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

昨晚最后一次联系刘律师是十点多钟，发短信说堵车，大概两小时后到。可是之后再跟他联系就打不通电话了。今天早上打仍然不接，到最后就变成了已关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南都的记者赶了一夜路，早晨五点半才到。打听到张银磊的父亲也来了。

张父很客气，我不知怎么描述他好。我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人，他总是很谦卑很客气的样子，仿佛已经习惯了把别人放在自己之上，就像在洪洞县碰到那些政府工作人员，总是很高傲很无理的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把别人放在自己的脚下。

在张父那里看到张银磊在黑窑里的时候写给“尊敬的恒大人”的一封信，请求他让自己回家。我拍下来了，回头把照片发上来。

还看到他带的照片，南都的记者拍了，广州那边的网友应该会在5号的报纸上看到这些照片。

黑窑案是公开审理，凭着身份证就可以进入法庭。但居然是拒绝媒体采访的，南都的记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凭身份证进去的，虽然旁听证上没有不准记录，但是他们记录的纸和本子最后都被没收了。

案件的审理过程也都有报道了吧。我就不用多写了，只讲一下我自己看到的。

这个法庭里好像没有被害人。

我只见到了张银磊的父亲。还看到刘律师，他是一个人来的，申海军和他的家属都没有来。公诉人整个审理过程中几乎没有提起那31个人，好像这个案子里只死了一个刘宝，大家围绕着我没有打死刘宝，打死刘宝的时候我回家了相隔千里之外，打死刘宝的时候我还没来不知道这回事，我虽然打死了刘宝但是是别人叫我打的展开了激烈辩论。31个受害者的名单，直到最后庭审快结束时才被公诉人想起来，提交给法庭。

也好像没有罪犯。

五个被告没有人表现出一丝悔意，他们看上去不觉得这些事有多么伤天害理，只是忙着为自己辩解。衡庭汉说他没有叫打人，相反赵延兵手庠爱打人，他和王兵兵不只一次地为此还打过赵。赵就是打死了刘宝的那个，但他说他打人衡支使他打的。打死刘宝的时候衡不在，是衡的“干儿子”陈让他打的。他不敢不打；

还好像没有犯罪。

王兵兵的辩解让我想把前两天记的那些东西都删掉算了。我真是太天真太年轻（尽管我已不年轻）太简单。我没想到一个人这样了还能委屈。替窑主辩护的人说山西窑主是替河南包工头背黑锅。王兵兵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家跟窑厂是连着的，我们前天在曹生村砖窑看到的那个院落就是王兵兵家。他有事时会一天去窑厂三四次，没事时就隔一两天去一次；他自己也打过窑厂里的“工人”；窑“工”跑了，包工头是骑着他的摩托车去追的；窑“工”不够用了，他陪着衡去西安黑中介找的人；刘宝被打死了，是他找的坟穴……就这样了，他还委屈地说不干他的事，他不知道那些窑工是被关在他家里的，他不清楚他们受到了虐待，他还给他们买菜了呢，辩护律师提供了四份笔录，说王兵兵买了谁家的菜，谁家的面条，过年时还买了猪肉呢。张银磊烫伤了，他还找了诊所的医生来输液了呢。大家不要愤怒了，都去曹生村给王兵兵家人磕头去吧，感谢他们善待被河南包工头衡庭汉非法用了的窑“工”。王兵兵说都是衡的事，可是窑“工”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大老板，衡被称为老板。

王家很好找的，到了曹生村闻着臭味找就行，在最臭的地方，有个化肥厂，化肥厂旁边有条小路进去就是他的砖窑，他家跟砖窑挨着的。

为了一条悲惨死去的狗，我看到了天涯网友的惊天愤怒，感天动地啊。王兵兵家旁边的砖窑里打死过一个人，31个解救出来的窑“工”，全部有伤。不过，这些罪孽，跟伤害一条狗相比，在天涯网友的眼里，应该是太轻微了。

张银磊父亲提交的张银磊受伤的照片，审判长拿着问衡庭汉，问王兵兵，你们要看吗？

他们都很干脆地摇头，不看。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

结束的时候，被告人最后陈词。

衡庭汉说他没有叫打人；王兵兵说他不知情。他这样辩解为什么自己家在窑厂也可以不知情。那个窑厂也是经常有人来买砖的，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至少有几千人都来过窑厂，见过这些浑身黑乎乎从不洗澡身上带着伤口散发着臭味衣衫褴褛衣不蔽体的窑“工”而最终视而不见，他们只是来买砖。山西的砖价，是全国最便宜的。即便是那个拉砖的跟我抱怨说已经涨到一分三了，来找孩子的家长余听到这个价钱也情不自禁地惊呼，真便宜。余以前在安徽地窑厂也打过工，所以他很清楚砖窑的一切，看了王兵兵的砖窑，他内行地估计，这个窑比较大，差不多要近百个工人。而庭审上说的，王兵兵的砖窑确实只有31个工人。当时解救时还逃跑了一些人，加起来顶多四五十人。王兵兵的砖窑在包给衡庭汉之前，年产四十万块砖，经营状况不好。包给衡庭汉后，年产四百万块砖。为什么所有的工人都有烫伤，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很高的工作任务，窑温没降下来，窑“工”就要进去拉砖。

我过去觉得这是一些恶魔，他们杀人不眨眼，穷凶极恶。但今天的旁听让我明白了，其实这真的不过，只，是一起“非法用工”案而已。只不过，他们更情愿用智障的人，这样可以不用给工钱。至于那些头脑清楚的人，他们也还是打算给工钱的，当然他们可能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将打算在何时给，这只是在拖欠工资。难道中国不是有很多工厂工地都一直如此吗？要连累到爱哭的总理为工人讨薪，可想而知有多少工人就这样被拖着工资，想走又不敢走，不走又太苦太累。山西黑窑只不过是极端了点而已。我也听到有人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的确是这样“自愿”的。

衡庭汉也辩解说，他没有限制窑“工”的人身自由。只是头一个月不准跑，因为350块的“中介”钱还没有赚回来。（当然即便是刘东升说也在法庭上，他也没有人生自由）

真的不用太拍案惊奇。因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最小的被告刘东升，是89年的，刚刚18岁。他也是被衡从黑中介那花了350块钱买来的。在曹生村砖窑当了衡的“干儿子”，他也得干活，当然应该是轻松一些的吧。他还负责当看守，他也打过人。他没拿过工资。三个月，他只从衡庭汉那里借过四次钱，总共借了四十块钱。

他最后没有为自己辩护，他说，他只想见他的后父一面。之前公诉人讲过，他和他的妈妈当年是以3000块的价格被一起卖到河南的。

被告们都背对着我们，我只看见他抬起戴着手铐的手，抹起了眼睛。

7月5日

下午和南都的摄影记者坐车再到永济，他准备拍一组受难窑工的照片。

先到艳红旅店的那个救助站，已经空了，旅店里的人说几天前就搬走了。我急忙打电话给民政局陈局长，原来是搬到栲栳镇敬老院了。

天还没黑，于是又打车赶去栲栳镇敬老院。但这次跟上次不同，上次很热情地迎我进门的冯大爷，这次只是冷漠地说，要民政局打电话才行，就留我们在反锁的门外，不再理会。到屋后的围墙去“喊话”，还是不行。

又跟陈局长打电话，她又请示过正局长，说能进去看看，不同意拍照。只好返回永济。

7月6日

一大早又和南都摄影记者赶到民政局，运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说服陈局长答应可以去拍，但只能拍三两个人。

听她接电话，我似乎明白这几天发生了些什么事。她在电话里跟对方说，“都已经给他换了衣服，洗了澡，结果在吃饭的时候走丢了。你放心，我比你还急，我们会积极找回来的。”放下电话，她跟我们解释说，前几天收留的一个流浪汉，已经跟他姐姐联系好了，说过来接他，结果他给跑丢了。

相信智障窑奴获救后给民政救济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题，上次王大娘说，有人拉在裤子里，有人偷喝啤酒之类的，都还是次要的。最难的是，有人逃跑。陈局长提到栲栳镇敬老院时，说那里的人会翻墙。她没有说有人翻墙跑了，但我高度怀疑已有人这样跑了。

上次网友找到的那三个人就走丢了一个。我也注意到陈局长特地强调，现在救助站里的人并不都是获救窑工，还有街头流浪的人。这种说法跟我当初从救助站工作人员听到的说法已经有了暗渡陈仓的改变。现在救助站里当然也可以说有获救窑工，也有街头流浪的人，但是这些流浪的人是包工头跑了以后从砖窑里放出来的人流落街头。这种说法的改变我猜测是在为有人丢失打伏笔。

严格来讲，有人丢失当然属于民政部门的疏忽。不过我自己其实还是蛮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的。我也不认为这应该只由民政部门负责。这么多受害者，这么重大的事件，当然应该是整个政府部门都用非常的手法动员全力推行各项工作。推给民政局一个部门来做这些事，是政府缺乏全局观念，不负责任。这一级别的民政局，从来都是弱势部门。像那个敬老院虽然环境清幽，但条件跟正规的处所比起来肯定要简陋得多，只有三个老人看管照顾，有人跑了，我是觉得这个责任不应该只由民政局来负的。

我大体相信目前的行政高压对于永济的民政部门是起作用的，也能够感觉到民政局在处理这些事情方面的谨慎负责。（我对洪洞县的观感相对差很多，我很吃惊在如此行政高压下，洪洞县的行政工作人员居然是这种表现。我见到的所有家长跟我聊起来都会说运城不错，临汾太差，然后会很赞同地表示“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些智障窑奴当然有对自由的需要，但救助站为了避免被指失职，一定要限止他们的自由。有人逃跑丢失应该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事。

我虽然这样为民政局开脱，但其实我心里很明白，作为这里整个行政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显然也并不是对下负责的行政单位，他们都一样，都是只对上负责的。我只是觉得，在现有的这种行政体制下，他们的表现还算可以了。当下对中国的官僚机器是没办法按应有的标准去衡量的。

下午包了车去当地一个村去调查黑砖窑的一桩旧案。刚来永济时我听当地一个司机讲起，有一个当地的小孩在西安竟然被又骗回附近的芮城的黑砖窑。

很顺利就找到了小孩的家，听他家人的描述，竟然是一个比曹生村砖窑更残忍，规模更大的砖窑。一样有残酷殴打，一样有死人。是2005年发生的事情。

我回头把其中一个受害人的起诉书贴上来，发动人肉搜索引擎。那个砖窑，据家长描述窑奴住的工棚是铁制的。不知道拆了没有？我实在是有点儿想家，所以在最后时刻退缩了，没有去那里调查。

窑主或包工头也被捕了，似乎判了，家长说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受害人都没有得到赔偿，他的孩子也只是补发了工资。

我会继续寻找几个受害人。

从家长的描述，我也终于清楚如果曹生村砖窑没有被提前端掉，那31个人没获得解救，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他们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冬天砖窑停工。包工头会开车送他们离开，直到开到深山里，然后隔一段路就给一个人塞50块钱踹下车，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走不出去的人，可能就死了，手中捏着50块钱。也许他们很乐意死去，因为他们曾经在的这个世界，如此冷酷，如此绝望，如果不是死去，还真望不到尽头。

大概看了南方周末最新出的报道，“黑砖窑风暴中的山西官员”。这个题目很讨巧，很吸引人。不过却终于露出这个社会的可耻的一面。跟我听黑窑案开庭的感觉一样，无人忏悔。

那个结尾写得真肉麻。

我想起艾晓明在她的记录片里说过的话，她要让自己的摄像机属于人民。她的《中原纪事》，宁肯偏激，也绝不给那些官员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从新闻报道的原则看，也许是需要给双方说话的机会。但我觉得，山西官员是不配有这样的机会的。

不光是山西官员，整个的他们，都不配。

山西之行暂告一段落，准备回家了。

晚上跟南都的摄影记者吃饭，聊起来这一趟山西之行有什么感受。我说，当初是觉得语言太无力了，所以督促自己要行动。来了以后，发现行动也是无力的。

其实来山西，对自己的意义远远大于对别人的意义。

我看到了一个行将崩溃的绝望和混乱的场景。我发觉我正在一辆加速度奔赴绝望之地的列车上。也许多少年后，当它到达那悲哀之地时，我不会那么惭愧。我会安慰自己说，当初，我曾经企图为阻止它而付出过努力，我行动了，而不只是说说而已。尽管这个努力是这样微小。