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资4000万元，用钢筋水泥建起来的大厦，不到5年就成为危楼，烟台汽车东站大楼的修建者应该到吉尼斯总部申请“最短命钢筋水泥建筑吉尼斯纪录”！捧回“世界纪录”之后，铜质牌匾就挂在“楼垮垮”正门上方，让这座楼名扬四海。然后，按楼层摆设把它办成一座“腐败展览馆”。

　　第一层，“招标馆”。这座大楼，也是经过“招标”的，既然公开招标，为什么“龙种”没中标，“跳蚤”中了标？毫无疑问，是权力在干预，腐败在作怪。招标作为工程质量的程序保障，在无所不能的权力面前，变成为一种象征，这种现象不独在烟台。

　　第二层，“建设馆”。钢筋不到5年就腐烂不堪，这种“神奇钢筋”应作为偷工减料的典范，昭示工程建设的“潜规则”，也让世人看看现今这些腐败工程的质量水平。

　　第三层，“监理馆”。建设与监理分开，目的就在于希望用第三方来监督建筑工程质量，可是在无所不能的金钱面前，在无所不在的贿赂之下，工程监理也在迅速堕落，钞票到手，不监不理，合格报告照开。

　　第四层，“验收馆”。一座不足5年寿命的大楼，居然顺利通过当地工程建筑质量监督站验收，也算是“奇迹”之一。

　　第五层，“监督馆”。一座政府投资近4000万元的工程，才使用4年多就成为危楼，居然没有一个部门介入，进行相关调查、问责。有关部门用这种态度对待纳税人的钱，应该专门设馆纪念。

　　每一个馆，都要在醒目的位置摆放相关负责人的雕塑，把他们的大名镌刻于石以示纪念，把相关文件放在玻璃柜里，以供观瞻。在1～5层，开设“投币电梯”。从工程招标、建设、监理、验收、问责……如果有一个环节把牢，“楼垮垮”便不会出现，遗憾的是，在“投币电梯”的搭载下，建设单位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无敌，用4000万元制造了一堆前无古人的“豆腐渣”。

　　人越来越长寿，而建筑越来越短命，这是为什么？

         作者：胡星斗        

                   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12日在克里姆林宫对议会两院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指出，俄罗斯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努力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世界大国地位。他还表示，21世纪俄罗斯的现代化将以民主的价值观和体制为基础。

　　新华社报道，梅德韦杰夫指出，21世纪，俄罗斯必须进行建立在民主价值和机制基础之上的全面现代化。他说：“我国在21世纪再次需要全方位的现代化。这也将是我们历史上首次基于民主价值观和民主体制的现代化经历。”

　　梅德韦杰夫进一步指出：“我们将建立智慧型经济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新的产品和科技，以及有用的人才。我们将创造一个由智慧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以取代领袖思考和决定一切的古代社会。”

       作者：秋风

　　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武汉长江大学十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随后，各种消息也证明，冬泳者与渔夫也曾经积极救助学生。

　　他们是这个时代罕见的道德英雄。这些普通人，平时可能是非常平凡的，甚至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当看到同类陷入死亡危险的时候，孟子所命名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驱动着他们置自己的危险于不顾。在这一刻，“善端”激发出了令人敬佩的道德行为。在这些平凡的英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刚健质朴之气。

　　这个故事证明了孟子的命题：人性本善。但孟子及后来的儒家哲学也接着指出，人的这种“善端”很容易被外物所遮蔽。此时，人就会变得自私，面对生命的选择，就会优柔、算计，精于计算而怯于行动。总之，刚健质朴之气就会逐渐流失，大多数人会变得萎靡、猥琐、自私。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刚健质朴之气的流失。最直接的因素是物质主义哲学，这一点无须多说。令人感到伤感的是，每一种文明，随着时间推移，似乎都有趋向衰败、腐烂的趋势。这个时候，生活在文明之边缘的人群，相对来说更为刚健质朴。中国人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王朝似乎都由边缘人群进入文明中心区建立的，比如刘邦由楚地而入主中原，李唐宗室有突厥血统，他们为已经腐烂、萎靡的南朝文明注入了生气。

　　生产、生活的特殊形态也会导致刚健质朴气质的流失。这方面，亚当·斯密有精彩论述。斯密虽然赞美商业社会带来繁荣与自由，但也指出，高度发达的商业会给民众精神带来不良影响。首先，分工过于细致后，每个人只做一种简单的工作，对除此之外的世界一概不知，人们的见识将变得短浅、狭隘。于是人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奇异情景：“在城市居民的知识不及乡村人”——这种知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应付风险的能力，生活的常识。

　　斯密也指出，这种商业分工也会让人丧失尚武精神。商业、经济学教导人们做每件事情时进行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金钱也会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价值，而从金钱到物质主义享受只有一步之遥，于是，人们的“心思不断用在享乐方面，因此变得懦怯，没有须眉气概”。也就是说，人们普遍缺乏刚健之气，

　　反过来说，每一次社会的良性变化，包括利他的、利公的道德行为的增多，都以刚健质朴之气的恢复为前提。最近我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良性变化，都始于士人群体——当然最初肯定是其中少数人——的道德自觉。比如，宋代士大夫的自觉，就一举扭转了五代十分败坏的社会风气。清末士人有一些生气，也与曾国藩的道德自觉有关。梁任公晚年曾经这样评论曾国藩、胡林翼等一般儒家士人在清代、乃至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意义：

　　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坏极了，一面严格地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恶势力跑，而同时也以这一点与朋友们相互勉励，天天琢磨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渐次声应气求，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

　　曾国藩们是从练兵开始的。当西方人入侵中国之时，八旗、绿营军队已经完全腐烂。本来对汉人保持戒心的清廷，不得不允许汉人编练新军。曾国藩深知刚健质朴的精神对军队的决定性作用，他定下挑选士兵的条件：不收绿营兵，不要集镇码头上的油滑之人，不要衙门当差的滑吏，最好是山村朴实的农民。他理想的是士兵是忠恳、质朴、健壮的。至于军官，曾国藩要求他们具有书生的“血诚”，心志高远，不沾染浮华的风气。总之，他把刚健质朴之气带回军队，也带回社会。晚清所有的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精神根源都在这里。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属于什么状况？在长江边上，我们看到了刚健质朴。但就在这几天，第七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在广州火车站附近隆重而热烈地进行着。在这里，日本AV女优、内衣秀、性用具店观者火爆，而性文化展区却大受冷落，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到底性文化节有多少文化？难道，这就是文化？——它真是透着萎靡的气息。

　　可见，刚健质朴与萎靡交织于这个时代，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两种精神的较量。

       网友呼吁薄熙来当主席总书记或总理

一名在上海上学的大学生表示：“我觉得薄书记是我们学生敬重的书记，很多学生和我一样，看到有关薄书记的信息和镜头比看到大明星还兴奋。好书记！”“好一个打黑唱红的薄书记，他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想的是党的事业。这样的好干部理应重用，使全国人民受益！”“薄熙来好样的，人民有你这样的领导是福气！！到我们湖南来吧，这里太需要你这样的领导！！”

网名还称呼薄熙来是“高瞻远足的政治家”，“希望薄书记当下一届的总理。看到了希望。我在大连四年，也是薄市长当家，很自豪。薄希来应该做总理。中国之大幸。百姓之大幸。
薄书记是有魅力有能力的好书记，全国人民都喜欢你！”“为什么我喜欢沉浸于悲伤，唯有看到薄人，才向往快乐，薄熙来！！！中国的希望！！！”‘‘薄熙来，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看到薄书记的新闻很兴奋！经济、政治、人品、品味和正气都不少，未来的总理”。

中国的网名还向北京建言，“建议中央把薄熙来做为省部级官员的样板，组成精干的调研组，全面收集整理薄熙来的工作经验和思想作风，形成一套完整的事迹材料，像当年宣传焦裕录、孔繁森那样，在中央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发给各级领导干部人手一册，严格要求全国地市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都要进行学习对照，找出差距，不足处限期补上；对贪官污力 当然要坚决打击；对哪些饱食终日无所们作为的庸官，要一律就地免职，把那些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敢抓敢管、敢碰硬的人才提拔起来”。

有人并且建议“可不可以来个全国范围的民意测试高级党政领导人的支持率？我想看看薄书记能高出多少个百分点！（为了表示尊重，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不参加）”。有网民表示：“每次看到薄熙来三个字,我眼里充满了泪水!”“誓死捍卫薄熙来书记！”一位网民则响应：“我同你一样，随时为了薄熙来同志献出自己的一切！”

有网民要随时为薄熙来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位来自大连的网民更多次在网上大量留帖：“怎么说好，薄叔在我们大连的时候就立下了一面旗帜，他在大连的时候黑社会是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没有人敢对着跟他干。他在大连开创了很多个全国第一，是全国第一个在市委市政府 定期举办市民听证会的人。老百姓有什么困难只要把问题反映到薄叔的信箱里不用一个礼拜问题解决。上调省政府以后沈阳立马大变样，原先脏乱差的形象没了，城管队乱打乱罚的没了，黑社会抢劫杀人的没了，旅游经济上来了老百姓钱袋子鼓囊了。这样的好书记上哪找？再说调到商务部以后率领商务部的同事们东奔西走为我们国家打赢了多少次贸易战？？佐利克就曾说过：‘如果中方派得是薄熙来，那我们美国就得准备缴械投降了。’就是这样的好官在清理门户的时候（商务部腐败窝案）触痛了某些高层的直接利益，就被踹出了商务部，踹出了北京。我们在为薄叔呐喊助威的时候又有谁能理解薄叔的苦衷和痛心？老子今天把话亮这了，谁要是敢对薄叔下手，老子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废了他（她）。现在能像薄叔一样 坚持党性原则的好干部不多了，我愿意用我的胸膛替俺的薄叔挡子弹。同意的请支持我。”

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显然凸显了他根正苗红的合法性基础，并赢得了民心的支持，却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比如在中共党内就有一些人觉得不以为然。最引起争议的，是质疑他的这一系列做法，有挑战其前任贺国强和汪洋的嫌疑。据称在这次打黑行动中因为与黑社会有牵连，被薄抓起来的重庆高层官员中，有些是当年由贺国强和汪洋提拔起来的，是这两位中共高官当年倚重的干部。

胡锦涛支持薄熙来要扭转权力格局？

但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得到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肯定，据称胡锦涛对此赞扬有加。根据北京中宣部的有关规定，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媒体上的有关报道，包括版面的位置、大小、时间的长短等是有规矩的，而薄熙来已经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在媒体版面上的安排是有规定的，但他近来却频频在中央和地方媒体占据大量的版面和时间，曝光率位居前列，显然是得到了中共高层某种特许或默许。

薄熙来作为中共元老薄一波的长子，因为薄一波当年的极端立场，无情无义批斗胡耀邦，在海内外留下了极差的口碑和不好的印象，很多人都把对薄一波的愤怒和不满，转移发泄到薄熙来身上，因此薄熙来实际上有背着其父原罪的包袱。北京知情人士认为，胡锦涛这次支持薄熙来，除了显示他顺应民意、从善如流的立场外，显然也有他的政治考虑。他要借力使力，借薄熙来的咄咄逼人，借薄熙来旺盛的政治企图心，借薄熙来来挑战习近平，扭转中共十七大以来形成的权力格局。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了，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也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了，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没有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有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员的腐败更显得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的。可以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 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腐败，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除了权和钱之外，也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应当说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对年轻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作者：王炼利      

小杨：你好！

今天在网上看到《我有一个梦想》，一看就知道是你的大作，文章最后的署名果然是你。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看此文的心情，以往看你的文章，我欣赏、赞赏，但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看得热泪盈眶。这是你的大作揉擦到了我心中最不能碰的柔弱之处。好久，我的心情没法平静，又看了一遍大作，有了想与你诉说的冲动。我知道你忙，但是，我自认为我的冲动之举还是能为你贡献点什么，我就自说自话写上一些。

奥巴马，一个名不经传的黑人，今天，当上了美国总统。的确，奥巴马是否会改变世界不重要，重要在于世界会因为奥巴马而改变，或者，更加确凿地说，美国已经因为奥巴马的当选而改变。美国曾给了很多人梦想成真的平台，这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公开的奥秘，今天，美国真真实实给了黑奴的后代梦想成真的平台，这便是美国继续维持强势的最简单的理由——我认为的简单理由。

有梦，才有希望，但有梦，未必能成功。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么，如果有梦，并且为梦想能付诸实现而付出了全部青春、大半生精力后，梦想实现的概率，是美国高，还是中国高？“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为一个最起码的梦想奋斗了几十年之久的我，不得不这样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能充分说明在美国实现梦想的概率高。登上月球，是人类向自然挑战迈了一大步，奥巴马当选，是人类向心灵魔障挑战迈了一大步，全球，都看到了这一大步。

你认为，种族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这在美国也许是，所以，“我有一个梦想”以奥巴马当选的形式实现，意义非凡。

回头看中国本土，主要的问题应该不是种族问题，那么千千万万中国人再努力，梦想也难以成真，这又是为什么？

美国的种族问题能淡化，是美国其实已经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逐步实现了种族融合，只有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种族融合，才是种族问题得以淡化的真正根源和社会基础。

而当今中国，普通人很多最起码的梦想难以成真，是中国人的社会阶层壁垒越来越鲜明，中国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间几乎没有了通融的可能，这是比美国种族歧视更加鲜明的阶层歧视。是这种阶层歧视，使得中国普通人再简单再朴实再起码的梦，都做不完美，做不成——更别说实现梦了！

那么，你一定会问：你王炼利有个什么梦？

我告诉你，从我十八周岁开始，我就有这样一个梦：象一个普通人那样有尊严的活着！为了这个梦，我奋斗了几十年。我的努力，超过奥巴马为了当选总统付出的努力，这是毫不夸张的，这就是我看你的文章百感交集的主要原因。

我的梦想实现了吗？ 我不知道。

1969年底，刚满十七周岁的我只因为抄唐诗、读世界名著被人揭发，就上挂“四条汉子”、下联“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XX厂的典型”遭批判，我抗议这种“批判”绝食三天导致晕倒，竟然被诬蔑成“精神病”，并无中生有编造了“精神病”起因：1.看书中毒太深，变成精神病；2.子宫切除了，不会生孩子，想男人想出了精神病。想想吧，一个女孩子，无论“精神病”还是“不会生孩子”，都能断送她一生的幸福。我想逃离厄运，但我逃离得了吗？连我想调到郊区和“三线”去工作都不让呀！车间党支部书记——一个渡江战役时的解放军营长发现了车间劳资干部在为我办调离的手续，就发话：“不能让她走，她能说会道的，长得又漂亮，调出去会迷惑人的。”我仰天长叹：天哪，这个世界竟然还有能迷惑人的精神病！你们到底是因为我有“精神病”不让我离开，还是因为我能“迷惑人”不让我离开呀！

我为此付出的代价——1971年 ，就读云南大学日语系的机会被剥夺（云大来厂挑选了两个未满十九周岁的，我是其中之一）；1973年，就读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机会被剥夺（由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委托招生，我顺利通过面试）；1974年，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被剥夺（1974年春我在车间大会上有过两次发言，老师傅们评价：“这个小姑娘肯定没有毛病，她说的话党支部书记都说不出来。”正值推荐工农兵学员，全车间工人师傅推荐了我，我的名字上了红榜，但却没有上报到厂部，车间领导放话：出红榜是为了照顾老师傅情绪）。1977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的大学生资格被剥夺（我高分通过录取分数线，却在我的体检表上做手脚，说我“1968年患过癔病”，为此，我保存了我1968年至今的全部病例记录，留给总有一天会审判那个年代的后人！）

1979年，我在结婚后的第十个月生下了儿子——“子宫拿掉”的谣言自然不能成立了，然而，“精神病”的帽子仍然象恶魔压在我头上——“精神病”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想让你得你就得你就能得的病！好在中国底层社会“凭良心做人”传统道德还未被破坏殆尽，1985年内，厂里一位正直的劳资科长刚上任，就将我作为文革中遗留问题的特例调出到了另一家船厂，为了能使我脱离苦海，这位劳资科长接受了对方厂提出的苛刻条件——对调进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作为交换！

从1969年到1985年，我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就这样被当成精神病人！即使我调出了原来厂，但我还是在船舶工业系统，我新调入的那个厂在一个星期后就知道了这个传闻！我终究无法逃遁被当成“精神病人”的环境，直至我的才智一而再、再而三在新调入的厂里超常发挥，我才总算摆脱厄运！

八十年代中后期，组织系统曾经销毁过职工个人档案中有关“政治帽子”和不实之辞的材料，好些老职工到这时方才发现，多年“不被重用”原来是“档案”作祟。我担心自己的档案也被做过手脚，特请一个私交好的人事干部查阅我的档案，虽然给了我“没有黑材料”、“也没有精神病记载”的回答，但我终因不放心，在1996年自带档案去新的工作单位时，我用小指挑开档案袋下口,于是，我看到自己自1968年中学毕业时到1996年的全部档案内容，虽然的确没有见到我最忌讳的“精神病”记载（不清楚是本来没有，还是与我私交好的干部发现后抽掉的），但有一张纸张发黄字迹变淡的条子，上面只有一句话“家里（父母）吵架时说她是领养的”。我的养母1970年逝世，“吵架”最晚只能发生在距离1996年有二十多年的六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母吵架的内容都作为“我的档案”“单录”进来，可想而知，档案管着的每一个人，既可能因档案而被青睐，更可能因档案而断送前程，对于后者，理想，就意味着是不能实现的梦——我们还能做什么梦！

我的遭遇，只能发生在将人当成工具、将人当成螺丝钉的社会——这是承袭了千年“不将人当人”传统的社会。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王炼利写的东西不错。中国税务出版社社长张木生就告诉他“王炼利是个普通退休女工”。刘源说：“不可能吧？”张木生说：真的。

现在，我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如此而已。

但我不甘心。我正在写一篇重要文章，内容有关中美两国金融经济实物经济对比，我从一个别人没有涉及的角度写。材料都齐备了，唯独要将这些材料配出色香味俱全的大餐，这是对我的挑战，但我必须挑战自己，我必须这样做。

必须这样做，没有什么崇高的说辞，理由很不上台面：因为我还一无所有。而凭我的能力和执着，凭我的聪慧和悟性，凭我的付出，凭我已经出了的成果，我不该一无所有。

现在我还是一无所有，因为我的身上打下的是平民印记。虽然我一直努力，虽然我被当成贱民后就开始了自学的历程——不分文理的、以系统性长学问为目的；为使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不使自己真被逼成“精神病”为目的——但是，由于中央组织部自1984年以后就对“工人转干”不予编制内的承认，所以，虽然我在好几个“以工代干”岗位上作出了非常的成绩，终因为不是国家编制内的干部，导致在生活水平上，至今只能处于“弱势群体”状态！所以我感叹奥巴马：他可以从奴隶后代的身份改观到美国总统的身份，我只不过想做个活得体面些的平民（前半身是想活得有尊严），都办不到。

穆军有句话我影响深刻：“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打不赢官司，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没有指望了，为了不让中国老百姓断了念想，我不为钱也要把官司打赢。”

同理，象我这样几十年奋斗、并有能力奋斗的人，连奋斗到做个体面些的中国人的目的都达不到，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没有指望了！

如果问我，做个体面些的中国人是什么意思？我只想说，作为一个靠退休工资生活的退休工人，是难以活得体面的。我至今不能体面生活，不是我不努力。

我34年连续工龄，国家没有供过我一平方米的住房，到我退休时，我取出的全部住房公积金是人民币4600元（四千六百元），我能体面吗？

2002年12月我满五十岁办退休手续，当时退休工资是825元，目前的退休工资是1500元不到，我能体面吗?

而我是为我的国家作出贡献的！1994年，拥有上海市审计局颁发的审计岗位证书、在“全厂审计一支笔”岗位上已经为工厂核减费用360万元的我，只因为拒绝在一份工程实际发生费用与决算报价相差近十倍的“竣工决算”上签字，识时务地主动从国营船厂辞职。以后，无论我在私营企业还是在上市公司工作，都为那些企业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2002年底退休以后，不说我写的那些轰动网络的涉及房地产和民生的文章，光是2006年春天那篇四万字、十八张数据图十五张数据表的《论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失》，文章刚发表，就得到财政部重视，国家税务出版社社长亲口告诉我，财政部长金人庆曾要了此文多次、要了多本，让财政部有关官员和职能人员读；今年9月，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李命志也向我索要了电子版。但是，这些“衙门”与我有过任何沟通吗？没有！我去信“讨说法”——你们可以反驳，我欢迎你们反驳，他们的态度是：“我们不理睬你”——那你们何必兴师动众要我的文章？

是因为我的文章没有价值吗？如果我的文章没有价值，那么，我就该关进国家监狱！因为我文章中的每一个论点单挑出来，都可以冠以“蛊惑人心”、“造谣惑众”的罪名，只是我引用的每一个数据其来历都具权威性，我采用每一个数据都不敢掉以轻心——我不但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每一个数据带出的结果，我都要反复验证，如履薄冰。这样的小心谨慎，我才安然无恙！经我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振聋发聩的，却都不是信口开河的——我守住底层社会的“政治智慧”——不能把自己“写进监狱”！因此，当我敢下这样的结论：上海人均建筑面积“平添”出13.3平方米（2005年）！却不见统计部门出来“辟谣”和有关部门指控我“破坏稳定”！

这些都说明，不是我的文章没有价值，而是写这些文章的“我”的价值，不被我们的体制认可！好些“搞研究”的人虽然很自负，但他们喜欢“热闹”，就未必研究得过我——2005年，原中国体制改革常务副所长看了我电脑里涉及中国经济各个门类的数据库，就对我下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在搞研究”的评价，我相信在高层领导岗位工作过的他，下这样的结论自有他的理由和根据。而我，一个编制是“工人”的搞研究，理由就是一个——在一系列民生问题上，中国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解不了我的“惑”，动因也是一个——我认定自己的研究能力决不在那些虽然有话语权但解不了我的“惑”的专家学者之下！我之所以“研究”，是因为我具备了研究的天赋和实力，是因为我“能”研究！当然，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是国家认可的“干部”，他们有头衔有光环，媒体还不断捧着他们；而我因为是工人编制，一些记者来采访我，不是着眼于我的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仅仅是出于对我“工人身份”的猎奇，这样，媒体的宣传反而大大降低了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价值。我不会忘记早在2003年，一些报社记者看着我的文章在赞叹“好文章呀！”的同时，不无遗憾说：“这些文章若是吴敬琏写的，就轰动了！”好象吴敬琏是个人物，我就不配为人物！我偏不信这个邪，2007年冬，穆军特意安排我与郎咸平见面并共同进餐，我一看郎咸平递我的名片上就“郎咸平”三个字，而我递给他的名片上，也就只有“王炼利”三个字——瞬间，我为自己骄傲自豪——郎咸平固然有名，但我不用仰视他，他有他的长项，我也有我的长项！

小杨，我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怎么就那么缺乏马克思的味道！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的人道主义体现在哪里？老实说，我在我生活的国家，几十年了，觉不出有多少马克思的味！“马克思的味”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的味！

而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的路上不断创造条件的结果！

奥巴马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就象诺贝尔奖不可能产生在1949年后的中国学子中间——培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与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培养手段也不一样——前者是强调“专才教育”，后者却需“通才教育”。

有感而发了这些，打搅你了吗？

      　今天是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周年，德国方面赠送台湾的一堵柏林围墙切体，在台北市信义路台湾民主基金会前庭剪彩展示，马英九总统应邀致词。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围墙被两德民众联手推倒，在西方本位的历史诠释中，此一事件标志着共产主义政经体制的瓦解与将世界撕裂对立的冷战之结束。

　　其实，若以更具高度的大历史观点来看，共产主义的动摇，与冷战对立的结束，皆非始自柏林，而是肇发于台湾海峡。世人以为，共产主义的醒悟始自一九八六年苏联元首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但真正的答案却是始自一九七八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世人也以为，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两德民众推倒柏林围墙，是受统治者对共产政经体制的抗议经典事件，但真正的答案则应是早在当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四日持续了七周的北京抗议事件，给了两德民众启示；世人又以为，冷战局面的化解，始自一九八九年的柏林围墙的倒塌，但真正的答案却应是肇端自一九八七年蒋经国的解严与开放台海两岸交流。

　　柏林围墙的推倒，其实是一个偶发事件。当时，东德当局原本只是计划开放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此一决策却被错误地发布成即将开放柏林围墙的命令；但这个错误的政令立即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使上街庆祝的两德民众在激情中将围墙推翻。相对而言，蒋经国宣布解严与开放海峡交通，却是经历了至少十余年的反省及经营，而在他用尽了上天给他的准备时间后，才宣布并启动开放海峡。几十年来，台湾因与大陆的军力与综合国力相去悬殊，在所有「分裂国家」间（南北越、东西德、南北韩）受共产政经体制的威胁最大；但因蒋经国的因应、经营、准备，遂在大小悬殊的凶险情势中，仍能将局面撑持至「台湾全面民主／大陆改革开放」的今日。因此，对蒋经国及台湾而言，海峡开放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个经历深刻规划与经营的事件。

　　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早在一九七六年就发生「粉碎四人帮」，及一九七八年就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思维，更在八十年代末期爆发惊天动地的****；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皆不像柏林围墙倒塌那般临机性，而是因经历了「三十年浩劫」长期蕴蓄而爆发。毕竟，前三十年的中共政经体制，相对而言，是同期历史中最残暴愚昧的政经体制；因此，党内的反省也最深刻（所以有「粉碎四人帮」的鞭屍政变，及「改革开放」的大修正主义），民间的抗议与期待也最强烈（所以有**事件）。就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大陆之所以有今日，其实是由中共内部以邓小平为首的反省改革，与以陆*事件为代表的民间期待，所协力完成。这些转折殊非偶然，而皆是几十年的生灵血泪所催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世纪末叶共产主义政经体制的瓦解，与军事对立的冷战之熄火，不是始自戈巴契夫的「新思维」，而是始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始自柏林围墙倒塌，而是始自蒋经国开通了台湾海峡。而且，朝今后的历史来看，中共的「改革开放」仍将是共产专政修正转型的指标样板，而台海两岸的互动更有可能为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写下新页。

　　不须赞叹柏林围墙的倒塌，两岸人民应知，台湾海峡的开通其实是更重大的历史事件。德国人拆除了人造的柏林围墙，两岸则开通了天然的台湾海峡。柏林围墙既倒，两德必须立即面对；但台湾海峡既开通又区隔，却给了两岸从容进行「和平发展」的条件。六十年来，从解放台湾、反攻大陆，走到改革开放、开放交流、双赢共生、求同化异；从「和平统一」，走到「和平发展」；两岸其实一直走在历史（戈巴契夫／柏林围墙）的前面，未来更有机会为人类历史创造新的典范。

　　共产专政的转型与战争阴影的消除，其实柏林围墙尚未给世人最后的答案；此一答案是由台海两岸领先作答，经二十年来的互动激荡，如今在「和平发展」的主旋律下，愈来愈理智，愈来愈昇华，世人应可期待一个典范式的答案，将在不日缴卷时呈现。 　　

      作者：王欣月

随着六十周年阅兵式上“毛主席思想万岁”等一系列“万岁”口号的出现，“万岁”又一次成为了国人的流行语。我不理解“万岁”在当今人眼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含义，说它是一种祝福，可我从未听谁说过“祝××万岁”的说法；说它是一种拥戴，可用在领导人身上时，封建色彩有太过浓重。原来，“万岁”作为一种权利与权威的象征，自始至终的活跃在中国的政坛高端，占据着国人对政治的理解空间。致使几千年来的中国人还找不到别的词汇来形容政权，形容国家主人。

与“文革”时期的“毛主席万岁”相比，这回又多了“思想”二字，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毛泽东思想的对与错，我不便评说。只说他的思想凭什么万岁？“万”中文意义上为无穷与永恒，那么值得我们去祈祷它万岁的，也最有资格被我们用万岁来期盼的，最起码要有真理，自由，善良，民主……而一种思想，即使他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可能用“万岁”来形容。其一，它不能经受时光的荡涤，时代的发展，因为它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像真理，民主富于时代的意义与尊崇，如果一种思想“万岁”了，那就意味着国人要万年，永远被束缚在一种思想牢笼里而是时代发展步伐在中国停滞！其二，没有一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他是人造出来的，那就或多或少的带有个人的狭隘与偏执。而毛泽东思想也正在面对着人们的质疑，史书上历历在目的“大跃进”“文革”究竟该怎样面对这“万岁”二字？所以，毛泽东思想不该“万岁”！

看看那耗资巨大的国庆吧：刀枪戒备下的欢乐，在演绎着一种无奈与尴尬的同时，也诠释着共产党对自己政权的心虚。但，一声声“万岁”便强硬的吧共产党政权压给中国人，永远不可被取代，这便是国庆节里“万岁”的意义。

我们万岁于狭隘的阶级论，却不愿万岁于平等与博爱；我们万岁于毛泽东思想，去不愿万岁于真理；我们万岁于共产党一党独裁的贪腐，却不愿万岁于自由与民主……那么，究竟中国努力追求的是什么？是只要有一个政权可供我们来顺从就可以吗？当“万岁”这个在中国象征着封建皇权的字眼再一次响彻在天安门上空时，再一次跟在国家领导人后面时，身为国人，我是多么的痛心，不忍目睹亦不忍入耳。原来，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所谓的“新中国”……中国人，依然徘徊在奴隶与顺民之间，迟迟不愿也不敢朝自由与民主迈进半步！中国，就像一只庞大，臃肿的骆驼，拖着重重的文化，思想包袱在开放与发展的轨道上举步维艰。

我想，过去的一切不代表现在更不代表将来。对于一种制度，一种思想，一种政权，如果以“万岁”赋予其真理与永恒，那只会阻碍人们求索的步伐，阻碍制度的完善，让这个国家停滞不前！所以，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毛泽东思想，我们都应该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不断寻求更加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让中国人不仅拥有物质上的现代化，更加拥有精神上的现代化，这时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的站起来！

当“万岁”在21世纪又一次流行，我想，值得国人深思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对与错，更是这个制度是否顺应这个时代，中国人是否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

听着那刺耳的喊声，我对空长叹：麻木了几千年的国民啊！你们究竟何时才能清醒？！独裁与专政究竟要何时才能离开这片“贫瘠”的土地？！

声泪俱下时，此忠此诚，天地可鉴……

        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少女不善怀春？这是人性中的至真至纯。（歌德）
        我认为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永远超过责任感。（爱因斯坦）
        我认为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从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冬天已经来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顾嗣协）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人生之路，出于道义和良心的选择，往往是最正确、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抉择。
      在专制国家中，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一定充满虚伪、专横、教条说教，禁锢人的思想，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是产生国家腐败的根源。
       在古老专制的中国社会，“官贵民贱”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使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领域行政化，一定以“官阶”的高低来区别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处级和尚”、“局级活佛”等荒唐现象十分普遍，人们见怪不怪。日前，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直属部门某处级官员，面对一名记者代表公众行使监督权的质询，大声斥责提问的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权贵者的傲慢，对公众监督与知情权利的轻蔑，“唯我独尊不可侵犯”的“官老爷”心态，让人一目了然。官方操控的主流媒体，将政府官员美其名曰“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弥天大谎，不攻自破。
      马克思断言，在摧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生产力将获得解放，从而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观点，在逻辑推理上是荒谬不合理的，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极权专制腐败，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大倒退。
      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危害，是将西方社会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自由、人权、博爱、民主和法治等人类文明成果，予以全面否定。

       由于苏联模式的灭亡，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可以回到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争论的起点，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更好地揉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柏林墙倒塌20年了。20年前的这个夏天，当许多东德难民涌入西德使馆，从而导致一场势不可挡的难民大潮的时候，身在中国的我们，每天就像看一出惊心动魄的连续剧一样，关注着遥远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切。

　　当时的中国，也刚刚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10月1日，当前东德党的首脑克伦茨到北京参加建国40周年庆典时，据说还曾向中国面讨“中国方案”(chinesische Loesung)的机宜。但几乎就在同时，到东德参加东德建国40周年国庆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则在东柏林向前东德领导人发出了“谁最后参加改革，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Wer zu spaet kommt, den bestraft das Leben）的呼吁。

　　一个多月后，长达28年横亘于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终于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这不但成为东德难民大量涌入西德的，而且也成为东西德统一的前兆，尤其是成为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消亡、冷战结束的的先兆。又过了一个多月，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枪杀，更成为这段历史中除了苏联消亡之外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过去两百年：暴力还是蚕食？

　　20年后回首这段历史，可以从许多视角回首和审视这段历史。依然抱有极左意识形态思维的人们，可以从中反思东欧为什么会消亡，其间的外在和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具有自由派思维和情结的人们，可以再次“欢呼”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胜利。

　　但若纵观过去两百年人类在发展道路上的种种探索和付出的代价，人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与融合的进程中，产生另一层思索。

　　在过去两百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两者虽水火不容，但其实却各自反映了对人类不同的精神贡献：前者主要满足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乃至贪婪，而后者则着眼于人类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开始，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以某种形式如影随形。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马克思和拉萨尔两个派别，前者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旧体制，后者则主张融入资本主义议会体制，蚕食般地将社会主义理念架构到资本主义体制中去。
   
    今天回首看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分歧，拉萨尔的部分理念已透过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体现在今天的欧洲社会之中；但在当年，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包括议会体制）尚不完善，因此暴力革命依然是社会主义的选项之一，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暴力革命派，并导致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的胜利和后来一大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苏联模式灭亡：历史的必然

　　从理论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相距社会主义真正的理念已经甚远。除了计划经济之外，对人民思想和个人自由的钳制，与社会主义追求人真正自由解放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而一个经由计划经济导致的贫穷基础上的所谓公平，也绝非当年为改善资本主义弊端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主义灭亡乃历史的必然。但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灭亡，则绝非社会主义理念的失败或泯灭。相反，由于苏联模式的灭亡，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可以回到当年马克思和拉萨尔争论的起点，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今天人类世界如何才能更好地揉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在经历了过去两百年意识形态的血雨腥风之后，21世纪其实是人类的融合世纪。一如过去百年，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通过社会民主主义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逐渐发展的市场经济也正在拯救曾经濒临崩溃的原有模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到了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与原先苏联模式中的专制结合，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将是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一国两制：第二回合互动

　　撇开这一点，就时空背景而言，20年前柏林墙倒塌而引发的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其实只是过去两百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一回合；而12年前香港回归中国后实行的“一国两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两大体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产生的微妙互动，则开始了第二回合的彼此活动。这个过程和结果如何目前还难以预计，但伴随、关注和推动这一互动的过程，却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政治家总爱往前冲，冲来冲去如没头的苍蝇。知识分子总爱指手划脚，爱给社会指个方向，寻找个解决政治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当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相互勾连在一起，权力和方向一结合，普通公民就只有糊涂的份。

政治体制改革三十年，三十年的改革有什么成效？有。但成效很小。政治体制改不改？改，但能不改则不改。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爱这么想，都爱这么做，因为他们对现实已经很满足，满足的现实再让他们去改、去变，变来变去的只是物质利益的失去。知识分子宁愿失去自由，宁愿被奴役，也不愿意失去富足的生活。当奴隶当惯了，如同美国南北战争时的黑奴，他们不想当主人，当主人也不会。

知识分子和过去的臭老九可真是不同。现在的知识分子有钱，国家给个课题，马上就成了万元户。十万元户不足挂齿，百万元户刚刚起步，千万元户才刚刚致富。有名的知识分子一个两小时的讲座就是十万二十万进项，又没见谁交过税，比那些歌星影星活得还要风光。只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权力知识分子，非权力知识分子只有羡慕和嫉妒份儿。

按道理讲，一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自由取决于有无财产，财产是人格独立和自由的基础。有钱了，经济水平提高了，思想应更自由才对。可是，什么东西进入中国就变了味，中国的知识分子财产的增多，反而使知识分子更少了独立的人格，更多了犬儒。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最初的富裕起来的人群一样，同样具有原罪。知识分子不想洗去这个原罪，他们用双重思想的方法使自己获得了新生，他们在不断欺骗自己和原谅自己的过程中成为权贵阶层的一部分，并成为权贵的吹鼓手。只要看一看余秋雨表演就足够了。

过去有一句话，党培养你（知识分子）多年，你（知识分子）得为党说话。政治体制可以不改，但修修补补的不伤皮毛的、不伤筋动骨的改革总是有的，否则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句话就白说了。知识分子总得说个理，总得冲上舞台大喊一声，我们一定要改革，只是来不了真格。就如同时装秀、表演秀、超女现场秀、名星模仿秀，无论如何逼真都是假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赝品就是赝品。知识分子表演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表演比模仿秀更复杂，因为他们的表演不是形体的表演，而是思想的表演。思想的表演，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本事，还真搞不清真伪。

在现实中，知识分子还愿意以代替别人思考问题代别人体验为使命。比如说吧，本来人权是人世间的普世人权，正如吃喝拉撒睡一样简单，可当普通的公民还没体验到人权时，他们就说那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要不得，使不得，学不得，一玩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这也如同打黄扫非，普通公民还没看到呢，他们就说这个不能要，要了就亡党亡国。西方总是亡我之心不死，坏着呢。公民让这帮知识分子搞得晕晕呼呼，又因普通公民一般也不爱做抽象的思考，知识分子很容易得到了对公众的催眠权。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还不如毛泽东说得实在，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尝一尝。知识分子的霸道的地方在于，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就是不让民众吃，在吃的方面他们不但领先，而且还要独占、垄断。

过去，我们总爱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着我们去解放，总爱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我们也有输出革命的本能和冲动，正所谓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也就是说，我们真还是亡别人之心不死。据说毛泽东还派出了一些中国幼童到西方国家潜伏，以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之用。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幼童长大了，一个也没有回来。我不希望这是真实的，如果真实，一些人肯定活不下去，我得尊重人权。

现在看来，西方国家亡谁之心不死总是外部的问题，只要是内部不出问题就行。正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石头总也孵化不出鸡蛋，松树总也结不出苹果，蛇总也变不成人，因为没有内部的因素。这个道理，知识分子都懂。可一到政治问题，知识分子因掌握那么一点儿可怜的知识就迅速催生致命的自负，他们用类似武侠小说里的乾坤挪移之法把内部问题变成外部问题，把外部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有了知识就忽视了自已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掌控知识的狂妄他们总想扮演人间上帝，总想成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总想给世界比划出一个阳光大道，人间天堂。却不知他们领着人们走在天堂的路口时，最先死的却是他们自己。

不过这样的动机总还是好，出发点总还是好。可就是有这样可怜动机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如同濒危动物，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有利益，他们的利益只有依靠权力才能实现。权力利用了知识分子的拙劣的表演和永远不变的性恶人性。权力给知识分子利益，知识分子为权力鸣锣开道。知识分子一旦和权力相结合，如同小人得志，一下子就翻了脸。

话说得太远，再把话说回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战略也不用到处去寻找。有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知识分子不说，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在哪改，“三公”改革、财产申报改革、宪法落到实处的改革、群体事件的司法改革、权贵资本的改革、社会分配正义的改革、反对特权的改革，哪一个不是看得见摸得着？还用找吗？现实就在那摆着，奉劝知识分子别再说什么以党内民主代替人民民主的废话来蒙人就行了，别乱指手划脚就行了。台湾学者说，他们最看不起大陆的政治学者，这话是有道理的，经济利益的满足，使他们更愿意舔权力的腚沟，失去了作知识分子的资格。

        作者：朱孝顶

      司法机关的智慧，永远不能低估，从“躲猫猫”到“综合型悴死”再到“临时性的即意强奸”再到“被死亡”。而今首都北京某法院在轰动全国的铲车冲撞法官暴力抗法一案的判决书中，“将企图冲撞法官、法警”当作犯罪行为，承继了文革的优良传统，将思想犯罪科以刑罚，开发商大为快意，其开发的著名楼盘在“暴力抗法”行为实施地拔地而起。快意的同时还有与开发商订阅秘密拆迁协议的某乡政府官员，其终于实现了如期向开发商交地的协议，奖赏自不必说，重要的是“鸡”已杀，猴该消停了吧，自此天下太平，螳臂挡车者该羞愧至死了。

　　司法机关的伟力在于，可以将“强制执行之果断、有力、及时”之英名传播于天下之间。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一时间天昏地暗，众口一词，颇有文革时的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之气概之壮观。于是乎，众所周知的执行难，民事诉讼胜诉后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人类善良愿望，在此实现了完美对接，被“暴力”的抗法者成为了阻拦时代进步的“跳梁小丑”、成为应当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被广为宣传的新概念）”被严厉惩处对象。

　　但事实呢，证据呢？

　　“思想自由”原则，素来为我国宪法保障之基本权利，也是世界公认之原则。惩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乃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刑法理念。思想无罪，意识无罪、企图无罪！任何人，如果仅有企图而没有实际行为，则不论其“企图”有多肮脏、多委琐、多无耻、多骇人听闻，均不应治罪、均不应处以刑罚。

　　执行难，固然成为司法顽疾，固然罪恶滔天，但其成因，绝不应完全归责于被他们称为“老赖”者单方。执行为判决之延续，判决无论从实体、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正当，执行本身是否正当，司法机关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尤其是执行腾退房屋和土地案件，因为房屋和土地直接关乎被执行人的居住与财产权益，理应慎之又慎，岂能一执了之？！我党历来主张之群体路线、思想教育哪里去了，没有充分的说理、没有恰当的腾退后的居住与经营安排，岂能草率动用武力？！

　　暴力抗法固然不合于法、不合于情，但执法者的暴力、野蛮的罪责更重。多少暴力抗法背后折射的却是暴力执法、非法执法或赤裸裸地暴力侵权。公民之人身权利、财产权益、居住权益受我国现行宪法保护，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任何公民享有上述基本人权。挽留须有有权机关签发的挽留证；逮捕须有有权机关签发的逮捕证；调动军警须有有权机关的调令；出动近百名法官法警的强制执行活动，岂能没有“强制执行裁定”？！未宣布、未送达强制执行裁定，未出示执行员证件的情况下，近百名冲入大院，与土匪何异？！

　　某些法官，千万不用再费心思说什么“均已正规着装，标志明显”了！历史上，官匪一家、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案例还有列举吗，难道正规着装就可以不用出示证件、不用出示挽留证、不用出示逮捕证，而径行拘捕吗。

　　呜呼，作为“被暴力”案的辩护律师，我们还能说什么？诸位良知未泯的有权人士，请谨记，超越你们现有官职和权势的还有人类亘古不变之真理，还有烙入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人类良知。不要用你们那浅薄的“无神论”去亵渎真理与良知。

　　这样的文章，也许有权者并不喜欢，喜欢者均没有权，有能力声援者没有文字表达能力或表达时间，有能力声援者或不屑于卑微人物之小事。

　　呜呼，谁来监督司法机关？！有多少刑事审判可以直面历史，有多少暴力抗法者沉冤得雪？！

       报载，第13届两岸新闻报导奖暨web2.0时代两岸交流与合作研讨会，日前在台北举行，两岸专家学者就如何增进两岸间新闻交流发表高见，其中一个令人关注的议题是：“公民记者在未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公民记者”的提法，大陆读者还比较陌生，但它早已成为全球流行的基本语汇，指称那些不具备记者身份却用记者角度去记录事件的公民。最著名的“公民记者”当为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的伦敦市民威廉·达顿，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他用大量的手机照片，在朋友的博客上以近乎于图片直播的方式“报道”了灾难现场状况，这些照片很快进入各大电视网的新闻头条。在这次“报道”中，手机、博客、互联网以及“播客”密切配合，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权力牢牢抓在手中，新的媒体形式与媒体工具的结合，显示出了巨大威力。这个个案不但显示了新媒体的多媒体整合威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公民记者大显身手的巨大空间。

　　我国也有一群出色的公民记者，从“史上最牛钉子户”、到“厦门PX事件”，再到“周老虎事件”、“荆州牵尸索价事件”，网友的图片和言论不断闪现在中国的舆论中。这些将自己所见所闻提供给公众的网民，无疑是称职的“公民记者”。他们的身影非常活跃：抗击南方冰雪灾害、反击西方媒体对拉萨事件的不实报道、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力量，“公民记者”将自己的所见所感，通过网络汇聚，越来越有力地影响着主流媒体、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在一些主流媒体看不到或不愿意涉及的领域，“公民记者”的声音甚至成为主流。

     “公民记者”存在的巨大空间，不但是主流媒体的拾遗补缺，还可能是捷足先登引领主流媒体“在现场”的先行者，它将成为推进主流媒体革新的一股助力。主流媒体再强大，也做不到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而蛰伏在民间、几乎是无处不在公民记者就能随时担当重任，加之新媒体科技的成熟和便利，这种担当将在量和质上都得到充分表现。尤其是媒体管理目前存在诸多“禁区”的情形下，许多主流媒体时常处于不该有的“缺席”和“失语”状态，这种缺失，必然会有网络媒体等自由度相对宽泛的替代者予以“补席”。人们等不及立法层面的法案推出，等不及“禁区”的逐渐松动，呼之欲出的民主意识必然走在现行管理体制前面，用扎扎实实的个案推动新闻管理法案的尘埃落定，推动“禁区”范畴的缩小。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推进速度的高低与公民记者的水准有很大的关联。

      “公民记者”除了“无处不在”的优势，还有“不以此为生”的利益超脱优势。无法持证上岗和享受特殊待遇是把双刃剑：既在一定程度限制了他们的发表平台，又在一定程度摆脱了无谓的立场限制。公民记者既是爆料人，又是评论员，同时也是观众。以传统眼光看，“新闻”是严肃而正统的，“记者”是官方而职业的。而现实的趋势是，社会在进化，素质在提高，权力分配的金字塔正在一次次的浪潮中逐渐趋于扁平。而网络这个“价廉物美”的传播与交流平台，使得“公民记者”现象在全世界都兴盛起来。美国有一个“公民记者协会”，这个组织是网民的一个自发组织，要求每一个新加入的成员，都必须有一个老成员的推荐，所有人都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和个人资料。正是因为这样严格的认证要求，使得这个组织有了一批具备公信力、能够写出高质量文章的“公民记者”。在国内，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开办了一个“一五一十部落”（my1510.com），她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来推广公民记者的概念。通过web2.0的互动，让博客和传统媒体之间能够产生一个良性的互补。”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公共领域的占领，不再只是传统媒体和在册记者的职责，也是编外媒体和公民记者的天职所在。

　　有人对公民记者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发出质疑，其实大可不必，人们了解真相的途径越多，越容易做出正确判断。公民记者由于摆脱了过滤器的控制（意识形态与商业诱惑），更易发出独立的声音，对事实的反复评论，有利于逐步接近真相、接近真理。事实上，有许多职业记者已经加入到公民记者的行列中来，当他们的传统身份受限时，就改换身份，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记者的主流。我们不难看出，一些“民间报道”与“民间评论”的水准非常之高，其中闪烁着很多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智慧，当我们看到各级各地政府部门对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快的反应，就足以窥视到这些“民间人士”的影响力。

　　总之，公民记者的涌现，是对政府公开公正的一种促进，也是对新闻改革的一种促进，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和人们民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公民记者将变成打造民主社会的一股有生力量。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行动力，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值得期待。

       作者：薛涌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

　　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

　　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数据是，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按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亿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120万穷人的家当。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正当，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但是，据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50个县的男性和900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美国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美国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贫富分化伤害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该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