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感觉，非得自

这次写序，而是在此前，他那本《晋东南密码》出版之后。一本沉甸甸的书，装帧之精美不说了，沉甸甸的是它的创意，它的布局，它的叙事，它的丰满厚实的文化蕴含。记得看罢全书之后，我曾对人说过，在我读过的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著作里，这是最好的一本。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我只能说，遗憾作者不是晋南人，写的不是晋南的事。这话须做些阐释，山西人看了会明白我的意思，外省的就不一定了。这意思是说，我是晋南人，我更愿一个晋南人写出一部研究晋南地域文化的著作像这部书一样厚重。

更没想到的是，《晋东南密码》已是一部严整的著作，而两年之后，冯潞能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大视野，丰富内容，另起炉灶，成就一部气势更为恢宏的地域文化研究的大著作。只要看看这名字——《高台上的中国》，就知道两书的重大区别在什么地方了。

用了几天的时间，细细地看了全部书稿，我觉得这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独特的文化视野。

在山西，一说到文化形态，不是黄河文化，就是黄土文化，这当然是因为黄河紧傍着山西的西边流过，到了南端又迤逦东去，而山西全境都在黄土高原上。冯潞视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山地文化”从其他文化形态中剥离出来，提高到一个主形态文化的高度。可以说，全书的所有立论，均肇端于此。有人或许认为，这样的看法也不过平平而已，卑之无甚高论，犯不着大惊小怪。

我不这么看。正好这些日子，我在看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一节中，严先生说，一九四一年他初次听钱穆先生讲课，钱先生即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地域文化研究，从学问归属上说，应当属史学的范畴。要做好这一研究，当然就得有史学的训练，或者说须遵从史学的路径。研究晋东南地域文化，从历史地理入手，可说是路径清晰，立论结实。

再一个特点是，直面历史，坦坦荡荡。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对国民党部队抗战期间在晋东南地区战史与战绩的梳理。作者承认，少年时的印象里，“国军与抗战很遥远，他们留给后人的印象只是消极、溃败、善跑，其形象就如《沙家浜》中的胡传魁、刁德一”。及至上大学后看了电影《台儿庄大战》，“才知晓国军（如李宗仁、张自忠）也坚决抗日，规模还那样壮观，它几乎颠覆了我曾经的印象”。

有了一这认知过程，当得知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在这一地域曾集结十余万大军，东拼西杀，浴血奋战，且战绩卓著，可以想见作者该是怎样的激动与欣喜，也可以想见，此后该是怎样的锐意搜求，爬罗剔抉又刮垢磨光。

其中对李家珏为军长的川军第47军的战绩的挖掘，可说是振聋发聩，撕心裂肺。镇守东阳关的李部第178师的健儿，面对强敌的进攻，凭借山地工事，以劣势武器顽强抗击，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子弹打光了，就在筑有晋冀两省边墙的皇后岭，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苦战三昼夜，消灭日军500多人，营长周策勋以下千余人壮烈殉国。在长治守城战中，敌军攻破城门，守军与敌人展开巷战。“在日军轻重机枪的密集扫射下，川军整连整排地倒下，尸体枕藉，场景异常悲壮，令人痛心。连长陈绍虞、黄高翼等牺牲，一位叫高起予的排长重伤之后，将军校证章交付手下，而后自杀”。据目击者称，古城中，“尸横街巷，途为之塞”，分不清是哪一方的尸体，可以想见日军的伤亡也不小。此战被认为是“山西东南角抗战中最悲壮的一幕”。

在对战事的记叙中，作者不是一味地猎奇寻胜，仍把持其历史地理的眼光，作出精当的分析。比如对抗战前期，晋东一带的军事部署，就有这样提纲契领的评价：1939年9月，第40军北移长治县寺庄一带，靠近第27军，与新5军组成第24集团军，庞炳勋担任总司令，马法五任第40军军长。在长治盆地一带失败后，收缩南移至陵川、林县，长期坚守。第27军移驻沁水、长治交界，第40军、新5军以林县、陵川、高平为主，三军互为犄角。在晋东南待了五年多，时间长，影响大。

第三个特点，该是秉笔直书，不溢美，不回护。本乡人写的这类著作中，赞颂是容易做到的，而要做到不溢美不回护，就难了。谁不爱家乡，就是那些不怎么爱家乡的人，也愿意别人说他是热爱家乡的。有这样的世俗的成见，可以想象，冯潞写这本书时，该要克服怎样的心理障碍。读的过程中，我能感到他那强烈的爱家乡的赤诚之心，——若没有怎会有这数十万言的煌煌巨著？甚至能感到在某些事情的叙述上流露出的一丝丝一缕缕的缠绵之情，——若没有笔下怎会如潺潺流水且不时激起飞溅的流花？然而，一到了关键处，一到了需直掳心性，洞见肺腑的时刻，我们看到就不再是一个一步三回头的离乡的游子，而是一个神态肃然，执笔断案的老吏，在他的笔下，没有粉饰，只有事实，没有人情，只有是非。你可以说他冷酷无情，却不能说他心术不正，退一步，你可以找出一千条辩解的理由，却找不出一条说它不是事实的根据。

且举个例子。一个地方的兴盛与衰败，人才涌现的多寡，常是最重要的标志。在许多研究地域文化的书中，常见的做法是，将一些三流人才拔高为一流人才，从而证明这一地域经济的繁荣，文风的昌盛。冯潞要这样做，我相信会比别人做的更好些，毕竟晋东南是个大地方，毕竟晋东南的历史上不乏各种层次的杰出人才的。然而，冯潞没有这样做，述及当代的状况，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为了不扭曲原意，还是照抄一段吧。是长了点，但读起来一点都不乏味。

东南所属17县几乎每个县都能出上千名县团级、地市级以上军政人才，且遍布全国各地。政治人才有：沁源宋乃德、刘开基，陵川卫恒，长治城孟宪德、王中青，长治县侯国英、李宝琪，壶关平常喜，黎城史纪言、霍泛，屯留魏野畴、丁文法，沁县史怀壁、王大任，武乡纪登奎、武光汤、李逸三，晋城有时逸之、孔祥祯等等。这个时期的晋东南，有点就像清末的湘军，有一种说法是“无湘不成军”，而60年前是“无太行不成军”，有“太行天下太岳党”之说。虽然他们文化水平偏低，却成为英雄人物，并且随着军队流动，征服了南中国和北方许多地区。这些军人只要活下来，后来大都成为将军、高干。越是到大山里，解放后出的将军越多，如武乡、沁县、黎城、平顺等大山深处的农民后来当官的很多。千百年来，晋东南农民发迹机会很少，唯一渠道就是读书出仕，但太不容易。这次他们逮住了机会。但人才结构存在严重偏科现象：教科文等方面人才严重缺乏，难有建树，至今仍然是弱项。不必比发达地区，就是比起周边地区来也相差甚远。人才的文化含量、艺术含量太低，都是些粗放型、武化型人才，类似我们的产业结构，硬性人才多，软性人才少。偶有文艺人才出现，也带有浓厚的山药蛋色彩，土味太浓。即使到今天，人才仍然偏科。我们出产的人才阵容里，农民中有劳模，矿工中有劳模，出产的省委书记、部长也是农民式的，原滋原味。请问文化精英、现代企业家、政治家有谁？没有！主要是人家南方人！镜头里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操带江浙沪口音的普通话。而举目中国，再不听说晋东南人！疙吵吵变成了静悄悄！

在这段话里，能看出作者的秉笔直书的品格，也能看出作者热爱家乡的赤子情怀。从小见大，也能看出作者撰写此书的苦心孤诣，那就是，执意要将变成了静悄悄的疙吵吵再翻转过来，成为震响二十一世纪的洪钟大吕式的疙吵吵。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这部书在编排上，似乎有散漫的地方，但其精气神的聚集，却补偿了这一缺憾，甚至不妨说，对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理复杂，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域来说，非如此不足以厘清它的方方面面，根根梢梢。统观全书，如同深秋时节，站在远处看太行山的峰峦，云蒸霞蔚间，越发显出山势的陡峭挺拔。更为可喜的是，书中叙事，作者处处用细节说话，读来一点也不枯燥。这一点最为重要，若没有这样的叙事风格，全书极可能流于空疏直白，那就跟时下那些大而不当的文化著作没有二致了。

虽说早年是学历史的，几十年浑浑噩噩下来，学业早就荒疏了，就是从地域上说，我也不是作序的恰当人选，承冯潞先生的美意，给了我这样的殊荣，拉杂写来，不觉已是数千字之多，看我都胡诌了些什么，还是赶紧打住吧。

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