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况很有些不同。当局没有强迫阅读伏契克，也未过分宣传。《绞刑架下的报告》最早的中译本是刘辽逸据俄译本翻译的、1948年2月由大连光华书店（三联书店前身）初版，译名为《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1956年刘辽逸接受本人采访时说，当年一经译介就很受中国读者青睐。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2月，刘译本由三联书店重排出版后则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巨大反响（自1951年到2006年，《报告》由三联书店、中国青年、人民文学、漓江、浙江文艺、国际文化、中国戏剧、北京燕山等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于不同译者的九种中译本）。这与其说得力于宣传毋宁说出于作品本身的魅力。我就是在没有任何听闻之前，在中学阅览室里蓦见此书而对它“一见倾心”的——一下子抓住我的，是那种描述灾难与死亡又超越其上的欢乐精神和生命力量。后来书中《二六七号牢房》一节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后，更是家喻户晓。不幸“史无前例”扫除了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报告》也随所有外国文学从中国读者的视野里消失。这个历史和文化的断层造成了这样一种情状：对《报告》，30后、40后、50后几代稍具文化的中国人无人不晓，60后了解的人不多了，70后只有极少数人知道，80后对此茫然的成了绝大多数。《二六七号牢房》也不知什么原因被抽离了教科书而排进了课外自读课本。

    当它在必读课本之中时，产生了对这个年代来说堪称“意外”的效果！——且慢，说“意外”之前得先说下面这几句话：中国对伏契克和《报告》的冷漠，与当今捷克人的很不相同。捷克是缘于“天鹅绒革命”后对伏契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中国除了极少圈内人外，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那么回事，当然也就谈不上受那些“质疑”和“诽谤”的影响。中国人的冷漠不仅仅是对伏契克的，更根本的，是缘于那些纯真的理想和信仰在十年浩劫中被彻底颠覆，因而对“革命”“共产主义”等等这类曾充塞耳目的词汇产生了“过敏”（或者反过来说是“麻木”）。幡然醒悟的一代人，在把《青春之歌》这类红色经典当作心灵拷问对象的同时，也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那位遥远的捷克英雄。拒绝，当然就不会去接触对方因而无从了解其真实的心灵。我的两位同龄好友就对我写伏契克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英雄都是被体制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打扮出来的，是虚假的。再说，窗户突然打开以后，新空气骤然涌进，提供给追求新鲜感的年轻人以崭新的阅读空间，他们无暇他顾。——这就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理氛围。

    而恰恰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意外”产生了：出现了新一代的伏契克景仰者。其中有医生、科研人员、媒体人士、网络写手、大中学生……他们全然不是“被教导”着去崇敬英雄的。在伏契克景仰者当中举四人为例：两位70后一是公务员一是医师，两位80后一是硕士一是博士后。前两位是通过自由阅读，后两位是通过中学课本接触《报告》的，都是被瞬间吸引而成为“铁杆粉丝”。我提出这些实例是想说明：在中国，伏契克形象主要不是凭“树典型”传统自上而下大张旗鼓宣传出来的，而是作品与作者自身的魅力使然！

几位女性“伏友”问我：到底是什么使你深陷对伏契克的热爱？我说：是他打动了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她们说：心底柔软部分只有女性才有，怎么你男人也……我说：心灵柔软处不是女人独有的，它属于任何人。最美好的东西就萌生于此、感受于此。整部《绞刑架下的报告》（含《狱中书简》），除了为历史做见证，为抵抗战士树纪念碑，就是伏契克的心灵独白。

    比如——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的美好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么请你们不要为我而悲哀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如果眼泪能够帮助你们洗掉心头的忧愁，那么你们就哭一会儿吧，但不要怜悯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即使我们牺牲了，我们也将分享你们幸福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幸福献出了我们的生命。而这就使我们快乐，纵使和你们分别是悲哀的。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奇特的命运。你知道我多么喜欢空间、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中间的小鸟或灌木、浮云或流浪汉等等这一切的一部分。然而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地下，像树根被注定的那样——这些笨拙枯黄的树根，在黑暗和腐朽的环境中，支持着地面上的生命之树。那是它们的骄傲，也是我的。我毫无遗憾——什么也不悔恨。我努力完成任务，并且甘心乐意。但是光明，光明却是我所爱的。我愿意在光明里成长，长得挺直高大。（《狱中书简》）

◆看着树叶落掉，许多浪漫的幻想可能变成绝望。但这无伤于那棵树。那是十分自然的，那是事实。冬天磨练一个人正像它磨练一棵树。相信我，我的欢乐里没有被夺去什么——任何一点什么。这欢乐存在我的心底里，并且每天用贝多芬的一个乐章同我讲话。……（《狱中书简》）

只要你不存偏见，你能不被上述这些娓娓道来的语言触动吗？我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封写给人类的家书》一文中曾说过：“它弘扬着英雄主义，却让人觉得是与亲人在促膝谈心！”“警句，珍珠般贯串在全书之中。但没有须要大声吼喊的英雄誓言……因为蕴涵着真情，只须轻轻言说，其力量却远胜于空洞口号的狂吼！”

    心灵的柔软并非灵魂的脆弱。相反，是力量之源。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写给妻子的诗篇《等待着我吧》，不正是因为打动了人类心灵柔软部分而脍炙人口、传遍烽火战壕，鼓舞了万千红军抗击纳粹的士气！

    “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

    这是《绞刑架下的报告》中伏契克的一句颇为忧伤的感叹。此言前面他这样描写267号牢房：“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见到几回落日。”这感叹够柔性的了，一点没有“老子把牢底坐穿”的英雄气概。但，恰恰是这声纯属关乎个体生命的极为普通的感叹，异常真切、自然地透发出了对生之渴望。传递给我们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充满柔情和诗意而毫无怯懦！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所在城市文化圈的几位朋友商量着是否重演《尤利乌斯·伏契克》话剧以纪念这个伟大日子。一位话剧工作者突然用他那男中音深沉地向我朗诵出一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我的心弦为之拨动。难怪互联网“伏契克吧”曾请“伏友”们提供自己最喜欢的伏契克语录时，一位中学生选出的居然就是这句寻常又寻常的：“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

    《绞刑架下的报告》渗透着人类相通的温馨的人性和人情，读来让人异常亲切。这是伏契克其人其作品的一个不同凡响的特点。把他与我辈常见的“英雄模式”拉开了距离，这是特别可贵的。“伏契克吧”年轻的创始人道隐无名说：伏契克不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及、可敬却不可近、只能让你顶礼膜拜的英雄，他是个平实可亲的人。

    早年家庭闲谈时，我的弟弟兼挚友（也是个伏契克崇拜者）对我说：伏契克是个凡人，太可爱了。你看他受审去的路上还去客观地品评女人的腿，如能遇上九双漂亮的，预示这次能活着回来！这是当事人在命运难握、前途未卜境况下的一种自我调侃，一种对生死的幽默洒脱态度，也是一种对美的欣赏。我们的作家就不会也不敢这样描写，只有“一本正经”才算“英雄”嘛！后来我了解了另一个历史细节：上世纪20年代周恩来在巴黎街头赞叹法国女郎“迷人”，受到蔡和森的严肃指责，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必须永远盯住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和剥削，不应该被女人的漂亮所吸引云云。往后每每读到《报告》中这一段，两相对照，不禁哑然！

    我们这些热衷于《绞刑架下的报告》和伏契克的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读者，在世界风云变幻之中关注着相关的信息。在探寻真相的路上，我问TOF：你会后悔吗？TOF回答：“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认同一种精神，如果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者，不是像我们一开始想像的那样，认同这种精神也没有错，没有啥需要后悔的。”我赞同。伏契克的作品唤起了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情感，这本身就是一桩美好的事。即使最后证实那些“质疑”和“诽谤”全是事实，也将无损于我们心灵储存的这份美好。退十万步说，就算《报告》纯属虚构，能产生如此魅力不证明这是一部好“小说”吗！何况，迄今为止，那些呆于捷克本土或流亡在外的严谨的历史学家和别有用心者，都没有拿出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猜测和论断。伏契克在《报告》中诚恳、明确地陈词：“他们（指盖世太保——哈米注）不是对我的交代寄予很大希望吗，那我来‘交代’好啦。至于怎样交代的，你们会在我交代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但这些档案材料一直没有公布，它们应该是可以用来作为打倒伏契克的铁证的呀！

    尽管历史的变幻制造着重重迷雾，我们对美好的信仰却始终不渝。在纷纭世事的嚷嚷声中，希望全世界所有正直、具有良知的人士，冷静地聆听尤利乌斯·伏契克那最后的亲切提示：

    “人们，我爱你们，保持清醒吧！”

    （原载《书屋》2009年第7期）

【附注】自1951年至2006年，《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我国出版了译自俄文、法文、捷克文的多种版本。2004年，该书由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文明办、共青团中央等七部委定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文学读本之一。

              人们，我爱你们，保持清醒吧！

                       ■哈 米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下的这句最后遗言，曾以90种语言走出捷克国界，成为全球正直、善良人们熟知的警句，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与对敌斗争的各种场合被反复引用。但是，这译法尚有争议。比较确切的译法应该是：

    “人们，我爱你们，保持清醒吧！”

这是我的益友TOF（一位伏契克的景仰者）告诉我的。目前在欧洲的TOF，利用繁忙工作的间隙，频频穿越国境钻进布拉格的博物馆、纪念馆，在尘封的档案和图书中寻访被历史掩埋了的伏契克的踪迹。并将其搜集所获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我。这些来自彼岸的信息，让我不时转换于惊愕、疑虑、困惑、恼怒、悲凉或欣慰兴奋之中。

    被全世界所有译本译成“人们，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啊！”的，是全书最后的一句。此句前的整段是：

    ……帷幕落下。鼓掌。观众们，回家睡觉去吧！

   （删节本从这里开始，上面括号里的一大段全部被删）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揭开了。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捷文原文Lidé, měl jsem vás rád. Bděte!）

     为说清楚此处的误译（或者说有意“误导”）得先说明：

    《绞刑架下的报告》从1945年捷克初版到各国翻译的，都不是全本，而是删节本。总共删去全书的百分之二，译成汉语约1700字。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才由托斯特（Torst）出版社出了完整本。现在获知：删节此书是时任捷共中央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1952年被以“反国家阴谋罪”处死，1968年平反）下的指示。原因是认为某些章节和句子不符合理想的英雄形象或与当局宣传口径相悖。

    紧贴上面所引“帷幕落下。观众们，回家睡觉去吧！”一段之前，就是连同此句一起被删掉的最关键的一节（约1200字）。说的是伏契克去柏林受审前夕写下的段落，叙述他经过七周的沉默之后，为了保护狱外的同志能安全地继续抗击法西斯，决定改变作战方式，开始“交代”，对盖世太保演出了一场“高妙的戏”，有效地把敌人的视线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恢复之后，作品更饱满形象更立体，而且上下文有了衔接，那句突然出现的句子－－“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也有了来头。）

    据移民美国的捷克教授彼得·斯泰因纳（Peter Steiner）分析：这里伏契克列了两种人，一是要回家睡觉的剧院观众，一是实际生活中的警觉者（“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但“政治化妆师们”却按照他们需要的另一种方式去利用伏契克的句子，不再是打瞌睡的和清醒的，而是要让人对帝国主义企图威胁人类幸福的邪恶阴谋“保持警惕”。

    恰巧，捷文Bděte是个多义词，可解释为：不睡、熬夜、守护、清醒、警觉、警惕。此处联系上文看，译为“清醒”，上下文更顺理成章，更贴合作者原意。最后TOF跟《绞刑架下的报告》译者徐伟珠女士商讨，得到共识。

     另外删去的500字散落各处，有的是认为有损于“英雄形象”，如：“那个看守我的盖世太保爪牙……扔给我半支已点燃的香烟。……我该接住它吗？”有的则与当局后来的观点相悖，如：“我曾因竭力维护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自治权……而坐过牢。”有的极力避开“德国”两字，如：“……也没有响彻柏林大街上那成千上万的坚定步伐发出的雷鸣轰响声”（此句前写布拉格、此句后写莫斯科的游行盛况）等等。

还有很搞笑的“张冠李戴”的例子，反映出当时的思维定式：

    比如：伏契克与难友约瑟夫·佩舍克结成了亲密友谊，亲切地称他为“老爸爸”（有的译本译作“老爹”）。《报告》在一段对监狱里秘密庆祝“五一”节的描写中提到克里姆林宫时，竟把“老爸爸”改译成“父亲”并加注为：“父亲－指斯大林同志”。只有徐伟珠的译本是正确的，译为：“九点整。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响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了。老爹，我们也走起来吧！现在那里已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响彻在全球的上空，让我们牢房里也响起这歌声吧。”另外的译本一律误译为：“九点钟。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我们和你一道行进吧。”——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译？我想，恐怕最早译此书者深受“老大哥”的影响，把“老爹”“克里姆林宫”这两个词并在一块儿，就认为那老爹（老爸爸）一定是父亲，父亲则肯定就是“斯大林同志”啦。于是以讹传讹，影响了后来的译者。无独有偶，伏契克报道苏联的集子《在明天已经是昨天的土地上》（V zemi, kde zítra již znamená včera）翻译到苏联、中国，书名变成了《在我们的明天已变成昨天的国家里》，悄悄地把苏联自身的发展扩大了，成了捷克（我们）的希望。这，极为类似曾盛行中国的那句响亮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上述那种思维定式的产物，而且极可能是“老大哥”的妙笔生花。

    如果说，上述把Bděte一词的多义只归于“警惕”的意思（不顾上下文读起来突兀），还可以说是适应当时国际大环境的需要，而删除那些“不妥”的段落和句子，则完全是为了塑造一个更符合党的标准的“完美英雄”模式，让人膜拜，从而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

    在伏契克崇拜的高峰期，不仅授予他民族英雄的称号，还出现了这样的口号：“人人得以伏契克那样的方式生活！热爱他的祖国、党和苏联，做一个好人！”伏契克成了学生、士兵、记者和一切年轻人的榜样，甚至让他涉足体育界。

    “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原本是伏契克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被用来强调公民必须以“欢笑”面对一切困苦，否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借此力图消灭私人领域里的差异性。以“伏契克”命名的学校、工厂、街道、公园、山峰、合唱团遍地开花。伏契克与古斯塔夫妇也被作为夫妻关系的楷模。伏契克的文章被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实际上仅仅限于符合当局口径的才是！比如他那篇《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经过检察官的刀斧，比德文版少了十分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也在他的文章中被删除）。

    当局利用伏契克排斥他党。1946年第八次党代会之前，宣传伏契克首先是个爱国者，然后才是共产党员。后来顺序颠倒了过来。当年强调《绞刑架下的报告》不仅仅是给共产党的，为秉承伏契克精神，纪念“共同的抵抗”，1946年5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周年还邀请了其他党派共庆，可此后情况渐变，伏契克越来越被利用于提高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而对他党抗击纳粹组织（ÚVOD，Ústřední vedení odboje domácího，本地抵抗斗争领导中心，主要参与者为民主人士）及其代表人物则被冷淡处置。

     物极必反。“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人民群起反对极权制度的同时，也“恨”屋及乌地把这位昔日英雄反掉了。哈维尔说过：“极权制度的暴力是表面看不出的，务须生活在其中自己去体会。”作为40年来生活于这个政权中的捷克人民产生这种激愤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各种怀疑、猜测有根据没根据地一股脑儿砸向伏契克，雕像被拆毁；纪念馆被封闭；先攻击《报告》是他人伪造的。经1990年6月27日捷克公安刑侦部用笔迹学和化学分析方法作了鉴定，证实手稿确系作者亲笔后，又说《报告》的真实不等于事实的真实。“英雄”早就叛变了。捷共捏造伏契克形象只是为了夺取反纳粹的功劳，进而控制全国人民。但至今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批判者还采取人身攻击，说这位英雄只在年轻女性当中才有魅力。一位叫尼娜·尼古拉耶娃的俄罗斯女士的揭发（据称这也可能是官方伪造出来的）很有趣，说伏契克是个冒险者，喜欢葡萄酒、女人们和盛大的节日，甚至跟“阶级敌人”在一起。他曾经迷上魔术，经常给朋友们表演云云——这不是在表扬伏契克吗！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些恰恰表明他热爱生活，乐观随和，善于与人相处，充满人情味！这跟扬·德尔达的评价倒有些吻合。1956年我与德尔达（时任捷克作家协会主席）长谈时，德尔达说：“伏契克是个普通的人。他爱生活，爱歌唱，爱女孩子们。他总是高高兴兴的，非常乐观，精力充沛，又坚毅，又活跃。这在他的作品中都能看得出，但又极为普通。他头上没有神圣的光圈。”

    尼古拉耶娃有一点说得没错：伏契克与卡雷尔·泰格（Karel Teige）、扎维什·卡朗德拉（Záviš Kalandra）、斯坦尼斯拉夫·布丁（Stanislav Budín）、弗拉迪米尔·茨莱门蒂斯（Vladimír Clementis）、拉迪斯拉夫·诺沃梅斯基（Ladislav Novomeský）等人（其中有记者、诗人、捷共要员）关系特别密切。可他们不是被杀于1950年代，就是失宠了。因而他们与伏契克的关系也不再被提起（这可不是伏契克之故）。这又从反面证明了伏契克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那样的角色！同时似乎也预示1948年后的政权很可能容纳不了一个活的伏契克（古斯塔也曾表示过伏契克不会反对“布拉格之春”的，尽管1968年后她自己迫于压力抨击过这场改革），正像1949年后的中国容纳不了一个在监狱之外的鲁迅，除非他从此缄口无声！

    在甚嚣尘上的“倒伏”声中，仍有正直之士坚持自己的信仰。伦敦马克思纪念馆主管约翰·凯洛（John Callow） 先生几年前发表的万余言演讲长文中，公正评价了伏契克与纳粹的艰苦斗争和他的乐观主义精神，说《报告》“是一本关于法西斯暴政最引人的、最富力量和最精确的研究报告”。“如果说伏契克已经过时，需要反思的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个犬儒主义和无视历史成为了天经地义的时代。”“只要勇气和自我牺牲仍然值得尊敬，人们期望结束剥削和种族仇恨，并且愿意为之奋斗，那么对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记忆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并说激励伏契克写下《报告》的动力，就是为了人类的未来。除了加注版外，2008年，捷克又重新出版了502页厚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附有包括167页影印手稿在内的大量珍贵图片。

——方志敏伏契克狱中文稿比较

陈忠

(九江学院，江西九江 332000)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卷第2期 2005年6月

文章编号：1671—6523(2005)02—0135—03

摘要：方志敏伏契克狱中文稿展示，自由被剥夺后，有的人性升华、有的人性蜕变、有的人性复归；然而，他俩的人性观却同异互见。

关键词：方志敏；伏契克；狱中文稿；人性观；自由

中图分类号：D263．1；G41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5一0l—lO

作者简介：陈忠，男，教授，从事文学、德育学、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

一、方志敏伏契克留下了展示人性的狱中文稿

为革命、为独立，中国共产党人方志敏和捷克共产党员尤利乌斯·伏契克。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和盖世太保抓进了监狱。入狱后。他们的第一反应，不约而同做好了“一死谢党”、“视死如归”的心理准备。

然而，敌人没有急于立即处死方志敏伏契克，他们妄想利用人的“贪生怕死”的常态心理，通过或软或硬的手段，诱迫或逼迫方志敏伏契克叛降投诚，为己所用。缘于此，方志敏伏契克意外的赢得了一段“生”的时间。

在自由被剥夺的狱中，完全与党失去了联系的方志敏伏契克。能做什么呢?人们不得而知。十分幸运的是，他们牺牲后，展示人性的珍贵狱中遗稿被发现。

翻捡方志敏狱中文稿，得知他的动机：一是主动要求国民党提供笔墨之便，撰写自己的斗争经历以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经验。二是把狱中情况报告党，盼企党的援救。三是写出所见所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与罪恶。四是为事所感，为情所动。五是为排除寂寞、排解痛苦而写。于是，才有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清贫》等等。

翻阅伏契克狱中文稿，得悉他的写作缘由：其一，捷克狱警意外地给他提供了写作的纸墨方便。其二，这是生活——把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情景描述出来。其三，立个见证时代、见证人物的纪念碑。其四，缘于新闻记者的职业习惯。于是，便有了《绞刑架下的报告》。

由于两位作者的独特身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反法西斯的爱国者；写作的独特环境——失去了自由的敌人监狱；创作的独特心态——临危之前没有末日感、没有死亡恐惧的一颗平常心；作品的独特内容——描述革命者在严刑拷打下的生存困境(即肉体意义上的痛苦)，描述爱国者在绞刑架下的生存真相(即灵魂意义上的信念)。所以，方志敏伏契克的狱中文稿，不是通常意义上作家的文学创作，这里没有虚构、没有推测、没有编织、没有幻想；这里的文字报告或报告文字，没有任何的修饰成分，全是血与泪，写生与死，全是真性情、真血性。

方志敏伏契克的狱中文稿，真正是“坐狱”观天、观事、观人、观情、观理；这种“坐狱”的独特视角，看了别人不看的、看了别人看不出的，想了别人不想的、想了别人想不出的，写了别人不写的、写了别人写不出的；这种“坐狱”的独特经历，使其具有“牢笼体验”——失去自由与尊严的人生体验，具有“刀锋体验”——放在生与死的终极考验上选择人生的体验，这是常人无法体验的一种鲜活的人生经验与感悟。这种经验与感悟，用语言文字书写出来，只属于他们个人，既十分鲜见，又十分珍贵，是可以而且应该载入史册的。

二、失去自由后的人性怎样异化？

认真研读方志敏伏契克狱中文稿，惊诧地发现：其中以一旦失去自由之后的“人性异化”现象，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描述和用意深长的剖析。这是非常独特的具有原创性的人文资源，在以往的作品中极为罕见。

(一)狱中的方志敏伏契克实现人性的升华

国民党反动派和盖世太保抓住方志敏伏契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必然是降服“猎物”，逼迫囚者放弃原来的理想与信念，犬马其侧。大义凛然的方志敏伏契克明确表示：“我能丢弃一切，惟革命事业，却耿耿在怀，不能丢弃!”一场逼降与拒降的人性较量难以避免。

为达到改变囚者的人性目的，敌人不惜使用一切非人性的伎俩。诸如：一是严刑拷打，难过皮肉之关；二是当面对质，利用叛徒摧垮心理防线；三是恫吓讹诈，蒙哄唬骗；四是拘押爱妻，诱惑情感，企足而待人性的弱化与软化；五是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竭力收买等等。

伏契克曾有过一次入狱和出狱的经历，方志敏却是首次。入狱或再次入狱，“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投降，而得暂时的苟生；一条就是死!”当然，他们还想到党的营救，想到越狱。这些美好愿望，在当时极度恶劣环境下，几乎难有成功的可能。

敌人与监狱，没有办法改变方志敏伏契克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志敏伏契克忍受着身体与心灵的痛苦，依然保持生气勃勃、快乐、勇敢、坚毅的精神状态。他们的人性为何能够经受住考验？第一，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坚信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一定会胜利。第二，他们是乐观主义者，“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生生不息。第三，他们是集体主义者，“监狱集体”是战斗的、团结的、愉快的，并不孤独。第四，他们善于分享囚犯兄弟的友爱，善于分忧囚犯弟兄的悲伤，良好心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毛泽东说，在世间万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看似都强调“以人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强调“生命意识”的重要性。因而能否就认为，方志敏伏契克“不识时务”，不求“生”而求“死”，乃是一种违背人性的行为？否!绝对不可以这样看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合法权益，这无议异。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以人为本”、“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受之父母，成于社会；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其人性的内容既有生理的更有社会的，既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倘若我们讲“生”而求饶，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与他人的“生”，都是人性的；倘若我们讲“死”，不管什么样的死，哪怕是抗击侵略者、为保护国家与他人的生命财产而死，都是不人性的。这样的人性观，显然让一切有良知的正常人都无法接纳的。因为，人的生命，既是个体的，属于每一个人；同时也是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社会的。我们常称自己或他人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无产阶级战士”、“人民的儿子”等等，正说明人的生命意识与国家、民族、阶级、社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割裂。可见，讨论“以人为本”、“生命意识”，不难发现：其本位不同，境界就不同。

在方志敏伏契克看来，“人”也好，“生”也好，是属于个体的，但不赞成以个体为本位；他们自觉以国家和人民为本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种生命意识，这种人性，属于真善美，属于“崇高”与“伟大”的美学范畴。他们用生命的实践接受检验，实现了人性的升华。他们因而永远活在人民心间，民族浩气永存。

(二)狱中的意志薄弱者发生人性的蜕变

形成鲜明比照，曾与方志敏伏契克一道战斗的孔荷宠、刘炳龙、米列克等，却经受不住监狱里的严刑与诱惑，既贪生，又怕死，最终招供了，叛敌了。他们为何被打败而出现人性蜕化呢？一是被官位与金钱击倒。二是信念动摇，精神崩溃。三是惧怕皮鞭，苟且偷生。四是只想自己，屈从怯懦。五是回避集体，自我孤立等。

《绞型架下的报告》里，伏契克对叛徒米列克人性蜕变的过程和原因，有具体入微和精辟到位的剖析：“这个人，这个曾经有骨气的人．在西班牙前线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没有屈服过，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出卖别人。他的勇气是那样的差，只是为了少挨几鞭子!他的信仰也同样不坚定。在集体里，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间，他曾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想着他们。现在，当他被孤立，被敌人包围，在拷问下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开始只想自己了。为保住自己的躯壳，他不惜牺牲朋友。他屈从于怯懦，由于怯懦而叛变了。”如此对一个叛徒的人性退化，作出描述和分析，是以往文学作品的稀少资源。

存在于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人性，或向真善美方向渐变，或向假丑恶方向蜕变，变是必然的．不变是暂时的。叛变否？投降否？主动权掌握在谁手里？狱中文稿揭示：不是敌人，不是监狱，而是自己，是自己打败了自己。人性的向善与向恶，重要的不是看言语，而是看行为，看内心的情感与价值观。心里装着什么？唯有自己，还是心系国家和人民？孔荷宠与米列克之类的人性蜕变，是反面教育的人性个案。

(三)狱中的有良知的看守出现人性的复归

监狱里除了囚犯，还有狱长、狱警和狱守。他们负责监管囚犯，同时把敌人种种非人性的残酷手段付诸实施，帮凶也是可恶可恨的。他们并非铁板一块。方志敏曾主动“与看守兵的接近与谈话”，不久与数人“相处如朋友”，不时通过他们很快探听到相关消息。他们大多为了钱而不愿上前线，“虽然干着帮助刽子手勾当，但都是穷苦工农出身，本质不坏，若有较好的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事实上，方志敏伏契克的狱中文稿，就得益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监狱的严密监视下传递出来，尽管他们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估计也不会索要铜板。他们的善举，证明其人性的回归。

这些狱警狱守狱医的人性，为何会出现“复归”现象呢？其一是战局胜负因素发生了大的变化，革命形势高涨，有利于促进他们的人性靠拢真善美；其二是他们出身卑微，人性本质善良；其三是耳濡目染，感受狱中黑白，辨清了人性的是与非；其四是接受了方志敏伏契克等爱国者的人性教育和影响，内在的同情心产生了爱；其五是当自己国家和民族，遭遇国外列强的侵略或大民族主义的欺压时，民族感情有时会高于阶级感情，人性会逐渐脱离假丑恶。诚如伏契克所描绘的：缘于上述人的内因与外因作用，监狱角落里的“蛹”，也可能发生“茧壳”的裂变，从而露出一个活生生的新的东西；它不再是“蛹”或“蛾”子，而是具有人性的“人”了。

三、方志敏伏契克人性观异同辨

阅读、思考方志敏伏契克的狱中文稿，不难发现，在认识人性、尊重人性、提升人性等方面，尽管有不同的生长土壤和中西迥异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人性观，的确存在着诸多相同与相异之处。深层探讨他们人性观的异同，应该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先谈相同相似之点。

首先，他们的人性观是根植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沃土之上。在著名的《资本论》里，马克思写道，“应用到人身上来，如果要按效用原理来判断人的行为、运动、关系等等，也首先要广泛地研究一下人的本性，然后研究一下各个时期曾经历史地发生过变化的人的本性。”这里所说的“人的本性”，就是人性。在狱中文稿里，方志敏伏契克忠诚马克思主义，坚持把人性放在社会生活中、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放在激烈的阶级与民族的矛盾中，去认识、去考察、去思考、去发现，从而取得共识与新的感悟。

其次，他们的人性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正如《国际歌》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憧憬，也是他们的人生追求。他们把这种美好的理想，自觉融入身体、融入血液、融入脊梁，努力实践，以赢得全新内涵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第三，他们的人性观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即使在凶残的敌人与皮鞭面前，他们遭遇挫折、遭遇失利、遭遇死亡威胁，也没有丧失信心、消极颓废、悲观绝望；为了崇高理想与美好事业，他们从不贪生，也不怕死，赤胆忠心为革命，坚韧不拔去战斗，精神愉快，藐视困难，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

第四，他们的人性观具有挚热的爱国意识。伏契克的狱中文稿，自始至终有一根爱国“红线”贯穿着。通篇流露出的挚诚的爱国激情、“祖国情绪”，凝聚着他们对自己祖国的血肉依存关系，集中体现在对祖国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上，愿为祖国奉献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爱国主义是他们人性的原点，生命的源泉。

方志敏伏契克的人性观，也存在诸多相异相去之处。如：

一个侧重政治的，一个侧重生活的。我们讨论人性，说的是人的根本属性。人性引导着人按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从狱中文稿显示的内容看，方志敏的生活及言谈举止充满政治色彩、政治倾向、政治良知，更多革命性；而伏契克的生活及言谈举止充满生活色调、生活趣味、生活追求，更多平民化。

一个侧重群体的，一个侧重个体的。我们讨论人性，说的是以感情为纽带，以欲望和渴求为内容的社会关系。从狱中文稿显示的材料看，方志敏谈及的除自己外，更多的是他的苏维埃、他的红军、他的工农群体、他的战友们，是集体，是团队，是他们之间的活动与关系；而伏契克谈及的常常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一段段具体的情，一把把具体的理。他俩的人性欲望与渴求是从两个渠道中流淌出来的。

一个侧重自律的，一个侧重他律的。我们讨论人性，说的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行为，一种社会需求规范。从狱中文稿显示的信息看，方志敏更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思考人性善恶时，似乎偏向义务本位，强调人的自觉自律。他的多处自我反省、自我责备、自我批评，就是例证。而伏契克更多承传西方文化的特点，在谈论人性善恶时，似乎偏向权利本位，强调人的自觉他律。他的多处谴责社会黑暗、谴责法西斯，是他们在毁灭人性。中西方人性观的根本差异之一，体现在性善与性恶问题上，恐怕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前者强调人治，后者强调法治。

一个侧重党性的，一个侧重人性的。我们讨论人性，说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性问题，不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抽象人性概念。从狱中文稿显示的图画看，方志敏不仅谈及人性、阶级性，还涉及了党性内容。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方志敏自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去代替近视的庸俗的追求；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战胜种种个人主义的念头等等。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才可能使自己逐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伏契克或许缘于记者和作家的视角习惯，主要从人的现实生活层面，谈及人的思欲、食欲、情欲，人的尊严、自由、生命，人的文明、进步、幸福等，维护人的生存权益，主张人的生命意识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在此比较方志敏伏契克的人性观，讨论两者的相同与相异，其实是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其材料的来源仅局限于他们的狱中文稿，所以上述感觉、上述认识的肤浅，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这是第一篇写这种比较研究的文章，权当抛砖引玉，也有面世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方志敏．方志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捷]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曾钊新、人性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

现在再说敬爱总理，未免有些随大流了。震后温总理即刻赴川，5天辗转各重灾区视察慰问（而且刚回京几天，昨又重返灾区），为人民遭受的苦痛伤心落泪，为有力有序有效救灾而辛勤调度昼夜难息，日渐苍老。他的所作所为所牵所挂国内外媒体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众口交赞这位勤政爱民的好总理，所以，此刻表达心情真有点凑热闹之嫌了。不过，我可不是最近才被感动的，早在10年前就开始欣赏我们儒雅谦和、心系民生的好总理了。

98抗洪时，他还是副总理，南下北上，驻守一线数十天，与灾区军民共抗洪流，当时就对这位谦和务实、不事张扬的领导颇有好感，所以经常关注他的相关新闻。作为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他常深入农村基层考察，与农民亲切交谈，了解百姓疾苦，思考国策方针。就任总理后，更是心系人民，牢记使命，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我没记错，胡主席和温总理刚上任，颁布的第一个国务院令就是简化领导人出访接待仪式，之后相继出台了免除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改善收容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等一系列力促民生的政策，维护普通百姓利益，而对领导干部公务员则加强约束监管，努力建立高效廉政的人民政府（我致力参加公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成为温总理所要求的为民务实清廉的国家工作人员，努力为人民服务，帮他分忧，可惜屡屡不能如愿）。哪里有灾害，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非典，禽流感，艾滋病，地震，台风，雪灾，泥石流，重庆井喷，陕西矿难，松花江污染，物价上涨……，无论自然灾害还是重大事故，他总在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与人民共度难关；平时也常在基层调研考察，一年大半时间在乡镇基层，在人民身边；逢年过节，更是深入老、少、边、穷、灾区或生产一线，与农民、工人、病人、教师、学生、普通群众共度佳节，他说“与人民在一起过年，我安心”，而在大型联欢场合则很少见到他的身影。我想，总理并非不喜欢与民同乐，只是他心里装着全国人民，一定希望在所有百姓都幸福愉快后，才安心与民同乐。

非典期间，温总理在清华看望师生，有学生问：“如果把祖国比作一棵大树，我们每个人都是树上的一片叶子，那您把自己看作树上的哪一部分？”他说：“我也是这棵树上一片普通的叶子，现在这片叶子正因为非典而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心系民生，胸怀天下，百姓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像这次，看到人民遭受巨大创伤，他伤心焦急，在灾区几昼夜就头发花白声音嘶哑，也因此又感动了许多人，也让许多人心疼不已。“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上隐隐于朝”。淡泊名利、急流勇退、勇于舍弃是一种可贵的情怀，但明知前路艰险却无所畏惧毅然前行更是难得的气魄！在就职之初的新闻发布会上，温总理曾自我介绍说：“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五年来，我们都看到了这位温和坚定的总理的决心和行动。我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哪个地方出问题都会影响全国，再加上还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干扰，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同样，正因为国家大人口多，才有可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重重困难，是对政府和人民的考验，正如总理所说，“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一定会战胜这场灾难”（也就像胡总书记说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怨天尤人，而应该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举全国之力，团结奋进，共度难关。

《尚书．皋陶谟》曰：“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我认为温总理正是具备此九德的君子（当然我们的尤.伏也具备）。作为普通公民，我和广大人民一样非常期盼总理能继续连任，我觉得他当之无愧而且最为合适；可是，作为一名敬重老人的晚辈，真不忍心再看到他为国为民操劳的样子，不舍得总让这片叶子“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倒更希望他能在家安享天伦呢。

年初南方雪灾时，就有网友建议提名温总理为“感动中国”候选人（几年前我就想提名了），当时还有些异议，甚至有人认为他发自内心地为百姓动情落泪是在“做秀”，他们偏激狭隘的心胸怎能理解总理广博的爱民心（如果愿意，安坐家中在电脑前挑刺发牢骚的诸位，也可以亲临一线做做秀，看能坚持几次）？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总理为谁伤心？还不是为了他深爱的祖国和这片土地上的１３亿人民！对他而言（也是对所有领导干部而言），权力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把全国人民的安危福祉时刻放在心上。他当总理，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作为60年代地质学研究生，如果不专门从政，也许早就晋升所长、院长之类，带带硕士博士，退休后在家颐养天年，这次地震还可能作为专家顾问远程指导；何必以年近古稀之躯，辛勤奔波于灾区山区贫困地区，慰藉群众？那就是源自他的爱民情和责任心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温总理上任之初引用过的林则徐诗句，正是他这几年辛勤工作的写照，他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一点一滴温暖着国人，感动着国人。我想，总理根本不会在意个人的名利得失（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身体，让我们心疼），他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的幸福安康，即使真的高票当选“感动中国”人物，他也不会沾沾自喜，而且很可能全国同胞都支持，但他会婉拒这份荣誉，只有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他才真正感到欣慰。

据说热爱温总理的朋友们自称为“八宝饭”，说实话我觉得这种类明星粉丝的称呼亲切之余非常轻佻，不适用于总理，不过还是深感荣幸，我也是一名八宝饭，而且已有10年历史了呢。平时私下写的文字就有不少与总理有关，只是从未公开表明（当然家人和好友还是知道的）。真是惭愧，人民真心拥护一位热爱人民的总理，有什么不好意思呢？体制建设固然重要，领导人的素质、风度、学识、见解、个人魅力也不可少啊，像温总理这样谦和平实、勤政爱民、春风化雨的好公仆，怎能不让我们爱戴呢？所以，现在我也要借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正大光明地表达出对总理的敬意，这样心里才坦然。

温总理，温和慈爱、为民务实、鞠躬尽瘁的好总理，一次次感动中国感动人民，衷心祝您健康平安，请您为自己为家人也为您热爱的全国人民，保重身体！灾难来临时，总理在一线与大家共度难关，而平稳之后，同胞们也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重建美丽天府，使祖国更加繁荣和谐，人民更加幸福安康。在此也向在灾区抢险救援的部队官兵、医疗防疫人员、志愿者和日后的建设者们致敬，衷心祝愿灾区的亲人们早日抚平创伤，恢复正常生活。

（当然，出身教育世家的温总理儒雅博学，国学基础坚实，答记者问、接见外宾时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都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悠久绵长，这也是我和很多朋友敬佩之处，这次就不多说了。还有，有人对总理治理经济的能力有所怀疑，我想这不要紧，面面俱到的全才世间少有，只要能凝聚起有识之士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建设，同样能促进国家发展，那些经济学家也不见得天文地理都知晓啊。另外，胡主席也值得敬重，而且两位共事多年配合得很好，只是对总理的关注更早，感情也更深一些。）

虽然祖籍湖北，生在山东，只有1/8四川血统，但在心中，我一直更愿把四川当作自己的老家，那里见证了先祖创业的艰辛，见证了爷爷众兄妹成长求学和远行，至今还有很多亲戚在成都和绵阳。华西校园里，爷爷奶奶相识相知牵手相伴，成都老家中，姑姑的诞生给整个大家庭带去多少欢乐，4岁随祖父母回蓉城小住一月，长辈的热情慈爱更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根，是我美丽温馨的故园。现在，身居外地，听到山东方言只觉得熟悉，听到川音却倍感亲切，对山东的牵挂，更多源自对亲人朋友老师的思念，而对四川的关注向往，则是不由自主的思乡情（当然对齐鲁大地也非常有感情，但总感觉山东只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自幼年一别，无缘再会，总盼能再回四川，看看爷爷奶奶生活求学的锦官城，拜望那里的表亲，领略峨眉之秀、青城之幽、竹海之翠、九寨之绚，感受武侯遗风、草堂诗韵、三星文明、水利奇观，以及四川同胞的勤劳热情悠闲达观。不料灾难突降，川北强震，伤亡惨重，房屋坍塌，山路阻塞，美丽富饶的天府，承受了巨大的创伤！虽然在川亲戚都平安无恙，但看到满目疮痍的乡镇，听到日日攀升的死亡数字，国人无不悲痛万分，何况那是我魂牵梦绕、血脉相连的家乡！数万同胞瞬间离去，每个数字，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本该有着精彩或平凡的一生；幸存的人们，很多也不得不面对残缺的身体、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化为废墟的家园。心连心，共患难，决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真实的感受，他们的痛苦，是总理的痛苦，也是13亿人民的痛苦，捐款、捐物、鲜血、做志愿者、奔赴一线……人人都以实际行动为灾区、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不做些什么，就好像有种负疚感。“多难兴邦”，震后确实感到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大大增强，但是，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太惨重了？当然，如果大家都保持现有状态，积极投入到本职工作或公益事业中，努力促进国家中兴，那就算是大灾后宝贵的正面效应了。（说实话，以前“9.11”、印度洋海啸等巨大灾难时，也感慨过生命的脆弱，但从没有这样的沉痛，也许，这就是朋友、邻居和亲人同胞的差别吧。）

地震发生时，一位好友正随单位在峨眉山旅游，按行程2天后就要去九寨沟的，震后在成都住了两天，从绵阳返京（成都双流机场已被征用运送救援物资）。在那边她不断见到由政府统一组织或群众自发出动的救援车辆，送他们去机场的大巴也被征用于返程时运物资；还看到许许多多志愿者，他们的导游——一位年轻的成都姑娘，也要在送完旅客后回蓉做志愿者。她说，短短几天，就已感受到四川人民的热情友好，感动于他们大灾后的坚强自救，她也因此爱上那一片土地和人民，以后还会再去。而我呢，一直眷恋着秀美温馨的故乡，也一定要实现多年的心愿，再回去看看。爷爷走后，骨灰并没有安葬，奶奶说过希望以后回重庆融入长江，也许，多年之后，我会送老人回到故乡。我想，我们勤劳勇敢、坚强乐观的四川人，在全国同胞帮助支持下，一定会振作起来，团结自救，重建家园，等我们回家时，看到的，依然是那个“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的天府之国！

今天是全国哀悼日第一天，大难面前，文字是那样苍白无力，惟有沉痛哀悼和衷心祝福，愿逝去的同胞在天堂安息，幸存下来的老乡好好活下去，众志成城，共度难关，重建我们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好家园。

直到初三下学期五月的一个周日，临近中考，忙于做题疲惫不堪之际，为暂时放松，拿起语文课外读本随手一翻，就这样遇见了那篇改变我生活的《二六七号牢房》。之前我对作者一无所知，但仅仅是这么不经意的几眼，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不由自主被吸引了。透过生动形象的文字，我看到狱中生活的残酷、痛苦和沉重，但更感受到生命的顽强、生活的希望、理想的坚定和友情的真挚。那穿越厚实墙壁的欢快歌声，那阴暗牢房阻挡不住的对阳光的渴求，都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弦。我惊异于作者在濒临死亡的境况下依然保持着那份欢乐与希望，不禁慨叹，这是什么样的人，居然有这般情怀，又需要怎样的力量来支撑？他的坚毅乐观，好像已超出我小小心灵所能理解和体味的范畴。

中考结束，我迫不及待买回《绞刑架下的报告》反复阅读，试着理解他的胸襟。“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一句句平实有力的话语融入心间，原来，他积极斗争的出发点，不是国恨家仇满腔怒火（尽管他深爱的祖国正遭受敌寇入侵），而是爱和欢乐，为了寻求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使更多人享有欢乐祥和的生活。此前我所了解的英雄志士，大多肩负艰巨使命、在逆境中奋起力挽狂澜甚至舍生取义，钦佩之余，也因过分庄重而使人尊敬却不易亲近，他们似乎更适合在庙宇中供奉或在传说中演绎。而尤·伏，同样的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却不像那些艰苦卓绝的苦行僧或孤独悲愤的独行侠，他不是在重压之下被迫完成任务、勉强苦中作乐，而是与同志们一起，积极主动探索欢乐之路，同时也享受着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工作的欢乐过程。这种心态，在《报告》中随处可见，这部在死亡阴影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著作，却充满了对生命生活的热爱，对亲人朋友的深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期待。他喜欢称读者为“朋友”，而我，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位积极乐观真挚热情的朋友呢？

也许由于体内那1/8豁达乐观的成都血统吧，伏契克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积极阳光的。诚然，他生活的时代和身后遭遇都有很多可悲可叹之处，但他本人，一生都在欢乐中度过。如果他不问政事，安心研究文学，也许会成为颇有名望的教授，战时出国避避难，不至于身陷囹圄也没有此后的诸多争议，但他没有。他不是空洞理论家，而要积极投入实践。他深知所做事情的危险和后果，却毫无畏惧，他的欢乐，绝不是醉生梦死的庸俗享乐，不是危难面前退避三舍，而是为了更多人的欢乐去奋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这该是多么懊丧的事啊！但总得有人当这最后的一个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就是我的话，我情愿马上就去赴死。”“我从不后悔我成了树根。我没什么可悔恨的，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并且乐意去做。”所以他坦然看待生死，生前积极工作，狱中仍坚持斗争，就义时则慷慨从容。

反对者往往聚焦于他身后的种种，百般挑剔，这对于一个为祖国而逝去的生命是公正的吗？他们可曾想过，如果自己也处在1942年的庞克拉茨监狱，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否也能像他那样满怀希望坚持斗争？尤拉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曾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夺去我的欢乐，欢乐活在我的心里。……我热烈盼望着：当一切都变为陈迹之后，你们在回忆我时不是心怀悲哀，而是心怀欢乐，如同我在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那种欢乐一样。”是的，他的一生，欢乐充实有意义，积极追寻无遗憾，即使中途历尽艰险，也从未改变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未来的期待。

当我在《报告》中认识尤拉和他的同志们的时候，早已远离了那个充满战火与理想的时代；那时也全然不知，在他深深热爱并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祖国，由于政权更迭，出现了许多对他质疑甚至诋毁的声音；我只是凭着普通读者的真实感受，凭着内心对是非优劣的基本判断力，感到了强烈的感染和震撼，并且持续至今。在我看来，像他那样积极乐观的工作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过程，也是我十分向往并愿意效仿的境界。

我想，他的欢乐，源自与生俱来的天性，源自温馨慈爱的家庭，也来自坚贞不渝的理想和同志集体的力量。所以，我也选择了他的信仰（并且从未动摇，我的坚定应该就源自他的坚定吧），而体内那点成都人豁达宽容的基因，也自然而然被激活，我的精神不再空虚，心胸慢慢开阔，仿佛有登高望远豁然开朗的感觉，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看问题宏观长远，更多考虑他人和大局，不执着于个人点滴小事，不计较一时荣辱得失，即便有些许不如意，也能较快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直到今天，虽然在其他方面我还有很多不足，但这份宽广的胸襟和乐观的心态却让我引以为豪。

不可否认，我身上原本就有传承自先祖的乐观潜质，但那只是一片空旷的土地，如果没读过《报告》，没受到他的感染，很可能至今还像小时那样敏感忧郁。所以，我要真诚地感谢尤拉，感谢他在我心中播下了理想和欢乐的种子，让我能够积极乐观地工作和生活，而我也愿意用一生精心呵护这颗珍贵的种子，让它不断成长，长得枝繁叶茂高大挺拔。

尤﹒伏的优点还有很多，积极乐观的心态只是其中之一，但这是对我影响最大又比较容易学到的一点，也因此受益匪浅。我一直认为，像他那样积极工作，乐观生活，真诚待人，努力成为他所期待的新人，就是对他的告慰，而且，如果人人都能过上欢乐和谐的生活，先辈的奋斗也就有了意义。但看了tof在欧洲搜集整理的资料，我想我还是有些浅尝辄止，尤拉本身的思想、经历都还有很多值得挖掘之处，那就跟随朋友们的寻访足迹不断学习吧，既然心中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何愁不能继续生长呢？

(衷心感谢哈米老师对本文的审阅订正!)

        说起来，我与捷克的渊源很早就开始了。《鼹鼠的故事》是我幼时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动画片之一，而至今表哥2岁的女儿还在看它的DVD；小时家里有一本《好兵帅克》的连环画，不知是哥哥姐姐那里传下来的，还是父母特意买来给我讲故事、学识字的，书早就找不到了，对书中内容也毫无印象，但仍清晰地记得，我有一张坐在小凳上，前面茶几上摆着玩具和小画书的照片，那本书就是这本帅克的小画书。不过，虽然动画片和小人书早就看过，但那都是孤立的点，真正对捷克感兴趣，还是在读过《报告》之后，我想，主要就是源于字里行间洋溢的那种作者对国家的真挚的大爱吧。所以，从那之后，我也开始关注养育他的那一片热土和人民。历史、地理书上，与捷克有关的几行简略文字我都会认真、反复阅读；高中音乐课上听到的《沃尔塔瓦河》成为打动我的第一首西方音乐（我一向偏爱中国民乐），一是旋律优美激昂，另一重要原因，就因为它是捷克作曲家描写的他们的母亲河，而这也是尤.伏深为喜爱的音乐；看到提及捷克的新闻报道、旅游介绍，我都有些不由自主的激动；甚至对于一向不感兴趣也完全不懂的足球，我也希望捷克队能在比赛中取得佳绩，告慰先人。

        而且，我与捷克也有颇多巧合，以前在一本星座书上看过，我这个星座的朋友，适合去捷克、土耳其等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旅游；而在网上做过的一个印象模糊的心理测试中，我做出来的结果也是布拉格。（说到这，还有另一个巧合，我曾在网上做过一个“前世生活在哪里”的心理测试，答案正是我儿时去过、非常喜爱并愿意认它为祖籍的成都呢。当然这个很可能与我答题中露出的悠闲安详的心态有关。）虽然我从不迷信，但有时也会感叹缘分的奇妙，莫不是命中注定，今生就要与捷克发生联系？

        只是，非常抱歉，我的爱屋及乌也仅止于此，看到相关新闻会积极关注，但没有报道，一般也不会主动搜寻，更没有tof那样的热情与执著，从《报告》扩展到捷克文学，并学习德语、捷克语，一步步走向那遥远而又亲切的国度。虽然我也曾想过实地寻访，但都是想想而已，觉得那么遥远希望渺茫，从没想过要变成现实，即使现在，在得知朋友们即将实现心愿时，我还是心动大于行动，更希望坐享其成，看到她们带回的报道，而不是随她们同行。就像我虽然喜欢山水风光，但总是收集门票、浏览资料多，外出旅行少一样，基本是纸上谈兵（这当然也有时间、经济等因素）。这是不是有负于那冥冥之中的奇缘？不过，我想，在心中真诚怀念，像他那样积极乐观地生活，努力成为他所期望的一代新人，也算是对先人的一种告慰吧。所以在新单位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学习、工作，为国家、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算不辜负这种机缘巧合了吧。

                       小孩天真无邪，老人宽容豁达，各有风姿，但我更喜欢老人，他们历经世事、心已淡然，无谓名利，只愿过好每一天。我喜欢与老人谈心、交流，耐心听他们唠叨，他们不像年轻人那么激进、目标高远，只希望自己还有价值。他们需要交流、渴望理解，但子女大多忙于工作，即使有孝心，也多以物质满足为主，无法倾心交谈，有时反而还需老人的安慰。我想给予和付出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断然分裂，老人奉献了一生，应该乐享天伦，快乐地度过最后的时光。与老人谈心，也不是一味吹捧，而是投其所好、因人而异，真正说到心坎里，即使委婉地提意见，他们也易于接受改正。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喜欢老人，理解老人，愿意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忧，当然，首先要从自己的老人做起。

                      其实上面几段全是照搬以前的日记（我偶尔也有点感想，远比不上tof 的日记丰富系统，不涉及隐私，也不打算上传，不过以后也许会发点可与朋友分享的观点），但我喜欢老人胜过小孩这一感觉早就产生了并且从未动摇，只是以前没有直接认识，这一阵分别见识了家里的小孩和老人（就是我表哥2岁的女儿，和我84岁高龄的奶奶），进行了一下对比，越发喜欢慈爱明理甚至过分客气的老人了（当然小丫头也很可爱）。

                       早上起来，大姨姨夫和表哥表嫂准备好早餐，围在小姑娘床边，静候她睁开眼睛，为她穿衣、洗漱，如果醒后哭喊，还得哄哄抱抱；而奶奶，一早起来（老人觉少，醒得很早），轻轻洗漱完毕，又回到床上躺着，害怕打扰其他人休息，也不希望妈妈因此早起做饭。

                       表哥家吃饭，都是先喂过孩子，大人再吃，白天晚上还要多次加餐，可小姑娘挑挑拣拣，喂到嘴里也不好好吃，之后又常常因为饥饿而哭闹，进而再加餐；老太太则会把碗里的饭菜当任务似的努力消灭，以示对为她做饭和夹菜的后辈的尊重，我家开饭晚，她一定不到饭点就饿了，却什么也不说，只等着我们做好再来叫她。

                       晚上睡前，小姑娘会缠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玩，让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或家务，陪着她跑来跑去唱唱跳跳；老人则安静地坐在床上看电视，还把声音调得很小，不打扰他人休息，虽然她渴望交流，但总会说：“你们忙你们的，我自己就行。”

                       正在学话的孩子，不时冒出一句句谁也听不懂的话，引得长辈高兴称赞，无论说什么，总是耐心倾听回复；老太太爱操心，常常重复一些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一般却会让人觉得唠叨、厌烦，只是简单的哼哈回应甚至中途打断。老人确实有点啰嗦，但那是她对孩子们的真挚关心啊，如果耐心倾听甚至认真回应，她一定非常高兴的。

                       小孩的衣服鞋子，动辄几十几百元，穿不了几个月就小了，再继续添置新的中高级服装；老人的廉价衣服一穿十数年，要给她买新衣却连连拒绝，说年纪大了不常出门，用不了那么多，也省得以后处理麻烦。那天出去看到打折的睡衣（价格还不到普通童装的一半），给奶奶买了一套，她居然那么感动，老人多容易满足啊！只要能静心听她说话，和她聊天，多关心交流，让她觉得自己不是负担，而是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看到自己仍然有价值，就可以了。

                       小孩心中只有自己，喜欢全家人围着她转，不考虑他人感受，无所顾忌地提要求；而像奶奶这样明理的老人非常自觉，生怕给人添麻烦，尽力自理，儿孙幸福她就高兴，即使有期盼也藏在心中不好意思提，保重身体也主要为了不拖累子女，真想不通为什么喜欢小孩的人那么多，而赡养老人对很多人来说却仅仅是义务，不是情感的交流（我家长辈做得就很不错了，不过也是重物质多于精神交流），有时真的只需几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能让老人心情愉快的。

                   孩子还要不断成长，有着灿烂或平淡的未来，大人可以继续陪伴；而老人已一生劳碌，逐渐走向归途，不知何时就会离开，所以，我非常珍惜与老人共处的日子，更愿意多花时间去陪老人而不是哄小孩。我用轮椅推着奶奶在院里走（她前年摔伤过腿，不能走远），看见许多爷爷奶奶推着坐在童车里的孙子孙女玩，我们相视一笑，不仅是因为看到天真活泼的小孩高兴，更因为，我已长大，不再是需要照顾的孩子（虽然还是继续得到长辈的真切关心），而是可以用真情和财力回报老人的成年人了，我喜欢这种感觉。我知道，奶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她从未忘记我的承诺（我曾说过工作后要与奶奶一起生活），可她不会说出口，不会为了满足她的心愿而阻拦我的行程，只要儿孙工作生活顺利，她就高兴；但我心怀愧疚，深感有负于她，又不知如何弥补，只有回家时多陪陪她、在外面多打打电话了。不知我是否高估了自己的作用，其实，奶奶只是需要有人倾听，即使我不在身边，有父母、姑姑、伯父或保姆陪伴，如果他们也能像我一样耐心听她唠叨、与她聊天，她也一样会开心的，不是吗？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想想87年前的今天，在那个有点经济基础的大家庭里，诞生了第一位男孙，祖辈一定非常欣喜吧，爷爷儿时受到的关爱一定不亚于表哥的女儿，随着成年求学、离家北上，在北方落地生根，他们又把关爱给了姑姑、伯伯和父亲，然后又给了我们。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爷爷奶奶在我身上付出的情感和精力与大姨对她小孙女相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祖籍湖北，生长在山东，却总觉得四川才是我们老家，主要就是因为，从小听惯了爷爷奶奶那一口川味普通话（另外在成都还有很多远亲，而且我喜欢成都人达观淡然的心态），现在单位里的同事来自四面八方，走在路上或在餐厅里，偶尔听到几句川音，就觉得那么亲切，让我想起祖父母的声音，而听到山东话，只感到熟悉，并没有那种亲切感。

                 感谢儒雅谦和宽容慈爱的祖父母，给予我的精心照料和潜移默化，使我顺利成长，延续了祖辈的血脉，也传承了他们谦虚宽容、宁静淡然的性格，祝愿爷爷在那边过得平和安宁，奶奶能愉快安详地度过晚年，无论我是否在身边，她高兴我就高兴，我高兴她也会高兴的。重阳节也不远了，顺便也祝福所有的老人，健康愉快，安度晚年。

          感慨的话就不多说了，重在实际行动，不管能力多少，尽到自己的义务就好。今天就看看几处与抗日战争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以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十周年吧（抱歉我目前的收集有限，连九一八纪念馆都没有，以后会逐渐增添；我用手机拍的，可能有些图像不够清晰，还望朋友们见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坐落在七七事变发生地——北京市卢沟桥旁原宛平县城内，落成于1987年。基本陈列由3个综合馆、3个专题馆（日军暴行、人民战争、抗日英烈）和1个半景画馆组成，共有照片和资料3800件、文物5000件。综合馆展示全国抗日战争全过程；日军暴行专题展示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其中有“七三一”细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复原陈列；人民战争专题馆展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和浴血奋战场景，其中有台儿庄、平型关、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的介绍；抗日英烈馆展示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赵一曼、左权、彭雪枫、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人的英雄事迹；半景画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模拟七七事变战场，形象生动。（转自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edu_jidi/03.htm）

正面                                                      背面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位于北京市复兴路9号，是我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由古代战争馆、近代战争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馆、抗日战争馆、全国解放战争和兵器馆组成。藏有6000余件珍贵的文献、实物、照片、图表和模型。这里展示从古代战争经近代战争到现代战争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特点，是兵器纵览和兵器知识的总汇，从刀枪剑戟到现代各种精良的枪械，从木牛流马到各种坦克战车，从木船到各式舰艇，从飞鸽传信到火箭上天和卫星转播，从鞭炮地雷炸弹到战略核武器。还展示几千年来炎黄子孙反抗侵略和压迫，为争取生存权利、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历史，讴歌中国历代的战斗英雄和杰出的军事家，展示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赞颂他们感天地泣鬼神的盖世功勋。（转自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edu_jidi/02.htm）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江东门，是侵华日军集体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葬地。为悼念遇难同胞，南京人民于1985年修建了纪念馆，1995年又进行扩建。该馆占地面积2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物采用灰白色大理石垒砌而成，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是一处以史料、文物、建筑、雕塑、影视等综合手法，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杀特大惨案的专史陈列馆。
       该馆共分为外景展区、遗骨陈列、史料陈列三个部分。外景展区由群雕、立雕、浮雕、标志碑、纪念碑、诗碑、赎罪碑、枯树、断垣残壁、遇难者名单墙、绿树草坪等诸多景观，构成了生与死和悲与愤为主题的纪念性墓地建筑风格。外形为棺椁状的遗骨陈列室内，陈列着建馆时从“万人坑”中挖掘出的部分遇难者遗骨，是侵华日军大屠杀的铁证。呈墓穴形状且半地下的史料陈列大厅内，陈列着1000余件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图表和见证资料，采用灯箱、沙盘、泥塑、油画、复原景观、多媒体触摸屏、电影电视等现代陈列手段，再现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历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
       该馆成为国际间祈祷和平与历史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自2004年3月1日起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转自http://sight.njyaly.cn/htm/datusha.htm）

西安事变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是在“西安事变”主要旧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86年12月建成开放。包括张学良将军公馆、杨虎城将军止园别墅、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五间厅等处旧址，并举办有“张学良将军生平展”、“杨虎城将军生平展”和“西安事变”等基本陈列。共展出700余件历史照片、大量历史文件及几十件文物等。（转自http://old.jfdaily.com/gb/node2/node171/node54978/node54983/node54989/node55615/userobject1ai856760.html）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此设立了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要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转送战争物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等多次来此，并指导工作。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9月办事处撤回延安。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址包括七贤庄第一、三、四、七号院，建于1936年。一号院是主要办公地点，南北长82米，东西宽17米，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由南北两个大小、结构相同的两进院落组成，建筑为砖木结构平房，硬山顶，土坯心表砖墙壁。南、西、北各设1门。两院的主体建筑呈横“工”字形，东西面阔五间，南北进深六间，屋内地面高出地表80厘米，下设地下室。三、四、七号院隔二、五、六号院依次向东排列，结构与一号院基本相同。二、四号院为办事处下属各部门和工作人员居室，七号院为招待所。

1959年，一号院经恢复修整，建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馆存文物907件，照片3327张，回忆录500篇。其中有周恩来遗物，朱德、林伯渠书信，中央给“八办”指示电，“八办”日志等。纪念馆还曾举办过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图片展览。1984年对一号院主要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并加固、维修了三、四号院内的部分建筑。（转自http://www.chinaculture.org/gb/cn_bwyg/2004-06/28/content_47650.htm）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位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向阳街139号。监狱1902年由沙皇俄国始建，1907年日本扩建而成。监狱围墙内，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有各种牢房275间，可同时关押2000多人。还有检身室、刑讯室、绞刑室和15座工场。监狱围墙外，有强迫被关押者服苦役的窑场、林场、果园、菜地等。总占地面积22.6万平方米。许多中国和朝鲜、日本、俄罗斯、埃及等国家的人民曾被囚禁和屠杀于此。

这座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三国先后建造的监狱，是帝国 主义列强侵华和反人类的铁证，其野蛮和残忍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旅顺，监狱解体。1971年7月，监狱旧址经过修复后，作为陈列馆向社会开放；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旅顺监狱旧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牢房建筑呈“大”字形放射状，灰砖部分系沙俄早期修建， 红砖部分则是日本后期扩建253间。每层牢房都是并列两排，在走廊地面中间安装铁箅子，除供看守监视外，还可以透光和上下空气流通。三面牢房的连接处设有看守台，看守可同时监视左中右三面牢房。（转自http://www.lsprison.com/complay.htm）

        

文化遗产

故宫： 北京故宫                                                 沈阳故宫        

        

青城山-都江堰

颐和园

   

明清皇家陵寝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长城

                                              

                                    

                                    

天坛                                                                                                莫高窟

                 

大足石刻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武当山古建筑：暂缺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暂缺

皖南古村落：暂缺（西递、宏村没有，只有棠樾古居和歙县牌坊）

布达拉宫：暂缺

平遥古城：暂缺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暂缺

澳门历史城区：暂缺（只有珠海游船的澳门环岛游）

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暂缺

自然遗产

九寨沟                                                                                                      黄龙

                                          

武陵源

中国南方喀斯特：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

    

三江并流：暂缺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暂缺

文化景观                                

庐山

文化与自然遗产

泰山      

黄山

                                    

     

峨眉山-乐山大佛

     

武夷山

另有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                    古琴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蒙古族长调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