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的占领和间接统治的基础下，开始迈向民主主义的和平国家之路。民主化的基础，是由于实施了新宪法（一九四七年）及承认妇女参政权的选举法，与制定保护劳工权利的劳动关系法等相关法令。一九五一年，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和平条约，恢复独立的国家形态。可是因为美国与苏俄的对立关系（冷战），因此参加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国家，也只有日本和西方自由主义等国家。同一天，日本也与美国缔结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同意提供美国军事基地。因此，日本也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 此外，日本继续致力于恢复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于一九五六年，签订日苏共同宣言；同年日本加入联合国也受到承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于一九七二年建交，一九七八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此期间，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战后立即展开复建的工作，并在美国的指导下，实行了几项根本性改革，亦即制定反垄断法、将财阀解体、农地改革等。此外，又推行以税制为中心的一连串财政政策的改革，也因此克服了当时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以钢铁、造船、汽车、化学等重化学工业为主导，实现了的高度的经济成长。到了六十年代末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已跃居自由主义国家中的第二位。这个期间的日本，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ＩＭＦ八大会员国之一，同时也加入了ＯＥＣＤ（经济协力开发机构）等，在世界经济活动领域之中，逐渐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的企业界，在20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以导入高科技机械来节省能源，并且在扩大出口等措施收效之下，渡过了石油危机。于一九七五年，首度召开第一次先进国家高峰会议（SUMMIT）中，日本与美国、英国、法国、旧西德、意大利共同参加此会议（第二次会议后，加拿大也参加此会）。在20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更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尽管日元对外汇率急遽升值，但日本的工业制品，却不断地出口到各国市场。这段时期的日本经济指标，呈现出非常显著的现象；那就是，巨额的贸易顺差，低失业率，安定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等。以美元汇率来换算每人平均国民所得，也位居于世界的最高水准。如上述般战后经济发展，大幅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尤其从一九六四年起，生活方式亦有明显的变化。同年，东海道新干线举行了通车仪式；在东京地区也举办了亚洲首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此外，由于家庭的电气化及汽车的普及、高速公路网及国内外航空路线的开设，电视、电话、传真机等通信网的发达之下，国民生活也达到了非常方便而又舒适的境界。另外，受惠于日元的大幅升值的影响，造成最近数年，每年有一千万人的日本人出国旅行。象这样的社会繁荣景象，是战争结束当时的日本人所无法想象的。最近十年的大变动，首推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及日本专卖公社等大规模国营企业体的民营化。在一九八五年，日本电信电话公司与日本香烟产业公司也一一被民营化。紧接着，一九八七年国铁也在民营化下分成ＪＲ的各个公司。在一九八九年日本首度导入百分之三的消费税（附加价值税）。 一九八六年后半，在激烈的股份与地价上升所产生的资产利益下，消费及一般企业的设备投资大量增加，日本经济在所谓的“泡沫经济”下，如滚雪球般地膨胀起来。之后，由于金融紧缩之下，使得九十年代初期的股份、土地、建筑物等发生暴跌，泡沫经济也因此破碎而幻灭。但是由于泡沫经济产生大量不良债权，日本景气便长期间处于低迷状态，回复步调至今仍迟缓。雪上加霜的是一九九三年起日币开始急遽的升值，企业为了自下而上，也开始实施企业重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年一直饱受抨击的贸易顺差也逐年减少。一九九三年时，隶属保守派的自己民主党在执政三十八年后，首度拱手让出政权。 一九九二年制定了联合国和平维持活动（ＰＫＯ）法，此法也成为可派遣适当人数的自卫队到海外进行国际协助的法令根据。

        日本的文化受到中国及欧美的影响很大，除此之外，其他地域的文化，经由中国及欧美再传到日本的，也为数不少。 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从中国传来稻米种子及稻作技术后，这也成为一个转捩点，也由狩猎时代转变成以稻作为中民诉农业时代，社会生活因此为之改变而也逐渐发展。一世纪时，九州地区的王候被东汉光武帝赐封金印，这一段记事也记载于中国的史书，这一段记事也记载于中国的史书“后汉书”，此金印于十八世纪在福冈县被发掘出。三世纪时，邪马台的女王派遣使者赴魏朝，也有魏朝派遣使者前往邪马台国的记载。 进入四世纪后，也出现了朝鲜与日本交流的史实的记录，从五世纪到六世纪，汉字、美术、农业等其他工艺也由朝鲜传入，这其中除了朝鲜独有的文物之外，也有中国文物经由朝鲜传入。六世纪初，儒教传入日本，对日本人在道德及生活观上有很大的影响。 在七世纪，隋唐时代日本也派遣遣唐使，同时还派遣许多留学生前往中国。这些使者及留学生也传入当地许多文物及制度，特别是唐朝制度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佛教历史缘于六世纪，经由朝鲜赠予的佛象及经文而开始，在九至十世纪中，中国与日本即有僧侣往来于两地，促使了日本佛教的发展。这期间与日本的建筑、美术、工艺有关系的文物，也受到中国很大的影响。 从十世纪末开始到十二世纪为止，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断绝了一段时期，十二世纪以后，与宋、明朝的贸易才再度开始。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二九九年）中，当时是将以Ｚipangu的名称介绍到欧洲，而哥伦布发现美洲时，据说也是向西航行，想造访日本而出发的。

       但是欧洲人与日本人，实际上初次的接触是在一五四三年，葡萄牙人漂流到九州南方的种子岛之后，当时葡萄牙人传给了日本铁炮（长枪）与火药。之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及荷兰人，也陆续来到日本传教或是从事贸易工作。十六世纪后半以后，日本也有达二百至八百吨的木造船往来于华南、暹逻、菲律宾及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一五九二年携带丰臣秀吉的朱印状的正式贸易船“朱印船”也开始航行，这些船只将日本的银、铜、铁、硫磺、杂货等交换生丝、绢制品、皮革、铅、砂糖等物品。这时，海外交易地区已有日本人移住。而一六三九年实施锁国后，海外的日本人也不能够再回到日本。那时，九州有一位女孩因为没办法回到日本，而留下了一封充满了思乡情愁的信，现存于日本的平户。当时也只有非天主教的荷兰在锁国政策之后，将商馆从平户迁移到长崎的出岛后，被允许可继续与日本从事贸易。因此，日本早期就先研究了荷兰的医学，也开始学习荷兰语。一八五三年美国的马休贝利提督，带着当时菲摩尔总编的国书，率领四艘军舰来到日本，并在次年缔结了美日亲善条约。自一六三九年锁国以来，日本与外国的外交一度已经中断。但在美国的积极促成下，日本又重新开放了门户。随后又与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等国缔结了条约。因上述这些外交政策的转换，成为一个契机，造成德川幕府的倒台，同时在明治维新之下，日本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近代化国家。日本在进行近代化之中，一方面吸收西欧的文化并导入西欧式的立宪政治体制，另一方面以西欧的技术，振兴了产业，并确立了近代的资本主义。

        而日本的近代化不外乎是西欧化。 许多的日本人赴欧洲及美国学习学问及技术，此外许多的欧洲人及美国人也来日本传达文化。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八年止，所招聘的教师与技术人员人数，有英国六千一百七十七人、美国二千七百六十四人、德国九百一十三人、法国六百一十九人及意大利四十五人。中东地区与日本，在近代以前并没有直接的交流关系，但是这些地区的文化经由其他国家而传到日本的也为数不少。例如八世纪的正仓院即收藏了波斯的宝物，及起源于亚述帝国而在中国制造的竖琴。此外，阿拉伯数字及天文学也经由欧洲传到日本。

     17世纪，沙皇俄国将其领土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锋芒直指东亚的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国。沙俄的南下扩张遇到了此时国势正盛的大清帝国康熙王朝，在两次雅克萨大败后，于1689年与中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沙皇俄国的南下势头暂时受到遏制。随后，沙俄将目光瞄准了朝鲜和日本。从1711年至1713年，沙俄政府先后派人到千岛群岛“探险”，并向沙皇政府提出了关于千岛群岛的地理条件和居民情况的报告。1719年1月2日，彼得大帝颁发敕令，派出大批“地质测量专家和学者”，对勘察加半岛及其附近海域、岛屿进行深入的“勘察”。彼得大帝在他的秘密手谕中训示“探险队员”：一定要仔细勘察整个千岛群岛，并找到通往日本的航道。1721年，沙俄“探险队”在“地质测量学者”叶夫列莫夫的率领下，对千岛群岛的舍子古丹岛等14个岛屿进行了勘察。他们在勘察完千岛群岛北部6个岛屿之后，将岛上居民强行并入沙俄国籍，并把千岛群岛北部强行划入沙俄的版图。1728年7月14日，沙皇政府派海军上校白令率领一批人在北太平洋进行“探险”，发现了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之间的白令海峡，沙俄势力也借助这次航行侵入了日本近海。1738年，沙俄政府派出海军中校斯潘贝格率领舰队前往日本“探险”。斯潘贝格的“探险队”在同年7月15日沿列岛南下，游历了千岛群岛的29个岛屿，并对这些岛屿用俄文一一命名，其中就包括“北方四岛”之一的色丹岛。从1775年至1780年，沙俄殖民者在不断骚扰千岛群岛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试图把这里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在千岛群岛到处树立十字架作为占领标志。与此同时，沙俄政府还组织大规模移民，并将势力伸向南千岛群岛，从而引发了“日本北方领土问题”。17世纪40年代，也就是日本德川幕府颁布“锁国”政策后不久，沙俄在太平洋西北水域一带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探险”活动。1697年，哥萨克头目、雅库茨克市的沙俄官员阿特拉索夫带人进入了勘察加半岛，向当地居民收取皮毛税。1699年，阿特拉索夫在勘察加半岛的部落里发现了一个名叫传兵卫的日本商人。这名商人是1696年乘船向江户（今东京）航行途中，因遇暴风而漂流到勘察加半岛的。俄国人向传兵卫详细询问了有关日本的地理、矿藏以及政治制度和军备等情况。沙皇彼得一世得知后，召见了传兵卫。1702年4月，彼得一世发出训令：令传兵卫学好俄语，然后再由他教俄国人学日语，以便培养沙俄对日本工作的专门翻译人才，以进一步染指日本。根据彼得大帝的命令，沙俄政府于1705年10月在彼得堡开办日语学校。1753年以后，沙俄政府把彼得堡日语学校迁到了其在远东的重要据点伊尔库茨克。这所日语学校从开办直到1816年关闭为止，前后共办学百余年，虽然办学成绩并不显著，但这期间沙俄的势力已经延伸到日本北方领土一带。

                                               沙俄想叩开日本国门，但遭到拒绝

       1762年，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后，承袭彼得大帝的衣钵，亲自指挥了沙俄对日本的“探险计划”。这一年，一向以“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面目出现的基利尔，向叶卡捷琳娜二世递交了一份周密的“探险计划”。根据计划，叶卡捷琳娜二世向西伯利亚总督发出11条具体训令，委派基利尔和近卫军中尉亚当携带西伯利亚总督的函件和价值2000卢布的礼物，出使日本。1792年10月，亚当一行到达日本北海道的根室，要求德川幕府开港通商。经过近一年的交涉，日本人拒绝了俄国使团的要求。11年后，俄国政府又派特命全权使节雷扎诺夫去日本要求通商。雷扎诺夫在日本呆了半年多，仍旧没有打开日本的国门。1805年4月，谈判失败的雷扎诺夫愤然离开日本，并决意对日本进行报复。在雷扎诺夫的授意下，两名沙俄海军军官率两艘武装船只侵入日本的北海地区。1806年10月22日，他们袭击了日本松前藩在库页岛的久春古丹税务所，抓走守卫人员，抢走大米600袋及餐具、被服等大批物资。临走时还留下一块黄铜板，说库页岛以后为俄国的领土。随后，俄国人又用同样的方法袭击了择捉岛。4年之后，沙俄政府海军部又派海军上校瓦西里率测量队乘舰船闯入国后岛等岛，登陆后被日本人俘获。在此后大约40年时间内，日俄之间没有任何官方往来，但沙俄从未放弃对日本北方领土的窥视。

                                        德川幕府釜底抽薪，沙俄撤离千岛群岛

   1794年，沙俄政府将38个流放犯和20名猎手送到得抚岛定居，建立移民点。德川幕府在获悉此事后，于1799年命令有官方背景的富商屋嘉兵卫到择捉岛开辟17处渔场，派幕府官吏常驻该岛，建立行政组织。自1801年起，幕府从南部、津轻两藩各派兵100名驻守择捉岛，并于同年又派官员到得抚岛晓谕俄国移民，严禁贸易，并立下了“天长地久大日本属岛”的标志。1803年，德川幕府又颁布禁令严禁北海道人前往千岛群岛，以断绝俄国移民的物资来源。幕府的这一“釜底抽薪”很快见效，俄国人被迫于次年从得抚岛撤走。19世纪初，沙俄在日本的北方不断挑衅，制造事端。1811年，沙俄的一支“测量队”被日本查获。沙俄随即派人到日本恳求放人，同时表示愿意与日本签订和约，划定边界。德川幕府随即提出日俄两国各以择捉岛与新知岛为界，两岛之间各岛为中立地带。第二年，德川幕府派官在择捉岛等候俄国复信，没料到俄国人因为害怕，只是乘船到得抚岛将信笺放入一只箱子内，就一溜烟逃了回去。

     江户时代自1616年开始推进锁国体制，1633年正式锁国。这之后虽有起伏，但直到1854年和美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为止，都已减少和外国往来为国策。而正式从国策上进行开国实际是1869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日本虽然过着字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但本身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与世界完全脱轨。实际上日本与世界一直都有各种联系。尤其是日本属于岛国，往往一件小事都能传到高层的耳朵里。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日本幕末的各种思想和有志之士对世界的认识，本文以江户时代日本的唯一的对外窗口长崎为主线，向大家介绍江户时期日本对外的交流情况。

                                                          文化

    在锁国体制下，长崎负责和中国，荷兰的贸易。对马藩负责朝鲜，萨摩藩负责琉球，松前藩负责北海道，江户后期还有和沙俄的交涉。这基本形成了江户时期的外国邦交主干。而贸易量最大的长崎自然也就就成了日本了解外界的最佳窗口。在举国士农工商的德川幕府阶级体制之下，长崎成为了“治外”的天堂。在明清交接之际，由于战乱逃亡，有志之士的为复明大业筹集资金。长崎成为了中国大陆重要的商业，文化，有志之士的海外据点。有很多人都在这里为反清复明的大业而奋斗，其中有一些人在大势已去之后转而定居日本，而他们对向日本介绍中国各种知识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比如以台湾为中心反抗清朝的郑家就多次往返日本和台湾筹措资金。隐元，朱舜水等更是通过长崎流亡日本的文化巨人。 由于在贸易量上中国占大头，而且中日自古以来就贸易不断，江户时代还特别注意吸收中国儒家文化，所以长崎有很多会说中国话日本人。这些人有些是商人，有些是学者，甚至还有风尘女子。贸易的中国人以江南沿海为多，这些人渐渐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些聚集地。中国商人们自己出钱在长崎修中国式的寺院，甚至建孔子庙。当然他们的行为是被局限在规定的区域，并受到长崎奉行所监督的。由于影响渐大，1688年，划给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已经成为禁地，出入都受到限制。画出的面积大约为30975平方米，有双层建筑19栋，外围被围墙围住用于隔离。这些地方叫唐馆，渐渐形成自己为场强的文化特色，即使当地的日本人也羡慕不已。无不以能进入看看为荣。甚至风俗女们也以服侍中国人为荣。这些风俗女们也个个身怀绝技，琵琶，琴，舞蹈，诗歌，茶艺等等舞所不精，经常让精力充沛的中国商人流连忘返。而中国商人也尽显礼仪之邦的风度。据说当时在日本，中国，荷兰，三国客人中，风俗女们最爱接的就是中国客人。但是在国策上，日本作为封闭式国家，严禁本国女人与外国人发生感情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外国人和女人都要处以死刑，但是中国人的话允许把女人带回国，或者改入日本籍。当然拥有游女身份的艺妓们是例外的，就是生下孩子，最多也就是和荷兰人一起出国或者留下一笔抚养费。当然如果那个父亲没有责任心的话，这个孩子的一生也许都将背负某种阴影，因为他（她）永远不能融入日本社会。这些女性的涉外生活都有记录是要幕府备案的。但是反过来她们的居住也是被隔离的。由于荷兰人被限制在长崎外的出岛进行贸易和居住，比中国人更加封闭。所以游女们晚上都是带着新鲜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边玩边销售。据说生意还不错。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思想中心自然是江户，大阪，京都。但是传播外国文化，能接触外国新事物的长崎绝对可以排到第四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崎汇聚了日本对外国最了解的学者，和对日本传播外国文化，科技的唯一港口。

                                                              贸易

    在1611年至1635年期间，每年来日本贸易的船大约在40艘—50艘左右。其实1616年就已经发布了命令，外国船只只能停靠长崎，平户港口（1623年平户港关闭）。但是这期间中国船只其实享有特权，是可以任意停靠。当然这种特权随着锁国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而消失。这期间刚好赶上明清交替，介于元朝的先例，日本对于清朝已开始是不信任的。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要是和明朝参与势力如台湾进行贸易，同时还要防备大陆会不会进攻。作为贸易活跃者的郑成功和他的家族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但不是作为一个民族英雄，而是那个时期的贸易代表。在有记录的17年间，单就生丝输入日本267万4175斤，占中国船只输入额的70%。当然这些钱主要都被用于抗击清朝去了。不过郑成功堂兄郑泰死后，郑经清查家产，仅在日本长崎就有存货71万两，全部产业高达500万贯。可见贸易额只大。三藩叛乱时也曾联合郑氏家族赴日贸易。
                                                         荷兰

    自1641年开始，作为日本唯一和欧洲贸易国，荷兰只能在长崎外的出岛进行贸易。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外国文化的渗透。日本和荷兰的直接贸易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不到，但逐渐发展起来的兰学却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只和荷兰交流，所以各种书籍也都是荷兰译本。这其中最普及的就是医学方面的书。由于德川幕府以朱子学为正统，所以兰学仅仅在自然科技方面不断渗透日本社会，除了医学外天文，数学等也不断有翻译书籍出现。众所周知，沙俄在清朝时期不断向东发展，被康熙打败后绕过清朝又沿海向下不断扩张领土，并寻求贸易，对象有清朝也有日本。不过这种行为让日本有很强的危机感。除了对于其贸易的诚意有所怀疑外，沙俄不断向下扩张领土也让日本统治者担心不已。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加强了对北海道的控制，并开始在政策上进行移民开垦荒地。而对沙俄的了解则借助于荷兰人提供的欧洲历史知识和沙俄势力地图。实际上除了沙俄，日本还从荷兰那里不断的了解世界格局。大家都清楚日本的开国起源于美国的黑船驶来。实际上在此之前欧洲就多次派船来到日本要求贸易通商，但都被日本一一驳回。之所以美国的这回永垂史册的原因是美国来的是冒着黑烟的蒸汽船，并且是“铁甲”，这种畏惧和对日本未来的担忧以及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足以成为划时代的分隔点。

       日本古代1石的概念是“一个人一年的大米消耗量”。也就是说，1石可以养活一个人。 在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里提到过一句话“也还缺少100余万吨（七百万石大米）”。也就是说1石大约是145公斤。古代日本人比较瘦小，差不多够1人1年的消耗了。 江户初期的检地结果，全国的土地大约3000万石，全国人口也在2000万左右（注：1721年2600万人，1828年2720万）。而且整个江户时代，人口都没有太大的增幅。其原因就是“让农民半死不活”的政策。农民种地要交年贡，大约是一旦左右，即五公五民，另外徭役时所有的开销都是自掏腰包。为此，日本江户时期的婴儿产后死亡率是很高的，即生完就杀掉，因为养不活。 而大名的收入就靠这五公五民制。收上来的资源可以养士兵，所以我们看战国剧时听到的多是多少万石的大名，这里强调的是他的可动员兵力。战国时期一般为1万石动员125人，在江户时期一万石200人左右。和平年代，很多战时特殊奖励生省下来自然可以多招点兵。从收大米来看看武士们是如何变穷的。武士的俸禄是不变的，除非你立功，但在和平时代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武士来说，家里世袭的俸禄不变的。一个正常的50石家庭的情况是，秋天得到一年的俸禄50石，留下自己，妻子，孩子，老人等家人的口粮，剩下的45石要卖出去。去哪里卖呢？去大阪。换回钱留作一年的开销。45石大约是6525公斤，现在日本10公斤大米的市价约3000日元（最便宜的）。全部换算大约195万日元，去年日本人均年收380万日元。当然，这样的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当时大多都是靠大米算收入的，而现在不是。以上的例子只是直观的让大家知道武士的收入状况。当时基本上只有武士，农民使用石高来算收入，其他行业基本是用贯高（货币）来算。而购买物品使用货币，而不是粮食。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没有商业头脑的武士们，很容易吃亏。

     

沙皇俄国对资源丰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亚地区垂涎已久。1717年，彼得大帝耗资25万卢布，派遣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公爵（亲王）为首的6655人的远征队从阿斯特拉罕出发去征服希瓦汗国，结果别科维奇阵亡，俄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彼得大帝指出哈萨克草原才是通向中亚各国的“关键的大门”。19世纪上半期，沙皇俄国开始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全面征服，一方面出动大批军队镇压哈萨克各部的反抗，一方面又诱使小帐、中帐和大帐哈萨克上层首领向自己臣服。1822年沙俄政府授权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颁布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宣布废除哈萨克原有的政治统治制度(可汗制)，把哈萨克地区划分为若干行政区，一切按照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由沙俄政府派遣的官员统治。至此，延续366年的哈萨克汗国宣告灭亡。随着对哈萨克的征服，沙俄对中亚诸汗国和中国回疆地区发动了强大的攻势。1834年，在曼格什拉克半岛建立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1839年奥伦堡总督彼得罗夫斯基再次派6000多人远征希瓦汗国，仍未得逞，此后俄国的主攻方向转到浩罕汗国北部一带。1847年，在锡尔河口修建赖姆堡（后改名阿拉尔斯克）。1853年，彼得罗夫斯基亲自率领2000多俄军，经过22天的围攻占领浩罕要塞阿克•麦吉特（改名彼得罗夫斯克，当时浩罕守要塞的主将就是阿古柏），形成锡尔河碉堡线。与此同时，沙俄军队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向南推进，1847 年，沿爱古斯河南侵，偷偷在巴尔喀什湖东南中国境内勒布什河和库克乌苏河之间建立科帕尔堡。1851年起沙俄乘清朝内外交困，阿勒坦山(阿尔泰山)地区秩序混乱之机，侵入鄂布河(鄂毕河)上游察那斯河(恰雷什河)、哈屯河(卡通河)、比亚河一带，并逐步向阿尔泰腹地、额尔齐斯河上游推进，想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据为己有，由于清政府采取了有力的防范措施，才使沙俄侵吞斋桑湖的计划没有实现。但在1852年沙俄在中国图古勒池（今阿拉湖）以北的雅尔地区建立了乌尔扎尔移民村，1854年占领了天山北麓吹河(楚河)与伊犁河之间的古尔班阿里玛图（长期作为哈萨克斯坦首都的阿拉木图）。同年十月，将科帕尔和古尔班阿里玛图划入新建的隶属于西西伯利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省，擅自将中国巴尔喀什湖（当时为中国第一大湖）以东以南的地区划入俄国的版图，并继续向东将其势力扩张到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当时为中国第二大湖)一带。不久又把古尔班阿里玛图改名为维尔内堡，1856年把维尔内堡作为新成立的阿拉塔夫州首府，形成另一条包抄哈萨克草原、进攻中亚诸汗国的碉堡线，即大部分位于中国境内的西伯利亚线。沙皇尼古拉一世公开宣称"我们的旗帜插到哪里,哪里就只有臣服!"克里米亚战争后，双头鹰俄国为了挽回在欧洲一头的惨败，加紧侵略东方。1858～1859年，沙皇政府派遣 3个使团分赴中国喀什噶尔、呼罗珊、希瓦和布哈拉（领导希瓦和布哈拉使团的是狂热的侵略分子、少壮派军人伊格纳切夫后被派往中国北京）收集情报，标志它在中亚的扩张政策进入新的阶段。        沙俄在完成对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事实上的攫取后，在1859年派年仅27岁的少壮派军人伊格纳切夫出使中国。抵达北京后，根据沙俄外交部训令，勾结英、法侵略者。以"和平使者"的面孔出现，表示俄国愿在中国和英法联军之间调停"战事"，假惺惺地说什么“俄国不仅不愿意利用你们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而且还决心向你们证实它对贵国所抱的善意。”最后勾结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使英法的侵略要求得以满足。随后，伊格纳切夫借口调停有功，应有报酬，向清政府提出续约草案15条，并声称其条款“一字不能更易”、只能签字画押，同时威胁到：如果清政府不接受俄国之条款，他就要把英法联军召回北京。清政府只好在1860年11月签订《中俄北京条约》，除了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还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又利用《中俄北京条约》所作的如下的规定，想进行占领合法化:“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1728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碑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斋桑泊)，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在进行谈判的过程中，1860年8月沙俄军队占领了托克玛克（附近就是著名的碎叶），9月占领了比什凯克（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苏联时期的伏龙芝）。1862年1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特别会议”，通过了外交部拟订的利用外交讹诈，割占中国西部领土的方案。沙皇任命巴布科夫(鄂木斯克集团军上校)为俄方谈判代表，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什科夫公爵在给谈判代表的训令中指出:首先必须向清政府代表声明，谈判只能在"准确地"依据《中俄北京条约》划界的条件下才能举行，然后再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力争全部占有斋桑泊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至少也应保留两国共有斋桑泊，并给俄国人在湖上捕鱼和航行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沙俄在边界上作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把军队开进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造成有利于沙俄谈判的军事态势。1862年8月3日，巴布科夫到达塔城，与清政府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领队大臣傅勒果素等进行划界谈判。谈判开始，巴布科夫提出应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并拿出一张早已划好的分界地图，上面以红线把中国常驻卡伦以外的领土，全部划归沙俄版图，强行要求中国代表接受。明谊据理力争说:“条约内载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起，至浩罕边界为界，袤延万里，其中只有三处地名，再未详细指定逐段立界之处”，根本没有什么统以中国常住卡伦为界的规定。“双方应该细查条约、遵照旧图，秉公商办。”又说，“常住卡伦之外有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乌梁海，有塔尔巴哈台所属爱古斯、勒布什的哈萨克，有伊犁所属特穆尔图淖尔、哈拉塔拉的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他们都是清政府的臣民，他们的牧地是中国的领土，不能分给俄国。”巴布科夫蛮不讲理，胡说“图内所载界址，均系该国所属乌梁海、哈萨克、布鲁特游牧之地。”此后，俄国增派驻伊犁领事扎哈罗夫为全权代表，此人通晓满语和汉语，“人甚狡黠”，他说如不照条约内以常住卡伦为界，即是你们废了条约。”明谊驳斥说:“常驻卡伦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境线，比如伊犁以西的勒布什地方，乾隆年间，立有石碣，现在尚存。我国伊犁、塔尔巴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该处，查收哈萨克呈交之租马，均在此界会哨。”扎哈罗夫理屈辞穷，大声骂道:“此界系你们伊犁将军私行偷立，何以算得交界。”在以后的谈判中，谊仍凛然不屈，答以“若照我国常驻卡伦为界，则不特卡外住牧之食俸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各旗，即哈萨克、布鲁特各部落，均被你们包去。”虽然明谊作了让步的提议，但俄方代表坚持以“常设卡伦”为界。沙俄政府由于狡辩要挟都无济于事，遂单方面中断了会议。接着故伎重演，在回(新)疆边境全线出动军队，对清政府武力威胁。         从1863年4月初到1864年，俄军占据了从斋桑泊到伊塞克湖中国边疆十多处卡伦，每处有侵略军四五百人至一百几十名不等。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离间、分化、收买活动。由于斋桑泊是沙俄割占计划的重点，巴布科夫还组织了一个由哥萨克骑兵和炮兵掩护的"斋桑泊考察团"，在1863年夏天侵入斋桑泊沿岸地区。1862年冬和次年春、夏，清政府曾在北京同沙俄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和代办格林卡反复进行谈判，每当俄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时，就借口“未深悉该事情形”以推卸责任。        1863年6月至8月，清政府对沙俄一系列入侵和挑衅提出抗议，要求沙俄撤兵，并重开塔城谈判。1863年10月，中俄在塔城第二次谈判，由于沙俄恃强凌弱，谈判也以无结果而告终，沙俄代表于10月25日起程回国。当时回疆库车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正在起义反清，沙俄看到这是强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的有利时机，乘机派俄军600余人，携枪带炮到塔城附近的巴克图卡外驻扎，又派俄军1000余人占领伊犁西北的博罗湖吉尔卡伦。清政府内外交困，因而要明谊等按照沙俄议单，赶紧将分界事宜结束。        1864年9月，扎哈罗夫等到达塔城，明谊根据《中俄北京条约》、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往西至斋桑泊的规定，向其力争将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地区一半给中国，但扎哈罗夫声称只有按照俄方“画定分界限道绘图作记，换约定案”，否则“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在沙俄代表以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明谊只得遵照清政府的指示，按照俄国的要求，于同治三年九月初七日(1864年10月7日)同扎哈罗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个条约侵占中国的领土，比《中俄北京条约》更为苛刻，它把《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为界湖的伊塞克湖和斋桑泊划为沙俄的内湖，又霸占了中国塞留格木岭、奎屯山以西和围绕斋桑泊以南的广大地区，乌克克、沁达垓图、乌尔鲁、昌吉斯台、塔布博勒齐尔、纳林、阿吉尔噶、和尼迈拉虎等8卡伦，都不得不挪移改设，以尼迈拉虎而言，向中国一侧挪移了近200公里，天山山脉原来完全属于中国，现在汗腾格里峰以西有一半的天山山脉不属于中国。该条约又称《中俄塔城条约》通过该不平等条约，俄国总共割占了中国44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在这片土地的主要部分成立了以科尔帕科夫斯基为省长的七河省。伊格纳切夫因为没有流血使俄国取得了巨大利益，受到了夺取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英雄”阿穆尔斯基伯爵穆拉维约夫的高度赞扬极力向沙皇主子推荐，伊格纳切夫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担任财政大臣，内务部大臣。巴布科夫因为侵略中国新疆有功，升任西伯利亚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少将。        1859～1863年间，沙俄侵略军在锡尔河流域和楚河流域一带进行频繁的军事“侦察”，攻占和破坏浩罕边境的堡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公然宣称"一旦我们的旗帜插到哪里，就绝不让其再降下来!"1863年年底，亚历山大二世发布联接东西碉堡线以便深入中亚的动员令。        1864年夏，切尔尼亚耶夫上校率领2500人从维尔内堡出发，于6月16日攻占奥列•阿塔要塞。另一方面，维列夫金上校率领1200人从彼得罗夫斯克出发，于6月25日攻占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圣城土耳其斯坦。为了实现联接碉堡线的计划，7月底，沙皇政府决定建立“新浩罕线”，该线由楚河到锡尔河的阳尼•库尔干的全部堡垒组成，新晋升少将的切尔尼亚耶夫任司令。切尔尼亚耶夫立即进攻浩罕的军事重镇奇姆肯特，被浩罕汗国的摄政大毛拉阿利姆库里击退。但他在这年10月初乘阿利姆库里撤离之机攻陷该城，从而实现了锡尔河碉堡线和西伯利亚碉堡线的联接，并且继续向南推进，企图一举夺下有10万人口的中亚最大城市塔什干，未能得逞。为了“安抚”英国等西方国家，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什科夫公爵于1864年11月21日发出公告，竭力为俄国在中亚的侵略活动辩护，诡称奇姆肯特是俄军向南推进的“地理极限。”不到半年，俄军再次发动进攻。当时的奥伦堡总督克列扎诺夫斯基想亲自到前线指挥，但切尔尼亚耶夫为了争功抢先率领2000俄军和12门大炮对塔什干发动猛攻。        1865年4月22日先夺取了控制塔什干的咽喉要地尼阿兹别克堡，切断了塔什干居民的粮道。紧接着俄军把塔什干供水的两条渠道引开，切断了塔什干居民的水源。1865年 5月，浩罕的杰出统帅不幸阵亡。 6月28日，经过激烈的巷战后，塔什干沦陷。由于战术失误，武器落后30000守军竟然挡不住2000人的进攻，这次战役使沙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大增。奥伦堡总督克列扎诺夫斯基明确指示要把中亚三大汗国中最强的浩罕当做俄国藩臣对待。并说“如果它感到委屈，那就更好办了，这给了我们彻底解决它的借口。”就在这一时期，沙俄暗中收买了浩罕的高层贵族，全力支持阿利姆库里的主要政敌浩罕阿古柏伯克入侵中国回疆，结果在中国回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此后俄国侵略军的矛头转向布哈拉汗国，沙俄先提出布哈拉汗国在10天内交出不可能筹集到的巨额贡款，布哈拉汗国无力交出，俄军就按原定计划发起进攻。在1866年 5月20日伊尔加尔的战役中打败埃米尔穆扎法尔丁的军队，然后占领霍占特、乌拉•丘别、吉扎克等城，控制了布哈拉与浩罕的联系通道。        1867年7月11日成立了以塔什干为中心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由俄国陆军大臣办公厅主任，曾经担任俄占波兰的总督，号称“半沙皇”的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任总督，从而开始了对中亚诸国征服的决定性阶段。沙俄不断挑拨各汗国之间的关系，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的对抗加剧了，布哈拉埃米尔穆扎法尔丁曾两次大举进攻浩罕，从而大大削弱了浩罕汗国抵抗俄国侵略的力量。然后考夫曼对精疲力竭的浩罕汗国施加强大压力，迫使浩罕胡德亚尔汗于1868年 2月签署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浩罕实际上变成俄国的附庸。接着全力对付布哈拉汗国，于1868年 5月派3500人占领了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        1868年6月14日，在卡塔－库尔干与布哈拉之间的吉拉布拉克高地的决战中，武器装备占有极大优势的沙俄军队再次击败人数比自己多十倍的布哈拉埃米尔的军队，其中穆扎法尔丁精锐的6000御林军死伤大半，穆扎法尔丁投降。根据7月5日的和约，布哈拉承认霍占特、乌拉•丘别和吉扎克并入俄国，割让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赔款50万卢布。布哈拉沦为俄国附庸。然后是希瓦汗国。1869年，沙皇政府在里海东南岸的红水湾建立克拉斯诺沃斯克城，作为从里海东南岸进攻希瓦和土库曼的基地，而且并不放松对中国回疆的继续入侵，由于不满足对阿古柏政权的幕后指挥，防止英国在中亚势力的不断加强，沙皇政府捍然决定派兵入侵中国回疆的伊犁地区。借口就是把不堪受沙俄压迫奴役迁徙到中国境内的哈萨克人的一支称为“逃犯”追剿。       1871年5月考夫曼下令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少将派2000俄军和13门大炮去夺取中国的伊犁。科尔帕科夫斯基公开叫嚣要占领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 ，并在此移民。回疆各族人民在武器落后，补养不足的情况下拼死抵抗，给侵略者以深重打击，沙俄侵略军猛攻50天才在7月4日攻占了伊犁。1872年亚历山大二世向考夫曼下了一道臭名昭著的命令“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去把希瓦拿来吧”。沙皇政府作出了彻底征服希瓦汗国的决定。       1873年2月沙俄侵略军在考夫曼统率下从土耳其斯坦、克拉斯诺沃斯克、曼格什拉克、奥伦堡分四路对希瓦发动强大攻势，6月占领希瓦城。7～ 8月间，考夫曼下令对附近的和平居民土库曼约穆德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 8月24日签订俄希和约，希瓦汗国割让阿姆河右岸的全部土地,赔款 220万卢布，穆罕默德•拉希姆•巴哈杜尔汗成为“全俄皇帝的卑顺奴仆”。1875～ 1876 年，浩罕爆发了民族大起义，浩罕、纳曼干、安集延和马尔戈兰等地人民对沙俄侵略者发动了“圣战”。沙俄军队在斯科别列夫少将率领下对这次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俄军血袭了整个费尔干纳盆地，仅在安集延一地，斯科别列夫指挥俄军用大炮猛轰，安集延城基本被轰平，2万多起义者被埋葬在废墟下。       1876年2月7日俄军占领了浩罕城，3月2日沙皇俄国正式宣布吞并浩罕汗国，改为由斯科别列夫为省长的费尔干纳省，从而完成了对中亚三大汗国的征服。其中布哈拉和希瓦两个汗国名义上还被保留（到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才正式取消称号），实际上完全成了任沙俄摆布的奴仆。就在这一年斯科别列夫还组织了阿赖远征军，越过了阿赖岭，占领了吉尔吉斯（柯尔克孜）额德克纳的领地阿赖谷，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帕米尔高原打开了通道。从1877年起，俄国对土库曼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同时俄国对与中亚国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在土库曼1879年 9月，俄军在攻打阿哈尔•捷金绿洲的重镇格奥克•帖佩时，遭到英勇的土库曼人的沉重打击狼狈窜回。        1880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必须征服土库曼全境，在召见斯科别列夫时，指出：“不得后退一步，因为这对于欧洲和亚洲都会成为我们软弱的表示，而且可能使俄国所受损失比全部远征都大得无法估量。” 沙俄抢修了从里海东岸到阿哈尔•捷金绿洲的军用铁路，并征用了大量的骆驼，使俄军能得到大批装备和给养。1880年底，镇压浩罕起义的刽子手斯科别列夫率领11000人的大军带着97门大炮再度大举入侵土库曼，土库曼人在武器落后，工事简陋的情况下殊死抵抗，在俄军重炮连续轰击下，坚持了3个星期。俄军死伤1200多人才在1881年1月12日攻占了格奥克•帖佩。俄军不分男女老幼，又疯狂残杀了没有来得及撤离的8000名土库曼帖克人。接着俄军继续进攻占领了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首都）。1884年初，俄军攻占了通往伊朗和阿富汗的枢纽，土库曼人的最后一座重要城镇梅尔夫城。俄军从梅尔夫城沿着穆尔加布河继续向南推进到阿富汗边境的库什卡河谷。由于库什卡离被称为里海、阿姆河、印度河之间的战略要地英国控制的赫拉特仅70英里，英俄矛盾极度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两国经过激烈谈判最后妥协，俄国得以完全占领了土库曼斯坦，库什卡成为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领土的最南端。在最后完成对中亚诸国的征服时俄国加紧了对中国回疆的侵略，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了伊犁，但割去伊犁西部霍尔果斯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以后又陆续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1882年)、《喀什噶尔界约》(1882年)、《科塔界约》(1883年)、《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1883年)、《续勘喀什噶尔界约》(1884年)等5个勘界议定书，又强行割占了中国斋桑泊东南、霍尔果斯河以西、特穆尔图淖尔东南、阿克赛河源、阿赖山区等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892年强占帕米尔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从而实现了对中亚390万平方公里的征服。        沙皇俄国在征服中亚后，主要是采取军政合一的管理办法来进行殖民统制，由俄国军人如切尔尼亚耶夫、斯科别列夫之流来担任中亚各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对于一些较小的官职，像乡长、村长等职则由当地的贵族、富人来担任。为巩固其在中亚的统治，同时也为缓解农奴制改革后国内土地的“紧张”，俄国政府还向中亚地区开展了移民活动。俄国殖民当局将游牧民族的土地掠夺过来交给移民进行耕种。大量的牧场被改为耕地，当地的畜牧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美国南部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棉花产地）使棉花价格大涨，俄国在当地大力推广种植棉花，企图将中亚变成其棉花基地，以满足棉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为了加强中亚与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同时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俄国还在中亚修建了铁路。还兴建了一些中小型工矿企业，以掠夺中亚的资源。为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俄国还在中亚各地征收赋税，加重对当地人民的剥削。在推行“边区俄罗斯化”的过程中，俄国在中亚强制推广俄语，企图同化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于伊斯兰教，俄国主要采取了保持现状的政策，对宗教活动不做太多的干涉。俄国对中亚的征服虽然结束了该地区长期混乱的局面，但中亚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因俄国人的到来而有所减轻，反而处于俄国殖民政府与当地官吏的双重压迫之中。使这一地区变得更加贫穷和落后。为反抗俄国人的剥削和压迫，中亚人民不断举行起义，沉重打击了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到了前苏联时期，在苏联最高意识形态负责人日丹诺夫的授意下，掀起了篡改历史的高潮，苏联历史学家一致声称（有很多说真话的历史学家受到严厉处分，其余的通过思想转变完全赞同莫斯科的“正确认识”）那就是哈萨克斯坦同俄国的联合，是自从16世纪末期以来哈萨克人民的最著名、最有远见的统治者所一直追求的目标，是防止了‘东方野蛮国家’奴役哈萨克人，并使他们和一个比一切亚洲邻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先进的文明’的国家有了密切的联系。就是制止了中国、英国和浩罕瓜分哈萨克斯坦，并为进入更进步的经济形式打开了道路。并且在叙述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历史也必须遵照这个大方向，必须要进一步明确阐述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远东的一些区域并入俄国的进步意义。必须坚决否认东哈萨克，阿赖山区和帕米尔历史上是中国领土。一直到苏联解体，中亚各国史学家重新出版的著作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历史终于回到了其本来的面目。

        19世纪下半期,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希瓦3个独立汗国被俄国先后征服。

                                        进攻中亚诸汗国碉堡线的形成　

       俄国对资源丰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亚诸汗国垂涎已久。1717年，彼得一世派遣别科维奇远征希瓦，几乎全军覆灭。19 世纪上半期，随着对哈萨克斯坦的征服接近尾声，俄国对中亚诸汗国发动新的攻势。1834年，在曼格什拉克半岛建立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1839年秋， 奥伦堡总督彼得罗夫斯基再次远征希瓦，也未得逞。此后俄国的主攻方向转到浩罕汗国北部一带。1847年，在锡尔河口修建赖姆堡（后改名阿拉尔斯克）。1853年，占领浩罕要塞阿克·麦吉特（改名彼得罗夫斯克），形成锡尔河碉堡线。与此同时，俄军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向南推进，1847 年，在巴尔喀什湖东南中国境内建立科帕尔堡。1854年，建立维尔诺堡，形成另一条包抄哈萨克草原、进攻中亚诸汗国的碉堡线，即西伯利亚线。克里木战争 后，俄国加紧侵略中亚。1858～1859年，沙皇政府派遣 3个使团分赴中国喀什噶尔、呼罗珊、希瓦和布哈拉（领导后一个使团的是狂热的侵略分子、侍从武官伊格纳切夫）收集情报，标志它在中亚的扩张政策进入新的阶段。

                                                       土耳其总督区的建立

　 1859～1863年间，俄国侵略军在锡尔河和楚河一带进行频繁的军事“侦察”，攻占和破坏浩罕边境的堡垒。1863年年底，沙皇亚 历山大二世发布联接东西碉堡线以便深入中亚的动员令。1864年夏，切尔尼亚耶夫上校从维尔诺出发,于6月16日攻占奥列·阿塔要塞；另一方面，维列夫金 上校从彼得罗夫斯克出发，于6月25日攻占伊斯兰教圣地土耳其斯坦城,实现联接碉堡线的计划。 7月底，沙皇政府决定建立“新浩罕线”，该线由楚河到锡尔河的阳尼·库尔干的全部堡垒组成，新晋升少将的切尔尼亚耶夫任司令。切尔尼亚耶夫立即进攻浩罕的 军事重镇奇姆肯特，被浩罕□国的摄政阿利姆库尔击退。但他在这年10月初乘阿利姆库尔撤离之机攻陷该城，并继续南进，企图一举夺下中亚最大的城市塔什干， 未能得逞。为了“安抚”英国等西方国家，俄国外交大臣戈尔什科夫于1864年11月发出通告，竭力为俄国在中亚的侵略活动辩护，诡称奇姆肯特是俄军向南推 进的极限。不到半年，切尔尼亚耶夫再次对塔什干发动进攻。1865年 5月，浩罕的杰出统帅不幸阵亡。 6月28日，经过激烈的巷战后，塔什干沦陷。此后俄国侵略军的矛头转向布哈拉，在1866年 5月20日伊尔加尔的战役中打败埃米尔穆扎法尔的军队，然后占领霍占特、乌拉·丘别、吉扎克等城，割断布哈拉与浩罕的联系。1867年，成立以塔什干为中 心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由Κ.Π.考夫曼任总督。对中亚诸□国的征服进入决定性阶段。

                                                完成对三汗国的征服　

        考夫曼首先从精疲力竭的浩罕汗国下 手，迫使胡德亚尔汗于1868年 2月签署不平等的“通商条约”，浩罕实际上变成俄国的附庸。接着考夫曼全力对付布哈拉汗国，于当年 5月占领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1868年6月14日，在吉拉布拉克高地（卡塔－库尔干与布哈拉之间）的决战中再次击败布哈拉军队，穆扎法尔投降。根据 7月5日的和约，布哈拉承认霍占特、乌拉·丘别和吉扎克并入俄国，割让撒马尔罕和卡塔-库尔干,赔款50万卢布。布哈拉沦为俄国附庸。然后轮到希瓦汗国。 1869年，沙皇政府建立克拉斯诺沃斯克城,作为从里海东南岸进攻希瓦和土库曼的基地。1872 年底,在对中国伊犁地区的侵略告一段落后,沙皇政府即作出征服希瓦的决定。1873年，俄国侵略军在考夫曼统率下从土耳其斯坦、克拉斯诺沃茨克、曼格什拉 克、奥伦堡分四路对希瓦发动强大攻势，6月占领希瓦城。7～ 8月间,考夫曼下令对附近的和平居民土库曼约穆德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 8月24日，签订俄希和约，希瓦汗国割让阿姆河右岸的全部土地,赔款 220万卢布,穆罕默德·拉希姆二世成为“全俄皇帝的卑顺奴仆”。1876 年，沙皇政府镇压浩罕的民族大起义后，正式吞并浩罕汗国，完成对中亚3汗国的征服。

                                                        占领土库曼

　 从1877年起，俄国对土库曼地区发动进 攻。1879年 9月，俄军在攻打阿哈尔·捷金绿洲的重镇格奥克·帖佩时,遭到英勇的土库曼人的沉重打击,狼狈窜回。1881年初，镇压浩罕起义的刽子手斯科别列夫率领大 军再度侵入土库曼，在攻占格奥克·帖佩后，不分男女老幼，残杀8000名土库曼帖克人。1884年初，俄军占领通往伊朗和阿富□的枢纽谋夫城，并继续向南 推进到阿富汗边境的库什卡河谷。1885年，英、俄矛盾极度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两国最后妥协，俄国得以占领土库曼，实现了对整个中亚的征服。

       无论是对于苏联，还是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署着最强大的苏联军队，这第一个德意志工农共和国(正如人们在庆祝周年纪念日时从讲台上所宣称的那样)是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前沿阵地”。两国互为最大的经济伙伴——80年代末商品流通额达140亿～150亿卢布。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在非同一般的战后和解中，在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及苏联其他民族的互利合作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般来说，莫斯科和柏林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一切心里都很明白，也都非常珍视。诚然，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两国关系即使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莫斯科也认为对德国人必须“用眼睛盯着”。无论是乌布利希，还是昂纳克，他们都不是西方通常所描写或认为的那样，是莫斯科的傀儡。在某些方面，他们好像是自认为比罗马教皇本人还要大的天主教徒。但是时代在变化，这方面的政策也要求进行变革。我们对待盟友的新态度也完全波及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1年走上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岗位的昂纳克，多年来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非常之好。他们都很喜欢对方。昂纳克学着勃列日涅夫的作风，两人对政府的隆重接待、授勋颁奖及别的表示，均情有独钟。随着勃列日涅夫年老体弱，昂纳克开始感到自己在智力上胜他一筹，这一点他也很喜欢。当勃列日涅夫不在了的时候，昂纳克很想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主导的作用。但主要是昂纳克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经济上进入了世界发达国家的前10名，成了世界体育强国。尽管，如后来所表明的，这些成绩被大大夸大了，而且有些方面还掺了假，但不容抹煞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所取得的成绩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要大一些，他们从废墟和瓦砾中重建了自己的城市和乡村，确保自己有了较高的生活水平，这足以说明许多问题了。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些实实在在的和纯粹是为了作宣传的虚假的成绩的基础上，昂纳克在心理方面和政治方面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他开始失去对世界的变化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本身的变化进行公正评价的能力，过分夸大自己的作用。民族利益有时被解释得过于广泛，往往与国家的实际可能发生矛盾。我完全无意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制度和罗马尼亚的现行制度作一番对照。如果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想起东方的专制独裁的话，那么前者更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样板。僵化的“垂直”纪律，不过尚未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给地方政权机构还留有一定的灵活余地。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就像在“社会主义女酋长”的国度里一样，只是根据党内民主的传统稍许保留一些传统习惯罢了。公民的行为由警察实行监督，不过对私人生活相对放宽一些就是。军国主义气焰嚣张，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生活水平却是最高的。与齐奥塞斯库不同的是，昂纳克不允许粗暴地对待干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的基本成员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动。诚然，一度曾经想撤掉“不安分的”德累斯顿州委第一书记莫德罗夫的职务，用库尔特·哈格尔的话说，因为他到处散布他的“改革幻想”，但是由于莫斯科打了招呼，撤换的想法一直未曾落实。政治局的活动正常地进行，内外政策问题都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与此同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毕竟存在着总书记的个人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一年一年地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更加绝对。其他领导人可以向总书记谈自己的意见，但是不敢质疑他的权力，不敢自己作最后决定。我和昂纳克经常见面，一有机会就相互交谈，交流信息。1986年4月，考虑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关系，尽管国内事情非常的繁忙，我还是决定飞往柏林，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这个共和国。关于这次访问，1966年我已经谈过。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加大会工作和一些官方应酬上了。许多会晤和谈话都是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之间进行的。余下的时间我用来了解首都和附近地区的生活了。20年来发生了许多好的变化。柏林的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参观了首都的中心部分，这里进行了基本改建，科学院广场上是结构整齐的建筑群，有漂亮的音乐厅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塑像。人们对我们处处都很友好，特别是在访问马尔钦的居民区的时候，人们表现得非常热情。经常陪同我们的有Г.米塔戈、Г.沙博夫斯基、柏林市长Э.克罗克。隶属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的中央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学院坐落在兰斯托弗区；在这里，就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先是如何把计划与生产者的利益结合起来，代表团成员和有关学者举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东道主们注意到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提议为她单另安排一个日程。在克伦茨的陪同下，她参观了著名的“贝尔加莫”博物馆，访问了波茨坦和德累斯顿，参观了世界著名的美因茨瓷制品厂。在布莱希特博物馆，她会见了许多文化活动家，其中有诗人布莱希特的女儿巴尔巴拉·布莱希特，著名女演员吉泽·美因，国家艺术学院院长——维克维尔特。总之，我这次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行，从和人们交流的角度上说，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我在大会上的讲话，还是我与昂纳克的谈话，主题都是如何进一步加强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党际关系方面的合作。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1986年10月又一次谈到，当时为参加恩斯特·台尔曼塑像的揭幕式，昂纳克、德国共产党主席米斯和西柏林社会统一党主席施米特都到了莫斯科。我和昂纳克很快就用“你”相互称呼了。但是我们之间完全坦诚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昂纳克这个人，我觉得，他总是有些拘谨，怎么都摆脱不了公事公办的外表。但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的谈话他很少向自己的同事们通报，即使通报也是有选择的。而我呢，跟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总是把我们会晤的记录一字不拉地送给苏联领导全体成员看。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展开，公开性进一步扩大，昂纳克的警惕性也提高了。尽管他在和我谈话时表现得很克制，但感觉得到他显然不喜欢民主变革。其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层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敏感。1987年我们的一月中央全会之后，分歧开始变得特别明显起来。昂纳克亲自吩咐不要发表全会的材料。在黑市上，像人们常说的“私下交易”，刊登苏共中央总书记报告的《真理报》高价出售，一抢而光。从苏联来的消息开始受到政治检查，大加删改，或者干脆取消。随后便是禁止传播诸如《旅伴》、《新时代》这样一些出版物。相互之间的不理解乃至疏远加大了。1987年5月底，我在柏林参加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议是研究分析欧洲和世界的形势的。参加会议的人同意必须以新的态度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全球问题和地区冲突问题等。会议表明:世界政治的中心任务是防止战争的发生。为此，会议声明一定要采取实际步骤，华约各国在裁军领域准备做出响应。会议签署了一份题为《关于华约参加国军事思想》的文件。文件签署前，华约各国通过各级政治、军事、外交及其他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各代表团领导人进行了非公开的谈话，期间我感觉到，不仅昂纳克，而且我的同事中也有人对中央一月全会的决定持谨慎态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开会时正好是柏林建市七百五十周年纪念，因此，根据昂纳克的请求，全体参加会议的人都分享了柏林人的节日快乐。为纪念这个日子，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特意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正如德国人自己告诉我们的，展览会是冲着改革来的——瞧我们的:“你们在搞自己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可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印象和我的就大不相同。她去了科特布斯州著名的森林公园。在柏林，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苏联文化基金会主席团成员的身份会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同盟和德国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的代表。她为这些天的种种会见而非常高兴。人们也不掩饰自己对她的好感。原来一般公民对苏联改革的态度跟民主德国政治家们的态度截然不同。为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昂纳克访问了莫斯科，之后，双方关系出现了暂时的“缓和”。他看过我的报告后说:分歧消除了。报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文发表出来。1987年12月我再次去了柏林——在那里举行了华约国总书记和第一书记峰会，我在会上介绍了我访美的情况:我和里根签署了关于销毁中程和近程导弹条约。一般地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我们还是很注意的，我们一贯坚持在各个层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他们发展关系的方针。

                                         “差五分钟十二点”

        但关系还是复杂化了。我们得到消息说，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各区委第一书记的非正式会议上，昂纳克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对改革不要作积极的评价。平时宣传材料中的一条老标语“向苏联学习”已经被取消。开始贯彻旨在限制有关苏联改革进程消息的方针。实际上在千方百计地打击、遏制公众对苏联民主化过程日益增长的兴趣。与此同时，Н.安德烈耶娃那篇有名的反对改革的文章立即在《新德意志报》上转载了。尽管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各级党的组织中，关于莫斯科的决议同样适合柏林的情况，提得越来越经常和尖锐了。当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接和一个更强大的德国相邻，和西柏林仅有区区一墙之隔，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政治上和人们的社会心理上，显得尤为敏感。我们很理解这一点，因此，我们决不会强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照搬我们的改革。但当然也不能仅仅因为昂纳克不喜欢而不进行改革。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说德国社会统一党的高层领导和党员群众与社会大多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疏远了。领导中有些人对形势的评价和总书记也不一样。但由于党内根深蒂固的集中管理制度，可能再加上德国人对纪律和忠诚特别执著的信念，所以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这种试图用类似新的铁幕来阻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了解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真相的做法，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大众宣传媒体巧妙地利用了。结果导致东德人不仅不再相信公开的宣传，而且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产生了怀疑。我想，昂纳克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于是，为了加大对苏联改革的批评的可信性，最高领导人向科研机构下达了任务: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每一篇讲话，找出其有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方。把找出的结果，分门别类，一五一十地向总书记本人报告。有时这种报告也传到了莫斯科。它们是一些精心炮制的教条主义文章，但却无法对它们做出回答，因为无论是官方正式的方式，还是以工作交流的方式都没有人邀请我们参加这种讨论，这一切他们都是关起门来进行的，主要供内部使用。在反对改革的基础上，昂纳克、日夫科夫、齐奥塞斯库三人的关系明显近乎起来。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一样，昂纳克在自己的讲话中声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最深刻的民主改革的时间比苏联要早得多，10～15年前，甚至20年前就开始了。这种说法自然谁都不会相信，因为80年代后半期的形势是要求执政党作新的变革的，显然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方向。一切情况说明，昂纳克成了教条主义思想的俘虏，他不愿意或者已经无法对生活现实做出实事求是的反应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它并没有削弱我们在双边关系和华约范围内加强深入合作的努力。原因是在我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上，他们作了正确的处理。昂纳克坚持邀请我前去参加庆祝活动。我排除一切疑虑（它们是存在的），通知柏林，说我同意10月6～7日参加在共和国宫举行的隆重庆祝会和其他庆祝活动。这里应当讲一段小小的插曲。10月1日，刚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来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工作人员，通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转给我一份使他们深为不安的是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座谈的材料。参加座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方面的人把国内的政治形势描写成为“差5分钟12点”。社会出现了政治危机，民众表现出不满。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纷纷脱离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向领导反映了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但是没有什么回音。人们期待着四十周年纪念时将会对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尖锐问题明确表态，一定会在国内展开一场公开讨论。如果事情不是这样，民主革新文化协会准备在庆祝活动后立即对国内的形势进行讨论，并正式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批评。我知道民主革新文化协会的权威性，所以对这个信息非常注意。我们参加了柏林的隆重庆祝大会。大会给我的印象，往轻里说，不算太好。昂纳克的报告罗列了40年来所取得的许多成就，但是关于国内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远景——既无分析，也无结论。我代表与会客人致词。老实说，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东道主们喜气洋洋，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可是我心里想的跟他们不一样。最后我只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勤劳给予应有的肯定，因为他们战后在德国这部分土地上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苏联人这些年支持了他们，因此今天的纪念活动我们也感到由衷的高兴。而我大部分的发言是讲我们对新的原则的理解。这些原则现在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基础。“平等、独立自主、团结——这就是今天主导这种关系的原则，”我非常笼统地说:“共和国无论是在内部发展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各国现代化和革新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昂纳克在自己的报告中对过去做出适当的评价，能够提出一些基本改革的设想，很难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许要改变什么已经为时过晚。但社会在期待着，如果国家领导人的倡议与社会的期待相一致，社会一定会支持这种倡议的。昂纳克当时又一次错过了提出针对未来的重要倡议的机会。而公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情绪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公开示威了。晚上的火炬游行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共和国各个区的代表成排地从观礼台前走过，台上站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外国来宾。当时的场面真是非常壮观。乐队演奏、鼓声齐鸣、探照灯流光溢彩、盏盏烛光、交相辉映，而主要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参加。有人告诉我，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他们的标语和口号更能说明问题:“改革！”“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神情激动的梅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走到我跟前（他和雅鲁泽尔斯基也在观礼台上）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知道他们喊的什么口号吗？”于是他翻译给我听。“他们要求说:‘戈尔巴乔夫，再帮我们一把！’他们是党的积极分子啊！他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当我们乘车从机场前往政府迎宾馆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儿:街道两旁几乎挤满了青年人，他们有节奏地喊着“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尽管昂纳克就在我的身旁。当我和他一起从共和国宫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时，人们对他同样还是不屑一顾。但烛光游行时所出现的场面，我实在是始料不及。凡是看到了这种景象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对昂纳克后来的话做出评价:昂纳克认为他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岗位上下来好像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策划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的阴谋。顺便说一句:“戈尔巴乔夫，再帮我们一把！”这是我在公园里亲耳听到的话，有几个女中学生递给我一把鲜花和一张字条。当时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少男少女。这几天，昂纳克很难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晚上，他在向从观礼台前走过的青年人致意时不禁又跳又唱，总之，情绪忽然高涨起来。但是看得出，他感到很有点不是滋味，精神好像有些恍惚。次日，我们举行单独会晤。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左右。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仍然未能使他坦诚交谈。我只得再次聆听他关于种种成绩的详细总结。昂纳克拒绝接受来自社会的抗议。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形势，通过直接的观察，的确像民主革新文化协会代表们所描绘的那样——“差五分钟十二点”。关于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成员们虽然有所顾忌，但毕竟还是谈了。在和他们的领导人会晤之后，有人问我:对德意志主民主共和国来说已经到了变革的时候了，这个他明白吗？当然，这个问题向我提出来有点莫名其妙。但由此可见，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里的情况不可能向总书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的日程安排中，有一项是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于是会见安排在我离开柏林之前。在交流改革经验时，我对德国朋友们说:“谁在政治上落伍，生活会严厉惩罚他。”为了更有说服力，我举例说，我们决定把召开苏共第二十八大的时间往前提了提，大会将对这些年的改革结果加以审议，制订未来的方针。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将对私有化、租赁、企业经营等问题做出决定，以便在最近期间能够建立起深化改革的法律基础。我对我的交谈者说:“我认为，生活也在要求你们做出勇敢的决定。”参加会晤的人听我说话时精神高度集中。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是昂纳克。他表面上同意我的讲话，但却把一切都归结为局部的实际问题。К.哈格尔、Г.舒列尔、Г.克罗利科夫斯基、В.艾贝尔良恩当场都作了插话或简短的发言，尽管他们说的话都带有务实的性质，没有超出老问题的范围。我离开柏林时感情很复杂。巨大的人流、成千上万的德国青年男女——他们身体健壮，彬彬有礼，一心渴望着改革。这一切都给人以希望和乐观的心情，但也不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那一张张心存芥蒂、聚精会神的面孔，在我脑海里仍历历在目，每个人都好像准备做出自己的决定性的选择。昂纳克显然生了我的气，为了突出这一点，他没有去送我们，虽然前一天他和夫人曾到机场迎接过我。

                                                    迟到的变革

        后来有人告诉我，庆祝活动后不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会议，讨论庆祝活动总结和共和国总的形势。许多人表示要采取积极措施，缓和日益加剧的不安情绪。昂纳克则号召“不要使形势激化”，“不要跟阶级敌人进行对话”。显然，这使政治局不顾总书记的立场，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政治局发表声明，说准备通过公民对话的方式，讨论和解决所面临的公开性问题，解决出境的问题。10月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解除了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克伦茨担任这两个职务，克伦茨以前在政治局分管国家安全、政法、青年和体育工作。这次人事更迭可以说是事先计划好的，人们老早就开玩笑称他为“克伦茨王储”了。与此同时，城市街头的自发群众游行仍持续不断。他们要求实行民主制度，惩治滥用职权现象，取消官员们的特权。当局失去了对事态的监控，显得手足无措，不能抓住主动权。11月8～10日，中央全会从本质上更新了政治局的组成。“造反派”汉斯·莫德罗夫进了政治局，不久他就领导起了联合政府。11月9日深夜，分割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旁边聚集了大批群众。为避免发生危险的过火行为，开放了通往西柏林的通道。柏林墙倒塌了，更确切地说，它成了一座永远不会再有的“冷战”纪念碑。关于这些情况，我在莫斯科会见克伦茨时他都详细给我讲了。克伦茨说，昂纳克早就准备让他当自己的接班人，但这次昂纳克指责他专门挑选一些参加庆祝活动的人，让他这个总书记当众出丑，迫使他下台。这个情况再次证明德国统一社会党前领导人是多么脱离现实生活，距离国人的思想情绪和实际利益有多么远。12月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撤消了宪法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文，有一半左右的党员离开了该党，而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将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这个新的党通过了新的纲领性文件，选出了以柏林律师格雷戈尔·基齐为首的领导机构。我会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领导人。他们是一些完全新型的人:有知识、有修养、思想开放、能独立思考、做事果断。但他们走上政治大舞台的时间太迟了，他们没有起飞前滑行的时间。他们的经验和老练程度比他们西方的政治对手差远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稳定，给联邦德国诸多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每一个像样的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都积极展开了致力于德国统一的活动。它们的策略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统一的速度和方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个政党、社会团体和居民当中，对待统一的前景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主张平稳、分阶段的拉近距离，各方面进行平等合作方针的人占多数。汉斯·莫德罗夫的分三个阶段的计划符合这些目标，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我再提醒一次，1990年9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法、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即所谓“4＋2”会晤）外交部长会议，最后签署了对德和约。条约包含了对德国统一后对外事务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关于德国统一建设》的国家条约，1990年8月在柏林共和国宫签订，同年10月3日便付诸施行了。条约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依我看，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并且也是公正的现象。它决定于世界、欧洲和德国本身所发生的根本变化。至于统一的方式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一个样子，不那么富于戏剧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知道，原民主德国的居民要适应统一后的德国的生活环境，甚至比主张分阶段统一的人预想的要困难得多。这个过程一直显得非常敏感，不仅对于国家东部，也包括西部。我想，还需要不少的时间、耐心、精力和手段，才能够使这个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的伟大民族的伤口得到愈合，是冷战把一个民族分裂成了两个部分。现在它恢复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它面对的是必须要解决一系列在不小程度上决定整个欧洲大陆未来的任务。这就是要保持和加强民主制度，克服一切想要恢复“雅利安人特殊论”的哲学和政策的企图，它曾经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带来过那么多的灾难。这就是要运用统一了的德国的巨大潜力来保持欧洲的平衡，促进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和“整个欧洲大厦”的建设。当然，我特别寄希望于新的德国将成为新的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的好邻居与可靠伙伴。对此，我们具备一切前提条件——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条件。在结束这篇记述和昂纳克会晤与谈话的札记的时候，我想表明，我坚决不同意有人试图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和它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关系的法律责任，一古脑儿地都算在昂纳克一个人的身上。鉴于对昂纳克的法庭诉讼，我在莫斯科和波恩不止一次地声明过，并且愿意再一次声明:当评价在不同条件下执行的政策时——况且甚至不是激进的，而是处在另一种条件下——决不可错误地遵从联邦德国法律形式上的标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受到全世界承认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换句话说，这种试图审判昂纳克的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合法的。难道德国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们有权忘记昂纳克在极其复杂的国际条件下为协调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吗？他当政时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科技联系，大大减轻了德国东部和西部重新整合过程中的困难。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精神领域里的政策，对于保存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文化起了促进的作用。我对昂纳克的态度，就像我对其他许多德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首先取决于他们在拉近德俄两国人民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而这种关系曾经被法西斯投入相互血腥屠杀之中。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说他们，他们这方面的功劳，在当代和将来各代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心目中是永不磨灭的。对昂纳克提起诉讼，针对他的同事们所掀起的政治闹剧。这一切，在我看来，和试图客观思考德国近几十年所发生的事情，从中引出一些应有的结论相去甚远。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彻底拒绝对抗的哲学和政策，这种哲学和政策曾经在战前和战后时期主宰过世界。正如克服红军与白军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的“精神”，是俄国真正获得持久稳定的条件一样，我坚信，克服一个民族几十年被分裂成两个部分之间的猜疑，同样是德国获得持久稳定的条件。

     从战后到80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鼎盛时期。与欧日各国相比，美国的经济实力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无论是GNP、黄金储备和对外贸易等占世界总量的份额，还是美元的作用和对主要国际经贸组织的影响，均无出其右者。从70年代到80年代，是美国经济相对衰落时期。这主要是因为德日在迅速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奋力追赶，与美国在总体上的差距不断缩小，仅次于美国，并且在有些方面已超过了美国，从而打破了美国保持的全面垄断地位。

                                         一、在西方国家中的生产地位

        德日工业生产具有雄厚的基础，技术先进，不少产业部门名列前茅，其发展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发达国家；总体实力始终居于美国之后，平均GNP先后超过美国。

                                       （一）具有优势的产业

       德日在世界市场上有不少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有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电气工业、钢铁工业、机械电子工业和造船业。

        1、化学工业西德是世界上化学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其技术工艺水平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按资产额计算，化学工业是西德加工工业中最大的部门。西德的化工产量名列世界前茅，如1983年，其塑料产量为703万吨，居世界第二位；1986年，其化工产品出口为720亿马克，占化学工业部门总产值的51%。西德化工工业中最主要的3家公司是，赫希斯特公司、拜耳公司和巴斯富公司。这3家公司都有100多年的历史。1925年，这3家公司与其他一些公司成立了法本化学工业公司。二战后该公司被拆散，组建了这3家公司，50年代后发展迅速，均已成为世界最大的5家化学公司之一。1981年世界前5大化学公司分别是:第一名美国的杜邦公司；第二到四名是西德的赫希斯特公司、拜耳公司和巴斯富公司；第五名英国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在世界前5 大公司中，西德占有3家，可见其实力非常雄厚。

        2、机械制造业早在19世纪末，德国的机械制造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就资本额而言，它是西德加工工业中的第二大部门。该工业中以汽车制造业最为重要。汽车在西德的出口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西德的汽车以其优秀的质量和先进的性能而在世界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1984年，西德出口了220多万辆汽车，价值257亿美元，占西德商品出口总额的15.1%，占世界汽车市场份额的19.1%，仅次于日本和美国。西德最大的两家汽车公司是大众汽车公司和戴勒姆-奔驰汽车公司。前者以生产中档汽车为主，产品销往世界各地。1981年，该公司的营业额为184亿马克，位居世界第4。后者有近百年的历史，以生产高档车而久负盛名。1981年，该公司的营业额为163亿马克，位居世界第5。汽车是日本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战前，日本汽车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发展缓慢，最高年产量不到5万辆。战后，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下，汽车工业突飞猛进，出现由丰田、日产、三菱、本田、五十铃等十几家大型企业，产量迅猛增长，1961-1970年年均增长率高达34.4%。1967年，日本卡车产量名列世界第一。1981年，日本汽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9.7%。日本汽车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10%，占机械制造业总产值的30%。汽车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工业出口产品，1980年，日本汽车出口总额为6087亿日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7.6%，分别是钢铁和船舶出口总额的1.6倍和3.6倍。日本汽车工业不仅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且在生产设备、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均名列世界前茅。日本汽车以其物美、价廉、多样、轻灵和耗油少而赢得世界各地广大用户的喜爱。从70年代起，西德科教经费占GNP的比重一度超过美国和日本，但从80年代末期起，日本则超过西德和美国了。按人口平均的研究和开发费用，西德的增长也很快。例如，1967年，西德为34.8美元，低于美国的390美元，也低于法国的53美元和英国45美元。但到1980年，西德达到339.7美元，超过英法日3国，仅次于美国的390美元。

        3、电气和机械电子工业就工业产值而言，西德的电气工业是仅次于前两个工业的第三大部门。西德电气工业中，最有名的两家公司是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德律风根公司。西门子公司是由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西门子于1847年创建的。二战后，该公司成为西德最大的工业公司之一。1985年，该公司的营业额为546亿马克，是世界第5大电气公司。通用电气-德律风根公司是于1867年因通用电气公司和无线电器材公司合并而成的。该公司是西德第二大电气公司，也是世界上的大公司之一。机械电子工业在西德起步较晚，不如日本那样发展迅速。60年代末期，日本的电气电子工业产值已超过纺织工业。1981年，其总产值突破10万亿日元大关，很快发展成为与汽车和钢铁工业并驾齐驱的主要产业。日本家用电器产品的特点是，价廉物美，质量优良，更新换代快，种类多样化。从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空调机到彩色电视机、盒式录音机、立体声音响、摄像机、照相机和电子手表，均行销全球，深受欢迎。索尼、松下、三洋和日立等名字已家喻户晓。Made in Japan的产品几乎成了No.1的代名词，大有当年英国货的气势。日本电子元件和电子计算机工业，也发展迅速，后来居上。经过60年代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发明创新后，70年代时日本已基本赶上了美国；80年代末，除大型电子计算机之外，日本已处于暂时领先美国的优势地位。

        4、钢铁工业二战后，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盟国的管制，1947年西德钢产量只有307万吨；1952年，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和盟国管制的取消，使西德的钢铁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同年钢产量猛增至2134万吨，超过英国而仅次于美国；1974年，钢产量达到5323万吨历史最高点。1985年，西德钢铁工业的营业额为648亿马克，位于运输机械、化工、一般机械和电气工业之后，居第5位；同年，钢产量为4050万吨，居世界第5位。西德最大的3家钢铁公司是蒂森公司、曼内斯库公司和克虏伯公司。蒂森公司创建于1871年，1985年其营业额为129亿美元，是西方国家中第4大钢铁公司。曼内斯库公司战前以生产无缝钢管而闻名，1981年的营业额为65.9亿美元。克虏伯公司则是德国最大的军火生产商。战后，该公司一度被没收，后在西德政府支持下得以重建。1982年，该公司的营业额为69亿美元，是世界第7大钢铁公司。二战前，日本已拥有290万吨炼铁和968万吨炼钢的能力，但钢铁设备大部分毁于战火之中。1946年，日本钢产量仅56.4万吨，居世界第14位。战后初期，日本在恢复经济时，推行重点倾斜生产政策，钢铁工业由此迅速发展。1953年，日本的钢产量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日本的钢产量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西德，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钢铁生产大国。1973年，日本的钢产量达到1.19亿吨的最高点。到1977年，日本的炼钢设备生产能力已达到1.6亿吨，与美苏不相上下。1980年，日本钢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3%，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二位，是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30.9%。在发达国家中，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从900万吨发展到突破1亿吨大关，美国用了55年，苏联用了33年，日本仅用了17年。日本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3个特点:（1）原燃材料几乎全靠从国外进口，例如，80年代初，炼焦煤和铁矿石的进口量，分别占消耗量的90%和99.7%；（2）生产设备大型化，70年代以后，世界最大的10座炼钢高炉中，日本就占了7座，其中新日铁2座，川铁2座和住金、钢管、神钢各1座；（3）生产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从钢产量来看，虽然日本居世界第2-3位，但其钢铁工业的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等，均超过美苏，居世界首位。

        5、造船工业从19世纪50年代到二战前，英国一直是海上强国，不仅其造船工业居世界第一，而且其商船吨位也居世界首位。1860年前后，英国拥有的商船占世界商船总数的1/3，其商船吨位居世界第一，超过荷、法、美和俄4国商船吨位总量之和。长期以来，英国一直享有“世界造船工厂”之称。与英国一样，日本也是个岛国，四面临海，对外贸易是其生命线，在与外界的经贸交往中，船舶是不可或缺的交通运输工具。日本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始于一战。一战不仅使日本和美国一样，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而且成为一个主要的造船国:1914年下水8.5万吨，1919年增加到65万吨，增长了7.5倍。到30年代，日本已拥有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大商船队。一战后，日本大力扩充海军舰队，海军军费由1917年的8500万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45亿美元，占国家预算总额的1/3。1920年7月，日本开始实施其“八八”建造军舰的计划，即准备建立一支配备主力舰和巡洋舰各8艘的舰队。与此同时，日本也与英美争夺太平洋的霸权。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英美德日意5国代表在华盛顿召开限制军备和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会议。会上，美国代表提出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方案。该方案规定:英美日3国的主力舰吨位数，英美各50万吨，日本30万吨，比例为5:5:3；航空母舰的吨位数，英美各8万吨，日本为4.8万吨；潜艇吨位数，英美各6万吨，日法各3.15万吨；此外，禁止建造排水量超过3.5万吨的主力舰。日本代表则强调其“特殊需要”，拒绝接受5:5:3的比例方案，要求改为10:10:7的比例。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才同意接受美国的方案，并提出要求英美放弃在太平洋建设和加强海军基地的条件。经过3个月的激烈争吵，5国代表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竞赛条约》，简称《五国海军条约》。该条约规定:主力舰总吨位，英美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同时禁止建造排水量超过3.5万吨的主力舰；航空母舰总吨位，英美各13.5万吨，日本为8.1万吨，法意各6万吨。此外，作为对日本的补偿，美国放弃在菲律宾、关岛和阿留申群岛建造海军基地的权利，英国则放弃在香港和位于太平洋东经110度以东的岛屿建造海军基地的权利。30年代，日本继续扩建海军，如重型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1.4万吨，而条约规定的是0.8万吨；到30年代末，日本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和”级巨型军舰。回顾这一段历史无非是要说明日本造船工业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技术基础雄厚。正因为如此，造船工业成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日本造船工业的真正发展是二战后的事。1951年，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大量订购军工产品，日本造船61.7万吨，其中36%供出口，这为日本船舶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通道；1955年，日本接受出口船舶的订货高达223.2万吨，比1951年增加了10倍，占全年总订货量86.9%；1956年，日本造船量为174.6万吨，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位；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超大型油轮热”，日本的大型造船便应运而生，造船量因此而大幅度增加，到1975年，日本造船量高达1798.7万吨，占世界造船总量的50.1%，达到日本造船史上的最高记录；同年，在世界10个最大的造船厂中，日本占了8个，居绝对垄断的地位。日本因此被称为“世界造船工厂”或“世界造船王国”，可谓名副其实。

                                           （二）高速发展的经济

        由于德日工业生产基础雄厚，技术先进，因此在50-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代中，其发展速度惊人，超过其他国家，其中尤以日本最为迅速。

                                                   1、西德

        西德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通货膨胀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实现较为迅速和稳定的增长。1981年，西德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4.07倍，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5.4%。这种增长速度在德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它比德国历史上3个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都要快:19世纪50-60年代工业高涨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时期；以及一战后经济重振时期。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西德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名列前茅:50年代名列第一，总体上仅次于日本。西德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增长率在不同时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51-1966年，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高达7.6%，在平稳发展的1967-1973年，下降到5.3%，在缓慢发展的1974-`1981年，则骤降到1.8%。

                                                    2、日本

       日本经济起飞始于1956年。1956-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此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一是在发达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1951-1981年，年均增长率达7.8%；二是高速增长时间长，从1955-1973年，前后共18年，实际年均增长率高达9.8%；三是即使在低速增长时期，其发展速度也比其他欧美国家要快。

                                           （三）总体实力位居第二第三

       随着德日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其主要标志是GNP位居美国之后，人均GNP赶上和超过了美国。

                             1、GNP位居美国之后

      1950年，西德的GNP只有233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8.2%；1955年，日本的GNP只有2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德日GNP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1955-1968年，西方7国的实际GNP平均增加了78%，其中西德增加了1倍，日本增加了2.5倍。在此期间的1966年，西德GNP超过英法两国，位于美国之后；1968年，日本超过法国和西德，跃居第二位。1981年，西德的GNP达到15431亿马克，比1950年实际增长了3.86倍，年均增长率为5.2%。1980年，西德的GNP为820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6331亿美元的31.2%；1986年，西德的GNP为89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1854亿美元的21.3%。1955-1973年，日本的GNP实际增长了4.2倍，整个70年代，按日元计算的GN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2%；1980-1987年，按日元计算的GNP的年均增长率为5.7%1980年，日本的GNP为1035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9%；1986年，日本的GNP为1955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49%；到1987年，的GNP为23856亿美元，美国的GNP为4488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3.1%。

                             2、人均GNP超过美国

      1955-1968年，在西方7国人均GNP的增长中，日本和西德是增长最快的:日本增加了2倍，西德增加了将近1倍。就人均GNP而言，西德在1975年曾超过美国:西德为12200美元，美国为10610美元。1981年，日本人均GNP突破1万美元大关；1984年，德日的人均GNP分别属于第三和第四名:美国15490美元，加拿大13140美元，西德11090美元，日本10390美元。到1987年，日本人均GNP达19642美元，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二、在西方国家中的科技地位

        二战后，德日的科技大大落后于美国。但是，由于两国不断增加科技投入，非常重视技术引进，因此逐渐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可与美国分庭抗礼。

                                       （一）不断增加科研投入

       德日科技后来居上，关键在于两国重视研究和开发，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德日重视科技和开发的特点是，科研投入增长迅速，民间企业投入为主，应用和开发研究为主。

                                           1、科技投入增长迅速

                                        （1）西德

       1950年，西德的科教经费（包括高等教育经费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仅为6.5亿马克，占GNP的0.7%，到50年代中期，科教经费有所增加，上升到占GNP的1%左右。50年代中期后，西德不断增加科教经费:1961年为47.26亿马克，占GNP的1.4%，1965年上升到2.3%，1070年又上升到2.9%；1977年增加到367.3亿马克，达到占GNP的3.1%的历史最高点。80年代，西德的科教经费一直保持在占GNP的2.7%-2.8%左右。

                                     （2）日本

       日本科研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据统计，1965-1975年，研究经费的年增长率，日本为20.1%，西德为11.1%，法国为10.2%，美国为5.6%。日本的年均增长率是美国的3.6倍，法国的1倍，西德的将近1倍。由于日本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快，因此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1979年之前，日本科研经费占GNP的比重不超过2%，但进入80年代后则超过2%，其中1988年是历史的最高点，突破了3%，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

                      2、民间企业投入为主

        西德的科教经费是由国家财政和民间企业共同筹措的。国家财政拨款主要用于高等院校和高校以外属于国家或国家资助的科研单位。企业提供的经费主要供自己研究和开发之用。西德科教经费的这种结构以8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时期:80年代前，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政府拨款高达50%，80年代后则逐渐转向民间企业投入为主，民间企业的投入不断增加，1981年占58%，1985年上升到60%，1988年又上升到66%。美国的科研投入是政府主导型的，因为政府拨款超过和接近50%左右；西德80年代前是政府主导型的，80年代后则转向民间企业主导型了，因为政府拨款不到50%；而日本始终是民间企业主导型，70%-80%的经费是因民间企业提供的。另据统计，1960-1973年，政府拨款的科研投入占全部科研投入（包括军事研究经费），在西方5国中，日本政府的拨款是最少的:日本为27%，西德47%，英国50%，美国54%，法国63%，

                         3、应用和开发研究为主

        研究和开发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基础研究，分为纯理论研究和有目的的理论研究；二是应用研究，旨在探索和验证在基础研究阶段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的可能性；三是开发研究，旨在前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开发新产品和创造新工艺。在研究和开发经费的分配方面，70年代前，西德偏重于基础研究，其经费占全部经费的大约1/4以上，70年代后则下降到占1/5左右，逐渐增加了应用和开发研究的经费。日本与西德的发展趋势大致相仿。日本研究经费的分配比例，与美国相差不大，甚至其基础研究的投入还大于美英两国。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仔细考察的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研究经费的绝对数额比日本大得多，60年代末期，日本的科研经费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多一点，70年代中期增加到相当于美国的1/4，到80年代初也仅及美国的1/3。因此，虽然日本比美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大一些，但由于投入基数不同，并不就说明日本投入的绝对金额比美国多。事实上，与美国相比，日本投入的绝对金额与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二是日本的研究经费70%-80%是由民间企业提供的，而民间企业研究经费的分配历来是重开发研究，轻基础研究。据统计，60-70年代，日本民间企业科研经费的投入有65%左右用于开发研究，25%用于应用研究，只有10%左右用于基础研究；80年代则进一步向开发研究倾斜，比重上升到75%，应用研究下降到20%，基础研究仅为5%。

                                       （二）大力引进先进技术

        战后，德日为了改变技术落后的状况和迅速恢复经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办法。德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形式多样，从进口国外的成套先进机器设备、与外国企业合办企业，到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考察、聘请外国专家和进行技术交流等，但最重要的是购买外国专利、设计图纸和许可证。这是两国最明显的共同点。两国用于这方面的购买数额巨大，增长迅速。1950年，西德用于购买外国专利与许可证（包括引进商标和著作权）的费用不到1亿马克，1960年增加到5.1亿马克，1970年为12.61亿马克，1981年则高达26.66亿马克。在这31年中，西德这种购买增长了120倍，年均增长率约4倍。这种增长速度，不仅大大超过了GNP和工业生产的增长，而且大大超过了商品贸易的增长。从1950-1975年，日本从欧美各国有重点地引进了2.5万项先进技术和设备，其中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占了80%以上，进口成套设备不到10%。从1965-1973年，日本购买技术专利的金额共计11575亿日元，超过任何其他欧美国家。在这9年中，除法国外，购买技术专利的支出，西德相当于日本的3/4，英美相当于日本的3/5。德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另一个特点是重点突出。从1946-1955年，日本技术引进的重点是机械制造、钢铁、汽车、造船、化学工业和电力等重化工业产业部门；1956-1865年，日本技术引进的重点开始向新兴产业转移，重视“技术立国”。在50年代，西德技术引进的重点是固定资本的更新和现代化；60年代的重点转向薄弱的产业部门和环节；70年代则主要集中于电气、化学、石油加工、汽车和机械制造等优势产业部门。例如，1977年，西德技术进口额约19亿马克，其中电气机械和化工两个部门就进口了12多亿马克，约占进口总额的65%。

                                 四、美元在西方国家中的货币地位

        70年代初，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标志着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地位明显下降，随之而来的则是马克和日元地位的上升。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元等同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如果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虽然可以稳定美元，但这就不能满足随着国际贸易增长时对国际储备资产日益扩大的客观需求，从而引发国际清偿手段严重不足的问题；反之，如果美国存在经常性国际收支逆差，则势必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由此引起美元危机，并造成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和混乱。正是这一“特里芬两难”局面的发展，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具体而言，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有以下3个。

                                           美国经济实力相对削弱

        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实力如日中天，而当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有待恢复，还有赖于美国提供援助，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美元荒”，美元在各国货币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起飞，经济实力对比逐渐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到70年代初期，美欧日已大体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仅以欧共体的建立和扩大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为例。

       1935年3月16日，《凡尔赛条约》遭到破坏，希特勒宣布德国军队将重整军备，并实行兵役制，从而破坏了《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德国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0万的最高限额。但是这些行动仅仅遭到了英国和法国的正式抗议。两国似乎更重视加强条约中有关经济制裁方面的条款。很多人认为条约太过严厉，而希特勒只是做了条约原本就不该限制德国做的事。1936年3月7日，在第一次冒险中尝到甜头的希特勒又派兵进驻莱因兰，而根据《凡尔赛条约》，莱因兰应该是非军事区。但是这次行动就像上次一样，并没有遭到英法的阻止。之后德国就开始进行实际的领土侵略活动，第一个目标便是同文同种的奥地利。在得到了盟友意大利保证不会介入后，德国就在1938年3月12日正式宣布兼并奥地利，奥地利成了德国的一个省。在奥地利到手后，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到捷克斯洛伐克。他提出的第一个领土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东北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区)。在繁琐的谈判后，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与法国领导人在希特勒的武力威胁下屈服，采取姑息政策，在慕尼黑会议上放弃苏台德，而捷克代表甚至都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只是在做出决定后他们才被告知。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抗议，但在德国的武力胁迫与英法两国拒绝出兵干预的情况下只能最终接受。几个月后的1939年3月，希特勒又破坏了原先的承诺，占领了余下的捷克领土。3月14日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并获德国、英国与法国的承认，最后在1944年9月成为纳粹国家。

                          希特勒高举民族主义上台 德国人民疯狂支持纳粹

        1919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齐聚凡尔赛，签订了影响世界历史的凡尔赛和约。此和约之荒谬和恶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不仅违背了同盟国在休战前对德国的所有承诺，同时也分裂了奥匈帝国，树立了众多的东欧小国，导致东欧出现权力真空。这样不仅破坏了欧洲原先的政治均势的传统，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德国的再次崛起。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屈辱，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并没有输，而是被当权者出卖了。而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种种惩罚、限制，则是侮辱德国的标志，再加上数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德国哀鸿遍野，这个原先富裕的欧洲强国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正是在这种贫穷、屈辱的社会中，产生了纳粹主义，每一个德国人都要求摆脱屈辱找回大国的自信，而希特勒正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但是希特勒却带给德国又一次深重的灾难。正如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所说的那样:“凡尔赛和约不代表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而已。” 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纳粹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就业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其反犹太人的狂热，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许诺有着相当广泛的民意支持。

                                              二战前的欧洲政治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限制战争的两个东西，这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性政治体制，它却有自身所无法弥合的缺陷，那就是这个国际组织建立的宗旨是消除国家间的敌对，维持和平路线。但这种宗旨或者理念却是一种硬性的规定，这种宗旨与当时各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都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国际联盟还有自身结构上的缺陷，那就是高谈和平理论却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国际联盟不仅不能维持和平，反而助长了世界性的摩擦和冲突。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入侵。中国政府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进行制裁，并要求日本立即退出中国领土。但国际联盟没有任何举动，只是组成了个“李顿委员会”调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行动。这充分暴露了国际联盟在国际事务上的无为，这也给那些不满当时现有国际秩序并希望改变秩序的国家以力量与野心。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军事强国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法国其实自己清楚自己军事力量，虽然表面上强大，但实际上不仅装备落后，而且部队士气低落、训练不足，所以只能靠数量弥补自身的缺陷。面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英国不但没有同法国结盟阻止德国的再次崛起，却视法国为欧洲和平的破坏因素，联合德国共同遏制法国。英国的这一政策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鼓励和纵容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再次崛起。1933年希特勒正式接任德国总理，后来又成为第三帝国的元首。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是一次民族的灾难。魏玛共和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懦弱，引起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再加上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侮辱和惩罚，更加深了整个德国社会民众的不满。这样高举德意志民族主义大旗的希特勒正好应合了德国民众压抑许久的心理。希特勒的目标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他要以德国为中心建立一个日耳曼大陆体系，他要联合所有的日耳曼民族共同组成一个第三帝国，在东欧和苏联建立一个庞大的“生存空间”，满足整个第三帝国对原料的需要。希特勒认为这都是为了发展德意志民族，对此无论有多少个大国与德国相抗衡都必须这么做。这种充满暴力、斗争和憎恨的思想体系，与德国人心中那种找回昔日辉煌的情怀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不仅变成希特勒国家经济军事化的民意基础，而且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再次灾难。希特勒虽然带领着全体德国人将国民经济军事化，但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仍然阻挡着德国前进的步伐，为此希特勒决定用强硬的态度铲除这些障碍。1933年10月，希特勒宣布由于国际联盟在国际事务上的无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为了巩固德国的侧翼，希特勒与波兰签订了为期10年的和平条约。1935年，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和约，重新恢复征兵制，理由是遏制苏联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虽然希特勒的政策令人不安，但德国的军事力量还是要比法国和苏联要虚弱很多。所以英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放任的态度。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再加上英国偏袒德国的态度，法国只能自己寻找牵制德国的力量。为此法国和苏联很快就签订了互助条约来遏制德国。但这一行动遭到了英国的反对，为此英德双方签订了海军条约，以抵制法国和苏联。这样，一方面，英国对法、苏联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另一方面，法国也对英、德海军协议感到非常的沮丧。从两个方面暴露了英法两国对于欧洲安全理解的不同与差异。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机会，让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冒险可以走的更远更快。1935年欧洲爆发了一次让国际联盟名声扫地的事件，这就是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事件（《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入侵1935——1936》）。原先根据一战后的密约规定，阿比西尼亚的经济特权归属意大利所有，结果墨索里尼并不满足，于1935年10月3日侵入阿比西尼亚，由英国出面领导的国际联盟开始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但这种制裁是非常有限，尤其是对于重要的军用物资—石油，并不在制裁之列，这样就等于变相地支持意大利的侵略行动。制裁不仅没有制止意大利的行动，却让墨索里尼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结果国际联盟从此名誉扫地。由于国际联盟事实上的解体，再加上英法两国政策的分歧，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开始了又一次军事、政治冒险，那就是公开占领了非武装的莱茵河地区。而英法除了一些口头上的谴责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这一事件不仅增强了希特勒冒险的勇气和信心，并且大大增强了希特勒在德国国内的权利和影响力。随着德军正式占领莱茵地区，欧洲原先的政治制衡力量却一再地虚弱下去。凡尔赛和约的力量已经衰弱，洛加诺公约已经被放弃，同时国际联盟也由于阿比西尼亚事件、西班牙内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的没有作为而受到各国的唾弃。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条约制衡德国了，只有靠世界大国才能遏制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但1937年没有一个大国能担负起这一重任。美国由于经济危机日益孤立；法国经过1937年不仅经济倒退，政治也是四分五裂；苏联则陷入大清洗的白色恐怖之中无法自拔。现在只有英国才能有效遏制德国的扩张政策。1937年5月张伯伦代替鲍尔温担任英国首相。上台伊始，张伯伦由于担心英国经济和战略的脆弱性，并且在英国民众中广泛流行的厌战情绪和他个人对战争前景的担忧和恐惧，于是他觉得应该实行不同以往的外交政策，即借助绥靖政策以获得持久的和平。这位首相看到德国的危险性，决定改善与意大利的关系，希望能将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结果这一政策不仅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弹，而且引起华盛顿和莫斯科对于英国政策的怀疑。其实这种政策从根本上就行不通，因为希特勒根本就是不能绥靖的，希特勒是要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建立新的有利于德国的国际新秩序，这种现有秩序的小规模调整是永远不能满足希特勒那巨大的胃口的。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 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 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 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洛克菲勒大通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 " 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 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 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 G. 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 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 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祗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 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 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 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 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 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 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 “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 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 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 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

        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 你看你看世界的脸。 “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这篇大而无当的文章结束之前，不妨再对沙赫特苍老的背影目送一程。这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 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 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 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 “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 可是呢？ 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 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陈词滥调，有时候却真的难以替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 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 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 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

        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 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 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

       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 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 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 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的偏袒却毋庸置疑。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 “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 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哈里斯福布斯国家城市公司。公平信托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 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 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 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 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 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19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 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 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 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 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是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很快就要宣判了。

      华尔街的巨头们信奉的就是“在资本的欺骗中，我们可以得到一切。”凯恩斯则认为，世界是由“最睿智”金融家支配的。希特勒则是个藐视一切的狂徒。

                                      第一战、华尔街在柏林的胜利----文明的掠夺:

       一次大战后，大量的美国公司在德国做各种投机生意，当然这些投机公司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控股，英法美诸国要求德国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但是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德国，显然无法筹集这批款项，于是只好全力开动印钞机，就这样，历史上最疯狂的金融灾难在德国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席卷整个国家。当在德国人被超级通货膨胀洗劫得一贫如洗时，华尔街和英国的金融家们却在热火朝天地发着大财。如此可怕的通货膨胀犹如"巨大的财富收割机"，在德国货币剧烈的贬值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与以往任何武力驱动的赤裸裸的掠夺相比，这种转移更文明也更残酷。“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外国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个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外国人蜂拥而至，四处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 抢购（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巨大的社会财富遭到疯狂的无形洗劫，无数德国人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成无数倍的放大，巨大的财富在这美元英镑与马克间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悄然易手。凯恩斯洋洋得意的说道，“用这种办法（超级通货膨胀）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但是，他说错了，此时，在巴伐利亚的监狱里，一个未来的恶魔就提到:“黄金本位和货币对比是造成德国人民灾难的根源。”

                                    第二战、相互利用的交易----奸商和魔鬼:

       胡佛总统在解决德国任何债务解决方案都会首先征求法国的意见，于是他在金融家圈子里失宠了，于是，他下台。为什么呢？

       在赔偿问题上，法国的态度是如此的让华尔街的巨头们难过，法国政府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高压政策使得美国的贷款和投资在德国和奥地利有相当一部分被德国当局冻结了，而且法国得到了德国赔偿的主要部分，而这些钱的最终来源是华尔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通过德国流到了法国，而德国却无法偿还美国钱，仿佛按次投资，金融巨头们的钱就在无形之中化为无有。看法国越来越不爽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在1929年召开会议，摩根系、洛克菲勒系的银行家和美联储的超级金融讹诈专家们聚在一起，商议该如何使德国从法国的高压之下“拯救”出来。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被选中领袖就是希特勒。西德尼受命去和希特勒进行接触。在初次会议上，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报复法国的情绪”，希特勒的要求则更不含糊，只要给1 亿马克，什么都答应。西德尼把希特勒的报价传回银行家们，巨头们觉得希特勒太贪心了，1亿马克元实在高得离谱，他们提出降低一半的反报价。还未成气候的希特勒也不计较，立即答应下来。1931年10月，华尔街的银行家召开了又一次会议，与会者还有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他们认为花在希特勒身上的100万美元已经够多了，于是会议最终决定进一步支持希特勒。期间，华尔街为希特勒支付了足够的金钱以使其可以扩大冲锋队的武装和政治影响。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希特勒向银行家们提出还需要至少1亿马克来完成最后的夺权行动，华尔街支付了5900万马克。于是，希魔当上了德国的独裁者。

                                   第三战、被恶魔敲骨吸髓的敲诈----仅仅只是做嫁衣: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离开盈利饱和的本国市场，华尔街资本开始在德国大量投资，希望收回他们在希特勒身上下的本钱。而作为缺乏最起码的经济实力的德国总理的希某人则毫不客气地利用他们的钱重振德国的经济，并充分调度自己的骗人天赋给予他们美好许诺。摩根系的美国通用电气总裁欧文，联合欧洲投资公司最主要的金融投资者。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所以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一笔美国资助的520亿马克的巨额金融资助，整个德国军事工业得以迅猛发展。 更离谱的是，在希魔的诱惑下，自以为精明的金融巨头们，除了在纽约商业票据贴现市场上对德国工业提供低息的短期融资，还不惜将大量的黄金储备直接运往德国。而希特勒也实行了金融制度改革，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德国私有中央银行手中收回了货币发行权。在摆脱了以国债为抵押才能发行货币的低效率高消耗程序之后，在华尔街资本的帮助下，德国的经济疯狂上升，德国的失业率在1933 年时高达30%之多，到1938 年竟然出现了劳工紧缺。“本属于美国银行储户的数量巨大的金钱被送给了德国，而且没有任何抵押。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仅仅是靠德国人的商业票据就发放美国货币。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注入进德国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德国廉价的商业票据在这里（纽约）被定价和延期，被抵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誉，而支付费用的是美国人民。1932年4月27日，美联储运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本属于美国人民的黄金给德国。一个星期之后，另外30万美元的黄金以同样的方式运往德国。仅在5月中旬就有高达1200万美元的黄金被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运往德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驶往德国的黄金运输船。主席先生，我相信美国银行的储蓄者有权知道美联储用他们的钱在干什么。”--------议员麦克法丹质疑美联储主席问话但是希特勒则完全没有与华尔街大亨们合作的诚意，因为希特勒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还是以黄金为本位的，则一个能够垄断黄金的国家（美英）就能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德国）屈服，它所用的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来源，迫使它们必须靠借贷来维持生产。”为此，希特勒提出他的理论，他说:“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所以他玩了一个无比阴损的手段:1、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3、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按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国移到彼国。4、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外国借债。由于当时（现在也是）国际金融主要获利的方式就是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营利，希特勒的新经济政策对之便如当心一剑。而这种政策就是将德国的经济还款以物品出口为手段，用美英金融大亨们资本扶植起来的德国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去赚美英的钱，将振兴德国经济的经济负担巧妙地转嫁到西方各国的身上，而西方各国则因为其拥有利用美英资本建立起的强大武力而无可奈何。于是美国国务卿赫尔愤怒的说:“真的没有比希特勒更加无耻的了。”

                               四、纳粹德国的崛起---西方世界的经济牺牲:

      于是，德国不仅完全摆脱了自1923年以来超级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灾难，也从席卷全球的严重衰退中第一个快速恢复过来，以惊人的速度装备起来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这一切，都是以西方列强的经济大衰退为代价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又因为希特勒的金融转嫁陷入了1929年以来又一次金融大衰退的泥沼，失业率上升到17%,英法诸国更是因此中苦苦挣扎。直到1941年美国直接参战，美国的经济状况才得到根本扭转。当纳粹德国一排排崭新的现代化工厂建立起来的时候，武装了强大的军队，美英法诸国却在大衰退中，勉强维持着锈迹斑斑的生产车间，难怪美国议员麦克法丹痛斥华尔街银行家和美联储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去资助德国的经济战争机器，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巨头们也是受害者之一。1939年9月1日，希魔趁西方处于经济低潮时，凭借强大的武力，发动了战争，世界进入了死亡的漩涡。德国的保守势力、英国的贵族、美国的金融家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曾无一例外的企图利用魔鬼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这样做得唯一结果就是最终为魔鬼所欺骗。就像一个哲人说的那样: 当你想利用魔鬼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成为他的奴隶。

      1990年10月3日零时，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德国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西德总理科尔和东德总理德梅齐埃10月2日晚上分别就德国统一发表电视讲话。科尔在讲话中感谢美英法苏四国同意和支持德国统一，并表示，统一后的德国愿意做邻国的可靠伙伴和好朋友。德梅齐埃在讲话中表示，如果没有苏联的新思维和东欧邻国的支持，民主德国是不可能走上今天的道路的。他在谈到统一后面临的问题时说，不是所有的人对未来都没有烦恼。新的货币、新的经济秩序和实行新的政治结构自然会带来许多困难。10月2日下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在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后宣告解散。晚上，民主德国政府举行告别仪式。10月3日上午11时，在柏林举行了两德统一日国家庆祝仪式。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联邦议院议长聚斯穆特、联邦参议院议长蒙佩尔以及前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议长贝格曼—波尔等讲了话。德国总理科尔、副总理兼外长根舍及其他政府成员、政界要人、教会代表，以及各国驻德外交使节等2000多人出席了庆祝仪式。同日，德国总理科尔致函世界各国政府，表示统一后的德国将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伙伴和紧密合作关系。他在这封信中说，德国清楚地意识到，欧洲各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是和平的基本条件。因此德国将不对任何人提出领土要求。科尔说，德国将像谋求其自身统一那样致力于欧洲的一体化，争取与其伙伴一道在1992年底之前完成建立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任务，并向欧洲经济、货币和政治联盟的目标前进。他说，统一后的德国的位置在北大西洋联盟之中。同时德国将推动这个联盟发展，以适应时代提出的新任务。科尔还在信中表示，德国将放弃生产和拥有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权利，并将把德国军队裁减到37万人。科尔还表示统一后的德国军队准备参加联合国维护与重建和平的行动。

                                       德国分裂与统一大事记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把德意志国家推上发动对外侵略的道路，并同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日本军国主义结盟，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在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作战的同时，宣布了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纳粹德国被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所战败，于1945年5月8日宣布投降。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开会，商讨有关最后战胜并占领纳粹德国的计划。会议决定由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分区占领战败后的德国，废除或没收德国军需工业，将主要战犯交国际法庭审判。1945年6月，苏、美、英、法4国成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分区占领德国，共同处理涉及德国全局的事宜。柏林市也划分为4个占领区，由“盟国管制委员会”领导下的“盟国柏林城防司令部”统一管理。这是德国分治的开始。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再次会晤并签署了《波茨坦协定》。协定规定设立中、苏、美、英、法5国外长会议，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划定德波等国边界；确定苏、美、英、法共同占领德国以及商讨成员国间有关其他问题。1948年6月20日，美、英、法3国占领区合并，实行德国马克新币制。德国在经济上开始分裂。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控制区的制宪会议通过《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美、英、法占领区宣告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诞生。德国正式一分为二。1952年3月10日，苏联政府就缔结对德和约问题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建议立即讨论对德和约问题并尽早建立全德政府、草拟和约。1955年5月9日，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14日，民德和苏联及东欧国家8国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构成了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欧洲分裂成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从此，东、西德同处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前哨阵地，互相敌视，互为对手。西德《基本法》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民德虽然在50年代初曾要求两个德国实现统一，但它后来放弃了这一要求，认为“统一是不现实的”。1961年8月13日，民德修筑柏林墙，封锁了东西柏林的一切交通往来。民德1968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和维护两个德国的正常关系和合作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项要求。但是西德坚持两个德国不互为外国，不承认有两个德意志民族。进入70年代，东、西德双方敌视、对峙态度有所缓和。1972年5月26日，东、西德政府在柏林签署第一个国家间条约，即关于运输和交通的总协定。1972年12月21日，西德和民德签署《两国关系基础条约》，确定东、西德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之间的正常的睦邻关系，“互设常驻代表机构”等。1973年9月18日，东、西德同时加入联合国。进入80年代，随着世界及欧洲局势的发展变化，两个德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演变。1984年2月，西德总理科尔和民德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在莫斯科会晤并发表声明，强调两个德国的和平共处对欧洲发展起着有利作用。1985年3月，科尔和昂纳克在莫斯科再次会晤，称双方愿在1972年两德签订的《两国关系基础条约》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决不允许从德意志土地上再次爆发战争。1987年9月，昂纳克首次访问西德。1988年9月14日，东、西德再次达成包括过境、扩建高速公路等协议，进一步发展相互交通往来。1989年3月30日，民德宣布从4月1日起放宽民德人去西德旅游的条件。1989年8月起，大量民德公民涌入西德。1989年10月18日，昂纳克总书记宣布辞职，克伦茨接任总书记职务。11月9日，民德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两国边界。1989年11月28日，科尔提出实行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1989年12月19日至20日，科尔总理访问民德，两德领导人商定双方之间将建立以经济合作为中心内容的条约共同体。1990年2月1日，民德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提出了统一德国的“四步方案”。1990年2月7日，西德政府向民德建议立即开始有关货币联盟及经济改革的谈判。13日，莫德罗和科尔在波恩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在欧洲范围内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两国还就建立货币联盟专家委员会达成协议。1990年2月13日，美、苏、英、法4国和两德外长在渥太华商定，举行“二加四”外长会议，讨论解决有关统一的“外部问题”。1990年3月18日，民德大选揭晓，德国联盟获胜并组阁。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出任总理。1990年5月18日，两个德国签署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7月1日，该条约正式生效，西德马克取代民德马克，民德在货币、经济和社会领域全面引入西德的现行法律制度。1990年8月2日，两德政府草签了选举条约，决定于12月2日举行全德大选。1990年8月31日，两德政府签署关于实现政治统一的“统一条约”。1990年9月12日，苏、美、英、法4国和两德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第四“二加四”会谈并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条约对统一后德国的边界、军事政治地位、结束4大国对德权利和责任、统一的德国享有完全的主权等作出一系列规定。1990年9月21日，两德议会批准两德统一条约。1990年10月1日，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两德外长们在纽约签署一项宣言，宣布停止英、法、美、苏4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实现统一。

                                        中国对德国的关系

       1955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表命令，命令中说:“由于希特勒德国发动破坏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于1941年12月9日宣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命令宣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不改变德国的国际义务。同时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有关德国的国际协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就德国统一问题，我国政府和人民一向同情和理解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1990年10月3日，吴学谦副总理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韩培德时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我们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德国统一将有利于欧洲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过去同两个德意志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今后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统一的德国加强和发展中德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1.经济奇迹的特殊性。西德50年代的经济是在特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下，以特殊的途径迅速发展起来的。西德是在特殊的国情中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战后德国被分割、被分裂。社会制度对立的两个德意志国家自成立之日起，被迫分别依从占领国的意志，在一切领域里开始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联邦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是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在涉及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外交和防务问题，受制于占领国，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复兴”经济。尚在困境中的广大群众，渴望得到工作和面包，在国家复兴与发展问题上与当权者较易取得共识。此外，有关国家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社会经济制度问题，颇有争议，需要弃旧图新，边破边立。一些政党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国有化经济，特别是在采用何种经济模式问题上，两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之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前者主张对主要生产部门实行社会化、国有化，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后者主张经济自由，实行自由竞争。在争论过程中，执政的联盟党推行了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到50年代中，两党争论暂停，社民党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计划”的观点对社会市场经济口头上表示赞同。两党认识上的趋同为西德建立、实行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证。由于这两个主要政党拥有的支持者占全国选民的绝大多数，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与较强的生命力。上述国情有利于国家全力以赴地抓经济，有利于“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有利于经济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西德选择了一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它采取了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还要考虑社会，三者兼顾的做法。按照这一思路，市场竞争必须在国家法制范围内进行，而不是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放任。国家通过法规、政策及指导性计划进行干预，而不是发号施令，越俎代庖。经济活动要以社会公正为目标。50年代，西德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又有效的尝试，并沿着三者兼顾的路子不断走下去，不断取得新成就、新经验。这是一条有别于他国的路子。50年代，西德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物质保证是，它拥有传统工业的良好底子。对某些因战争破坏而难以修复的工厂设备，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使之现代化，尤其利用美国提供的15亿美元援助，“进口对德国经济恢复最具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使德国的生产和出口得到促进”。在50年代旺盛需求的推动下，西德地区传统工业为创造经济奇迹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西德经济还受到特殊机遇的影响。最主要的是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强烈地刺激了生产，促进了出口，迅速使西德摆脱了1949—1950年因进口过多造成的丧失国际支付能力的危机，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美、英、法已不再恪守波茨坦协定，不断修改对西德工业和工业技术的限制措施。1950年9月，纽约外长会议将普遍禁止生产射击、砍杀和刺杀武器改为限制生产；虽然仍禁止制造飞机、战舰和其他军械，但取消了对修建商船的某些限制；尤为重要的是取消了对钢产量的限制。1951年又将禁止生产合成橡胶和合成塑料、限制造船和生产轴承，改为限制生产能力；完全取消了对生产重型机床、铝、合成氨和氯的限制；后又取消了对化学工业科学研究的普遍监督。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西德1950年6月—11月工业生产增长25％，同年出口增长120％。慕尼黑经济研究所一篇报告指出，“朝鲜战争促使西方世界从利益上考虑购买德国机器，特别是金属加工机床、轧钢制品、电工仪器和其他各种设备。”朝鲜战争时期西德经济年增长9％左右，属于高增长或特快增长。而西方三国对西德采取的一系列放宽限制的措施对西德的影响却是长远的、深刻的。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深深打上了东西方冷战的特殊烙印。自50年代初开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大军事集团、两大市场的对立和抗争日益尖锐。苏、美把东西德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美国从与苏争夺的战争利益考虑，迫切需要西德“复兴”，使西德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较高生活水平、较高社会福利的国家，以便在同东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量中，显示西方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40年代末西占区的货币改革，50年代初修改和放宽对西德的各种限制，无不出于上述考虑。1957年，艾哈德宣称，“只有坚决拒绝社会主义理论，实行经济自由，才能获得日益繁荣和真正安全。如果欧洲强使人们生活在纪律严密的集体中，那么智力与德力势必会衰退。这种智力与德力对于抵抗来自东方的渗透与蛊惑，是不可或缺的。”艾哈德作为一个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把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倾注到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中去。在东西方的冷战中，他主张一手抓智力与德力，坚定地宣传和维护西方的价值观，一手抓发展经济，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增强国力上。在东西德的较量中，西德在经济方面显然占了上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德不仅在同东方国家的对垒中，而且在西方世界中，也具有了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2.“经济奇迹”的影响。西德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西德社会经济的发展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重新赢得并确立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为建设经济政治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0年代末，艾哈德在谈到西德的经济发展时不无自豪地认为，西德“在复兴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在人口增加1／4以后，提供了工作和面包，而且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繁荣水平，使其超过大战以前的最好岁月”，“社会市场经济循着艰巨而正直的坦途，大踏步地为国家复兴而前进，因而重新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这句话比较客观地评述了西德50年代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并对西德的发展前景作了乐观估计。按照悲观论者的预测，德国需几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复兴，也许永远不可能重新崛起。事实是，德国“复兴”的时间被大大缩短。由于5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西德迅速赢得并确立了在西方工业国中的地位。工业生产方面，西德1955年所占西方主要工业国的比重已达到9.3％，超过了英国（8.5％），也超过了法国（4.4％）和意大利（3.3％）之和，仅次于美国（50.5％），居世界第二位外贸方面，西德自50年代初起迅速好转，到50年代末重要工业品的出口超过美、英，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1957年外贸结余率（外贸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了3.65％进出口总额1960年相当于1950年的4.6倍。出口方面，西德自1959年起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方面，西德1950年仅有11亿马克，1960年猛增到320亿马克10年内增长了28倍，外汇储备额次于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居第二位。到50年代末，从西德总的经济实力看，它在西方国家的位次是，在欧洲超过英国居第一位，在世界上次于美国居第二位。这样一种格局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崛起。50年代是西德专心致志、千方百计发展经济的时期。它在受战胜国制约的情况下，竭力寻觅生存与发展之路。它借鉴工业化以来治国安邦的正反面经验，抓住机遇，利用优势，挖掘潜力，迅速找到了立国、兴国、强国之路。它从本国国情出发，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大框架内，确立了“复兴”与不断增强国力的主要支柱，一是工业，二是外贸，三是科教。工业无疑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早在20世纪初，德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有些工业产品独占鳌头。第三帝国时期，工业生产又达到新的水平。二战后，西德不仅迅速修复而且大大强化了这根支柱。经过几年的奋斗，到50年代中期，工业生产重新赢得世界工业大国地位。西德根据本国资源相对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的特点，坚定地走外贸立国兴国之路。50年代，它立足欧洲，铺石问路，进而不断拓宽渠道，扩大出口，到80年代末，它的出口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德国一向十分重视科教。它之所以能迅速实现工业化，主要得益于科教。联邦德国成立后重视科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视全体国民的素质教育和技术培训。伴随着国力的增强，逐步加大对科教的投入。1950—1960年，仅教育一项在整个国家支出中就占10.7％—12.6％70年代国家又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无论工业革命时期，还是战后，德国都把科教兴国强国定为国策。但50年代的西德在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还有差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西德被誉为“经济巨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西德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政治国家”。其主要标志是，经济实力处在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以先进科技装备起来的工业和以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为后盾的强大出口能力；在国际关系中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所谋求的政治目标；保持国民经济相对持续稳定的繁荣与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 2.）构筑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50年代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方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所谓继承，就是在理论上有分析地采纳了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中合理的、实用的部分，在实践中借鉴了德国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和行之有效的做法；所谓创新，就是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是西德基于历史思考和现实需要作出的抉择，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所作的“发明创造”。50年代，西德在理论上对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作了广泛探讨，制定了不少法规和政策，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理论上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如自由竞争）问题，社会与市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等。以路德维希·艾哈德、瓦尔特·欧根（联邦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弗莱堡经济学派代表）、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艾哈德的经济顾问）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市场经济作了探讨，在实践中总结了社会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以国家干预为辅，实行能保证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的市场竞争原则；国家要在社会福利政策范围内，通过必要措施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社会原则；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平息经济发展波动的稳定经济的原则；国家措施尽可能同市场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述就是市场竞争、社会公正、宏观调控与法制保障。但是，在50年代，“由于受外贸、资本、住房市场和农业经济等领域中一些紧迫的特殊问题的影响”上述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或构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实际经济活动中，在基本不影响市场的本质和运行能力的前提下，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必要的干预，较有成效地处理了社会、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居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通过计划、决策、协调、分配等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努力使经济发展从属于公正、安定等社会目标。这恰恰是西德50年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也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其发育阶段体现出活力与优势的关键之所在。

        要全面评价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还必须看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其一，50年代经济发展受偶然的、特殊的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缺乏内在的“免疫力”。尤其朝鲜战争如一支强心剂极大地刺激了短期经济繁荣，但有利有弊。艾哈德认为，这种繁荣“带给德国经济政策的困难，多于它带来的帮助”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柏林墙的建立遏制了“难民”的涌入，改变了西德劳动市场长期存在的供过于求的局面，但是高质量劳动力，如技术工人日益短缺。随着放开外汇往来和对外经贸关系的扩大，“国内经济政策有效性下降”60年代中期以后，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西德经济增长失去优势，陷入周期性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二，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协调。50年代西德一度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引起经济发展中的瓶颈现象，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各经济部门发展日益不平衡，尤其是受国家保护与协调的部门如纺织、采矿业等出现结构性危机。其三，高科技的开发相对滞后。50年代，西德注意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工业优势，但存在“吃老本”问题，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尤其在高技术领域如计算机技术、电子、生物、工程、合成材料、机器人等方面，西德落后于日本，更落后于美国。因而，西德在西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被日本所取代，屈居第三。如果说上述问题在50年代被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繁荣掩盖着，那么，60年代中期以后初露端倪，7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地暴露出来。其结果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德各经济部门中列入收缩、停滞的部门大大增加，而列入中增长、高增长和特快增长的部门急剧减少，使西德的经济增长“失去了强有力的‘牵头’部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国内政局。60年代初，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及在德国统一政策上受挫，连任14年联邦政府总理的阿登纳提前辞职。领导西德创造“经济奇迹”的艾哈德取而代之，但他在执政3年后因无力对付经济萧条而被迫下台。西德遂进入了全面调整内外政策的时期。

       二战结束时，德国经济因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当时有的预言家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12年有一双鞋子；每50年有一套衣服；每5个孩子中有一个能用自己的尿布”实际情况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在50年代就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本文试对50年代经济奇迹的主要条件及其影响作初步探讨。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相对稳定地持续高速增长。西德于40年代末开始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重建工作。工业生产1950年底达到1936年水平，1951年超过1938年水平，同年下半年出现短暂经济繁荣。1952—1958年是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6％，远远高于美国（2.2％）、英国（3.2％）、法国（4％）、意大利（5.1％），被称为“黄金的50年代”（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7页。）。50年代的最后两年即1959年和1960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5％和8.8％10年内国民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增长。在1961年至1990年的近30年内，除1969年外，西德经济未出现过这样的高速增长。

       2.保持就业稳定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战后西德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是千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成为政治家亟待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当时的经济部长路·艾哈德说:“每一个政治家也要认识到人民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从而采取适当行动。”西德采取大力发展生产，广泛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福利政策解决就业问题。失业者由1950年的158万减少到1960年的27.1万。失业率大体上以每年0.5％—1.9％的速度减少。1960年失业率为1.3％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逐年低速稳步增长。产业工人的毛收入10年内翻了一番。除1951年外，其余年份物价波动幅度很小。随着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高速增长，商品日益丰富，消费品价格放开，市场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战后初期完全的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一度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耐用品，如小汽车、电视机等逐渐成为大众化消费品，居民小汽车拥有量10年内增加近7倍，居民的购买力明显提高。

       4.西德50年代经济的繁荣还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第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二、三产业以及城市转移。城市的恢复和重建以及现代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西德在50年代末已作为一个经济强国重新跻身于欧洲和世界强国之林。

                      西德5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东西德相比，西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和强大的生产潜力。首先，从历史上形成的德国工业地理分布看，东西部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所占份额很不相同。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建设备生产占61％，其中汽车工业占68％，金属加工工业占70％，造船和蒸汽机车制造占77％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7％，生产资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工业地理的这种分布状况对东部产生的负面影响比西部大得多。到1950年，西部已基本消除了由于国家分裂造成的工业布局与生产能力严重失衡状况，而东部却长期未能解决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加工工业的失调问题。其次，从劳动力资源看，西德在50年代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经济发展未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是因为，除西部原有人口外，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大约1000万难民和战俘来到西部，包括来自东德的300万人，其中有就业能力的人口约占60％。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1000万难民和战俘成了极其宝贵的财富。这支就业大军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素质以及从事独立职业的能力，例如，1954—1961年，从东德前往西德的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17页。）。实际上，东德以巨大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

       2.50年代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为西德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二战后，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面对苏联的崛起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美英等从其在德国和欧洲的长远利益考虑，千方百计尽快把西德纳入西方营垒。它们首先采取了减少战争赔偿和停止拆迁工业设备的措施，同时实行了对西德进行“救济”和“援助”的计划，继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不断开放绿灯，为西德的自我发展提供有利条件。1949年底，西德成为欧洲经合组织、欧洲委员会和鲁尔国际管理机构的成员。1950年，根据北约决定，西德要承担保卫欧洲的任务。1951年，西德加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同年，美、英、法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55年，西德正式加入北约和西欧联盟。1958年，西德成为欧共体成员国，等等。到50年代末，西德实现了三大转变，即由昔日的敌对国向西方政治盟友的转变；由非主权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由战争赔偿国向西方市场重要合作者和竞争对手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对西德50年代经济发展，而且对以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

        3.实行适应当时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50年代是西德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准备和试验阶段。在这一阶段，西德根据本国国情在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作了重要探索和尝试。首先，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防止经济无序发展，并为经济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对涉及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或国家控股、参股的做法。铁路、公路、航空、邮电、港口等基础设施部门，因规模大、见效慢、盈利小，均由国家经营管理，属国有企业。50年代，大约60％的电力生产，96％的电网和煤气生产掌握在国家手中。50年代早期，国家在煤、焦炭、石油、生铁和钢的生产方面的份额占总产量的20％以上，在汽车制造、炼铁、炼铅和炼锌方面占50％，炼铝70％此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不少属于州和乡镇经营管理的企业或部分参与的企业。无论是联邦还是州和乡镇参与的企业，凡以盈利为目的，均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经营管理。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还表现在对农业、建筑业和中小企业的扶持方面。

1955年，西德制订的农业法首次提出，为了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证对食品的充分供应，缩小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之间的差别，规定对农产品给予价格补贴，对购置农业生产资料、平整土地、测量土地等给予资助。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被称为50年代的“绿色计划”。在住房建筑方面，1950年和1956年制定的建筑法规定，对私人修建住房提供税收优惠和利息补贴，并从国家预算中拨款修建公共住房。国家还把扶持中小企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鼓励出口，国家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保险、专门补偿金，1954年以前的出口商品免缴营业税及一部分利润（按出口额的3％计算）不必课税等。

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外贸立国”创造了条件。

西德在对公共事业的服务、重要工业原料、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和资本市场置于国家控制下的同时，有选择地实施了自由经济政策。路·艾哈德认为，占领当局实行的全面管制的办法实际上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有效管制，减少管制释放出的生产能量，“比之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国家干预的方式更能不断地取得更大的成果”（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49页。）。

1948年货币改革后，当时的经济管理局便废除了90％以上的价格规定，允许居民自由购买大部分日常必需用品。食品方面，继1948年10月取消土豆配给制以后，于1950年4月取消了对食糖的管制。

在放开价格、实行自由竞争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生产趋向集中化、垄断化，企业合并成风。为了防止财富的过分集中，防止滥用经济权力，西德于1957年制定卡特尔法，并成立了联邦卡特尔局。这部法律虽然还不完善，但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在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经营者的行为方面作了重要尝试。

西德50年代采取的管理体制是与当时的国情相适应的，是在美、英、法占领国当局逐步向联邦德国政府移交主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必要的、有效的国家干预为经济生活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序条件和基础，有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过冷过热或失调现象，有利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市场竞争又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助于尽快克服商品匮乏状况，激发经济增长点的产生与发展。

       4.稳定经济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为经济持续增长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国内条件。联邦德国成立初期，在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存在的情况下，为保证社会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尤其需要实行稳定经济政策，加强宏观调控，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国家主要通过就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达到上述目的。50年代，根据劳动市场和生产发展状况，西德采取充分就业政策，保障劳动者的收入稳定增长的分配政策，防止通货膨胀的物价政策，以及国家收入与支出相对平衡的财政政策。这样做既有助于刺激总需求的增长，也有利于社会稳定。这里仅叙述货币政策及其在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1948年的货币改革为西德推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中，西德也利用货币与贷款，进行宏观调节，“以达到特殊的经济政治目标”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它对涉及货币的一切重要问题向政府提出咨询意见，支持政府总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稳定货币的政策。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1957年颁布《联邦银行法》，建立联邦银行。该法规定，德意志银行为了完成本身的使命，必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在执行本法授予的权力时，不受政府指示的干涉。联邦银行作为全国的中央银行，除根据国家授予的权力发行纸币、控制货币量外，还通过以下手段实现对货币的控制:（1）最低准备金——信贷机构有责任按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联邦银行交存无息最低准备金；（2）再贴现——联邦银行通过购买商业票据（即贴现政策）和提供以有价证券为担保的抵押贷款为条件同信贷机构开展某些业务；（3）公开市场——联邦银行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买卖一定的有价证券（联邦德国自1955年起实行市场开放政策）；（4）存款——联邦和州原则上有义务将流动资金存入联邦银行。50年代，西德在建立和完善独立自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进而通过中央银行制定政策措施，调整货币流通，维护通货稳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

        50年代，西德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各项稳定经济的政策相协调，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为经济高速发展赢得了有利的国内条件。社会福利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是，“拥有在经济过程中多方面保护人的利益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统”这里着重介绍三点:（1）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实施高就业率并持续改善就业结构的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2）按照法律规定，对劳动市场合同进行谈判，就最低工资达成协议。1949年颁布《合同法》，1952年颁布《确定最低劳动条件法》，对劳动者的就业权益作了具体规定，不允许劳动者之间进行压低工资的竞争。（3）实行劳动者参与制。1951年颁布的《采矿冶金业参与法》规定，在采矿冶金业中超过1000名职工的股份公司中，推行“同等数量参与制”，即持股人的代表与工人代表按同等数量参加企业决策。还规定，聘任经理须得到工人代表的多数票赞同，即工方代表有否决权。1956年制订《参与制补充法》，把采矿业参与制推广到矿业冶金业的控股公司。对于不属于采矿冶金业、雇工少于2000人的企业，1952年《企业法》有效。（4）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早在19世纪末，为缓和因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关系，德国已开始实行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养老和伤残保险。1911年颁布的《帝国保险规定》包括上述三项保险，至今仍是社会保险的法律依据。20世纪初，先后实行职工、矿工、失业保险。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保险对危及生命的风险如老年、伤残、疾病、失业和意外事故，均提供多方面保护。1957年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养老制度动态化。1961年颁布的《联邦社会救济法》规定，凡陷入困境而又无权在社会保障系统内得到扶助的人，有权要求社会救济。由于实施了上述法规，顾及到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工会在提高工资方面要求比较克制，未进行大规模的分配方面的斗争，国内也未出现影响经济发展的激烈的社会争端。这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3.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实现了较高的国家预算。1951—1961年，西德国民收入从360.82亿马克增加到956.06亿马克，10年内增长了1.7倍，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同期内，支出由374.01亿马克增加到952.75亿马克，增长了1.6倍，收支基本平衡，收入略有盈余。路·艾哈德认为，国民收入如同一个蛋糕，“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就不难让每个人分得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个较小的蛋糕，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总不可能使每人多得一点”在高预算收入情况下，实行高预算支出。国家支出1950年占35.9％，1958年增加到40.6％。安排就业和平稳物价作为国家支出的重点。50年代，社会福利和卫生、交通、教育以及地方设施和住房等部门在国家支出中占有明显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