重温：

我知道诸位议员你们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
　　　　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
　　　　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
　　　　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所击败。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那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这就为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开了一个口子。大家看民国这六年来行政上用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
　　　　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
　　　　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三民主义。
　　　　　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没了？别急......监察权在这里装着！这个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这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摘录完毕）

该剧中的敏感性还不仅于此：有时候我们爱讲，“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这样讲也许会对，但现在看来还是不对。若搞“全面改革”，而不是搞“经济单边主义改革”的话，这话也许会对，但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此言就大有饕餮暴殄之嫌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就是“经济单边主义改革”的蓝本典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是晚清的结果是什么呢？甲午海战，全军覆没，一败涂地，“经济单边主义改革”不过尔尔！

循着历史的脚步，接下来是什么好戏呢？诸公请上眼，接下来可就是“庚子拳乱”——义和团运动了，继而可就是丧权弱国的“庚子赔款”了啊！再继而才是慈禧太后的“庚子后新政”，可是无奈为时已晚，“辛亥革命”敲响了大清帝国的丧钟！

由于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观赏此剧，当权者难抑兔死狐悲之情，所以取缔此剧，着实势在必行、英明异常！可是，书籍、电视可以被禁，但思想意志不可禁！古人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遑论“防人之心”了？！自诩为伟光正的“我党”，难道不明此理吗？

用该剧（《走向共和》）中徐锡麟的一句话结束此篇：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十二，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回报比重却节节上扬！

　　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是一件鼓腰包、顺民心的要紧事。

　　百姓调查：干得多，能挣得多吗？

　　傍晚5点半接班，工作到次日凌晨4点多，黑白颠倒，每夜挣400多元。——福州出租车司机叶为民

　　固定工资每月640元，焊接一台热水器挣不到3元。——济南打工者吴长胜

　　每月收入4000多元，可交上房子的月供后，钱包就瘪下去了。——广州白领张超

　　专家献策：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在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

　　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尽管已出台最低工资制度，但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工资增长机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宜勇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当成都金牛区女厂主唐福珍用打火机将自己浇上汽油的身体点燃时，被烈火燃烧的不只是唐福珍的生命，更是中国舆论界的悲痛以及对政府强制拆迁手段的愤慨。

　　这是今年里第三起因强制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或者说，经媒体曝光的已至少第三起。最早的一起发生于2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30岁的工人王娜家所住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她在屋里浇汽油引火自焚。

　　青岛胶州市的小店主张霞1998年买下180平米的土地，建了二层楼房开酒楼，有产权和土地使用证。2007年，该土地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做小产权高层住宅。张霞与开发商就赔偿方式谈不拢，今年10月28日，在遭遇第四次执行强制拆迁时，张霞提着汽油一边哭一边用石块扔挖掘机，现场公安来抓她，她往身上浇汽油，最终点燃了打火机。

　　自焚，却没有阻挠推土机的前进。唐福珍和张霞的房子在他们激愤的行为后依然灰飞烟灭。只不过，上述几个人中，张霞与王娜经抢救，人还活着。唐福珍抢救16天后，于上个月底撒手尘寰。临终时，她几个家人还因“暴力阻挠依法拆违”指控被刑拘，无法见她最后一面。

　　在快速扩张发展的中国城市里，拆迁一直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一笔难算的账，更是社会紧张与官民冲突的一大根源。在发展的强势逻辑下，部分因为阻碍城市重新规划，或违背土地价值最大化使用原则的原有建筑，往往被权势机构看做“绊脚石”，面临被强制拆除的命运。

　　城市发展有其强势逻辑，但是文明社会的另一项根本原则，是对私人合法产权的尊重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中国2007年通过《物权法》其实已体现了这项追求。再者，出于商业目的的发展规划，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土地征用必须区分对待，房地产商开发土地以牟利，要依据民法与土地上的产权所有者进行交易，公权力不得介入。

　　但在现实中，情况有时不是这样的。

　　一方面，靠“土地财政”作为收入的地方政府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住户一同“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由商人与政府、城管合作使用方法让原有住户离开。

　　还有一些情况，是一些产业早年因各种原因没有解决产权问题，后来成了违法建筑而被政府理直气壮拆除。

　　成都唐福珍看似后一个例子。据《新湘报》报道，她与夫婿胡昌明原本在成都市区做服装生意，1996年被胡昌明老家天回镇金华村说服回村投资设厂，并且以优惠条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建房用地合同。期间，夫妇俩作为村领导招商引资的成功样板，还分别被评为“勤劳致富带头人”、女性自主创业模范。

　　但是，村领导一直没给胡昌明办下必要的房地产证书，2005年金牛城乡一体化，地方政府要修路，指胡昌明的工厂为违章建筑，因为修路，必须拆除。几经谈判，补偿金提高217万。但胡昌明自认对工厂的投资超过700万，这个价码难以接受。

　　此后，就发生了胡昌明上访，企业停产以及最后的唐福珍自焚事件。金牛区政府事后发通告强调，胡昌明工厂属于违章建筑，政府的行为合法。对于唐福珍之死，它说“深感惋惜”，“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采取停职调查处分。

　　这些理据可以说得理直气壮，普通人心里却有另一个直觉的质疑：如果不是遭遇强烈不平，正常人怎么会采取自焚这样最惨烈、决然的自残手段？

　　再者，当面对一个生命存亡的关键时刻，执法人员的无情让许多人震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发表评论指出：“在明显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推土机还轰鸣不止，这让政府在人性和道德面前蒙羞。”

　　中国古话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连性命都豁出去时，执法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手法将更有限。在往后的官民抗争行动中，有一部分人会将汽油往自己的身上浇，另一些人会走上街头，还有人会将汽油往政府大楼上浇。事实上，这些情况这两年已在瓮安、石首等地方出现了。下一次打火机点燃时，对象会是谁？值得为官者深思。

        有一个亚洲国家，人民团结，政治稳定。

　　它的经济起飞整整三十年，年成长率经常稳超8%，一路狂飚的经济增长使它轻易超越了无数欧洲列强的经济规模。

　　这个国家的人民刻苦耐劳，学习（抄袭）迅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就把自己的出口产业打造成了世界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让全世界艳羡不已。“某国威胁论” 甚嚣尘上。该国人民也牛气冲天，“领导亚洲论”和“领导世界论”屡见不鲜世界的金融大鳄也都看好该国的货币升值，于是情愿不情愿间，该国货币走势强劲。

　　货币日渐硬挺，该国在国际上的购买力也水涨船高。除了见到更多黄色脸孔shopping到世界各个角落外，该国的大财团也开始大展拳脚，在全球四处收购。

　　货币硬挺，也让犀利的出口机器压力大增。央行急忙降息刺激经济，于是股市继续大涨数番，楼市再度猛升几倍。

　　听来蛮熟悉的经济神话故事？

　　聪明的看官都猜得到，我说得越像中国，答案就肯定不是中国。

　　是的。这是日本的老故事。

　　大家听说过日本经济的美好开始，也对这个故事的结局耳熟能详。日本的经济泡沫在1990年爆掉，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

　　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中国应该感谢日本这个前行者。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就不断地把眼光放在东瀛，观摩着那个岛上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变化。而日本，作为亚洲国家中的佼佼者，也确实为后来者踩了不少地雷，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从冰冷的明治维新说起，小文又要写成流水账，还是挑些热乎的话题，能博些点击。

　　世人公认日本踩得最大的一个地雷，是在1985年居然和美国人签署了让日元两年升值51%的“广场协议”。

　　在这之前，日本刚成功地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强力崛起，通过政府和私人企业界的通力合作，日本人以极大的自制力和社会协调力，对经济做出了极其痛苦而又卓有成效的转型，堪称全球典范。于是，日本政府和公司信心爆棚，认为日本那无往不利的出口机器，完全能够应付日元升值51%的压力。而日本则可从货币升值中受益，用个东京的银座就可以把美国的加州买下来。

　　说是美国人的阴谋论也好，是日本人的信心爆棚也罢，第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已经深深刻在所有出口为主导国家的经济官员心里：在国内需求未成形前，贸然大幅让货币升值，再强悍的出口机器都得停顿，对经济成长无疑是自寻绝路。

　　中国温家宝总理前几天在中欧峰会上说的，“有些国家既对中国实行名目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又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限制中国的发展，是有失公允的”，就充分地体现了对这层意思的领悟。

　　日本人引爆的第二颗地雷，就是过快、过强地放松和收缩银根。

　　在出口经济受损，经济增长率下滑到2.6%后，日本央行一口气把利率从5%腰斩到2.5%，意图刺激经济的复苏，结果引爆了热钱蜂拥进入房地产和股市。日经指数从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987年的1万5千点，用一年番一番的速度，飚到了1989年底接近4万点的高峰。日本的土地价格指数，也在不到3年里，飚了四倍，更不必说房地产了。

　　于是，日本央行在89到90年，魄力惊人地一口气升息五次，把利息拉回6%。

　　泡沫硬生生地被强力挤爆了，日本经济从高空狠狠跌落硬着陆。在小文成稿的2009年12月3日，日经指数在20年后，还在万点以下趴窝。日本的土地价格指数，也连1982年的水平还不到。

　　看到日本泡沫爆炸后的强大威力，各国的政府纷纷都想方设法避免硬着陆。有赖于经济成长来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国则更是如此。从朱镕基开始到温家宝，中国的经济舵手们都宁热勿冷，对于中国楼市的大泡沫，更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动干戈。更何况现在政府财政收入，大部分都靠卖地所得，楼市骤然一冷，政府财政可能和房地产商一起破产。

　　除了主动踩上的地雷外，日本人的故事也有不少内在的不安定因素，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

　　政府主导经济，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起步策略。这本没错。但是在经济体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应该逐步放开国际的竞争，让国内的企业在和国际最强者的对抗中逐渐强壮起来。

　　说来容易，要政府，特别是政府人，要放弃在企业中可以分享到得既得利益，比骆驼穿针眼还难。

　　日本的例子便是如此。日本的部委官员在卸任后，都能在自己管辖过的企业里找到收入丰厚的第二春。当官和商通过互相扶持而结合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后，要剥离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谁动手，谁就是全民公敌。所以改革派的日本政治家基本都没有好下场。

　　政府和商界的深深纠缠，造成了一个日本经济的“冰火两重天”的奇异景象。

　　日本国内企业通过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游说政府通过保护国内企业的法令，造成了日本国内企业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玩着自己的“永续经营”的游戏。这“冰火两重天”里，有在政府扶持下，一小群充满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企业和在政府保护下，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大批国内企业。后者的生产力，连前者的一半都不到。

　　这和现在中国的情况颇有类似的地方。无非是在日本叫做“财阀”，在中国叫做“利益集团”。今年以来，与利益集团相关的争论层出不穷，有地方政府大开涨戒，从水到电等公用事业大加价，到垄断集团玩弄油荒、气荒手段，逼宫涨价；再到巨型国企和地方政府联手炒地，让“地王”频现。连民营经济的最后一块根据地，竞争性行业也出现了“国进民退”潮。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再度得到体现，影响政策的制定。利益集团利用领导人保持政策连续性、求稳第一的心态，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防止自身的利益受到紧缩政策的冲击。

　　中国的利益集团可能要比日本的财阀更上层楼，不仅有御用学者为其发声，还成功拉拢政府主管部门成为其代言人。中国刺激经济计划的大投资，九成落到国有大企业手里，让民营经济望洋兴叹。

　　回到日本，财阀在政治上的延伸就是自民党的“派阀”。而在中国，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以什么面貌延伸出来，肯定是今后几年观察中国的重点所在。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日本现今的政治和公务员制度里，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屡见不鲜。日本现在的政治体系里，同流合污者能在派阀中混出头，而特立独行的改革派，如小泉纯一郎等，在派阀沉默的压力下，郁闷地一事无成。

　　派阀、财阀、门阀们继续玩击鼓传花的首相游戏，但是日本人等待变革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今年日本大选，老牌执政党被掀翻落马。

　　老故事都会过去、新故事总会到来。

　　看故事的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互联网与社会形势变化对中国执政者带来的管治压力在进一步加大。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在昨天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写道，互联网已成为反动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放大破坏能量的重要手段。

　

　　　

      

          作者：贺卫方

       作者：章诒和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社会主义学院·费孝通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林汉达等。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冯亦代都打到费、潘家里去了，成为坐探。活儿能白干吗？于是上面让彭奇请他到“森隆晚餐”，饭桌上，询问到冯亦代的经济情况。这令冯“十分感动”，说：“党对我是仁至义尽，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负义之徒了，夜间想了许多对不起党的地方，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时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对得起党。”[p161]继而，彭又与冯亦代“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这次谈话使我很兴奋”，“日益体会到党对我的援救的那种温暖的关怀。”[pp197—198]老刘知道冯亦代喜欢艺术，多次请他一家人看歌剧《茶花女》[p235]、僮剧《刘三姐》[p257]、越剧《小忽雷》[p275]、盖叫天的京剧《武松打店》[p328]，再后来，老刘还与冯氏全家观赏芭蕾舞剧《天鹅湖》[p326]、舞剧《鱼美人》[p301]，冯亦代特别对儿女讲了戏票的来历，叫他们也跟着感动：“感谢党给我们的照顾。”[p301]

　　是温暖，还是残酷？总之，冯亦代的生活完全转变了。回家寻情，出家寻梦。有谁知道他寻的是什么？

       作者：章诒和

　　 到章伯钧家卧底

　　冯亦代轻易走进章家门，上面很满意。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这样，就有了更宽的接触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钱锺书、黄苗子、吴祖光、丁聪、董乐山。但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章伯钧。《悔余日录》里，由于汇报父亲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显眼，冯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门”等字词轮换使用。越到后来，“地安门”出现得越多。

　　章伯钧不同于费孝通，不烦劳朋友买药，洗衣，买果子酱，打听医院，张罗骨灰盒。由于冯亦代长于编辑业务，章伯钧又懒于写思想汇报。所以，父亲有几次请他帮忙代劳。遇到这个情况，冯亦代事先还要请示。“上午和彭通了个电话，十时去章家，给他抄了份‘认识’，到四时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钧不思上进，连罗隆基都不如。他把时间都用来买古籍、藏字画、玩古董、听戏、聚餐、聊天。看书，也是看线装书或德文书。对此，冯是有记录的：“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点半才离去，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1961.12.24.p343]

　　的确，到章家卧底，冯亦代用不着带盐鱼，他要带的是脑子、记性。因为呆的时间长，章伯钧议论多，有时还遇到其他右派分子，冯亦代便觉脑子不够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p176]“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门，章伯钧说话自然无主题、无中心，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冯亦代不能当场记录，事后追记，难免疏漏。

　　为提高职业水平，他很注意研读相关书籍。比如，一次“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还阅读了尼基福罗夫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人的兴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终生的东西。瞿秋白从容就义前，惦记的是家乡的豆腐，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书写白白的豆腐。他的灵魂由一个政治人物还原到情感柔软的书生，读后不觉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冯亦代——一个搞欧美文学的人，读这些蹩脚货，何以总是屡屡地“令人兴奋”呢？

　　“谁知我汗血功？谁怜我千里才？”冯亦代的劳动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这天，大概是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之际。冯亦代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达仁，下午三时看钱端升，原定五时去陈铭德家，后来，在钱家呆得过久，才作罢。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陈铭德，下午三时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时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汇报。再说了，冯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铺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拟去找章，电话中知道章伯钧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刘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拟去地安门，但打电话去，他们有客就不去了，这几次都不凑巧，总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谈的总谈不起来，今天则又有客。工作推不动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1960.8.3.p256]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p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p335]。灵魂里也没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记里把“卧底”工作，叫“家里”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热爱的文学及翻译工作，则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个时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剧场见到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见面，马校长就希望冯亦代能去北师大讲讲现代英美文学。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叹道：“‘半生误我是虚名’，拿什么讲呢？近十年来简直什么也没有看……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条，思想有取向，行为有准则。那么，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章伯钧今天来学习了，见了我寒暄一番，说“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说在思想上必须力争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么？……晚上写了信给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1960.9.2.p263]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1957年前，毛泽东就知道章伯钧在背后*共产党。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老刘多次与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p254]

　　尽了心力之后，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78：他结束了黑暗

　　1967年，父亲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生·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锋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斋

        作者：章诒和

　　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临行两包中华牌: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道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吊若海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轱辘体之一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