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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人国家的诞生 国家的诞生笼罩着传奇的迷雾，不过对于这个日后让整个基督教欧洲为之颤抖的大帝国，传说故事似乎恰能反映出它在起源上的某些特质。传说，一位名叫奥斯曼的年轻战士与当地伊斯兰教长谢赫.艾德巴利的女儿玛尔赫顿坠入爱河。但奥斯曼家实在太穷了，根本无法迎娶他的心上人，唯一的希望只有在沙场上奋力拼搏赢得荣誉。在一次战斗中，奥斯曼俘虏了赫蒙西克要塞的主人，希腊人克泽.米哈伊尔，并与之结为好友。这天，奥斯曼作了一个奇怪的梦，他隐隐感到这是上天的预兆，又惊又喜，便找谢赫?艾德巴利倾诉，他说，在梦里一轮明月(象征着玛尔赫顿)从谢赫的胸膛升起，同时奥斯曼的胸膛上长出了一棵极伟岸的大树(古代突厥人的图腾)，树冠直插入云霄，与明月遥相辉映，而树根连通着四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多瑙河)，突然一阵狂风吹起，大树上那一片片剑一般的叶子齐刷刷的指向君士坦丁堡城...奥斯曼觉得，这个梦似乎说明他和心上人必定终成眷属，谢赫却兴奋的告诉他，事情远没这么简单，上天启示他必将统治世界！就这样，奥斯曼毫无阻碍的娶到了谢赫的女儿，他以及他子孙的征服事业也随之开始了。在另一则关于奥斯曼人起源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一位叫苏莱曼.沙赫的人，他是土库曼（即‘突厥人’）卡依部落的领袖，在12世纪晚期统治着伊朗东部的马罕地区。13世纪早期，他带着数千土库曼人为躲避蒙古人的铁蹄向西迁移，在横渡幼发拉底河的时候，苏莱曼不幸落水淹死，部众随之分裂。他的两个儿子率领大部分人重回呼罗珊，为蒙古效力；另一个叫埃尔托格鲁尔儿子则带着剩余的卡依部落成员到达塞尔柱人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做为罗姆苏丹国的附庸，埃尔托格鲁尔得到了一块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陲的土地，以及两小块位于弗里吉亚的土地，一块叫瑟于特，一块叫多马尼奇。当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之际，他把这一地区统治权和卡依部落的领导权一起交给了他的儿子奥斯曼。这些传说有很多版本，但根据史料推断，进入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的祖先并不是13世纪躲避蒙古人而来，而是早在11世纪曼齐克特之战后扩散到小亚细亚的。在长达两个世纪里。他们是无根的游牧人。而奥斯曼本人很可能与埃尔托格鲁尔并无血缘，但的确是个占据拜占庭边境省份的土库曼加齐(意为圣战者，信仰战士)和穆斯林农民的头目，并且和当地城市的阿赫(穆斯林中类似于行会和兄弟会的社会组织)有很深的联系，谢赫.艾德巴利也许就是阿赫的领袖。借助同盟的力量，奥斯曼趁着塞尔柱人崩溃之际占据了卡拉贾希萨要塞,建立起自己的小政权。此时蒙古人西征的风头正劲，很多穆斯林战士和宗教学者领袖避难来到小亚，而失去拜占庭军事支援的基督教边境领主，比如克泽.米哈伊尔，也纷纷转而为奥斯曼效力。同时，基督徒农民苦于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和土地贵族的欺凌压迫，早已对现状不满，也是奥斯曼可以利用的力量。13世纪最后十年奥斯曼贝伊(地方官员的头衔)的小王国已拥有8座边境要塞，以及在十字军时期以多里留姆之战闻名的土耳其城市伊兹谢希尔(意为旧城，多里留姆是拉丁名)。1299年奥斯曼占领了他王国中第一个有意义的城市耶尼谢希尔(即新城)，该城成为奥斯曼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不过迄今为止，奥斯曼和他的继承人所占据的疆域还只是一条狭长地带，不发达的边境省。很多大城市还在拜占庭人的掌握之中，在乡村小城镇的居民看来，奥斯曼人也不过是随着季节变换走出山岭，迁徙、放牧和骚扰的游牧部落，因此奥斯曼若想进一步发展，首要任务是将他的人民转化为定居者。1301年，奥斯曼在科雍希萨尔击败了拜占庭人的军队，从而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加齐加入奥斯曼的队伍。随着奥斯曼埃米尔国在耶尼谢希尔的建立，奥斯曼致力于两个方向的扩张，一是从萨卡里亚河向北扩张到黑海；二是向西南占据马尔马拉海沿岸肥沃的土地。到1308年，他达到了目标，从而孤立了拜占庭在本地区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布尔萨.依靠着海上援助，布尔萨顽强抵抗多年，但最终在1326年陷落。对于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意义重大。他们的王国从一个游牧的边境国家转变为一个有首都，边界和定居居民的真正的国家，一个加齐帝国——真主信仰的执行者和传播者，安拉神圣的宝剑——不断战争，不断扩张，以战利品和土地为饵料茁壮成长的巨人。奥斯曼人征服的基本国策是由奥斯曼本人制定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奥斯曼既是率领土库曼加齐反对异教徒的埃米尔，他还是恢复安纳托利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统一的阿赫协会领袖。这项国策由奥斯曼的继承人传承下来，当西土耳其别的加齐埃米尔国纷纷衰落之际，唯独奥斯曼人取得了成功。也许是拜占庭、巴尔干等国的顽抗使他的军队和政府越发坚强，使饱受战略的移民纷纷聚集于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通过不断蚕食拜占庭的边界，奥斯曼人获得了比其他土库曼埃米尔有利得多的生存空间，并将拜占庭压缩至君士坦丁堡周围微不足道的一隅，只有黑海南岸的特拉布松还在希腊人手中。在某些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明智的作为拜占庭的同盟和保护人出现，使其免遭竞争对手，比如其他土库曼人、鞑靼人和拉丁人的征服。由于远离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区，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和政治受突厥传统影响颇深，它的法律是土库曼部落的习惯法——亚撒，而不是穆斯林的《古兰经》；奥斯曼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正统的逊尼派经典教义，而是一种将伊斯兰教、突厥萨满教和东正教杂糅的奇异混合。伊斯兰教异端，宣扬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僧侣在奥斯曼土耳其早期征服事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有些人强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种论调吸引到不少基督教中的志同道合之士。奥斯曼国家对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等异教徒都宽容以待，在本国遭受迫害的异端少数派在这里也能得到庇护，为数众多的基督教鲍格米派异端逃离巴尔干半岛，来到安纳托利亚。东正教徒们也宁愿将土耳其人当成朋友，把他们视作将自己从西方天主教压迫下解救的解放者。奥斯曼土耳其对治下异教徒要求的赋税和义务，往往比以往的统治者更低。他们严格的将国民区分为军事阶层和平民阶层，一些原有的军事贵族不用改变信仰便可维持身份和地位，当然几代之后他们终究会成为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可以找到以拜占庭帝国背景为荣的氏族；在鲁梅利即巴尔干)，许多传统的封建潘诺尼亚采邑直接转化为奥斯曼的蒂玛封地，领有它的无论是新来的穆斯林战士还是投降而未改宗的基督徒，都承担着同等的军事义务，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战。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加齐开拓者的本色，对他们来说，欧洲就像是美国先民眼中的西部，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命运之地。只要保持着对异教徒的攻势，不断满足加齐们对信仰和战利品的要求，以军事为第一目的帝国机器就能正常运转。但是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到达极限，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之后，弊端便会一一暴露，17世纪，随着西欧的日益崛起，奥斯曼土耳其在军事上屡受挫折，帝国内的基督教居民的忠诚心也随之动摇。到18世纪，情况越发糟糕，一旦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失败，鲁梅利的基督徒居民就会掀起一场针对穆斯林邻居的大屠杀，首先是摩尔达维亚(1769—1770)，然后是希腊(1771)。种族仇杀几乎逐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特征。奥斯曼人的战略战术起初与其他土库曼游牧部落无异：以快速机动的骑兵射手不断骚扰敌人，待其消耗至人困马乏之际再靠近予以消灭。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成功的孤立了拜占庭各地的卫戍部队，但很少在阵地战上一较高下。因此土地的取得也无非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赶走当地拜占庭土地贵族夺占其地；从基督徒或穆斯林等一切愿意出价的人手中购买要塞；吸收归顺的封建主进入奥斯曼人的统治体系；或者依靠联姻结盟。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军队仍然是大量土库曼骑兵辅以少量步兵的部落式松散结构；但一百年之后，奥斯曼军队铁一样的组织纪律令所有敌人望尘莫及，他们可以在任何复杂地形中因地制宜的实施战术，他们可以在敌人领土上迅速建起固若金汤的野战营地。如果遇上防御良好的城市，奥斯曼人会毁掉周边的村庄和田地，建起若干小型要塞加以围困。一旦敌人就范，城市被攻克，奥斯曼人的破坏和劫掠倒十分有限，城市的商业职能将很快恢复，人口也迅速增殖。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汉继位后不久，立即向马尔马拉海进军，从而引发了与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大规模冲突。1328年奥尔汉在马尔泰佩击溃拜占廷军队，皇帝只身逃回君士坦丁堡。此后，拜占廷帝国完全放弃了在安纳托利亚组织抵抗的努力，也不再给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任何支援。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间，奥斯曼人几乎兵不血刃的占领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所有残存地区。同时，奥尔汉还夺取了卡里希埃米尔国，获得一支宝贵的达达尼尔舰队。这一胜利的重要性不亚于击败拜占廷。奥斯曼人成为所有土库曼埃米尔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并自此完成了对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控制，并使他们毫无阻碍的从加利波利半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这个时机很快便降临了：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拜占庭陷入内战。坎塔库震努斯(约翰六世)向奥尔汉求助，后者立即举兵相应，帮助约翰六世制服对手的同时，不顾其反对强行永久性的占领了加利波利和色雷斯部分地区。奥尔汉于1360年去世，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奥斯曼人已在欧洲牢牢站稳脚跟。穆拉德一世的形势很适合奥斯曼人的进一步扩张，保加利亚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已衰弱不堪，由斯蒂芬.杜尚建立的塞尔维亚帝国自其死后处于分裂状态，爱琴诸岛由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医护骑士团统治，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可能联合起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在充分计划和掌握了地理信息之后，西方的远征为三路进行：东路或者说右翼由穆拉德本人指挥，在1361年攻克军事重镇埃迪尔内，穆拉德将之定为新首都，意图像锲子一样插入色雷斯直指黑海，将君士坦丁堡完全孤立；西路左翼部队由埃维里诺斯贝伊指挥，他是个来自拜占庭的改宗者，顺爱琴海沿岸推进，目标是占领马其顿首府萨罗尼卡，进而威胁色萨利和阿尔巴尼亚并隔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时，中路的卡拉.帖木尔塔斯从马里卡、瓦德尔和尼卡瓦山谷进入巴尔干山脉，在齐尔曼击溃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联军，迫使塞尔维亚王公拉扎尔接受奥斯曼的宗主权，并一路突袭到波斯尼亚。与此同时，小亚高原中部最强的土库曼埃米尔国卡拉曼在欧洲人的鼓动下开始向穆拉德进攻。由于担心军中的土库曼人可能不会支持自己反对另一个土库曼国，穆拉德调动了一支由保加利亚附庸提供的基督教军队反攻卡拉曼。据说，在这次战役中，奥斯曼人首次使用了火枪和大炮。得胜后，穆拉德又将新武器带到欧洲，用它们打击以哈扎尔为首的一支规模庞大的巴尔干联军。1389年6月15日，决定东欧和斯拉夫人命运的科索沃战役打响了。虽然兵力处于劣势，虽然穆拉德在战斗中遇刺身亡，但奥斯曼军队仍然在巴耶济德王子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此被扑灭，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东南欧，只有希腊部分地区幸免。从穆拉德一世开始，奥斯曼政府在新征服的巴尔干土地上大量迁入和定居土库曼人，而许多基督徒农民则被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这一方面弥补了连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另一方面加强了控制，削弱抵抗力量的根基和源头，以确保这些追随者会永远臣服。奥斯曼人的战争机器如此高效，与他们战争艺术的高度计划性是分不开的，战役之前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老兵的经验之谈和以往战争的记录有专人收集整理以供查阅。准备战争需要囤积大量的运输工具、粮草和各种军需物资，牛群和羊群是随军带的。各条行军大道周围的村庄都享有某些优惠政策，以鼓励村民种植稻谷，增产粮食并储备物资，以备行军经过的部队的不时之需。专门饲养在鲁梅利的公牛和水牛用来拉货车的大炮，来自多瑙河下游的骡子和驮马及来自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地的单峰驼也是是军队经常征用的牲畜，用于驮载一些较轻的物品。各地的道路桥梁由当地官员负责日常维护修缮，斥候不知疲倦的四处活动，用特定的木桩和锥形石堆标示出各条道路的方向。总之，战争准备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奥斯曼人还很擅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扩张时代他们的战略主要依靠机动性和进攻性，但到17世纪后半，奥斯曼人已失去主动权，此时他们并未死抱着游牧民族的固有传统，转而对各种复杂的防御工事产生兴趣，主动迎合了沃邦所倡导的军事革命。最近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档案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一点。由于军队的大部分组成人员有封地性质，而且苏丹及其正规军不能长时间离开伊斯坦布尔，并且由于冬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所以战争主要在4月到9月进行，冬天一到就遣散军队，并随即在10月和11月进行常规的战争规划，12月发布动员令，让各地蒂玛领主次年4月集合，再次投入战争。战争开始要举行复杂的典礼和宗教仪式。如果战争由苏丹亲自指挥，他顶戴上的六条马尾标中的两条就会被挂在伊斯坦布尔宫殿的第一进院子里，如果负责战争的是大维齐(宰相)，就挂上他三条马尾标中的一条。六周之后，部队就要集结完毕并出征。土库曼和鞑靼人的轻骑兵阿金吉斯(，意为‘袭击者’，边境骑兵)和德里(意为‘疯子’)开道，接着是卡哈齐巴西(官名，骑兵队长)领导的精英骑兵前卫，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省的西帕希(封建采邑骑兵)在两翼行进，并保护后方辎重，军队的中坚是耶尼色里(意为‘新军’，近卫兵团)步兵，苏丹和其他官员，以及炮团和工程兵团。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士兵禁止喝酒，要定期理发和漱洗保持清洁，军中全体肃静，严禁无谓的娱乐浪费精力。只有带有训练性质的马上标枪竞技和射箭比赛得到允许。奥斯曼军队衣食朴素，营帐整洁，公厕卫生，酒精绝迹，军容肃穆，这一切无不令欧洲的观察家们惊异，与同时期他们的对手基督教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他们取胜的重要因素。14世纪早期奥斯曼土耳其建立的正规军融合了大量拜占庭帝国和古典伊斯兰的元素，尤其是随着基督教封建主的加盟，拜占庭传统在阵地、攻城战术，军械技术和军事制度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巴尔干战争又让奥斯曼人从匈牙利人那里学到了“大车”战术，即将载有火枪的马车首尾相接组成工事，保护中间的大炮不被敌人的骑兵突袭。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军队的战术已发展至巅峰：凭借杰出的筑壕技术，奥斯曼军的阵地异常坚固，装备先进火枪的耶尼色里军团和苏丹的私人卫队驻扎在苏丹和大维齐的周围，形成奥斯曼军队的战略中枢；中央两侧紧挨着的是重装近卫骑兵“阿提博鲁克哈尔基”(意为‘六团的人’， 或称‘西帕赫’sipah，意为‘骑士’)；阿扎普步兵团在炮团的火炮前列阵防御，全军后防及辎重的守卫工作也由他们和穆特菲里卡军团担任；军队侧翼是各省的西帕希骑兵。轻骑兵阿金吉斯在阵地之前游弋，负责吸引进攻阿扎普阵地的敌军，一旦得手，他们很快散去，让大炮和耶尼色里开火，最后西帕希将冲散、包围和消灭敌人。虽然欧洲人对耶尼色里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印象深刻，但在战场上，西帕希才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耶尼色里猛烈的密集火力对敌军心理的震慑和保护战略中枢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 土耳其禁卫军 14～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精锐常备兵团。1363年由苏丹穆拉德一世建立（一说初创于约1330年奥尔汉秉政时期）。最初由战俘奴隶组成。15～17世纪形成特殊的征兵制度，每五年从被征服的巴尔干地区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强行征召未成年男子，将他们分到奥斯曼军事封建主家庭生活数年，学习土耳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并皈依伊斯兰教，逐渐从文化上进行同化，继而送入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的专门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和宗教灌输，以培植对苏丹的效忠精神，尔后补入军中。禁卫军的标志为大锅，士兵均为苏丹的奴隶，被编成若干连队（50～100人），集中住在兵营，终身服役，不得婚娶和从商，但享有优厚的薪饷，功勋或才能卓著者可提升为“阿加”（高级官吏）。禁卫军由一名“阿加”统率。14世纪中期兵力不足3000人，16世纪达4万人（一说10万人），至17世纪初达9万余人。禁卫军装备精良，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吃苦耐劳，为当时土耳其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除部分骑兵外，主力为步兵。早期武器装备以弓箭、马刀、弯剑为主，后来逐渐为火枪所取代。由150名优秀弓箭手组成的卫队，战时随侍苏丹出征。禁卫军曾多次参加战争，如14～15世纪对巴尔干半岛的战争，1402年的安哥拉之战，16世纪对伊朗、叙利亚的征伐，16～17世纪参加克里木汗国对俄国的入侵及俄土战争。战后，各部队分别驻守巴尔干、近东、北非军事要塞和大城市，充任卫戍部队。随着其政治势力扩大，逐渐参与国事，专擅朝政，甚至废立苏丹。进入17世纪后，禁卫军开始蜕化，禁戒废弛，训练松懈。士兵成婚居家，经营商业手工业，兵源出现世袭化。1826年，因抗拒苏丹马赫穆德二世对军队实行欧式改革的命令并发动叛乱而被消灭。 14至16世纪的奥斯曼军队 传说中，卡皮库鲁部队的建立者是卡拉.哈里尔.坎达利谢赫.艾德巴利的结拜弟兄。卡皮库鲁部队的步兵团，也就是耶尼色里，被认为始建于1326年，苏菲派宗教领袖哈奇.贝克塔茨为新兵们祝福，他裁下自己宽大的袖子褶边，垂在耶尼色里白色的毡帽后，形成他们独特的帽形。实际上，第一支耶尼色里部队的建立，距此时还要晚上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可能是在攻克埃迪尔内的战争中投降的俘虏。不过，由哈奇?贝克塔茨建立的贝克塔西托钵僧会(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团)的确和耶尼色里有着很深的联系，它的布道者住在军营中，充当耶尼色里军团的主要顾问，主持耶尼色里官兵的宗教活动，并在团队中担任牧师。到了16世纪晚期，贝克塔西的领袖被任命为耶尼色里第99团队的考巴西(意为‘长柄汤勺’，团队指挥官)，这样贝克塔西正式隶属于耶尼色里军团。大概是因为耶尼色里的兵源仅限于前基督教徒，所以贝克塔西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观点和仪式，并把基督教圣徒和穆斯林自己的圣人对等起来，他们的创始人哈奇?贝克塔茨就与圣查拉拉帕熔为一炉。很多耶尼色里还将《福音书》中的词句当作祈祷好运的咒语。14世纪，边境加齐在突袭和劫掠中所抓获的俘虏，是卡皮库鲁的主要人力来源，但在巴济耶德一世统治时期，一项叫做“德伍希尔迈”(字面意思是青年的‘聚集’)的制度逐步确立并实行以取而代之。德伍希尔迈是一种人口贡赋，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定期征召男孩作为国家奴隶。虽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这种制度并不合法。德伍希尔迈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鲁梅利省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通常不招募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孩子，手艺人的孩子也除外，因为政府担心这会对工业和贸易产生损害。从信仰上说，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东仪天主教信徒)和穆斯林要被排除在外，不过有证据表明。很多不合资格的父母采取行贿的方法让孩子被招进德伍希尔迈，从而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只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男孩经常被招募，这是因为当地人被征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苏丹达成协议，让子孙后代都可以进入德伍希尔迈。16世纪是德伍希尔迈制度的高峰，每年各省都有超过1000名孩子被送到伊斯坦布尔。那些天赋最好的男孩将进入宫廷学堂，作为王宫的内宫男侍“伊奇欧古兰”加以训练。剩下的则主要分配给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夫，从事耕作等体力劳动，训练他们的体能，学习伊斯兰教信仰，使之成为穆斯林，这些人员被称为“阿杰米欧古兰”(外籍青年)。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召回伊斯坦布尔，大部分人在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照例被编进耶尼色里近卫军团。伊奇欧古兰要在宫廷学堂学习七年，为准备在帝国担任更高级的职位而接受精英教育。他们的主要时间花在宗教教育以及武器和文法的训练上。所有人必须学会读写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奥斯曼土耳其文，学习《古兰经》、治国方略、行政管理和各种科学知识，体能训练包括摔跤、射箭、举重、标枪和马术。最后，伊奇欧古兰要经过三次选拔性考试，一些人将成为“西帕赫”近卫骑兵，或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军官，而最优秀的人将担任军队、政府和宫廷的高级官员。耶尼色里军团被分为101个团队，人数从100到3000不等，由被称为“考巴西”的军官指挥。还有34个大队是苏丹的私人卫队，每个大队40到70人，负责和苏丹一起打猎、作战，并充当全天候保镖。因为私人卫队最接近苏丹，因此其他军团的大部分军官都在他们中间产生。后来，谢里姆一世创立了一支特殊的新部队，称为“阿加博鲁克”（意为‘指挥官部队’），作为耶尼色里军团长官阿加的私人武装，并执行他日益增多的使命，包括维持首都秩序，保卫苏丹，成为军队核心等等。耶尼色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这些标志绣在军旗和帐篷上，并纹在士兵的胳膊和大腿上。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效仿富图瓦，效仿加齐们的战友情谊。因为要求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准备紧急行动，因此军团官兵不允许结婚，必须住在军营并坚持常规训练。在没有战斗的时候，耶尼色里负责维持帝国内关键地点的安全工作。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守卫胡马雍帝万召开的会议，充当城市警察和守卫。他们轮流守卫城市主门及要塞、城镇，并在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兵营前，有9个月时间作为行省首府警察驻守在帝国各地的警察局。他们的薪酬按季度发放，完成特殊或艰难的任务可获得额外奖金。在军团长期服役后一般都可得到晋升，年迈或是受伤而无法继续服役的人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以度余生。卡皮库鲁部队的数量在14至18世纪一直稳定的增长，穆罕默德二世(1451—81)时期，耶尼色里军团共12000人。到苏莱曼一世(1520—66)时代，卡皮库鲁部队已有48000人，其中20000耶尼色里，甚至苏丹自己也是第一军团的成员。早期，耶尼色里军团的士兵使用弓箭、投石器、十字弩和标枪作为主要武器。1440—1443年与匈牙利人作战期间，他们开始接受火枪；1485—1491年的战争中，奥斯曼人在西里西亚被埃及马穆鲁克击败，这时候更多的耶尼色里发现火器的优势，转而使用火枪；不过直到16世纪末，图菲克(tufek)火枪才成为耶尼色里军团的标准装备。与欧洲同时代的火枪相比，耶尼色里的火枪毫不逊色，它们往往射程更长，子弹更重，杀伤力更强。近卫骑兵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时会和行省的封建采邑骑兵部队“西帕希”相混淆，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近卫骑兵不靠蒂玛封地而是靠薪俸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他们一般被称为“西帕赫”、“阿提博鲁克哈尔基”或简单称为“博鲁克哈尔基”(意为‘团部的人’)。卡皮库鲁骑兵有六支分队，前两支称为“乌卢菲希扬”(，意为‘领薪的人’)，由卡拉?帖木尔塔斯帕夏和埃米尔穆拉德一世在14世纪建立，分左右两队；第三和第四分队，称为“古里巴”(意为‘外国佬’)，也分为左右两支部队，从中东其他地方过来的穆斯林雇佣兵加齐是它的最初来源；最后两支分队“西拉赫塔尔(意为‘持兵器者’)和“西帕希欧古兰”(意为‘西帕希之子’)建立得最晚，也许是在15世纪早期由穆罕默德一世的私人卫队转化而来，是整支近卫骑兵部队中的精锐。一般而言，前四个分队被人称为四团，他们在战斗时紧挨苏丹的两侧，而西拉赫塔尔和西帕希欧古兰只位于苏丹右侧。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克特胡达耶里”(副官)指挥，他由自己所在部队的阿加任命，向阿加负责。所有这些近卫骑兵的薪俸和声望都比耶尼色里步兵更高，他们的地位也更被看重。他们的成员来自在选拔考试中被认为不太具备宫廷服务能力的伊奇欧古兰毕业生，来自骑兵团现役军官的孩子以及中东地方的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表现杰出的耶尼色里和其他卡皮库鲁军团官兵也可以入选。他们主要使用弓箭、弯刀、短剑、长矛和战斧。在16世纪晚期他们的人数大约是6000人，17世纪晚期上升到20844人，18世纪早期为22169人。卡皮库鲁部队还包括若干火炮兵团和工程兵团。 行省骑兵 18世纪中叶以前，为苏丹冲锋陷阵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卡皮库鲁部队只是一小部分，有一类部队的规模和实际作用都要大得多，那就是各行省的蒂玛里西帕希。在15和16世纪，西帕希的总数超过40000，半数以上来自帝国的欧洲行省(鲁梅利省)。西帕希由蒂玛封地供养，有权在这块土地上征税，以回报他们的军事义务。西帕希本人和随从要为参加战斗做好准备，自行筹办战斗所需的武器、马匹，给养和帐篷等必需品，而不给财政部门增加任何负担。根据收入的多少和蒂玛领主履行义务的重要性，蒂玛领地分为三种：常规的蒂玛年收入不超过19999阿克切；年收入在20000~99999阿克切的领地称扎米特，它们一般被授予战斗中有杰出表现的战士以及位居部队和政府高官的统治集团成员；年收入超过100000阿克切的蒂玛称哈斯，它们起初是拨给苏丹及其家族成员的，后来也授予特别显赫的维齐们。有军事义务的蒂玛里西帕希不但需要自己履行骑兵军役，还有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武装若干个杰布里骑兵(家臣，随从)一同服役，并为之提供马匹、帐篷和给养。蒂玛的基本财政收入单元称为“剑地”，其一年的收入总数，在鲁梅利为6000阿克切，在安纳托利亚则从1500~3000阿克切不等。剑地以外的收入，普通蒂玛领地每增加3000阿克切，扎米特每增加5000阿克切，西帕希就需要向国家提供相应的武器和给养，并多送一名杰布里去打仗。作战勇敢和有特殊贡献的西帕希在基本剑地收入之外，有权利每年额外得到3000~5000阿克切的奖励，其中包括对额外的家臣的奖励。个别表现优异的西帕希可以从普通蒂玛领主提升到扎米特领主，假如数量合适，甚至可以提升为哈斯领主。虽然蒂玛制度和欧洲的封建采邑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常被拿来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蒂玛领地绝不是西帕希的私产，西帕希对这块土地只享有“用益权”，对土地上的居民也只有按照习惯法保留的有限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西帕希死了，他的继承人只能继承最基本的剑地，并履行相应军事义务，多出的部分将交给该地区的桑贾克贝伊重新分配，赏赐给其他有功人员，比如最出色的杰布里；假如西帕希年迈或受伤，他也将只保留剑地退休。一个普通的西帕希生活得相当艰辛，他无法脱离劳动，只能和村民一起居住在村庄中，付给为他工作的农夫合理的报酬，并与之一起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在安纳托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很早便以西帕希领主及其蒂玛封地为基本单位，被组织起来为国家服务。在基督教占优势的鲁梅利省，推行这项制度也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巴尔干传统的潘诺尼亚封建采邑可以直接转化为蒂玛，采邑的原主人可以继续持有它并为新主人效力，只是他们对领地上的农民不再俱有生杀予夺的封建特权。这些欧洲人多半会从此改宗伊斯兰教，也有一些几个世代之后依然是基督徒，还有一些西帕希在改宗之后仍然使用基督徒时代的贵族姓氏。著名的基督徒西帕希大都来自于斯拉夫贵族，比如东马其顿的丘斯滕迪尔(今位于保加利亚境内)领主康斯坦丁.德亚诺维奇，他曾在科索沃战役中为苏丹立下赫赫战功；还有塞尔维亚传奇中的民族英雄克拉列维奇.马尔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们对苏丹的忠诚无可置疑，在1395年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围攻中，德亚诺维奇和马尔科皆奋战至死，为土耳其人的事业英勇献身。据资料记载，15世纪中期，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维丁地区就有七个基督徒西帕希和他们的沃伊尼克(voynik,或作voynuk)步兵随从在为穆罕默德二世作战。甚至直到15世纪末，仍然有一些登记在册的基督徒西帕希尚未改宗，还固守着他们的信仰。一个西帕希骑兵的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蒂玛领地的面积。相较于卡皮库鲁骑兵，大多数西帕希都是轻骑兵。只有领地面积高于平均水平的西帕希才足以负担一套像样的铠甲。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对西帕希骑兵的作战能力印象深刻，16世纪末的军事学者认为，此时欧洲步兵中的佼佼者已经超越了土耳其的耶尼色里步兵，但西帕希仍然是较好的骑兵。欧洲的统帅与土耳其人作战所制定的战术也皆是以防范西帕希骑兵，而非耶尼色里，为其第一要务。出于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目的，西帕希及其蒂玛封地被编组成多个单位，称为阿赖(alay,团)，由阿赖贝伊指挥；接下来更大的单位称为桑贾克(sancak,旗)，长官即桑贾克贝伊。阿赖贝伊和桑贾克贝伊从当地的西帕希中选举产生。两条马尾顶戴的桑贾克贝伊是西帕希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更高级的贝伊勒贝伊只能由德伍希尔迈出身的人担任。当西帕希们被征召去服役，桑贾克贝伊就会安排1/10的西帕希留守，让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和收税，而他们的杰布里要一同出征。阿赖贝伊们协助桑贾克贝伊管理，贝伊勒贝伊统一协调指挥本省的若干桑贾克，集结到苏丹的军营。在战场上，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两省的西帕希都有机会列阵于军队荣耀的右翼，战争如果发生在欧洲，鲁梅利军团就享受这一殊荣，如果发生在亚洲，则由安纳托利亚军团取而代之。在苏莱曼一世即位后不久的1527年，帝国共有37521个蒂玛领主，其中27868个是常备的西帕希，他们和他们的杰布里形成了总人数在70000~80000人的骑兵力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近卫骑兵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27900人。另外有9653个蒂玛领主在要塞卫戍部队服役，其中6620人在鲁梅利，2614人在安纳托利亚，419人在阿拉伯。到1604年，全帝国44404个蒂玛产生了总数为105339人的军队官兵。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事霸权地位显然不像被他们击败的欧洲敌人经常宣称的那样，依靠人数的优势来取得的。他们的优势在于指挥、纪律、训练和战术的质量，而不是某个孤立的方面。1533年苏莱曼第三次远征匈牙利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大公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从匈牙利边境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边疆行政区制度建立起来，定名为“杰尔宾特”，它把多瑙河流域纳入有序的控制之下，边界地区被划分为数个桑贾克，下设的蒂玛采邑供养阿金吉斯，同时安置西帕希。与正规的蒂玛不同，这里的西帕希不在蒂玛定居并管理其土地，而是生活在战略重镇的军营中，比如布达佩斯、蒂米什瓦拉(罗马尼亚境内)、贝尔格莱德和埃斯泰尔戈姆(匈牙利境内)。16世纪后，西帕希们的命运不可逆转的走上了下坡路：全球性价格革命带来的通货膨胀使饲料和武器价格飞涨，弱小的蒂玛领主们无法负担高昂的参战费用，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大部分蒂玛被有权有势的卡皮库鲁大地主兼并，还有一些蒂玛甚至直接出卖给了非军事人员。军事力量的衰退又导致蒂玛的减少，战争收入的萎缩，无以为继的西帕希们的采邑最终要么被国家没收，要么被大地产主兼并。土地的主人再也不是帝国支柱的军人，而是新兴的乡间贵族地主，他们出钱找人代替自己服役，帝国兵源的质量日益下降。面对欧洲不断进步的军事体制和先进的火枪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步兵，西帕希骑兵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奥斯曼帝国政府曾尝试让骑兵使用手枪作战，但直到17世纪后，这种与骑士精神背道而驰的武器才在西帕希中间普及。除了近卫骑兵和西帕希，奥斯曼土耳其还拥有一系列辅助骑兵部队，他们也同样令欧洲人印象深刻。每逢开战，这些轻骑兵似乎凭空出现，蜂拥而来，以原始的游牧方式作战，快速机动，箭如雨下，残忍无情。在14和15世纪，这些骑兵都来自游牧的土库曼部落，后来，不再适应专业化作战要求的他们被安置在鲁梅利省边境地区，名称也从加齐变成阿金吉斯。留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桀骜不驯，难以控制。奥斯曼人兼并安纳托利亚众多小埃米尔国的时候，将他们吸引到帝国的征服事业中加以利用，但麻烦也从未间断。16世纪早期，在波斯萨法维人的什叶派教义影响下，很多土库曼人参与了基孜勒巴斯(意为“红头饰的军队”)对苏丹的叛乱，虽然他们最终被镇压下去，但也使奥斯曼帝国元气大伤。阿金吉斯在战役中充当先头部队，在奥斯曼正规军开拔之前粉碎敌人，使之疲于应付同时收集情报，控制住交通要道。为了掠夺战利品，他们深入到希腊和匈牙利的腹地，甚至直插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阿金吉斯也被指派去征服大部队很难接近或久攻不下的地区，特别是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等地的山区。在这些地区，他们以长期掠夺式的游击战术，往往能啃下正规军也无能为力的骨头。阿金吉斯的组织是简单松散却又高效的，在15世纪中期以前，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区大部分由世袭的乌茨贝伊控制，他们是阿金吉斯的召集人和指挥官。乌茨贝伊和他的阿金吉斯通常是免税的，他们占有辖地作为世袭蒂玛，税收作为活动经费。1533年杰尔宾特制度建立后，阿金吉斯和世袭蒂玛被纳入边境行省的桑贾戈贝伊统一指挥之下。他们一直服役到1595年，在瓦拉几亚大溃败之后，大维齐科卡.锡南帕夏解散了阿金吉斯，他们的土地和人员并入邻近的常规省。此后，袭扰异教徒领土的工作由游牧的尤鲁克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特遣队执行。德里部队被保存下来，他们“疯子”的绰号因战斗凶猛而得来。也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仅是起初用来表示这个组织职能“守卫者”一词的略称。组建于15世纪后期的德里部队主要由皈依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组成，也包括一些土库曼人。16世纪的资料中，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均有德里的存在，但到了17世纪，他们仅出现在叙利亚，并且主要由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担任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辅助骑兵来自贝都因部落，他们主要在奥伦特河、利塔尼河和约旦河以东的沙漠中迁徙和生活，装备火枪，长剑，匕首，弓箭和投石器。阿拉伯贝都因人的轻骑兵在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也可以看到，而阿尔及利亚则是柏柏尔人的天下。奥斯曼政府从未真正控制过这些贫穷而原始的游牧人，他们也时常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劫掠奥斯曼人的边境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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