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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料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原始“学籍档案”竟完好无损地保存于湘西边陲的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馆呢？！这件“养在深闺人未识”、具有近百年历史的档案，是如何在这座饱经战争沧桑的小城幸存、并于近期才被撩去神秘面纱浮出水面的呢？
“国宝”惊现芷江
近日，笔者从发现毛泽东“学籍档案”的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局党组唐书记处打听到内情。
2006年初，按照省市档案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该县档案馆要申报省一级档案馆(今年1月31日已通过省评估小组验收晋升为省一级档案馆)，晋级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编写出版《档案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将馆藏档案资料的主要内容、特色及珍品如实反映出来。唐书记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一年的辛勤努力，《指南》已接近杀青。但他在校改《指南》的“馆藏资料”篇时，发现初稿未能全面而翔实地展示该馆数千卷(件)民国档案资料的内容与特色。他决意再进库房详查一次，希冀有重大发现。
去年12月18日，唐书记又像以往一样沉浸于卷轶浩繁的档案中，当翻阅到民国资料教育类第83卷时，卷壳封面上的内容摘要第5项标注着“省师范职员学生一览表施行细则”，其中“省师范”几个字如磁铁一样牢牢地将他的目光粘住了。他想起开国领袖毛泽东青年时期曾在湖南一师求学，其中会不会有惊人发现呢？他怀着渴盼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翻找着，卷内目录第7号文件标题栏里赫然出现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员学生一览表”，文件标明日期为“1915年8月”。见此，他精神一振。案卷里，封面上印有《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员学生一览表·民国四年八月》(以下简称《学籍档案》)的小册子映入眼帘。
这册《学籍档案》形成于民国四年八月，长26厘米，宽15.5厘米；为右侧线装、从右至左表格式竖排，对折式双面印刷，每页22行，连封面封底在内共28页；纸张已发黄，四边稍有磨损，封面上部左边沿有锯齿状破损、下部中间位置有长约10厘米的不规则通底裂缝、右侧靠装订线处中下方有“胡临川”三个毛笔书写的大字。所有文字均为繁写体，字迹十分清晰，保存十分完好，确是一册十分罕见的原始学籍档案。
翻看档案，第一页第一行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职员一览表”，第二行为“职员一”。在“职员一”的花名册设定表格第一行为“职掌(即职务)、姓名、别甫(即旧时文人的字、号)、籍贯、住址(即家庭住址)、通问处(即通信、问询地址)”；第二行开始依次为“校长、学监、庶务、管仪器、管印刷品图书、校医、书记”等十三名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人信息表；第十五行为“职员二”，实际上是教学第一线的任课教员花名册，至第三页止，共有46名教师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担任“修身、国文兼讲经、教育兼实习、心理、论理、国文、习字、英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农业博物、物理、经济、图画手工、图画、几何画、乐歌、体操、拳术”等二十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花名册中，他惊喜地搜寻到“徐特立”、“方维夏”的名字。众所周知，徐特立是毛泽东主席一生最敬重的老师，当时他是“教育兼实习”课程教员；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活动家方维夏，时任一师“农业博物”课程教员。
唐书记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继续耐心地在名册中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地查看……
教员名册下一页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一览表”，第二行为当年该校学生最高年级“四级一班”，第三行为“姓名、别甫、籍贯、住址、距校(即距离学校的路程)，“通问处”的设定表格内容，与教职员花名册的内容相比，学生花名册少了“职掌”一栏，多了“年龄”和“距校”两栏；第四行始为该班学生花名册；然后依次为“四级二班、二级一班至五班、一级一班、二班、预科一班、二班”的学生花名册。终于在第九页“二级三班”和十一行当中，“毛泽东、润之、二一、湘潭、清宁镇韶山、百九十里、湘潭银田市长庆和号”等一溜大字蓦然呈现。这说明伟人在湖南一师就读时有二十一岁，家住湘潭县清宁镇韶山冲，与一师的距离有一百九十里，通信地址是湘潭县银田市(“市”应为集市之意)长庆和号。唐书记悬着的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沉住气，反反复复将小册子看了三遍，才确信无疑：这就是毛主席在长沙求学时的“学籍档案”！档案中共有四个年级十一个班474名学生，加上13名学校行管人员和46名教师，全校当时实有师生533人。
他强抑内心的激动，随即把这一重大喜讯告诉了全馆工作人员，迅速引起了轰动……
悬念尚待解开
毛泽东“学籍档案”是如何在兵燹战火夹缝中的芷江得以幸存呢？
芷江，是湖南西部通往祖国大西南要道上的重镇，自秦设郡以来，县城一直是州、郡、路、府、县治所在地，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仅辛亥革命以来，军阀就走马灯似的在此混战；而抗日战争从开始至1945年8月结束，这儿因有占地四千亩的远东第二大盟军机场，境内驻军云集，各种军事机构多达220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县城远近闻名，有“小南京”之称；也因为有机场，芷江又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留下累累创痕的苦难之城。从1938年10月机场修成以后，就成为日机重点轰炸目标，仅1940年农历4月初3，日机27架轰炸芷江，城区房屋被炸飞，民众死亡近千人。1943年以后，日机几乎每天都要轰炸一次。据统计，芷江遭受日机轰炸38次，投弹近万枚，死伤6000多人。抗战后期，又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和空军要塞，国民政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设立于此，并成功指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芷江保卫战”(又称“湘西会战”)，以日本侵略者失败而告终。因此，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他的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飞抵芷江请降。同时芷江又是匪患猖獗之地，1949年10月2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140师曾用了一年零4个月时间，才将匪患肃清。
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局面当中，共产党领袖的“学籍档案”竟能够得以幸存，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而封面上的“胡临川”又是何许人呢？业内人士分析，应为该学籍档案的原始拥有者。随后在学生一览表第十二页的二年级五班第九行中得到了印证：胡临川，别甫“登瀛”，年龄二十二岁，住址为芷江县西乡便水智字团温乐人，距离学校1400里，通信联系处为芷江县城北街胡氏祠堂。毫无疑问，学籍档案是芷江籍学生胡临川从湖南一师带回的。但胡临川为何许人，却无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遍查芷江史料，均无记载。那么该件“学籍表”又是如何由“寻常百姓家”登堂入室进入芷江档案馆的“大雅之堂”并得以妥善保管呢？
带着这一疑问，唐书记经过调查后认为，不排除有下列几种可能：一是胡临川本人或其子孙的财产，包括书刊报纸在内，在解放初期被充公了；二是该县档案馆建立后，这些抄没的书刊报纸就被当成国民党资料成堆成捆地移交到档案馆，没有详细登记更没有细看其中内容；三是由于当时负责接收整理这批档案资料的县档案馆工作人员，虽然政治上绝对可靠，但因文化程度不高，以前从未接触过档案，经过简单培训就“速成”上岗了，对什么是“档案”，什么是“资料”分得不是很清楚，更不用说能够划分档案的尊卑了；四是可能时间仓猝，建档时只看封面标题或落款，将接收进馆的档案资料按机构名称来分类，因而将该件档案当成民国教育资料混装成卷编号后，就“刀枪入库”而不闻不问，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数十年过去才得以“拂去泥沙始见金”也就不足为怪了！唐书记说，要不是为了编撰《指南》，这册珍贵的毛泽东“学籍档案”得以重见天日，否则，不知还要在那浩翰的档海里沉睡多少年！
改写“镇馆之宝”
毛泽东“学籍档案”的面世，对藏有《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新闻纪录片影视档案专集》、《沈从文墨宝(拓片)》、《民国地图系列》等珍品、成立于1958年11月10日的芷江档案馆来说，原先的这些“镇馆之宝”无疑又逊色几分。
因为，《学籍表》的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不仅对湖南师范教育的历史和整个民国教育史、对毛泽东本人求学受教及意识形态的形成而且对于湖南党组织的创立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1913年，19岁的毛泽东一只皮箱、一把雨伞，只身来到省城创办于清朝光绪28年(即公元1903年)、后世称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美誉中华的“百年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教育并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此期间，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常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接触并接受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论，开始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在徐特立、方维夏等留学回国的开明教师支持下，以一师为基地，寻觅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抒发豪情，共谋大事。 创办了“新民学会”，广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成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社团中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开展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活动：如动员会员和进步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组织了湖南青年和社会各界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创办《湘江评论》周报和《新湖南》杂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和领导了驱逐驻湘军阀张敬尧运动；发起并组织了湖南各界人士以“公民制宪”为前提的“湖南自治运动”。
这样，“新民学会”实际上成了当时湖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和培养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的摇篮，为在湖南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受毛泽东的影响，湖南一师的部分同学与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或中国共产党，其中一部分还成为我党我军的领导人，如易礼容、周世钊、张国基等就分别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主席等职；也有一部分人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付出了生命，如曾经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内务部代部长的何叔衡烈士等。
鉴于毛泽东原始“学籍档案”具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该县档案局党组对“镇馆之宝”进行了重大调整，《学籍档案》以无可争议的地位独占鳌头。并且该馆采取措施，对原件实行严格保护。对于想一饱眼福的人，只提供复印件(作为县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才破例让笔者一睹原件风采)，以利珍贵的毛泽东“学籍档案”永久保存，为研究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和民国教育史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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